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采寫｜徐悅東

在《身份政治》中，福山回到了《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的結尾，從「尋求承認的鬥爭」是人類歷史的驅動力量的黑格爾史觀重新出發，從觀念史和政治史兩個維度展開論述，探討了蘇格拉底、盧梭、斯密、赫爾德、黑格爾等思想家有關尊嚴的觀念，並對當代正在崛起的身份政治和民粹民族主義展開了細緻分析。

《身份政治：對尊嚴與認同的渴求》，[美]弗朗西斯·福山著，劉芳譯，理想國 | 中譯出版社，2021年10月。（點擊書封可購買）

在書中，福山認為，身份政治把孤獨而困惑的個體的不幸處境歸咎於外人，只承認某些群體的尊嚴，而不是所有人的尊嚴。隨着傳統的以階級為基礎的老左翼的衰落，左翼擁抱了以種族、性別為核心的身份政治，被左翼拋棄的白人工人階級也有樣學樣，建立了自己是受害者的新右翼身份。對於白人工人階級來說，民族主義右翼代取代了老左翼，一封本該遞給「階級」的信息卻投遞給了「民族主義」。在中東，這封原本給階級的信卻被送給了宗教。各種身份群體都在「受害者金字塔」競相攀爬，由此衍生的政治極化將許多社會推向暴力衝突的危險邊緣。

其實，身份政治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它紮根於人類靈魂中的激情、對尊嚴的渴求與個體獨有的生活體驗。身份不是某種恆定之物，身份政治也不一定會導致社會分裂，反而可以是許多進步運動的重要力量。作為人類，我們無法擺脫身份，那麼我們該如何實現良性的身份政治？福山是如何看待當下全球身份政治的未來的？對於疫情之後的全球化格局，福山有哪些判斷？以下是新京報記者對福山的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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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你在《身份政治》里說，《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這兩本書將《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重寫了一遍，並增加了對現代國家建構之難和民主衰退的反思。那麼，請問這本《身份政治》在你的作品序列中和你對政治秩序的思考中，處於什麼樣的地位呢？

弗朗西斯·福山（以下簡稱「福山」）：如今，身份政治是影響全球政治的重要驅力之一。其實，民族主義浪潮早就席捲過各個國家，並在這幾百年裡深刻地影響着國際局勢的變遷。如今，這股浪潮又回來了，因為許多人認為，當下全球化事務的進展正在削弱他們的國家認同。

因此，在許多國家，反移民的右翼政黨崛起了。這是因為這些年來，許多難民跨越國界到另一個國家去生活，這大大衝擊了當地的文化認同。2014年，數百萬敘利亞人從中東移民到德國以及其他歐洲國家，這對許多歐洲國家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衝擊。許多墨西哥人也跨越美墨邊界移民到美國，這動搖了很多美國人對他們所相信的美國身份的認同，這也是2016年特朗普上台的原因之一。

這個問題不僅發生在歐美，也發生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比如，許多來自贊比亞或非洲其他國家的移民湧入南非，這讓南非也發生了排外的種族暴亂。身份政治的崛起是當下世界政治形勢的一大特徵，這是由於全球化所帶來的人口、資金、技術、文化的快速跨國移動，衝擊了許多社會既存的生活模式所導致的。

新京報：你在書里強調的是身份政治的危險，因為它可能成為嚴肅思考的廉價代替物，讓更大的群體受到忽視，還可能威脅言論自由。去年，在「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抗議運動中，你也曾聯名簽署《哈潑斯》雜誌的那封「關於公平與公共辯論」的公開信，認為極端化的「政治正確」挾持了言論自由。當時有許多左翼人士批評這封公開信，認為這是知識精英們不能對底層和邊緣群體在系統性壓迫之下感同身受的緣故。掌握更大話語權的知識精英應該為少數族裔和邊緣群體爭取平等。類似的爭論持續了很久，你是如何看待這種觀點的？平等和自由之間如何取得平衡？

福山：我認為我是一個古典自由主義者。這意味着我承認在根本上每一個人是平等的。這也意味着，在許多重要議題上，我相信人們不可能持有相同的觀點，但我們必須尊重對方的觀點。人們不拜同一尊神，人們對世間事物的觀點總會不一致的，寬容那些與你意見不同的人是古典自由主義的主要美德之一。

2020年7月7日，在《哈潑斯》雜誌發布《關於公平與公共辯論》的公開信之後，The Objective發表了反駁文章《有關公正和公開辯論的更具體的公開信》。圖片為文章截圖。

但是，現代身份政治的崛起正在傷害這種寬容。如今在美國，許多人會認為，你的膚色、族裔和性別應該決定你的政治觀點以及你與其他人建立關係的方式，而且，這也決定了你應該講些什麼樣的話，因為某些話會違反種族平等的價值觀。我想，這為我們如何對待自由敲響了一次警鐘。大家強調每個人身上的不同點，卻不強調在根本上每個人都是平等的，而且大家都應該獲得平等的尊重，這是我認為很多身份政治運動是有問題的原因。

在世界上的許多地方，身份政治是當地政治運動的主要形式，比如，敘利亞、阿富汗、波斯尼亞以及中東的許多地區。東南亞的許多政治問題也與身份政治有非常密切的關係，許多政治矛盾體現在不同民族的衝突上，比如馬來西亞和緬甸。

新京報：回到美國的身份政治，在《身份政治》里，你曾說沒有特朗普在2016年當選美國總統，就不會有這本書。你還說特朗普是政治衰敗的產物，是一種「否決制」。如今，特朗普任期已過，你如何評價特朗普執政的這四年？假如說美國政治的系統性問題仍未解決，未來美國還會出現特朗普這樣的人物嗎？

福山：這是可能發生的事情。如今，美國最大的問題是政治極化。美國的政治極化與文化身份的認同紊亂有關。在特朗普執政的這四年裡，雖然美國兩黨沒有將對方視為敵人，但他們卻以對抗敵人的姿態在反對對方，這極大加深了雙方的敵意，這是當下美國最大的弱點。

雖然唐納德·特朗普已經離開了白宮，但你看，去年1月6日，一群支持特朗普的極端人士，試圖占領國會山以阻止特朗普與拜登之間的權力交接。這是美國從1816年南北戰爭以來從未發生過的事。這也說明，即使特朗普已經不再是總統了，但他依然是損害美國民主的領導者。

2021年1月6日，「國會山淪陷事件」，大批特朗普支持者湧入華盛頓特區，暴力衝擊美國國會大廈，導致現場一片混亂。圖片來源：IC photo。

新京報：有人認為，特朗普的上台可能大大刺激了美國左翼身份政治的進一步極端化。你覺得在特朗普下台後，身份政治有變得緩和的趨勢嗎？還是依然愈演愈烈？

福山：是的，特朗普的執政的確讓身份政治變得極端化，這不僅是右翼的問題，也是左翼的問題。眾所周知，美國有奴隸制的悲慘歷史。即使在1960年代之前，美國對黑人的歧視和種族隔離也並沒有消失。與此同時，種族歧視問題一直存在。與白人相比，黑人的收入更低，所獲得的公共服務更少，很多黑人居住在毒品泛濫、幫派鬥爭的貧困社區。許多美國政治家想解決這個問題，但他們都未能如願。因此，這也成為民粹主義運動崛起的其中一個原因，那些民粹主義者反對提高黑人的待遇。這也是近幾年來美國國內政治運動的主要主題。

新京報：左翼擁抱了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義，卻冷落了原本屬於左翼的工人階級群體。這或許是左翼轉向「第三條道路」的一個體現。左翼未能利用日益加劇的不平等，民粹主義右翼代之上位。右翼民粹主義的崛起是因為左翼失敗的緣故嗎？為何傳統左翼會如此衰落？

福山：在20世紀及其以前，我們使用經典定義來區分左右。馬克思說，現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這是現代資本主義創造出來的階級劃分概念。在20世紀初，大部分左翼政黨都代表着沒有進行資本積累的工人階級或農民階級的利益。在1960年代，左翼內部發生了一些變化，他們認識到不平等存在着許多種形式。舉一個例子，在一個像南非或美國這樣的種族隔離社會裡，同樣在工人階級中，白人工人比黑人工人更加優越。這直接損害了勞工運動的團結，因為工人階級若按種族劃分，那無產階級將被劃分出許多群體。

而且，這也增加了不平等的意涵。比如，在1960年代的女性主義運動中，該運動圍繞着男女之間的不平等展開，女性發現，這個社會對待男女是不平等的，而且這個社會正支持着使得這些不平等成為可能的機制。

如今，大多數女性主義運動的領導者都是中產階級、受教育程度高、有着專業背景的女性，她們並不是馬克思意義上的無產階級，但她們的確被社會系統性歧視、邊緣化和貶低，她們沒有平等的經濟機會。因此，大家自然而然會認為，社會上並不存在着一種形式的不平等，而存在着多種形式的不平等。多種不平等取代了階級在美國左翼議題中的核心地位。

不過，大部分參加工會的工人都是白人。對於美國黑人來說，這個群體妨礙黑人享受完全的平等。這時，階級團結就消失了。

上世紀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

新京報：那你覺得左翼該怎麼做，才能重新贏回底層的基本盤呢？

福山：這正是拜登努力在做的事情。但很不幸的是，在這個時機里，拜登是極難成功的。因為從理論上來說，如今右翼領導人必須要吸引到白人工人階級的支持才能成功。

我並不認為大部分美國人在根本上是種族主義者，種族主義在美國其實是非常邊緣的。但是，大部分美國人對種族詞彙是比較寬容的。他們很不喜歡左翼人士製造出來並特別在意的很多與性別、種族和族裔有關的話語。這是他們支持保守派的原因。但我認為，這是可以通過對他們進行正確的呼籲來克服的。

新京報：在書里，你認為歐洲左翼支持一種多元文化主義，淡化移民融入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他們打着反種族主義的旗號，對同化不成功的事實視而不見。但是，在左翼看來，同化過程是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一種暴力，說明有些文化優於另一些文化，使得某些弱勢文化、語言消失。不管有沒有使用暴力，同化本身就是一種暴力。你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的？

福山：一個國家有一個主導的民族文化和民族認同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我認為同樣重要的是，國家認同要基於政治理念，而不是基於種族或民族這樣的固定類別。許多歐洲國家對公民身份的定義仍然包含了種族或民族的概念，因此，那些不屬於該民族的人很難成為他們國家的正式公民。

但是，有些歐洲國家有所不同。英國和法國對「誰是公民」都有一個非種族性的理解。基本上，任何能說法語並贊同法國大革命或法蘭西共和國原則的人，不管你是阿拉伯人還是黑人，或來自什麼地方，只要能滿足條件，或在法國領土上出生，你就是法國公民。

新京報：你在書中提到民族身份建構的四個途徑。其中，公共教育在重塑民族身份的作用中非常大。如今，左翼的身份政治也影響到美國的教育體系，比如大家要求教非白人哲學家的理論，還有改寫美國歷史的「1619計劃」（「1619計劃」旨在通過敘述奴隸制的後果以及黑人對美國的貢獻作為民族敘事中心來重塑美國歷史，該項目把1619年第一批被奴役的非洲人抵達弗吉尼亞殖民地視為「美利堅民族的誕生」）。你是如何看待這些改變的？你覺得美國的公共教育應該教什麼樣的歷史敘事？

福山：是的，我認為有一套共同的敘事是很重要的，但我們必須對這些敘事達成一致。這些敘事必須被社會上的大部分人所接受。我認為「1619計劃」的問題是，它基本上認為種族主義是理解美國的根本方式。其實，只有某些左翼人士才持有這種觀點，大多數美國人並不持有這種觀點。如果你試圖讓這種說法成為公立學校教授歷史的主流敘事，很多美國人有理由反對，他們肯定會投票反對那些促進這種教育的政客。

但我確實認為，在民權運動後，美國出現了一種新的國家敘事——它承認種族主義是美國原罪的一部分。奴隸制是一種很可怕的制度，它實質上違反了美國的價值觀。民權運動中對種族隔離和種族不平等的抗議是正確的。

這種說法比試圖否認種族主義和奴隸制存在的說法，或者說種族主義和奴隸制是美國立國根本的說法都更完整。所以，我們不僅需要教授歷史敘事，我們所教授的歷史敘事還得真的適合這個國家。

新京報：你在書中提到的「信條」讓我想到哈貝馬斯。但是，有人認為，這種想法是非常理想主義的，在現實中很難實行。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我們該如何更有效地施行這種「信條」？

福山：作為原則，你必須得理想主義，你必須能夠定義自己希望看到的國家或社會的最終形式，即使你不能在短期內達到這個目標，但它能給你明確的目標感。沒有一個國家能真正實現它所宣揚的所有理想，社會也需要更誠實地對待這一點。

我有一本關於自由主義的新書，這本書將在明年出版。對我來說，我們肯定需要堅持某些基本的自由主義原則，其中一個原則是平等原則。平等是需要我們捍衛的東西。我們既要反對右派提倡的基於種族、宗教或其他意識形態的等級制，也要反對左派所認為的身份政治才是根本問題。我們都是人類，我認為自由主義正取決於這種信念，即在表面之下，所有人都有一個道德的存在，這使所有人都應該擁有最基本的尊嚴。在尊嚴上，人們都是平等的，人們都需要最低限度的尊重。這是我希望看到的社會組織的基礎。

新京報：很多歐洲知識分子一直在呼籲，要解決歐盟的問題，就需要進一步擴大歐盟的主權和民主，提升公民的參與感和對歐洲身份的認同感。但如今歐洲右翼民粹主義盛行，這個夢想似乎離歐洲人越來越遠。你認為今年德國大選對歐盟的未來會有什麼影響嗎？你對歐盟的未來樂觀嗎？

福山：歐盟的發展速度不會很快。實際上，歐盟已經在很多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歐盟是在自由主義原則下建立的，基本上是為了防止國家間的暴力——兩次世界大戰都是由法國和德國之間的競爭引發的。要從根本上去調和這種競爭是歐盟能夠成立的真正原因之一。現在，任何歐盟成員與另一個歐盟成員開戰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這方面，歐盟是成功的。

歐盟的問題在於，歐盟成員國之間確實存在着巨大差異。在北歐和南歐之間、東歐和西歐之間已經出現了巨大差異。這將阻礙整個歐洲大陸在身份上的進一步整合。在2010年歐元危機期間，我們看到了德國人和希臘人之間的差異，這兩個社會對政府、對腐敗、對儲蓄，還有對許多不同的事情都有着非常不ƒ同的態度。因此，我們很難將非常不同的社會置於一套共同的制度規則之下。

弗朗西斯·福山。

新京報：作為一個民族，單純的信條身份似乎還不夠，你贊同亨廷頓認為美國身份是一種圍繞新教工作倫理構建的文化，而且，這種文化已經脫離特定族裔宗教起源，成為全體美國人共有的財產。但如今有右翼人士擔心，隨着拉美裔新移民數量激增的勢頭不減，美國的同化能力的下降，美國政壇可能也會出現拉美化的跡象，民主黨內的左翼民粹主義者會越來越有市場，「桑德斯現象」只是一個開始。亨廷頓所說的「兩個美國」似乎正在逐漸接近現實。你是如何看待這種說法的？拉美裔的增多將如何影響美國的政治版圖？

福山：首先，我從來沒有同意亨廷頓關於文化差異的說法。在我居住的加州，我們的街道上就住着許多的拉美裔。早上6點，所有拉美裔建築工人都在工作。他們比社會上的其他族裔起得早得多，而且他們一周工作7天。我不認為這存在着什麼文化差異。我認為，來到美國的移民都希望自己成為美國夢的一部分，他們都會努力工作。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們最終不會投票給伯尼·桑德斯。與此相反的是，在上次選舉中有一個現象，很多拉美裔實際上投票給了共和黨，因為他們更贊同傳統價值觀，比如他們喜歡傳統家庭，更有宗教信仰。所以，他們不喜歡民主黨的左翼人士，因為民主黨的左翼人士想大量投資社會項目。所以，如果拉美裔越來越多的話，美國的右派會比左派更為受益。

實際上，拉美裔移民中的絕大多數人已經被成功同化，這種情況在以前的美國社會也發生過。在20世紀初，有一股來自意大利的巨大移民潮。那時候來的意大利人與現在來美國的墨西哥人和中美洲人沒有什麼區別。他們主要的區別是比例不同，現在拉美來美國的移民相對較多，但早先來的那一批早被成功同化，我真的不明白為什麼目前湧入美國的拉美裔不可能做到這一點。我認為，問題在於人數，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必須能夠控制邊界，只接納能夠成功同化的數量。這確實是很多爭論的焦點所在。這不是關於移民本身，而是關於控制邊界的問題。在這方面，我完全同意那些說國家應該能夠控制其邊界的人的觀點。

新京報：拜登上台後扭轉了很多特朗普的政策，但是，在對華政策上，拜登似乎延續了前任總統的方向。這表明，特朗普對華政策的轉向，已經成為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共識。這將對未來的世界格局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福山：世界不可能回到冷戰的局面，因為美國和中國的經濟仍然極其深地交織在一起。只要情況依然如此，我不認為任何一方真的會讓關係惡化到影響其基本繁榮的程度。

新京報：疫情到今年已經兩年多了，疫情也改變了全世界。你如何看待疫情對全球政治的影響？疫情會加速全球化浪潮的消退嗎？

福山：疫情當然減少了人員的跨境流動，但這種現象是否會成為一種永久現象是另一碼事。我確實認為，我們再也回不去10年前所看到的那種極端全球化。那時，企業會尋找每一個可以轉移到的地方，去獲取最後一點利潤。但事實證明，適應力與效率一樣重要。

現在，很多公司為了提高適應力，願意將生產轉移到更安全或更可靠的地方，即便這樣會降低效率，成本可能會變高。從疫情開始以來，這就是一個持續存在的變化。但是，全球化經濟的解體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因為全球經濟是如此的一體化。

新京報：最後一個問題，回望2021年，你對今年的全球政治形勢有什麼樣的總結？展望2022年，你對明年有什麼樣的期許？

福山：我認為2021年是令人失望的一年。我和許多人都期望去年疫情就會消失，然後全球經濟回到疫情之前的繁榮水平，但這兩件事都沒有發生。因此，我的期待至少要再被推遲一年。我們在2021年希望發生的事情可能會在2022年發生。但我們必須看到，對未來做出非常精確的預測是相當危險的事情，因為未來從來不是安全的。在這個疫情流行的時代里，猜測接下來可能會發生什麼變得更不可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