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爾斯泰在小說《安娜·卡列尼娜》開頭這樣寫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這句話不僅傳遞出關於家庭生活的一般洞見，還暗示了大眾約定俗成的觀念：人們對於「幸福」或「不幸」的認知，已經和家庭生活牢牢綁定在一起。
與現實中的家庭對稱的，是文學中的家庭敘事：從俄狄浦斯的悲劇到安提戈涅的選擇；從紅樓夢中人到《變形記》中「人」；從貢布雷的晚間家庭聚會到馬孔多的百年家族傳奇……只要人類還在大地上繁衍生息，就永遠有人講述他們的家庭故事——一個經典的家庭故事就是人類歷史的一枚切片，文學永恆的載體。
《細雨》，作者：（西班牙）路易斯·蘭德羅，譯者：歐陽石曉，版本：S碼書房 | 作家出版社，2021年8月。
質疑敘述話語的真實性
西班牙當代作家路易斯·蘭德羅的《細雨》，看似只是一則普通的現實主義家庭情節劇，事實上卻是對傳統家庭敘事的一次顛覆。故事本身並不複雜：多年以前，父親死了，母親和三個孩子的生活從此徹底改變。孩子們不得不從童年的幻夢中走出，面對冰冷殘酷的現實。他們成長中經歷的痛苦導致成年後的家庭關係走向分崩離析。很多年後，在母親八十歲生日來臨之際重新相聚，兒子加夫列爾決定藉此機會讓疏遠的家庭成員重新聚在一起，彌合過去的創傷。
路易斯·蘭德羅，1948年出生於巴達霍斯的阿爾布凱克，1989年以小說處女作《晚年遊戲》一舉成名，後又出版小說《幸運騎士》《魔術師學徒》《吉他手》《今天，木星》《一個不成熟男人的畫像》《細雨》等，是當代西班牙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然而，在路易斯·蘭德羅的精心設計下，敘述的話語本身，代替故事情節成為小說的主體。那場可怕的「生日聚會」甚至從未真正開始就已經結束了。故事中的人物從戲劇化的情境中抽離出來，被懸置於一個風平浪靜的時刻，每個人都是倖存者，講述着關於各自生活的故事。路易斯·蘭德羅用電話里的對話創造了一個純粹屬於「言語」的空間，他們講起愛與嫉妒，講起欲望和現實的衝撞，講起貧窮帶給人的重負，講起婚姻生活中的陰暗秘密……而處於話語中心的主人公奧蘿拉，傾聽着一切——與其說這是一個現實中的人物，不如說奧蘿拉是小說的理想讀者，她不僅傾聽着每個人的故事，也傾聽着故事的弦外之音，傾聽着沉默中的謊言……
這些敘述話語具有豐富的解讀空間，每個人的悲劇命運都有其社會根源，每個人的痛苦都有其心理依據。我們可以想象如果換做陀思妥耶夫斯基或托爾斯泰來寫同樣的故事，語言將確定地指向人性的深淵。路易斯·蘭德羅卻跳出故事之外，質疑着這些話語的真實性：
一場「詞語」之雨
路易斯·蘭德羅並沒有否定事物深處的本質，他強調的是話語的誇張與含混性造成的風格上的偏離。比如安德烈婭講述的自殺事件，在母親看來只是一場孩子氣的鬧劇，而安德烈婭卻以一種浪漫化的語言描述自己當時的絕望。兩種敘事的矛盾，讓我們清晰意識到：即使針對一樁共同經歷的事件，不同的人也會誕生出完全不同的敘事方式。換言之，我們只能體驗語言使我們可以理解的那些事情。一旦事情過去，話語就開始走向分裂，並且反作用於現實。
從這個角度講，《細雨》中的「雨」就好像一場「詞語」之雨：話語吞噬了現實，改變了現實的形態。正如小說開頭：孩子們的父親將一幅被遺棄在地下室的陌生人肖像畫撿回家，掛在客廳中央，他告訴孩子們，畫像中的人是他們家族的祖先——偉大的冒險家「彭塔波林」，並為這個虛構的人物編造了無數傳奇故事。這個浪漫的謊言讓人想到小說之父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正如堂吉訶德因痴迷騎士小說踏上遊俠騎士的瘋狂旅程。《細雨》中的主要人物（加夫列爾、索尼婭、安德烈婭）幾乎就是堂吉訶德的現代迴響。而他們命運的悲劇性也來源於話語的魔力，他們的欲望並不是自發的，而是故事投射在現實的虛弱幻影。於是，他們「永遠像孩子一樣天真，每個人都被囚禁在了童年」。
小說之真實的誕生
在父親去世之後，母親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扔掉「彭塔波林」的肖像畫，強迫孩子們進入現實世界。母親這個形象猶如現實的冰冷化身，時刻提醒着孩子們世界真實的規則：為物質付出勞作，拋棄對於未來的幻想，為實現階級跨越而進入婚姻……而死去的父親，作為理想主義者的形象不斷拔高，他的存在，被視為夢想生活的可能性。
這不僅是理想和現實的矛盾，更是語言世界與現實世界的矛盾。作為弱者的孩子們，唯一的對抗方式即不斷敘述自己的故事：索尼婭的婚姻故事，安德烈婭的愛情故事，加夫列爾關於幸福的論文也是一個故事——即使這個故事是借沉默之口說出的——他之所以無法完成它，是因為他的「幸福」僅僅是一種逃避現實的方式。
細雨似無實有，就像房間裡的大象一樣，人人都能感知到它的存在，卻又裝作不存在，它是一切的根源，卻又無人談及。在真相與謊言之間，是屬於小說的真實。
作為一部家庭小說，《細雨》存在着文本上的自反性。它不僅懷疑着家庭中人與他人發生關聯的方式，還懷疑着我們信任的傳統家庭敘事，懷疑人類古往今來建構出的關於家庭話語的可靠性。路易斯·蘭德羅借一出家庭戲劇，呈現出小說的語言學轉向。語言不再是神奇的魔術棒，而是一個漏洞百出的工具。雖然某種程度上，這是人類探索自我與世界的唯一工具。而人類使用語言的方式，大概就像西西弗斯，每日將巨石搬上山，又任其滑落，只是一些註定失敗的嘗試，而這正是一代代作家的使命。
「……儘管什麼也沒發生，但人們卻永遠、永遠都不會停止講述，假如地獄真的存在，人們也會繼續在那裡幾個世紀幾個世紀地繼續講述下去，一而再再而三地給語言的玩具上發條，試圖對世界加深一點兒理解，在生活的荒誕中摸索。也許在尋找某根彈簧，能夠打開盲目的固執，像魔咒之於阿里巴巴的山洞一樣，帶我們發現飽含着理性、光明以及事物確切的含義的偉大瑰寶。」
二十世紀末，哥倫比亞作家加西亞·馬爾克斯寫下他的人生傳記，題目是：活着為了講述。所有的作家都夢想着成為完美的故事講述者，也總是信任書寫能夠填補被歷史遺忘的空白。路易斯·蘭德羅卻懷疑，無論人們如何講述，都無法接近生活的真實。因此，我們既無法信任「現實」，也無法信任「講述」。
然而，正是在這兩種永恆的失敗之間，誕生了現代小說的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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