鑽石舞台

原標題《智利，一個特殊案例》

智利，是一個特殊的案例。

1973年，皮諾切特發動政變，推翻了阿連德的民選政府，智利進入了軍人政府時代。軍人政府僱傭了一批「芝加哥男孩」推行自由經濟改革。這場改革創造了智利經濟奇蹟。皮諾切特最後將軍人政府過度給了民選政府，實現了智利的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

一些經濟學家將智利視為自由市場改革的典型案例，皮諾切特式「威權市場主義者」被認為是國家轉型的過渡性方案。

但是，皮諾切特維持了17年的軍人政府統治，對政治對手的打擊極為殘酷。同時，智利經濟繁榮的另外一面是寡頭經濟與貧富懸殊。一些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常常藉此攻擊皮諾切特，否定自由經濟，嘲諷弗里德曼與「芝加哥男孩」。

智利是不是一個成功案例？「威權市場主義者」是不是過渡性方案？

智利的故事遠比以上標籤化的認知更加複雜與精彩，本文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智利歷史上三個時期的國家命運演變。

本文邏輯

一、阿連德時代：民主政治與計劃經濟的實驗

二、皮諾切特時代：軍人政府與自由市場的結合

三、全民智利時代：政治自由與經濟寡頭的鬥爭

民主政治與計劃經濟的實驗

智利，在南美是一個特例。與阿根廷、巴西等國不同，智利的種族構成與宗教信仰單一，絕大多數是西班牙後裔，說西班牙語，幾乎都信仰天主教。

這個國家的地形呈南北狹長帶狀，東西平均跨度不到200公里，而南北跨度達4800公里，接近中國版圖的南北距離。東面是高聳延綿的安第斯山脈，西面是南太平洋，北面是沙漠。在歷史上，智利的政治高度穩定，受鄰國干預少，歷史包袱小，民族矛盾少，同時自治文化濃厚，「我們智利人知而自治」【1】。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智利已經實行了40多年的民主政治，湧現左翼、右翼與中間派三股勢力。哪個勢力執政，取決於中間派支持誰。當時，左翼與右翼的矛盾尖銳，政策頗為極端。

1964年大選，中間派的弗雷當選總統。弗雷上台後搞改革，以政府的名義購買了美國商人在智利銅礦開發公司51%的股權，大量投資基礎教育與基礎設施，還廢除了大莊園制。但是，中間派執政兩邊不討好，左翼痛斥其太軟弱，右翼卻認為太激進。加上通脹高企，物資短缺，民眾對弗雷頗為不滿。

1970年大選，中間派失利，左翼的阿連德以微弱的相對多數票（36%）戰勝了右翼（35%）當選總統。阿連德出生在政治氛圍濃厚的家庭，其父親是共濟會與激進黨成員。阿連德信奉左翼思想，長期擔任衛生和社會福利部部長，曾多次參選失敗。這次，阿連德聯合社會黨、激進黨等左翼政黨，以及中間派基督教民主黨組成人民團結陣線才勉強獲勝。在很多人眼中，他是左翼中的溫和派，希望通過民主而不是暴力的手段達成政治目標。

但是，令人沒想到的是，阿連德上台後就來了一頓猛如虎的操作。阿連德強行實施計劃經濟，將一批大型工商企業國有化，包括智利銅礦公司全部國有化，沒有支付美方投資者一分錢賠償金；徵收大量土地，實施集體合作社；凍結物價對抗通脹；大量印發鈔票，擴張財政赤字，大幅提高工人薪資；將關稅提高到120%，驅逐外資和外部援助。

阿連德這頓操作引發了嚴重的經濟災害。大量印鈔推高了原本高企的通脹，凍結價格打擊供給導致物價更高、物資更短缺。工人名義工資上漲，但扣除通脹後的實際工資比弗雷時代更低。

阿連德原本就基礎不牢，如今原本為數不多的支持者也走到了獨立面。人民團結陣線瓦解，中間派紛紛離他而去，左翼勢力中的銅礦工人發起全國大罷工，右翼勢力走上街頭控訴阿連德，社會秩序混亂，經濟系統崩潰，街頭暴力不斷。

但是，阿連德並不是一個像斯氏、卡氏、切氏那樣的左翼領導人。他是一位民選總統，不是一個革命者，至少不是一個徹底的革命者。他掌握了政權的合法性，努力維護民主制度和自治傳統。在計劃經濟上，阿連德也是異與蘇聯式的中央計劃體系。他讓工程師請來了當時英國著名的控制論專家，打造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覆蓋全國的實時經濟信息網絡：Cybersyn【2】。這個系統包含了中央控制和地方自治兩個特點。在中央控制室中，阿連德可以掌握全國各種物價的實時數據，並設置了預警機制。這個系統也吸收了如今的分布式的構想，阿連德試圖發揮地方自治傳統，以更好的調控物價以及分配物資。科技史學家梅迪納將阿連德定義為「控制論革命者」。

如此，民主政治與計劃經濟神奇地走在了一起。人類歷史上僅此一例，這就是阿連德時代的特殊性。二戰後，歐美一些國家的左翼政黨通過民主方式掌權，如英國的工黨執政，也採取了部分國有化政策，但頂多是搞福利國家建設，均未像阿連德一樣全盤推翻自由經濟，實施計劃主義。

另外，阿連德公開宣布要在智利建立一個像古巴一樣的政權。阿連德與古巴的卡斯特羅交往甚密。這讓美國人感到恐懼。要知道就在8年前，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差點將世界推向核戰爭。從此之後，任何一屆美國總統如果放任美洲再次出現類似古巴這樣的政權，都很可能遭到國會的彈劾。

在弗雷時代，智利與美國關係友好，是拉丁美洲中獲得美經濟支持最多的國家。而阿連德上台後硬生生地為智利製造了一個強大的敵人。

最大的危險來自國內。阿連德的極端政策助長了極左勢力的政治野心。他們對智利的國家軍隊極為不信任，發動革命左翼運動，開始囤積武器，試圖跳過阿連德發動暴力革命，徹底控制智利的國家政權。

這時，執政不到三年的阿連德面臨一觸即發的政治危機。但是，阿連德選擇信任軍隊，任命皮諾切特為陸軍總司令，試圖拉攏軍方進入內閣。同時，阿連德試圖發起公民投票的方式決定他的去留，但為時已晚。

1973年9月11日凌晨1點半，軍人發動政變。早在十天前，海陸空三股勢力就已達成共識，身為陸軍總司令的皮諾切特在最後時刻加入了這場政變。當天午夜，原本在太平洋參加演習的海軍艦艇突然返港，陸軍迅速控制各大城市的警察局、政府、銀行、廣播台及要害部門。

阿連德是早上6點多在私人寓所中獲知政變消息。他拒絕出國避難，帶着總統衛隊前往總統府。阿連德頭戴鋼盔，手握AK47自動步槍進入了總統府辦公室。接着，皮諾切特領導的軍政府委員會發布公告，勒令阿連德立即辭去總統職務。

但是，阿連德拒絕了。他在憲法廣場上做了最後的演講，痛斥政變軍隊，堅持抗爭到底。當天中午，政變軍隊攻陷了總統府。悲憤的阿連德在總統府辦公室用那把AK47自殺了。槍托上鑲嵌有黃金，上刻「送給我戰鬥中的朋友和同志，菲德爾·卡斯特羅贈」。

阿連德的政治烏托邦以這種悲壯的方式崩塌了，那個超級信息網絡Cybersyn也隨之覆滅。這一政治與技術實驗的失敗，歸根結底在於對經濟規律的錯誤認知上。

當新制度經濟學家科斯、威廉姆森肯定計劃調節時，經濟學家們頗為擔心。大型企業以及超級計算機可能以計劃的方式接管經濟。其實，政府、企業、家庭等組織都採用計劃調節資源，但此計劃與計劃經濟是兩個概念。米塞斯的貨幣計算的解釋是技術性的，更為根本的是計劃經濟是統治經濟，消滅自由與競爭，也就消滅或抑制人類最為本源的創造力。政府、企業、家庭等組織的計劃效率根本上來自外部競爭，如果外部競爭消失，計劃效率也隨之消失。今天學界討論的量子計算機的計劃經濟，與阿連德的烏托邦實驗，都是對人類創造源頭的毀滅。

之後，軍人政府接管了智利，這個國家開始進入皮諾切特時代。在這場政變之前，智利的國家軍隊從來沒有插手過政治事務。當時，中間派、右翼以及大部分市民，渴望這場政變終結阿連德帶來的經濟災難與社會混亂。不誇張的說，這場政變拯救了智利，避免了智利滑向古巴式的國家，也避免了一觸即發的內戰。

當時，絕大多數智利人認為，軍人政府不過是一個過渡政府，最多等兩三年時間軍人政府會主動將政權還給民選政府。畢竟智利是一個擁有民主傳統與自治文化的國家。

但是，令智利民眾沒有想到的是，這一等就是17年。

軍人政府與自由市場的結合

如何評價這場政變？

阿連德，在執政上昏招頻頻，導致國家陷入混亂。但是，阿連德畢竟是民選總統。這時，到底是通過民主的手段終結阿連德政府，還是發動軍事政變？軍隊在什麼情況下可以接管政府？

這是憲政主義的一個難題。皮諾切特最初有點猶豫，但最後選擇了後者。皮諾切特自辯以摧毀民主的方式來挽救這個國家。這是洛克政治理論中的民眾革命權，還是軍事強人的狡辯？

對皮諾切特更大的爭議，來自長達17年的軍人政府執政。

軍人政府掌權後禁止一切政治活動，關閉議會，取締左翼政治黨派，甚至解散了中立派基督教民主黨，接管了阿連德讀過的智利大學，任命軍官擔任大學校長。皮諾切特大規模逮捕左翼分子，10萬人倉皇出逃，一些人逃到南美鄰國與歐洲仍被追殺。到1976年，皮諾切特囚禁了13萬人，相當於智利總人口的1%。其中，絕大多數被釋放，但仍有數千人被殺害。有人甚至將皮諾切特形容為智利的希特勒。

這是皮諾切特的專制與威權的一面，而他的另一面又是自由主義。

皮諾切特必須面對一個嚴峻的難題，即經濟系統崩潰。如何快速降低通脹？如何解決物資短缺？如何促進經濟復甦？

1975年下半年開始，皮諾切特僱傭了一批年輕的經濟學家，由後者提供經濟改革的政策。這群經濟學家，後來被稱為「芝加哥男孩」。他們中多數曾在1955-1964年間到芝加哥大學受過系統的經濟學訓練，並深受弗里德曼自由主義的影響。

弗里德曼在這一年出訪過智利，與皮諾切特進行了45分鐘的談話。弗里德曼回到美國後還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皮諾切特，內容主要是經濟改革的建議。

皮諾切特政府否定了阿連德時代的計劃經濟，推行自由市場改革。他對大批被阿連德國有化的企業實行私有化；停止對物價、工資與物資分配的管控，開放了2000多種商品的價格；停止印刷貨幣來支持政府財政，將政府預算壓縮20%-25%，裁撤數萬公務員；開放自由市場，解除資本管制，吸納國際投資，進口關稅從之前的120%下降到10%；將阿連德時代被沒收的財產物歸原主。這一系列方法被稱為「休克療法」，弗氏的價格理論足以解釋。

「芝加哥男孩」的政策頗為有效，在短短几年內，智利的年通脹率從阿連德時期的600%驟降到6%，物資短缺問題一掃而空。物價平穩後，經濟秩序恢復，價格機制奏效，私人投資增加，經濟快速復甦。從1978年至1981年間，經濟增長了32%。皮諾切特還改善了與美國的關係，外資投資猛漲，出口也增加，製造業因此得以發展。

繼阿連德時代之後，智利出現了第二個奇特現象：軍人政府與自由市場神奇地走在了一起。在南美、非洲、西亞、中亞一些國家，軍人政府、獨裁政府都選擇經濟控制與資源壟斷，以鞏固統治的經濟基礎。

皮諾切特為何要發展自由市場？軍人政府中也有強烈的反對者，比如空軍總司令古斯塔沃·利，但是皮諾切特還是強勢地推動自由市場改革。這或許與他代表的右翼勢力有關。皮諾切特被認為是典型的右翼獨裁者，政治上獨裁，經濟上自由。這種政治人物，有一個專有稱呼，叫威權市場主義者。

這一矛盾也落到了弗里德曼的個人聲譽上。美國一些學者抨擊弗里德曼支持獨裁者，要求芝加哥大學將其除名。1976年弗里德曼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在頒獎典禮上，有人高呼「打倒智利的資本主義與自由」。

然而，皮諾切特時代的前十年，智利洋溢着繁榮與和平的氣氛。很多人已不再提起阿連德，轉而支持皮諾切特政府，儘管它是一個軍人政府。皮諾切特也趁機鞏固政權的合法性。1980年，軍人政府修改憲法，由選民投票決定皮諾切特的總統任期是否延長八年。據說，軍人政府嚴控了這次投票，結果大多數選民支持修憲，同意皮諾切特繼續執政到1988年。

但是，1982年，智利爆發了經濟危機。皮諾切特政府實施了大部分自由化改革，但是唯獨保留了固定匯率——弗里德曼主張自由匯率。與多數拉美國家類似，當時智利的比索釘住美元。這一年，美聯儲主席沃爾克大幅提高利率，美元迅速升值，拉爆了釘住美元的他國貨幣，墨西哥、阿根廷等拉美國家無力償還外債，爆發債務危機，外匯動盪，貨幣貶值。智利的情況稍微好一點，政府赤字相對較低，但比索跟隨美元快速升值，貿易赤字擴大，農業及製造業出口遭遇重創。這時，一些支持者站到了皮諾切特的對立面。

不過，皮諾切特政府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求援，並推行浮動匯率改革，經濟快速復甦。1982年的拉美債務危機終結了墨西哥、阿根廷、巴西的增長奇蹟，但是智利是個例外。1984年，智利經濟迅速反彈，此後延續強勁增長態勢，1989年增長率高達9.92%。這就是皮諾切特時代的智利經濟奇蹟。

皮諾切特另一大挑戰來自美國。美國尼克松、福特、卡特三位總統都支持皮諾切特。到了里根時代，皮諾切特追殺左翼分子的證據被媒體曝光，其中還有一名智利裔美國合法居民被燒死，美國政府對皮諾切特的態度轉向避嫌、施壓與反目。

1988年皮諾切特再次面臨去留的信任投票。美國政府很早就成立了一個「爭取進步聯盟」，支持拉美國家的中間派，以推動民主化與自由化改革。這時，這個聯盟發揮了作用。中間派舉辦了大規模的競選宣傳，口號簡單粗暴——「No!」這場運動被稱為「否決運動」。為了避免像上一次一樣被皮諾切特操縱選舉，反對派們號召了92%的潛在投票者進行登記，大大提高了投票透明度。

結果，58%的選民給皮諾切特投了否決票，皮諾切特無緣再次延長八年任期。但他接受了這一投票結果，並承諾用一年的時間將政權過度給民選政府。

1990年大選，大量左翼人士從歐美、南美重返時隔17年的智利，他們與中間派聯手，聯合17個大小政黨，成功拿下總統大位，帕特里西奧·艾爾文成為後皮諾切特時代的首位民選總統。

後皮諾切特時代，左翼與中間派可謂大獲全勝。繼1990年後，他們在1993年、2000年和2006年連續拿下三場大選。其中，2006年大選中獲勝的總統是社會黨的巴切萊特，她是智利首位女性總統。巴切萊特的父親是一位將軍，曾被皮諾切特的軍人政府囚禁。她的角色，有點像緬甸的昂山素季。

他們會復仇嗎？

政治自由與經濟寡頭的鬥爭

後皮諾切特時代，智利是否重回阿連德時代，重回那個意識形態激烈鬥爭的動盪時代？

在整個90年代，這種擔憂就像一種政治陰霾一直籠罩着智利社會。

民選政府執政後不得不面對兩大皮氏遺產：一是經濟遺產，主要是經濟寡頭與貧富懸殊；二是政治遺產。如何處理這兩大遺產，決定着智利的國家前途。

我們先看經濟遺產。是否全面否定皮諾切特的自由經濟？是否重新回到阿連德的計劃模式？是否中斷智利與美國的經貿關係？

這些問題在1982年經濟危機時還具有相當的爭議，但到了1990年，民選政府已有明確的答案。這是由當時的國際局勢決定的。

1990年前後，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一個巨大的陣營瓦解。政治學家弗朗西斯·福山宣告「歷史的終結」，智利已經沒有選邊站的機會了，重掌政權的左翼政黨不得不放棄阿連德時代及激進派的極端意識形態鬥爭。同時，大量從東歐返回智利的左翼，親眼看到極端政治路線的國家命運。另外一些從英國回來的左翼，他們看到了工黨在英國執政的成功經驗——費邊主義主張以民主獲取政權，進而建設福利國家。

民選政府的壓力來自國內巨大的貧富懸殊。在一些人看來，貧富懸殊是皮氏失敗的證據，以此來諷刺「芝加哥男孩」，否定自由經濟。甚至，將智利貼上自由主義的標籤，與失敗的南美自由主義劃等號。

問題是貧富懸殊是怎麼造成的？是自由經濟造成的，還是軍人政府製造的？

自由經濟之下是看得見的貧富差距，人們常以貧富差距來攻擊或否定自由經濟。自由市場主張以機會公平的方式激發人的才能，而人的才能存有差異，進而推導出不均等的財富結果。但是，財富不均等不一定是不公平。機會公平即結果公平，儘管結果是財富不均等。反過來說，財富均等是不是一種公平？財富均等是不是一種更有效率的制度？

但是，皮諾切特治下的智利經濟確實存在問題，主要是寡頭經濟與法治不公。軍人政府保護寡頭經濟，官商勾結，政治腐敗；對勞動者的權益缺乏保護，公共資源短缺，社會福利不足，導致勞資收入懸殊擴大化。智利的貧富差距主要來自軍人政府時代的制度問題。

民選政府比一些經濟學家更加明智，他們堅持維護能給社會與民眾創造財富的自由市場，同時效仿英國的工黨，改革軍人政府時代的制度，保護勞動者權益，提高國家福利水平。數據顯示，智利貧困人口比例在皮諾切特執政最後一年是24%，到2003年下降到5%。

另一大皮氏遺產是政治遺產，是否清算皮諾切特，審判軍人政府時代的暴行？

民選政府並非不想清算皮諾切特，事實上他們也有所行動。皮諾切特下台後先後遭到了300多次起訴，甚至被剝奪終身參議員的豁免權。民選政府組織了一個「國家真相與和解委員會」調查軍人政府的暴行，公開了3200人被殺害或「被消失」。當年的施暴者，有數十人被審判，其中軍人政府的情報局局長被判處526年監禁。皮諾切特的妻子和4個女兒也遭到調查。

1998年，皮諾切特以私人身份出訪英國，被英國警方拘禁。理由是西班牙法官指控他在執政期間涉嫌殺害西班牙人和西班牙後裔，希望英國警方將其引渡到西班牙受審。此後，皮諾切特被軟禁在倫敦一個寓所長達一年多，最終英國政府以健康為由將其釋放。直到2006年去世，皮諾切特也未真正受到任何審判。

實際上，左翼與中間派勢力長期忌憚於皮諾切特，擔心軍隊二次政變。

在1988年那場選舉中，皮諾切特雖然失利了，但是依然有42%的支持者。老辣的皮諾切特留下了一些「政治遺產」以保護自己平安落地。他保留了陸軍總司令的職位，保持着對軍隊的控制權，並將銅礦公司每年10%的銷售額充當軍費。1998年皮諾切特卸任陸軍總司令後，獲得了終身參議員的身份。皮諾切特還在下台前提高了修憲的難度，民選政府難以修訂憲法徹底推翻皮氏政治遺產。

這種權力的博弈，影響了民選政府推進公平性改革，但也推進了政權的平穩過度，同時也延續了經濟高增長。從1984年到2007年，智利經濟與美國經濟一樣維持了長達10多年的景氣周期。智利沒有陷入拉美式危機和中等收入陷阱。

2010年大選，右翼政黨才贏得執政機會，2014年左翼的巴切萊特再度掌權，2018年政權再度回到右翼政黨。左右翼政黨交替執政，逐漸告別阿連德與皮諾切特的政治陰影。民選政府打出的口號是「全民的智利」，而不是阿連德的智利，也不是皮諾切特的智利。

2019年10月，智利決定將早晚高峰期地鐵票價由800智利比索漲至830智利比索(約合人民幣8.27元)，價格漲幅相當於人民幣3毛錢。智利隨即爆發大規模示威，騷亂持續數日。

這場騷擾說明智利並不完美（公共福利不足），但足夠幸運（政治自由）。擁有政治自由的智利人在政治博弈中逐漸向公民國家回歸。

如何評價皮諾切特？

皮諾切特在卸任時曾經說過：「我接手的是一個滿目瘡痍的國家，而移交的是一個具有堅實基礎、旺盛未來的國家。」

如今，智利依然是南美最好的經濟體，人均收入最高的國家，也是經濟最穩定的國家。智利經濟奇蹟是對皮諾切特的肯定，但是軍人政府的殘暴又是其不可抹去的另一面。時至今日，智利人對皮諾切特的評價依然是兩極化的。人們將皮諾切特式人物定義為威權市場主義者。

一個威權市場主義者，是不是一個國家通向自由市場與民主政治的過渡方案？

對皮諾切特的支持，被認為是弗里德曼職業生涯的污點。弗里德曼試圖辯解，皮諾切特避免了智利滑向國家悲劇——極權主義與饑荒災難。而支持皮諾切特的邏輯是他在1962年《資本主義與自由》中探討的「經濟自由與政治自由的關係」，即「經濟自由本身是一個目的。其次，經濟自由也是達到政治自由的一個不可缺少的手段」【3】。只要持續開放經濟，推動經濟自由，市場力量，包括大量企業主與日漸壯大的中產，進而推動法治進步，最終達成政治民主。這就是卡爾多-希克斯效率向帕累托效率遞進的過程。

哈耶克是威權市場主義者作為過渡方案更為激進的支持者。與歐洲傳統貴族學者（托克維爾等）的思想類似，哈耶克忌憚民主，崇尚自由，反對民粹主義與極權主義，主張自由民主制，即受法律制約的民主。

1977年，皮諾切特邀請哈耶克前往智利，在20分鐘的會晤中，哈耶克強調了強有力領導的必要性，尤其是在危機時刻。哈耶克當然不會支持獨裁統治，但是認為一個國家在向自由經濟過渡時期實施「臨時」獨裁可能是有必要的。他對媒體說：「我們將目睹從獨裁政府到自由政府的過度，這對南美，如智利是有效的。」

除了皮諾切特，哈耶克還列舉了一些威權市場主義者的名字，如葡萄牙的安東尼·薩拉薩爾、英格蘭的克倫威爾、西德的阿登納爾和艾哈德。類似的人物，還包括英格蘭的伊麗莎白一世、德意志的德皇一世與俾斯麥、新加坡的李光耀、中國台灣的蔣經國、西班牙的弗朗哥與韓國的朴正熙。威權市場主義者，也常常被定義為「東亞範式」。

智利的皮諾切特與韓國的朴正熙具有諸多相似之處，他們都是依靠政變上台的軍事強人。他們都推行經濟改革，發展自由市場與對外貿易，創造了經濟奇蹟。幾乎在同一時期，即1988年，這兩國的軍人政府失去了政權。從軍人政府過度到民選政府後，兩國的經濟依然維持着持續的增長，民選總統與寡頭勢力持續鬥爭。

但是，將一個國家的前途寄託於威權市場主義者，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在邏輯上是不可靠的。威權市場主義者，作為轉軌型國家的過渡方案，只是經驗之談，並不是一種經濟學或政治學理論。

經驗，並非沒有參考價值，只是具有偶然性、不確定性與不可靠性。威權市場主義者的成功，依賴於諸多不可複製的條件，如國際時局、地緣政治、領導意志、以及本國與美國的關係，等等。即便如此，威權市場主義者，千人千面，李光耀、朴正熙與皮諾切特，他們最終的命運均不一樣，他們的國家前途與民眾福祉也差異巨大。

更糟糕的是，人們根本無法定義與識別真正的威權市場主義者，這些政治強人以經濟服務於政治，行至半途而廢。遠一點的，德皇一世與俾斯麥發動了三次王朝戰爭，德皇二世開動國家機器發動了一戰，德國希特勒與日本王室則發動了二戰。近一點的，白俄羅斯的盧卡申科、俄羅斯的普京，泰國的王室與軍人集團、沙特的王室與石油集團，以及印尼的軍人政府、緬甸的軍人政府，他們將國家與民眾的命運擱淺在江河之中。

皮諾切特親手毀了民主與憲政，17年後又將國家的命運交還給了民主與憲政。這是智利這個國家的皮氏遺產，但不是國家轉型的政治遺產。推崇威權市場主義者，與盲目否定智利的自由經濟一樣，都是危險的。

後來，弗里德曼在其回憶錄《兩個幸運的人》中的第24章《智利》中指出：「智利的情況是一個例外而不是遵從規律的產物」。他預言：「自由市場經濟不可能持久，除非軍政府被一個信奉自由的民選政府所替代……【4】」

智利，是幸運的。

參考文獻：

【1】劇變，賈雷德·戴蒙德，曾楚媛譯，中信出版社；

【2】控制論革命者，伊登·梅迪納，熊節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3】資本主義與自由，米爾頓·弗里德曼，張瑞玉譯，商務印書館；

【4】兩個幸運的人，米爾頓・弗里德曼，羅斯・弗里德曼，韓莉、韓曉雯譯，中信出版社。

韓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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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

美國一

美國二

美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