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兩天,我在一篇稿子裡,曾提過一個蠻有趣的問題:
我說,中國很多公案劇里,苦主伸冤的套路,其實都是一樣的。一定是先有一個體制外的「俠」先幫苦主擋下黑惡勢力的第一刀,而後再由官府的「青天」出馬,用朝廷的權威加明察秋毫將冤情徹底洗雪。
你看《包青天》里的展昭和包公,《神探狄仁傑》里的李元芳和狄閣老,甚至《雍正王朝》里的俠王十三爺和冷麵王雍正,都是這個「一官一俠」的配置。

但這話說了以後,馬上就有讀者跟我提意見,他說:你這話說得不對啊。展昭、李元芳這些人,他們看似好像是俠,但仔細一查,那也都是「官身」啊。
我想想還真是,你看展昭,在《三俠五義》里是皇上親封為御前四品帶刀護衛,還有個封號叫「御貓」。
你再看李元芳,在電視劇里是歷任「千牛衛中郎將」、「檢校千牛衛大將軍」,也是一跟了狄仁傑,就馬上升上正四品上的高官——注意,給他的官階還是四品,職務又是侍衛。
如此說來,我那個公案劇中「一官一俠」的「配合打法」其實就不對了,正確的說法似乎應該是「一官一官」:清官固然要是官,俠客最好也是官。展昭和包公,李元芳與狄仁傑,其實嚴格說沒有什麼本質的區別,都是「體制內公務員」。
魯迅先生所謂的「門前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也是棗樹」了屬於是。
而且有些事情,你還不好細琢磨,比如說為什麼展昭、李元芳這樣的大俠,封官都如出一轍的是「正四品」的官位呢?
這就需要了解一點清史才能看懂了——「俠義公案」小說成形於晚清,而在清雍正以後,密折制度得到了推廣,雍正皇帝規定凡正四品以上的官員,都有向皇帝密摺奏事的權利和義務。

也就是說,正四品其實是一道門檻,過了這道門檻之後,你就算高官了,也是在皇帝那兒也是說的上話的人了。如果說中國古代官僚體系當中也講究一點「皇帝面前,官官平等」,那麼這個「平等」的起步點,就是四品,因為低於這個等級,你連直接跟皇帝打小報告的權利都沒有 。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公案劇里一定要強調俠客們受封之後都是不多不少「四品官」,其實就把意思打在了這裡。
而且有些事兒想想其實蠻有意思的。
比如,雖然劇里唱「開封有個包青天」,但歷史上的包拯,在管開封的時候的名頭叫「權知開封府事」。「權」者,暫時也。翻譯成現在的話說,就是「暫時代理首都市長職務」。
宋太宗以後宋代官僚體系當中,「開封府尹」這個職位就算給也只能給太子。真正幹活的「權知開封府事」只是個「差遣」,所以「包青天」嚴格意義上說是標準的「臨時工」。編製品階是要另定的。
而真實的包拯雖然死後被追封正二品的「禮部尚書」,但在其「權知開封府事」的那段時間,包拯官職一直在正五品到從三品之間來回擺動的。
就是說,真實的包拯如果遇見了小說中的展昭,到底誰官大,誰該聽誰的,還真不一定。

說到這裡,俠義公案劇中,中國讀者們對大俠的想象有多麼「官方」也就不言自明了——宛如劇中的展昭、李元芳一樣,一出場「路見不平一聲吼」,扶危濟困的時候,當然可以來自「江湖」,甚至可以是通緝犯。但隨後,大俠們一定要被朝廷收編,不僅要有編制,而且官還不能小,最好一上來就是正四品,在皇帝那裡掛的上號的那種。
似乎只有在成為這種「官俠」之後,善良的讀書人們為俠客們操的那顆心,才能放下來——因為我們的英雄有編制了,安全了。

可問題是,為什麼「俠義公案」劇里一定要有這種安排呢?為什麼行俠仗義的大俠們一定要有一個官身呢?追訴起來,這其實中國武俠基因當中就一直帶着的一個「胎記」。而如果你細讀《水滸傳》,會發現裡面的好漢,一開始最心心念念的事情,就是「好出身」。你看一百單八將中第一個出場的九紋龍史進,生性灑脫,行俠仗義,為了包庇被官府捉拿的朋友,不惜一把火燒了自己的田莊。可是如此灑脫的史進,在逃出生天之後,對自己的第一個未來人生規劃是什麼呢?《水滸》里說的很明白:「我若尋得師父(王進),也要在那裡討個出身,求半世快樂」。這裡出身,指的就是當官。也就是說史大郎即便犯了事,成了「江湖俠客」以後,想的還是將來要回到體制里去。不僅史進,魯智深、林沖、楊志、武松、宋江這些人,出場時也都提過高度相似的話,「討個出身」、「尋個好出處」是他們不滅的夢想,水滸里如果有公務員考試,好漢們的參考熱情比現如今迎接大學生肯定高多了。足見進體制,當官員,是這些好漢們的共同嚮往。是的八十回梁山座次排定之後,當宋江讓鐵叫子樂和唱出了:「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這個後期綱領時,行者武松曾第一個跳出來,大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們的心!」表面上看,這裡好像是「放蕩不羈愛自由」的武松吐的一手好嘈,是天天想着重回體制的宋江背叛了「革命事業」。可是你稍微往回翻翻書,會發現《水滸傳》全文,第一個提「詔安」這事兒不是別人,而恰恰就是武松。第三十二回《武行者醉打孔亮,錦毛虎義釋宋江》里,他跟宋江道別時是怎麼說的呢?他說:「哥哥怕不是好情分,帶攜兄弟投那裡去住幾時;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遇赦不宥,因此發心,只是投二龍山落草避難……天可憐見,異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時卻來尋訪哥哥未遲。」宋江當時是大受啟發,趕緊說「兄弟既有此心歸順朝廷,皇天必佑!……」也就是說,最早提點宋江,讓他想起即便是「殺人放火」以後還有「受詔安」這條回歸體制之路的,恰恰是武松本人。所以武松重陽節跳出來抬槓時,宋江本來完全可以罵回去:「武松兄弟,我冷什么弟兄們的心?殺人放火受招安的這條康莊大道,不是咱倆當初一起想的麼?咋了,這才隔了不到五十回,你就忘了?」但宋江高就高在,他沒點破這一層,只是不再把武松當兄弟了——也許這就是當領導的藝術吧……總之,我們可以看出。哪怕是在《水滸傳》這最叛逆的奇書當中,廟堂之上的體制對處江湖之遠的俠客們來說,依然有着不可比擬的吸引力。是的,中國傳統武俠故事裡的江湖俠客們想要往體制內走,就跟物理世界裡的水要往低處流一樣,幾乎是一件不言自明的公理。從文學成就上講,《水滸傳》的文學價值,當然要遠遠高於後來的《三俠五義》、《七俠五義》,但從文學發展史上說,晚清的《七俠五義》等「俠義公案小說」又恰恰是前者的發展和總結。而如果說《水滸傳》中的江湖豪俠們對於體制還僅僅是一種嚮往的話,《七俠五義》里的俠客對體制簡直就是跪舔了——展昭因為救了包公而被賜封四品帶刀侍衛、「御貓」,「錦毛鼠」白玉堂就不幹了,認為他這個封號壓了自己「五鼠」一頭。非要跟展昭斗個勝負出來。這個想法如果放在正常邏輯里,其實就特別搞笑:你「錦毛鼠」的名號是江湖公認的,他「御貓」的封號不過是皇上給的,哪個更金貴不是不言自明麼?——諾貝爾文學獎你都得了,你還在乎本地作協給不給你個作家身份麼?可是白玉堂不這麼想問題:展昭人家是「御貓」啊!朝廷認證過得……羨慕嫉妒恨。所以小說里的白玉堂他就真在乎這個。不僅在乎,還要「五鼠鬧東京」。鬧到最後的結果是自己也被包公注意到,表示願意收編他。而白玉堂等五鼠面對包青天的詔安,表現是乾淨利落的「伏地認小」,管對方一個口一個「大人」,自己則卑稱「小人」。這一把,連「詔安、詔安,詔甚鳥安」都沒有人提了,五鼠們都十分愉快的被包公希數收歸門下,成為王朝馬漢張龍趙虎那樣的衙役。並未自己能「終得投靠、報效」感到無比幸福。多說一句,白玉堂被收編以後,得到的封號不多不少,也是「四品帶刀侍衛」——足見這個職稱對那個世界裡的頂級江湖豪俠有多大吸引力了。於是,從《水滸傳》開篇史進提出「討個出身,求半世快活」的遠大理想,到《七俠五義》裏白玉堂們的伏地認小。中國古典俠義小說里的俠客們,總算實現了自己的理想——從走入江湖的那一刻起,他們的夢想就是回歸體制、重新被體制承認。而俠義小說寫到最後,給的出路也是這個。所以在古典武俠小說中。江湖的、體制外的「俠」,只是暫時的、「終非長久之計」的,而廟堂的、體制內的「官」,才是永恆的,能「得半世安樂快活」的。於是,給包青天、狄閣老們鞍前馬後、必要時噹噹捧哏的「四品帶刀侍衛」,這就成了俠客們的終極人生規劃。引言裡我說「千古文人俠客夢」,這其實是北大的陳平原教授給自己研究武俠文學的專著所起的題目。我記得陳教授上課時曾經講過一個段子:說他把這本書的初稿寫好後,將其裝在皮箱坐火車去廣州,結果剛剛下車出站,突然便被飛車黨給奪走了。陳教授當時就想,自己要是那武俠小說中的一位俠客多好!一嗓子喊去「噠,那蟊賊休走!」再一劍刺去……於是這本書的題目也就有了。是的,「千古文人俠客夢」,其實不僅是文人,「俠客夢」也許是所有中國人共同的意向。中國文化中雖然一直「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處世格言。但不管閒事,也並不就是我們的民族本性。影響我們至深的儒家佛家思想,曾時刻教育我們要有胸懷天下、悲天憫人的情懷,要有着急公好義、樂善好施的脾性。應當說「愛管閒事」也許才是我們的本性,我們只是被現實教育、被體制約束的不敢自己管了而已。所以,當我們看到社會公義受到損害、人間不平事發生,看到君子道消小人道長,我們就會希望有一個俠客能「路見不平一聲吼」。想讓俠客們代替我們去仗義執言、去拔刀相助,幫一幫那蒙冤受苦的弱者,替她們掙斷身上的鎖鏈,治一治貪滑暴虐的惡徒,將他們繩之以法,甚至法外製裁。武俠小說其實就是這麼來的,它是我們對現實生活的一種糾偏與發泄。可是另一方面,被法家那無孔不入的駕馭術馴化的太好、管得太老實的我們,又知道俠客們的這種快意恩仇的法外製裁,終究是無法長久,不能被我們社會所包容的。所以我們就又生出了另一種幻想,希望體制內能有力量能出來查明冤案,還社會以朗朗乾坤。這就又產生了另一種幻想文學,也就是描寫包公、狄公、海公們的「清官小說」、或者說「公案小說」。而到頭來,人們發現體制外的武俠與體制內的清官,這兩種(幻想中)的糾偏方式,最終還是要明主次、作取捨的。人們到底是更希望依靠體制外的俠客們行俠仗義,執行法外製裁。還是更希望體制內的清官們能抬出龍頭鍘,撥亂反正。這兩者其實不能兼得。俠多了就一定會「亂」,官多了就一定會管。這兩個解決方案從本質上講,其實是互相矛盾的,只能選擇一個。而中國古代文人,或者說我們的社會,在結合現實思考後,最終作出的取捨,是讓「俠客」服從甚至服侍「清官」,甚至讓俠客自己被體制所收編,也成為「清官」。這個選擇本身,說明了我們的民族在自由與威權之間,還是更傾向於服從威權。我們也非常明白,有「俠以武犯禁」這個定性作為大背景,俠客們在我們的文化中註定是無法長久存在的,他們的命運宛如風中之燭一樣,時刻面臨着危險,遲早不是被收編,就是被剿滅。既然如此,那還是「望天王降詔早招安」的好,這樣,俠客們至少就不再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了。所以俠義與公案最終合流,成了「開封有個包青天,鐵面無私辨忠奸,江湖豪傑來相助,王朝馬漢在身邊。」的俠義公案小說。可是,當展昭、白玉堂們不再是江湖俠客,而成了「四品帶刀侍衛」後,他們還能像當年「處江湖之遠」時那般無牽無掛,自由隨性的「該出手時就出手」嗎?這個問題,是俠義公案小說一直規避討論、也無法討論的。它是一個類似數學上的哥德爾不完備定理的死結——當你追究極致的一統和穩定,把所有系統外的糾偏力都納入到系統內,系統本身的計算冗誤,就無法被清除了。所以對於這個悖論,「俠義公案小說」只能選擇裝作沒看見。把希望寄託於包公們的無所不能。最後說一句,俠義公案小說當中俠客最後一定會跟在大人後面,大人問一句「元芳,你怎麼看。」他永遠跟一句「大人真乃神人也」的俗套段落。總讓我對比的聯想起《福爾摩斯探案集》里,大偵探福爾摩斯與蘇格蘭場探長雷斯垂德的關係。同樣是一民一官,一個體制外、一個體制內,福爾摩斯與雷斯垂德這對關係最有意思的地方在於,他們在對案情的討論權上是平等的。福爾摩斯甚至可以用戲謔、嘲諷、看不上的語氣去調侃雷斯垂德的判斷。而雷斯垂德呢?面對這位總在嘲笑、調侃他辦案不力的「諍友」,他並不會(或者更確切的說,是不能)用其手中的職權給其小鞋穿。相反,他還樂顛顛的跑來給福爾摩斯如實的匯報案情的進展,聽取他的建議與觀點,最後,這對似敵實友的夥伴,總能一起將迷案揭開,讓正義與法制彰顯,讓善惡各的所報。我覺得,在這個故事裡,福爾摩斯其實很像一個仗義的俠客,卻沒有走近體制;而雷斯垂德雖是恪盡職守的官員,卻顯然並不英明睿斷。可是這已無關緊要了,在一個彼此尊重、彼此平等、每個人發表自己觀點的權益得到充分保障的現代社會當中,那種「俠義公案」式的古典式斷案組合,其實已經過時了。可是我想,只有當文人不必再需要俠膽,也能秉筆直書。當俠客們也不再必須追求「討個出身」,也能行俠仗義的時候,一個現代社會更加美好的公平正義之夢,也許才能被真正實現。我從小就覺得這歌特「標題欺詐」——說好了要唱包公,結果從「江湖豪傑來相助」以後,全都走題到詠嘆「七俠和五義流傳在民間」上去了。老婆餅里沒有老婆,紅燒牛肉方便麵里沒有牛肉,《包青天》也就只唱了一句包龍圖。不過看完本文,我相信你能理解它為啥這樣唱了——想夸七俠五義,必須先夸包青天。本文6000字,感謝讀完,今天我陽曆生日,臨時起意,勉為此文,願您喜歡。喜歡請轉發、關注、點在看,其他公號轉載請留言,多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