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讓一座擁有2000萬人口的城市慢下來並不容易。

深圳大約有914條公交路線，每位公車司機日均停靠258個站台，每天掛擋1500次，踩下1000餘腳油門和剎車。深圳的12條地鐵線路上，每天會有542萬人次抵達城市的各個角落。由於疫情封控，從3月14日開始，這些如毛細血管般的交通脈絡停止了流動。

這個城市的74個街道、800多個社區，也從3月14日起進入了封閉式管理。一夜之間，黃色、紅色、白色的圍擋出現在小區門口、村頭和路旁。無論是華為、騰訊、富士康等等這樣的世界500強，還是另外222萬家帶着淘金夢的創業公司、服裝廠、電子廠……除一些保供企業外，所有企業一律居家辦公，暫停生產經營活動。

但即便是深圳宣告暫時「停擺」，仍然會發現，這座以效率著稱的城市，每一個齒輪都在以自己獨特的方式轉動着。

把「搞錢」掛在嘴邊的深圳人，得知封控後的第一反應是趕去公司搬電腦，衝去倉庫補發貨，甚至拖着行李駐紮崗位；靜下來的街道上，外賣員還在不舍晝夜地飛馳，行李隨身攜帶；對互聯網人來說，離開熄了燈的寫字樓，居家的所有時間都可以折算為工作時長；小店的老闆捨不得關門，又禁不住虧損，掐着一分一厘算賬……

這裡的人們像湍急的河水，一遍遍沖刷着這座城市的河床。承載着淘金、安身立命的期待，也漂浮着停工、離場的憂慮，偶爾又會蕩漾着人文的柔波，是獨屬於這座城市的氣質。

「還能上班嗎？」

3月13日下午5點，范明月愣愣地想。她是深圳一家印刷廠的女工，住在龍崗的城中村，兩小時前，村里一個在政府機關上班的人告訴她，明天整個深圳的公交、地鐵都會停運。照慣例，周末的最後一個晚上，她把3歲半的女兒送到了獨竹村的父母家，準備獨自回出租屋，但晚上7點14分，還沒離開，她就收到了通知。

十幾分鐘後，在服裝廠上班的江小英也看到了新聞。「除保供企業外，所有企業一律居家辦公，暫停生產經營活動」。同樣的念頭在她腦子裡蹦出來：「還能上班嗎？」晚上10點，服裝廠的通知下來了，「住廠內宿舍的人照常上班，住廠外的能居家辦公的就居家辦公，不能的就停工」，江小英屬於最後一類，她負責服裝廠里的樣衣製作，離開了縫紉機，什麼也做不了。

互聯網人離不開的是電腦。猶豫了幾小時後，張穎還是在當天晚上10點抵達南山區的科興科學園。她要進入公司，把電腦搬回家——不是筆記本電腦，而是超大的顯示屏、整台主機，以及配套的藍牙鍵盤和鼠標。

大多數人也是這麼幹的，張穎第一次在園區里看到如此多的跑腿小哥，保安說，今天來搬電腦的人實在太多，進出寫字樓需要每個公司的批准字條，很多人因此擔起了一個組甚至一個公司的搬運工，他們把顯示器、主機列隊似地擺在門口，等候跑腿小哥的認領。她公司里已經有好幾位回來搬電腦的同事，塑料袋、行李箱、小拖車全用上了，最誇張的，是連打印機一起搬走，最不濟的，也讓同事幫忙將公司電腦里的資料傳給自己。

在深圳福田區，13號夜裡，外賣員張茂柳也目睹了同樣的畫面：車公廟工業園區的員工們來回搬送着顯示屏、主機和鍵盤，「像搬家一樣」。而就在一個多星期前，這裡才剛剛解封，同樣的「搬家」畫面來回上演了兩遍。

深圳人對工作的執念在這一晚持續高漲，他們不是把公司搬回家，就是搬進公司。

「今晚就得去廠里住。」江小英等不及了。她是湖北人，經歷過2020年初隔離在家的日子，也體會過「不工作就沒有工資」。夜裡11點出頭，她帶了幾件隨身用品，出現在服裝廠的門口。「快進去吧，12點後就不讓進了。」門口的保安催促道。那一刻她腦子裡冒出來的第一個想法是：「我真的太幸運了，能搶在12點前，至少周一我可以上班了。」她腳步飛快，踏進夜色里。

范明月所在的印刷廠是個小廠子，算上老闆、老闆娘，一共才5個人，顯然是不能開工了。但她姐姐去的那個廠子大，晚上11點30分，姐姐打來電話，說要搬進工廠宿舍，讓范明月幫忙整行李。一隻塑料桶里裝上衣架、沐浴露，再捆一床被子和一些衣物，一周的生活物品就全部打包好了。

連夜趕回公司的，還有一群券商工作者。為了接下來的周一，安信證券、平安證券、華林證券等多家券商都派了核心人員駐地辦公。平日裡穿的西裝是要拋下的，T恤、短褲會更舒適，一張張摺疊床撐在工位旁，整箱的泡麵、牛奶在角落裡堆出了半牆高。

時間成了這一晚最寶貴的財富。一位外貿從業者為了能按時交貨，凌晨找了輛卡車把貨品拉去了廣州；一家線上首飾店的店主衝進了自家倉庫，硬生生地趕在午夜快遞停運前，發掉了3000多個包裹。

夜幕里，深圳創維基地的燈還明晃晃地亮着。接到停工通知後，創維內部召開了一場極短的線上會議，為保障接下來一周的生產，一夜之間，30車物料，從深圳、東莞，全部轉運到了廣州基地。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抓住最後一夜。

富士康工人陳航也在13號晚上8點接到了全面停工的通知。他12年前進入富士康，除了單休，就再也沒有停歇。他的人生就像富士康的流水線，有條不紊地繼續着，如今咣啷一聲停了。「現在整個工廠都停轉了，流水線上，只要有一個環節有問題，剩下的就做不出來。」

3月14日凌晨1點，一家家具定製廠的老闆郭升不知道自己還能補救些什麼，但他還是堅持回到廠里，打了個地鋪睡下。「就像你在地里種了農作物，突然天氣預報說今晚要下冰雹，你就得去地里看着。」去年5月，這家工廠也因疫情封閉過一次，時間長達26天。

凌晨2點28分，距離深圳數十公里的惠州市惠東縣發生4.1級地震。震感傳來，睡得不安穩的郭升一下子驚醒了。他想起第二天15號是給員工們發薪的日子，但工廠目前連着虧損了5個月，已經很難保證下個月還能發出工資。

這一夜真的太漫長了，郭升一直輾轉到凌晨4點。一夜愁緒後，他做好了從頭開始的準備。這些年，他把事業從30平米的小作坊，做到3000平米的工廠，「疫情過了，大不了再回到曾經的30平米」。有兩個員工找過他，問要不要晚上偷偷組織大家開工，郭升苦笑，拒絕了：「很多客戶都居家隔離了，沒有訂單，你做什麼？」

幾乎每一個深圳人都會熟悉「深圳速度」：從GDP不足3億到如今過3萬億的特大城市，深圳的崛起是驚人的，蛇口一塊「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板子，記錄着深圳的起跑速度，無數有關速度的傳奇故事在這塊土地上誕生。

但3月14日，新的一天到來後，這座以速度著稱的城市，真的慢了下來。

陽光大片大片地落在馬路上，很多人終於察覺，濱河大道上的宮粉羊蹄甲開了，景田北8街的木棉花落下了，市民中心的黃花風鈴木一簇簇地掛滿枝頭。路上疾馳的外賣員們，成了這座城市裡少有的還在流動的人。王茂柳能更暢快地騎行了，過去，他要在網格一般的街道上，用喇叭聲將周圍扎堆的人群分開，但這幾天，喇叭失效，人消失不見，他駕過福田區，曾經喧鬧的金融中心只剩下景觀樹在沙沙作響。

與此同時，他感受到效率變低了。疫情後，部分城中村被管控，外賣員們無法進村，人和電動車擁堵在檢疫點外。為了避免重複勞動，商家一般會集中出餐， 「卡餐的時間比以往長多了」。王茂柳會迅速在一堆外賣中扒拉、裝包，畢竟，這比過去面對面拿餐「慢了10倍不止」。

等餐時間有些長，他必須加快速度。外賣員對小路、天橋的位置熟記於心，王茂柳回憶起附近有一個天橋，可以抄近道，匆忙騎過去，發現天橋已經被封，只留下一個50厘米寬的縫隙，同向、逆向的外賣員扶着電動車面面相覷，王茂柳暴躁地直拍腦袋。外賣員李贛也是如此，常常騎到一半，從遠處看到道路中間的紅色擋板，才知道「這條路又被封了」，但平台導航還沒有來得及更新路況，他只能掉頭再尋一條路線。

城中村大，可能容納數萬人，但如今的外賣，只能送到城中村附近的檢疫點，王茂柳會隨身攜帶一支大頭筆，在檢疫點留下外賣後，寫上大大的房號方便辨認。李贛常常是撥通顧客電話，才得知對方無法走出城中村，而這個檢疫點距離城中村大門仍有一小段距離。一個進不去，一個出不來，這單外賣只能重新打包返回餐廳。但商家並不同意取消訂單，李贛聯繫平台客服，對方告訴他，「選擇顧客拒收」，他照做後，發現自己沒有配送費，還被罰款了10元錢。「後來我申訴了，取消了罰款，但是來回40分鐘全浪費了。」當天，他同步排了5個單子，這一單嚴重超時後，剩下的4單接連受到影響，全部超時，「只能硬着頭皮跑完」。

98年出生的廣西女孩陳小濤在深圳寶安區的城中村開了一家螺螄粉店。她明顯感到，封控後外賣員不夠用了。儘管此前，外賣平台已經聯繫她，告知了封控後會存在運力不足的情況，需要她提高配送費。「原來每公里4.5元的配送費，現在要8元起。」即便如此，很多時候也沒有外賣員接單，14號這天，她處理了8起因無人配送而退款的訂單。

如果是城中村的人點的外賣，陳小濤會騎上電動三輪車親自去送。不過，店裡只有她一人，總是還在配送的路上，又進了新的訂單。忙碌並不意味着好生意，陳小濤發現，現在一整天的營業額才過1000元，是上個月日平均的一半。「因為不能堂食了」，陳小濤算了算今天路過店門口的人，不過40個。「人們不是在排隊做核酸，就是去排隊做核酸的路上。」只有當喇叭響起，人群傾巢而出時，陳小濤才記起這座城市流動時的狀態。

仍有一些人陷在另一種湍流里。大廠員工許鑫達已經居家辦公三周，工作以一種無孔不入的方式侵入他的生活，「好像從早上一睜眼到晚上睡覺前，全都是工作時間」。物理空間上的職場消失了。從前，在科興科學園的大樓里，每到午休時間，樓層都會熄燈兩小時，發出「停止」工作的信號，但居家後，這種「免打擾」模式失效了，「大家都知道，你一定是在家裡，一定是在電腦前，一定隨時待命」。

這位大廠人講起話來語速飛快，一直反覆提及「效率，效率」。工作時間拉長並不意味着效率提高。許鑫達的感受是，過去，很多工作當面就能溝通完畢，眼下卻要拆分成好幾個會議。他數了數，3月14日那天，他參與了13個線上會議，他甚至覺得，每次視頻會議前，等待人員到齊的那幾分鐘太浪費了。

最讓許鑫達感到疲憊的是工作匯報會。「大家都還在卷，遠程卷的特徵是，在各個會裡面，大家瘋狂地去把自己每天做的事情很細緻地羅列出來，讓領導知道你很努力。這是我覺得效率變低的一個原因，但是也沒辦法，你必須要去匯報，必須要表示我真的在幹活，我真的很努力。」

深圳互聯網人的內卷和努力，早在2月25日科興科學園的那場大撤離里顯露無疑。被譽為「中國加班第一樓」的科興科學園，坐落着騰訊互娛、樂逗、墨麟、第七大道、蓋婭……不足0.14平方千米的彈丸之地上，4棟寫字樓，容納了近百家遊戲公司。每天晚上10點開始，園區里人頭攢頭，網約車的隊伍可以等上200多人，玻璃幕牆背後的燈火會齊刷刷地亮至天明。但在2月25日那天，許多習慣了深夜下班的互聯網人第一次看到了白天的下班人潮。

起因是當天下午，園區大樓里出現了核酸混檢的陽性病例，大樓被臨時管控，4點左右，已經有一批批離開工位的躁動聲。一位同事對許鑫達說：「大家快跑，偷偷地跑。」很快，領導也默許了這種行為。許鑫達中斷了會議，把筆記本塞進雙肩包，隨着人群跑了起來。一路上，他看見產品經理一邊跑，一邊帶着藍牙耳機繼續和研發勾兌需求，有人帶上了主機和顯示器一起跑，「儘管沒有聽老闆說要帶上電腦，但還是感受到了大家自發地卷」。大撤離的結果是虛驚一場，樓內並沒有人確診，不過，也是從這天開始，他所在公司的員工們就進入了居家辦公的狀態。

他沒想到，僅僅是半個月後，另一個周日夜晚，深圳的各大寫字樓都會上演同樣的一幕，就像這座城市關閘前，總會出現最後的激流。

為了在「停擺」中保持激流勇進，深圳人自有辦法。

疫情的動態隨時可能發生變化，李贛在15日當天早上10點接到社區「只進不出」的通知，那時他還沒走出城中村，外賣送不了，賺錢也要擱置，而他起了大早出門開工的合租室友，現在也回不了家。但外賣員不願意錯過任何一個掙錢的機會。張平安已經在深圳漂泊接近1個月，早在2月13日，他所在的城中村已經開始實施部分管控，帶着迪卡儂大促時買好的不到200元的帳篷和睡袋，他匆忙離家。

張平安已經記不清這些天夜裡躺過多少地方，回憶起來，總歸離不開公園、街邊和公共廁所，「累了躺下就睡」。公園是最糟糕的，大樹下蚊子多，「能把你的血吸乾」。後來這些地方逐一被管控，張平安在紅樹林生態公園附近的橋洞裡住下。

「橋洞的環境在深圳數一數二。」一個晚上，能有100多個外賣員蜷縮在這裡，如果沒有提前占好位置，「早就搶不到地方了」。有人帶了帳篷，有人就着薄床墊、薄被直接睡下，有人則乾脆和衣躺在地上。在鋼筋架構的橋洞裡，車輛從頭頂吭哧吭哧駛過，不遠處深圳灣海浪扑打岸邊的聲音清晰可聞，發出空蕩的迴響，但外賣員們無心關注這些聲音，「能做到這份上的人已經想開了，你能懂這是什麼意思嗎？」從早上9點跑到凌晨兩點，他說自己累得回到橋洞只想倒頭就睡。

張平安今年30歲，幾年前從河南來到深圳。做外賣員的日子裡，他發生過5次車禍，最嚴重的是去年9月，他的左臂被劃拉出幾個數十厘米的大口子，皮肉直接翻開，劇烈的疼痛暴露在空氣里，一共縫了94針，打了兩個大鋼釘。從那以後，張平安送外賣，都會隨身攜帶應急藥包。

「時間就是金錢，每浪費一分鐘就是在消耗體力和腦力。」他反覆說。他同時接兩個平台的單，一天跑上十六七個小時，少則80多單，多的時候能超過130單。他已經一周沒洗過澡，上次洗澡還是在一個公共衛生間，有免費的水，免費的電，還有免費wifi，「深圳的廁所就像五星級酒店一樣，那麼先進」。如今睡在橋洞，至少沒有惱人的蚊子，可以直接睡在鋪開的軍綠色睡袋上，第二天睜眼就跑單。「我只有一個目標，就是搞錢，除了錢，你給我任何東西都不感興趣。」

王茂柳無法做到這樣「拼命」，為了爭取跑單，他也在城中村被封之前跑了出來，晚上，他會徘徊在龍崗大小的旅館，找一個過夜的地方。他的送單軌跡主要集中在福田、南山一帶，之前考慮過在羅湖找旅館住下，但打電話過去，對方聽說他從福田來，直接告知「現在整個羅湖你們都住不了」。

他得為小旅館的價格精打細算，「挑那種特別特別便宜的」，每次能擠下3個外賣員。龍崗的小旅館價格會有浮動，14號他訂的153元，到了15號只要60元了。雖然距離市區遠了點，但好在便宜，尤其是分攤後，到了傍晚，他會在外賣員群發消息：「有誰一塊住啊？」

人有地方睡，車也得有地方待着。王茂柳覺得，共享電池續航里程太短，他無法像張平安一樣，掃碼換個電池一覺安心睡到天亮，在找小旅館前，他總會問對方：「能給電動車充電不？不止一輛。」

儘管這樣，「單子其實並沒有比過去多」。大部分商家直接關了門，跑單也因為封路更費時間，跑來跑去，和過去掙得差不多，「但一天不賺錢不行啊」，何況疫情帶來的開銷更大了。「深圳快餐，一個是豬腳飯，一個是永和大王，兩個都是外賣員們的最愛。」過去在任何一個地方，無論是街邊還是城中村，王茂柳只要人往裡頭一紮，就能吃上飯，但現在找來找去，40分鐘過去，豬腳飯和永和大王都不見蹤影，他只能去那家還開着的蘭州拉麵， 「那裡消費挺高，一頓得要18塊、20塊」，從前他一整天的飯錢經常不超過22塊。

對於被迫停工的陳航而言，壓力像藤蔓一樣纏繞住這個剛踏入中年的男人——在廣西老家，他有年邁的父母、全職在家的妻子和三個孩子要養活。富士康多停一天工，就意味着少一天收入。算上加班補貼，他在富士康一個月能拿到7千元。從2019年開始，如果是白班，陳航會在晚上9點下班後兼職跑外賣，忙到12點回家，「一個月能多掙3千塊」。

一切都因為「錢不夠」。為了掙錢，2014年大兒子剛出生後，他跳出富士康，去了北京做塔吊工人，「工資是高了」，但發放時間晚，有時候連着好幾個月才發一次，家裡實在無法周轉，只能又回到富士康。後來老二、老三接連出生，他發現自己已經無法離開富士康，「錢少，但這裡至少穩定，家裡每個月等我寄錢吃下一頓，我承受不了任何風險」。

如今待在家隔離，他每天晚上通過視頻，耐着性子教小孩寫語文作業。突然有時間和家人相處，他發現已經沒法輔導兒子小學二年級的作業。「讚美的近義詞是什麼？」兒子問他。應該是「漂亮」吧，想了半天，他說。

儘管關門5天了，開了7家中餐館的老闆老李還是不願意停下，他「讓廚師去思考新菜品，前廳做營銷活動培訓，服務員進行線上內訓」。而他自己則是思考店鋪的下一步走向，因為疫情無常，「不可以純粹期待一件事發生」，老李斬釘截鐵地說。他認真算過成本，每天外賣營業額需要達到3000元，才能滿足收支平衡，他因此暫時關停了5家店，「畢竟一睜眼就是一萬塊」。

人們對工作、營業有多少執念，對失業、倒閉就有多恐懼。

大廠裁員風聲鶴唳的當下，許鑫達說：「現在大環境不好，為了保住工作，必須卷。」就在幾天前，有傳聞稱他所在的公司整體將裁員30%。

陳小濤不想關門，儘管她庫存的螺螄粉只能維持一天半，但她總會想起之前愛來店裡的一位燒烤師傅，和她一樣，開過餐飲店創業，但因為疫情，店難以維持，虧損欠債後，師傅就去別人店裡做燒烤，新一輪疫情下，這家店狀況也不好，一個月的工資甚至很難維持溫飽。有一天，凌晨4點，陳小濤騎車去進貨，看到師傅喝得醉醺醺得走來。她覺得恐懼：那個是不是也是自己的未來？

午夜到來前成功搬進工廠的江小英順利坐在了縫紉機前，她知道自己必須得工作。這股一定要上班的勁兒，最早源自疫情最初那一年。那個冬天，江小英的婆婆患上癌症住院了，做木工的丈夫骨折無法工作，兒子還等着大學新學期的學費。因為疫情，一家三口在十幾平米的單間裡睡上下鋪，洗衣做飯全攏在一起，江小英1000多元的底薪是全家的收入。

她至今記得，那時她給廠里的領導打電話，帶着憂慮，說明了家裡的情況，希望不要被裁員。後來廠里經過幾次人員優化，她依然一路幸運地留了下來。可是疫情之下，服裝廠收益每況日下，踩着縫紉機的江小英一直擔心，「即便不是今天，未來的哪天可能也會被優化」。

像一輛永動列車，深圳給予落寞者、失敗者、期待者數以萬計的機會，摩天大樓和城中村同時吞吐着大廠程序員、白領、外賣員和建築工人，每個人都被摺疊其中。直到列車慢下來，不同網格的人生被逐一拆解，摺疊的一面被打開。

王茂柳來深圳前，病了一段時間，在廣東茂名老家休息了大半年。他至今記得自己抵達深圳的那一天，2020年10月1日，堵了12小時的車，他一夜沒睡，剛到深圳天亮了，打開車門，「是一種生命力的感覺」。

來深圳後，他的精神狀態好多了，「只要你願意跑出去，就能掙到錢」。他不喜歡用「賺」這個詞，要用「掙」，意思是錢是用雙手一點一點掙來的。現在大街上格外冷清，王茂柳送外賣路過深圳市民中心，空空蕩蕩，他發現自己竟然不用剎車了，突然一陣落寞。黃花風鈴木已經開了，過去這裡有帶着孩子散步的母親，奔跑放風箏的人，彈吉他的歌手，現在只有嘰嘰喳喳的鳥叫。

李贛覺得深圳如此便利，幾塊錢的地鐵票，想去哪裡就去哪裡。他之前在東莞和深圳的電子廠都待過一陣，出來後覺得送外賣比電子廠自由多了，不用上夜班。他還喜歡深圳的天氣，不冷不熱，比老家贛州好，「那冬天冷的啊」。

外賣員們對這座城市的變化了如指掌。疫情之後，華強北送電腦、手機和電子配件的少了，點的最多的外賣是漢堡、螺螄粉和豬腳飯，張平安甚至能通過聲音長短判斷救護車的用途，如果聲音斷斷續續，運輸的應該是醫療設備，「如果聲音響個不停，那就是病人了」。

范明月講起話來常發出陣陣笑聲，她天性樂觀，「不工作就先歇會兒吧」。雖然停工一周意味着失去了1000多元的收入，也是她一個月的房租，但她終於有時間給女兒那輛粉色自行車換上新的內胎，帶着她在城中村追着風騎車。發現她家附近的野花開得正盛，母女倆還採了一把。她還愛彈尤克里里，「因為封村，隔壁琴行這幾天基本沒人，那我就去客串一下客人」，悠揚的曲子飄出來，混雜着對面樓里的吵鬧聲，以及不遠處喇叭里的通知聲，她感受到一種生活的實感。她想過，解封後，一定找時間帶女兒去一趟大梅沙的海邊。

▲范明月女兒抱着摘來的野花。圖 / 受訪者提供

許鑫達家裡的工位正一點點搭建起來。居家工作，用了3天筆記本電腦後，那時園區還沒封控，他回了趟公司，搬回了大尺寸的顯示屏，後來又在網上花了1400多元下單了一張人體工學椅。距離完美辦公地點，還缺一個食堂。許鑫達想念那些到了點就能去食堂的日子，如今他和同事們一到飯點就會在群里討論「吃什麼」。有人叫外賣，有人煮起速凍水餃，還有人直接吃起了泡麵。對已經習慣讓大廠準備好一切的人來說，重新開始日常生活，似乎沒那麼簡單。

網格人生並不相同，但所有人都寄希望於深圳重新起飛。一位南山區的早餐店店主在深圳衛健委的公號推送下說，看到封控消息時自己崩潰了，3月1日開始這家店沒有賺過一分錢，店租、人工全都自己貼，「看着家人的相片眼紅了，真的崩潰了」。3個小時後，社區人員聯繫到了這位店主，告訴他，遵守疫情防控規定下，可以正常進行營業並給他辦理好了出入證明，並且向他訂購了「100個豬肉包、100個菜包和50個糯米卷」。

桃源地鐵站的幾位外賣小哥因為害怕被封在小區內，無法出門掙錢，索性露宿街頭，南山區委會臨時調用了活動場所，並給他們派發了物資。在深圳市商務局的指導下，餓了麼聯合飛豬，也拿出部分酒店為有需要的外賣員提供洗漱、休息等服務區。

一位博主在隔離期間快要崩潰時，發現對面樓棟的鄰居穿着比基尼躺在樓頂上，身體舒展，臉上放了一頂遮陽帽，她把照片傳到社交平台上，附文「只要心中有沙，哪裡都是馬爾代夫」。

讀大學的陳麗在傍晚時突然聽到小區有人在演奏薩克斯，仔細一聽，是《漁光曲》。她的小區不大，樓棟呈半圓形分布，薩克斯低昂的聲音迴蕩在樓間。一曲完畢後，許多鄰居探出頭來，打開手機手電筒，大喊「再來一首！」緊接着又是一曲《我和我的祖國》，一位唱美聲的中年男人加入，帶動了周邊的鄰居，聲音從小到大，直至貫徹小區。

3月16日晚上，深圳官方也發布信息，稱深圳福田、南山部分街道劃定了封控區、管控區、防範區，釋放了部分解封的信號。

即使經歷這一輪，王茂柳也沒想過離開深圳。來深圳送外賣的第一天，他騎上電動車，遇見一場大雨，因為沒穿防水服，一身淋濕，手機進水報廢了，還摔了一跤，「奶茶撒了一地」。他一度不想幹了，但為了那股初到深圳時感受到「生命力」，他堅持到現在。

再度路過市民中心時，柔軟的黃花風鈴落下，躺在電動車的車籃里，王茂柳想用手撈起丟掉，但猶豫了一下，最後，他帶着那朵花繼續開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