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服務型政府是經濟社會進入新階段政府職能轉型的選擇，並非對發展型政府的替代。本文討論了服務型政府與發展型政府之間的關係，指出「服務型政府和發展型政府呈現的都是共進與吸納的關係。就其本質而言，服務型政府需要發展，發展型政府也離不開服務」，這些判斷是合理的、辯證的，有利於理清認識上的誤區。（外審專家推薦）

自2004年溫家寶總理首次提出「建設服務型政府」後，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會議和中央政府的工作報告多次對服務型政府建設提出了明確要求。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六方面的主要目標，對深入探索高質量的以人民滿意為中心的服務型政府的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服務型政府建設10多年來的歷程，既反映了政府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變化，也承載了政府與市場、社會關係的矛盾和衝突。當前，中央深化「放管服」改革，倡導地方政府要優化服務，為企業發展創造條件，營造「興商」的良好環境。然而，考察2010—2011年富士康內遷三市的速度、2012年新余兜底賽維債務以及2019年杭州市「政府事務代表」等案例，可以發現，其中隱含着兩個尚未被深入探討卻又十分重要的問題：第一，為什麼地方政府表現出的「親商」行為容易被解讀為「發展型政府」而不是「服務型政府」？或者說，服務型政府到底要不要服務於發展？第二，當地方政府服務於發展時，就說明地方政府尚未轉型為服務型政府嗎？或者說，服務型政府與發展型政府之間是否對立？因此，建設新時期服務型政府，首先需要我們對服務型政府與發展型政府的關係進行重新認識和專門探討。

已有文獻對服務型政府與發展型政府的關係進行了零星、分散的探討。一類研究聚焦地方服務型政府建設行為，提出了兩者對立的觀點。部分學者對地方發展型政府的經濟主義、權威合作主義進行批判，認為地方政府名義上回應了服務型政府，實際上卻仍在實施發展型政府行為，比如對經濟建設情有獨鍾，疏於公共服務和社會建設，提出服務型政府是政府理性選擇過程中「優勝劣汰」的結果，建議我國政府模式超越發展型政府，轉型為（公共）服務型政府。也就是說，將服務型政府看作發展型政府的對立模式。另一類研究則從人類社會文明進程下的服務型政府建設以及全球化背景下的發展型政府理論前景出發，為服務型政府與發展型政府並非對立關係的結論提供了零散的理論支撐。部分學者提出，與服務型政府對立的是管理（制）型政府，發展型政府不會終結。地方政府樂意提供社會建設和公共服務，積極進行公共服務方式的轉變，因為有其內在的需要。

在現有研究中，無論是將發展型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對立起來的地方發展型政府，還是人類社會文明進程下的服務型政府，抑或全球化背景下的發展型政府，都未對兩者的內在邏輯關係給予足夠重視。服務型政府和發展型政府的關係涉及市場經濟體制和行政體制改革，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價值理念、政府職能和角色的轉變。把發展型政府看成服務型政府的對立形態並認為必須超越發展型政府的觀點，忽視了理論演進的傳承性和吸納性，甚至找錯了批判的「靶子」，同時也在客觀上低估了公共管理實踐的複雜性。

本文擬重點探討以下兩個方面的內容：（1）系統梳理國內外服務型政府與發展型政府的發展脈絡。運用文獻計量軟件CiteSpace5.6.R5，對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和中文社會科學引文索引兩大數據庫近20年有關服務型政府和發展型政府的文獻進行共現、共引和聚類的可視化分析，從而在縱向上全景式地再現理論發展的真實脈絡，使不同理論之間以及同一理論在時空上勾連起來，實現發展型政府與服務型政府理論知識縱向上的累積。（2）提煉總結服務型政府與發展型政府之間的理論關係，糾偏對立式超越論，提出螺旋式共進的觀點，完善理論的內涵。誠然，對立式超越的觀點豐富了發展型政府、服務型政府和公共治理等理論，並為理解中國地方政府的行為提供了獨到的見解。但是，為突出被「倡導」的政府形態而故意塑造一個對立面的做法，不符合理論發展的科學規律。從本質來看，兩者都是通過履行政府職能來實現經濟社會的發展，並最終回歸於人民福祉的增進和幸福指數的提高。

在文獻計量的分析中，關鍵詞共現是指對數據集中作者提供的關鍵詞進行分析，文獻共被引是對數據集中文獻之間的引證關係進行分析，圖譜的節點大小反映關鍵詞（或共被引文獻）頻次，圖譜的網絡線顏色反映首次共現（或首次共被引）的時間。如圖1所示，國內發展型政府研究的高頻詞有「東亞模式」「發展型國家」「發展型政府」「產業政策」「地方發展型政府」「服務型政府」等，國內發展型政府研究的較大聚類有「#0東亞模式」「#1中國國家建設」「#2政府職能」「#3發展階段」「#4服務型政府」「#5東亞發展觀」「#6新李斯特學派」「#7地方發展型政府」等。

同樣，可以得出國內服務型政府研究的知識圖譜（見圖2）。與發展型政府不同，服務型政府的文獻則浩如煙海，其熱點主要有理論溯源、概念內涵、價值追求以及實現路徑等。圖2中的「服務型政府」「公共服務型政府」「政府職能」「政府改革」「地方政府」「和諧社會」「政府模式」「公共利益」等高頻詞，以及劉熙瑞、張康之等學者的相關文獻，構成了國內服務型政府研究的核心節點。圖2中「#0公共利益」「#1問責體系」「#2行政改革」「#5服務行政」「#6行政審批制度」「#8以人為本」「#9政府創新」等聚類展現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和行政體制改革對服務型政府研究的重要影響。

服務型政府與發展型政府之間的理論緊張主要集中在以服務型政府為背景的地方政府行為的研究中。在梳理和總結我國行政體制改革、政府職能轉變和地方政府行為等研究的基礎上，深入挖掘圖1和圖2的節點和聚類，可以發現兩種理論的緊張主要表現為以下三組關係的對抗。

第一，公共服務vs.發展經濟。對立式超越論指出，受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發展主義影響，政府職能的履行和政策的制定都圍繞經濟發展展開，政府提供非均衡的公共服務，社會建設長期被忽視，政府有時甚至會不合時宜地把本該由其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推向市場和社會。地方政府名義上回應服務型政府，實際依然遵循發展型政府理念，社會政策淪為促進經濟發展的工具，背離了「服務型政府的核心職能是公共服務」。圖1「#2政府職能」「#3發展階段」「#4服務型政府」「#7地方發展型政府」等聚類的研究，突出強調了政府優先發展經濟方面的內容。因此，對立式超越論認為，地方政府應從發展經濟轉型為注重社會建設和公共服務，重構國家與社會的關係，培育公眾和社會力量，參與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即超越發展型政府，轉型為（公共）服務型政府。與之不同的是，我國服務型政府核心理論的研究經歷了「服務行政→服務型政府→公共服務」的變遷。圖2「#2行政改革」「#4文獻研究」「#5服務行政」「#6行政審批制度」「#8以人為本」「#9政府創新」等聚類的研究，突出強調了公共服務、公共產品、政府建設和行政改革等方面的內容。因此，「公共服務vs.發展經濟」成為判斷服務型政府和發展型政府的重要標準。在對立式超越論看來，注重公共服務還是優先發展經濟，是區分二者的主要標誌。

第二，公眾參與vs.政府主導。發展型政府理論可以分為三個發展階段，即以「政府vs.市場」為視角注重理論框架的1.0版、以「政府vs.社會」為視角提倡嵌入性自主的2.0版，以及以「政府vs.全球化」為視角尚未形成新研究範式的3.0版。國內學者關於發展型政府的研究，普遍停留於早期理論的對話上。也就是說，國內大部分學者對發展型政府的研究主要停留於「強政府」「精英官僚」「政府干預市場」等方面的探索，這些觀點對應圖1「#0東亞模式」「#3發展階段」「#5東亞發展觀」「#7地方發展型政府」等聚類。這些研究突出政府與市場關係中的政府主導，強調政企關係中政府的領航員角色，與圖2「#1問責體系」「#3後工業社會」「#7政治文明」「#9政府創新」等聚類強調的公民本位、社會治理、合作治理等理念形成了較大衝突。對立式超越論強調，受壓力型體制影響，為回應上級GDP考核，地方政府與企業統合，積極參與生產經營，通過干預市場推動本地經濟發展，形成市場保護型的聯邦主義傾向。對立式超越論指出，受社會民主秩序框架的指導，服務型政府強調公眾參與，注重吸納民意和滿足公民需求，提供的是「客觀擔待」的服務。因此，政府主導成為對立式超越論批判的重點。公眾參與還是政府主導，也就成為對立式超越論區分二者的第二個標誌。

第三，公共利益vs.自利政府。1.0版發展型政府理論常用「地方法團主義」「政府即廠商」「生產型政府」「企業化政府」「地方政府『公司化』」「政權經營者」等詞語描述地方政府。這些詞語很大程度上包含了地方政府是自利者的研究假設，造成地方政府及其官員只追求財政收入增長和政治晉升的刻板印象。圖1「#0東亞模式」「#3發展階段」「#5東亞發展觀」的聚類，再次驗證了國內學者對發展型政府理論的研究主要停留於1.0版。對立式超越論認為，發展型政府的本質是自利的「經濟人」，政府通過主導經濟發展來尋求自身財政收入增長和官員仕途上的晉升；而服務型政府的靈魂是服務精神，其目標是實現「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其核心價值包含公共、平等、合作、責任、奉獻和利民的意識。這些可以從圖2「#0公共利益」「#8以人為本」聚類和「以人為本」「公共利益」「價值取向」等關鍵詞中得到印證。可見，「公共利益vs.自利政府」這對矛盾構成了對立式超越論的第三個理論支撐。

以上三組關係非常典型地體現了對立式超越論在服務型政府和發展型政府關係方面的觀點：服務型政府是與發展型政府對立的，要構建服務型政府，就必須超越發展型政府。也就是說，對立式超越論為強調服務型政府是未來發展的方向，刻意把以往某些不太理想的政府行為都歸於發展型政府，並營造出二者之間的剛性邊界。

概括來看，對立式超越論強調二者在政府角色和價值取向上的對抗。然而，政府在行為角色和價值取向上具有複雜性和多元性。在扮演角色上，政府具有潛在多元性，既可能是市場的培育者和領導者，也可能阻礙區域市場體系的發育。在價值取向上，政府兼具公利性和自利性，既追求自身利益，又代表公共利益。地方政府只注重經濟發展、片面追求GDP增長，而忽視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時候，受到各方批評是理所當然的。眾所周知，我國大部分的基本公共服務由地方政府提供。同時，新時期迫切要求的高質量的服務型政府的建設，又需要充沛的財政投入作為保障。因此，當地方政府為提供高質量公共服務而努力發展經濟時，對立式超越論就失去了對複雜公共管理實踐的解釋力。具體而言，對立式超越論塑造的理論緊張主要存在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縮小了服務型政府和發展型政府的內涵，放大了二者之間的衝突。首先，將發展型政府的「發展」等同於經濟發展，忽視了經濟發展必須以包括政治、社會和文化領域在內的整個系統的現代化轉變為前提。也就是說，發展型政府的「發展」不僅僅是經濟領域的事情，還涉及社會結構、政治體系和文化傳統等諸多領域的變革。其次，將服務型政府等同於公共服務型政府，也縮小了服務型政府的內涵。如果說對立式超越論視角下的服務型政府強調的是政府核心職能由經濟發展轉變為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提供，那麼服務型政府就不再是對發展型政府的反思和超越了，而只是轉變了發展經濟的政策工具和基本方法，即由過去政府主導經濟發展轉變為為經濟發展提供適宜的營商環境。事實上，不論是服務型政府還是發展型政府，其主要職能都包括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和生態環境保護等。因此，將公共服務和發展經濟分別作為服務型政府與發展型政府的主要職能，進而將二者對立起來的做法，具有一定的誤導性。

第二，對理論的發展階段認識不全，靜態地將服務型政府與發展型政府對立起來。一方面，對立式超越論視角下的地方發展型政府僅停留於以東亞發展型國家為參照，而忽視當前融合全球化、民主化、市場化因素的「後發展型政府」的研究。因而，這種對立論是通過技術性地選擇發展型政府前期的理論成果，採用交錯時空場域的「田忌賽馬」式的比較方法，實現突出二者之間對立和衝突的目的。另一方面，對立式超越論忽略了我國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階段性特徵。在2009年之前，我國的服務型政府建設主要強調的是公共服務，旨在解決起點和過程中的社會不公問題。2010年以來，「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多次出現在中央政府工作報告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十八大、十九大報告中。與以往服務型政府不同的是，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突破了政府自身建設的定位，構建「政府—人民」一致性行動關係的框架，強調「以人民為本、以人民為先、以人民為主」的人民中心論。對立式超越論選擇性地強調公共服務型的政府形態，而忽略了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帶來的價值理念和行動革新。服務型政府的這些新理念和實踐與發展型政府理論的新研究成果之間存在着明顯借鑑和吸納的關係。

欲準確概括服務型政府和發展型政府的關係，就必須全面梳理這兩種政府模式的理論演進歷程。從國內外環境來看，兩者的理論建構不僅深受經濟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影響，還受我國經濟體制和行政體制改革的深刻影響。

如圖3所示，兩者在理論演進上顯現出共時性特性。20世紀末21世紀初，國外發展型政府理論已到2.0階段，國內服務型政府正在醞釀建構。21世紀前十年，服務型政府的基礎理論基本建構完成，並在實踐中不斷完善。與此同時，融合了全球化和民主化的國外發展型政府則進入了「後發展型政府」階段，而國內學者的對話卻停留於發展型政府的前兩個階段。黨的十八大後，受共享改革開放成果、回應發展不平衡等議題的影響，我國服務型政府和發展型政府的理論研究邁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服務型政府與發展型政府這種共時態的理論和實踐背景，為研究它們之間的相互吸收和借鑑提供了特定的時空場域。而且，服務型政府和發展型政府理論演變上的共進，推動和完善了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的改革。

結合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的背景，將服務型政府和發展型政府的理論從縱向上勾連起來，可以清晰呈現兩者內涵上的吸納關係。

首先，發展型政府在應對多方挑戰中進行了修正，吸收、借鑑了全球治理理論的優秀成果。當前，國外的發展型政府研究正處於「後發展型政府」階段，在「帶回本地制度」「彈性發展型政府」「民主發展型政府」等方面已取得突破，新的研究範式逐漸浮出水面。其中，民主研究逐漸成為發展型政府研究的核心。圖4的高頻詞democratization、democracy為國外發展型政府研究的兩個關鍵節點。民主發展型政府理論的建構既是國外研究的熱點，也出現在不少國家的實踐中，如圖4的「#3ethiopia」「#5latin america」（除人名外，進入分析軟件的單詞都默認為小寫）聚類，主要探討埃塞俄比亞和部分拉美國家的民主發展型政府的實踐。受經濟全球化、政治民主化的影響，「後發展型政府」的不少文獻主要圍繞圖4的關鍵節點party、ethiopia、africa、neoliberalism進行了探索。在「#4science and technology」的聚類研究中，受科技信息化的影響，西方學者從信息產業角度入手，提出了不同於傳統發展型政府的「彈性發展型政府」。與國外研究不同的是，受服務型政府建設的影響，國內學者從營商環境的改善、發展成果的共享以及「政府—市場—社會」關係的協調等方面，對政府介入、產業政策和發展階段等方面進行探討，提出了發展型政府的職能「從領航員到服務生」的轉變以及發展型政府模式的「共享發展型」等觀點，對發展型政府理論的韌性和適用性進行了拓展，逐漸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發展型政府的理論。民主發展型政府依靠建立符合自身實際的民主來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扮演「服務生」角色的政府主導型發展模式，強調政府職能要為以市場為主導的產業提供服務。共享發展型模式以公平正義、人民共同富裕以及美好生活為價值取向，強調發展成果惠及所有群體。這些發展型政府理論吸納了全球治理理論的精華，並借鑑了服務型政府的民主、公共利益、公平正義的理念。

其次，服務型政府在應對實踐的考驗過程中，也在不斷地調適和修正。服務型政府雖由我國政府和學者提出，但其理論的建構仍受西方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務和治理理論的影響。與國內研究較為一致，國外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的研究也強調公共服務供給中的市場和社會的力量，注重公眾的公共服務滿意度以及問責體系的完備，這些可以從圖5的高頻詞privatization、co-production、accountability、participation、satisfaction以及聚類「#0citizen satisfaction」「#2co-production」「#3privatization」中得到體現。隨着全球化進程的推進，西方學者從公平和效率的價值取向方面對公共服務進行了反思。但在西方公共服務體系的學術研究的歷程中，公平和效率的價值取向的嬗變表現出的是此消彼長和協同整合的狀態。具體而言，在理論的早期階段，公共服務理論主張公平的價值取向，到成熟階段，新公共理論突出效率至上，而到了反思與創新階段，新公共理論則主張回歸公平正義，且整體政府理論主張協同與整合。與國外的研究不同，國內學者對服務型政府的研究十分廣泛，經歷了由重視概念、內涵等基礎理論的研究，到關注政府職能轉變和實現路徑的轉變：概括出服務型政府的4種模式，即發展型、保障型、參與型和競爭型，其中，發展型模式的目標是促進經濟發展，服務對象為企業，核心價值是效率；提出要打造以經濟治理、社會管理、文化建設和政府自身建設為導向的多種治理方式齊頭並進、互相協調完善的模式，在理論構建上要吸收、借鑑其他理論成果，豐富服務型政府的內涵；強調我國政府職能從經濟建設轉向公共服務是階段性的，任何強調單一職能的模式都易因忽視其他職能而出現負面問題，唯有整體履行職能，才能回歸服務型政府的本源，才能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另外，為解決「單純強調『服務型政府』的目標會對政府改革實踐產生誤導」的問題，學者開出了分階段進行的藥方，提出服務型政府必須分初級階段和高級階段進行，前者是一種積極服務型政府，後者是一種回應式服務型政府，兩階段是傳承與升華的關係。其中，積極服務型政府是指政府不僅為人民、為社會提供服務，而且還應發揮某種規範和引導職能。此外，在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的構建上，學者強調既要實現從管制型向服務型的轉變，又不能拋棄必要的管理，要實現管理與服務的有機結合。可見，諸多研究業已為服務型政府在協調公共服務和經濟發展、平衡公眾參與和政府權威以及化解現實條件和理想之間的衝突等問題上，提供了彈性的解釋空間。總之，不斷調適和修正的服務型政府理論汲取了發展型政府的自主性、效率性以及政府「幫扶之手」的精華。

最後，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的進一步完善，離不開發展型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理論的共同支撐。發展型政府理論源於解讀政府在實現經濟趕超中的獨特作用，對經濟的快發展、官員的強激勵、政府的常干預等現象具有較好的解釋力。服務型政府理論的提出，基於「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後工業社會」和相應的「統治型政府→管理型政府→服務型政府」的歷史演變，其理論架構和研究視野更加宏大，具有較強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中國的地方政府行為錯綜複雜，單獨使用發展型政府和服務型政府的任何一種，都不能準確描述我國政府與市場、社會之間的複雜關係，二者在我國經濟體制和行政體制改革中都發揮着重要作用。如果僅用發展型政府來描述我國政府的職能和特點，就忽視了政府在提升服務意識和服務水平方面的努力；如果僅用服務型政府來概括我國市場經濟中政府的作用，又未能體現政府在發展過程中的主導作用。因此，將服務型政府與發展型政府完全對立起來，既難以解釋地方政府「服務於發展」「效率與公平兼顧」的現象，又不利於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和行政管理體制的進一步完善。對立式超越論用地方發展型政府理論來解釋政府「服務於發展」的現象，既掩蓋了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階段性成果，也忽視了修正後的發展型政府理論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

如果將對立式超越論視角下的服務型政府和發展型政府，以及服務型政府和發展型政府的理論成長曲線組合在一起，那麼就能呈現二者的理論演變與均衡治理之間的關係。如圖6所示，其橫軸和縱軸分別代表對立式超越論視角下的服務型政府和發展型政府，呈現的是一種垂直對立的關係。而從上文分析可知，服務型政府與發展型政府的理論演變，更接近於a、b兩條曲線，它們經相互吸納和相互借鑑後逐漸向均衡治理線c靠攏。

考慮到理論發展的階段性、共進性和吸納性等特徵，我們發現服務型政府與發展型政府的邊界不是穩定的而是相對柔性的，形成了螺旋式共進的關係（如圖7所示）。雖然服務型政府側重政府致力於服務意識和服務水平的提高，發展型政府突出政府在調節市場經濟上的主導作用，但服務型政府需要發展，發展型政府也離不開服務。具體而言，服務型政府通過服務於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來

實現公共服務和公共產品的供給，同時發展型政府通過政府「幫扶之手」來推進發展成果的社會共享，進而服務於人民福祉的增進和人民幸福指數的提高。也就是說，服務型政府必然要服務於發展，而發展型政府也必須服務於人民。因此，服務型政府與發展型政府構成了政府治理的兩條長鏈，「麻花狀」地圍繞政府職能這一軸心盤旋上升，雙螺旋式地促進人民滿意的服務型政府建設，推進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完善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理論研究中，當一個舊的學術概念或理論體系不能解釋新的現象時，就會呼喚新的學術概念或理論體系。在提煉新的學術概念上，公共管理學者傾向於利用循環論證式的案例研究，通過具體事實的細節來抽象出新的學術概念。在這抽象概念的過程中，學者只對公共管理實踐中湧現的具體問題建構不同的新理論，卻不能實現理論知識的縱向累積，導致理論生產出現碎片化。以服務型政府與發展型政府的關係認知為例，持對立式超越論的學者往往通過對具體的案例進行分析，建構出「地方發展型政府」「超越地方發展型政府」「新型地方發展型政府」等概念，形塑了發展型政府與服務型政府的對立關係，卻未深入、系統地對這兩種理論的縱向發展脈絡進行梳理，以致發展型政府與服務型政府理論未能合理、恰當地對話，對二者縱向知識的累積起到了一定的阻礙作用。對立式超越論強調二者在「公共服務vs.發展經濟」「公眾參與vs.政府主導」「公共利益vs.自利政府」等方面的對立，並提出服務型政府是對發展型政府的超越。客觀地說，這一觀點有其積極的意義，特別是在為我國服務型政府建設搖旗吶喊和提供政策建議方面。然而，無論在理論形態上還是在實踐中，服務型政府與發展型政府之間都不是完全對立的，而是一種螺旋式的共進與吸納的關係。從本質來看，它們都是通過履行政府職能來促進經濟社會的發展，並最終實現增進人民福祉和提高人民幸福指數的目標。所以，服務型政府需要發展，發展型政府也離不開服務。

發展型政府往往被看作中央和理論界倡導的服務型政府的對立面。所以，地方政府即使行發展型政府之事，也要聲稱是建設服務型政府，以規避上級批評或輿論批判。由於發展型政府的政府干預可能帶來社會反感，而服務型政府具有較強的社會共識，政府往往利用政策工具來實現發展型政府的發展行為與服務型政府的服務意識並存，形成布洛克提出的「隱藏的發展型政府」。換句話說，受政黨話語和學術話語的影響，雖然實踐中發展型政府的痕跡被儘量隱藏了起來，但是在地方治理過程中，政府往往將發展與服務結合起來，二者早已成為地方治理的組合手段。所以，當學者對地方政府進行案例研究時，不難提取出地方政府在服務型政府建設的過程中仍鍾情於發展型政府的現象。政府服務於經濟建設和企業發展時，到底是發展型政府還是服務型政府？這一問題在不斷提醒人們：把服務型政府看成發展型政府的對立式超越，可能是錯誤的。螺旋式共進的關係證明服務型政府與發展型政府之間的邊界是彈性的，甚至存在部分的交叉融合。螺旋式共進的視角對二者理論內涵的完善以及理論延展性和適用性的提高具有促進作用，為消解政府發展與服務的張力提供了思路。當然，對於實務工作者來說，如果「服務於發展」的行為既能夠回應上級的要求，又能平衡經濟發展與公共服務的張力，他們可能完全不關心這一行為到底是發展還是服務。科學研究不僅要關注理論的邏輯進路，更應關心理論對實踐的解釋力量和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