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清和智本社社長
編者按:本文為智本社經濟學社課程《人口經濟學》的第二講《02 | 日本:老齡化、低增長、高儲蓄與高負債》。
上一講關於低生育老齡化的三個合理因素和三個不合理因素,是我們分析人口問題的基本框架。這一講,我們用這個基本分析框架來分析日本的低生育、老齡化,嘗試揭開「日本增長陷阱」的謎題。
如今,日本是一個深度老齡化的國家。一般認為,當一個國家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超過10%,或者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過7%,就說明這個國家開始進入老齡化社會了。而日本的老齡化程度遠比這個標準高得多【1】:
2016年,日本60歲以上的人口占比為33.7%,65歲以上的人口占比為27.3%。老年撫養比達到45.2%,也就是說,平均每個勞動人口要贍養0.45個65 歲以上的老人。
另外,日本的總和生育率從1947年超過4持續下降到2005年的低點1.26。未滿15歲青少年的占比從1947年的35%,下降到2015年的12%左右。
從這些數據來看,日本是一個典型的低生育老齡化國家。為了應對深度老齡化社會,日本早在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就出台了《國民年金法》、《老人福利法》、《老人保健法》三部法律,開始建立全民年金、全民保險的保障制度。
現在,日本老人的社會福利保障體系相當完善,主要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老人保健以及介護保險。
養老保險中,最基礎的是國民年金,這是一種強制性的保險。從 2017 年開始,參保者每個月需繳納 16,900日元,國家財政會負擔另外一半的費用。2017年,日本國民年金每月最高可領取64941日元,大約相當於4000元人民幣。
養老保險的另外一部分是厚生金。這部分保費是按工資固定比例的18.3%來繳納的,僱主和雇員各承擔一半,目前覆蓋人群為63%。
2017年,一對繳費40年的夫妻,退休後每月可領取的國民年金和厚生金加起來一共超過22萬日元,大概相當於1.36萬人民幣。所以,日本的老年家庭收入其實不低。
但是,隨着日本老齡化進一步加劇,領取養老金的人越來越多,日本社保及財政也面臨重重壓力。
日本人均社保支出在過去15年內增加了50%,其中老齡化相關支出占比從1975年的33%提升到2015年的68%;並且,由於年輕人比例減少,養老金參保人和受益人之比由1987年的2.85下降到2016年的1.38。領錢的人變多,交錢的人變少,這導致日本養老金賬戶餘額在21世紀初達到高點後開始下滑。【1】
所以,近些年日本政府想了很多辦法來解決社保基金不足的問題:
辦法一是延遲退休。2001年,日本推行延遲退休政策,男性從原來的60歲推遲到2013年的65歲,女性從原來的60歲推遲到2018年的65歲。
推遲退休後,日本老年人就業率持續上升。2009 年之後,60-64歲的老人就業率甚至超過了 15 歲以上全體居民的就業率;【1】
辦法二是加稅,日本在2012年將消費稅從原來的5%提高到8%。2015年又提到10%。徵收來的消費稅主要用於社保支出。
第三個辦法就是借債。1990年泡沫危機後,日本政府開始大規模借錢充實養老金賬戶。在2021年預算案中,日本用於社會保障的支出為35.8萬億日元,占當年政府總支出的33.6%,除去債務相關支出和再分配支出後,占政府一般開支超過50%。
借錢充實養老金導致日本政府負債率迅速上升。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日本政府負債率還在75%以下。之後快速上升,如今日本政府負債率高達200%,是全球負債規模最大的國家。
日本政府借錢的方式,叫財政赤字貨幣化,通俗來說就是央行放水。日本央行在2001年就開啟了全球首次量化寬鬆,直接採購國債,為日本政府融資。如今,日本央行是日本國債的最大持有者,持有比例達到50%。截至到2019年末,日本央行持有的國債規模高達481萬億日元,約占總資產規模的 84%左右。【2】這意味着日元的抵押資產大部分都是國債。
日本央行大規模購買國債,意味着貨幣持續擴張。2020年4月,日本M2規模高達12萬億美元,而2000年不過5萬多億。
到這裡,我們就可以從低生育、老齡化這個角度找到一條理解日本經濟的主線:
隨着低生育、老齡化加劇,日本養老費用大幅度增加,政府財政不堪重負;日本政府只能擴張國債為社保基金融資,所以負債率持續上升;日本政府的國債被日本央行直接採購,又導致貨幣大幅擴張;於是,大量貨幣滯留在銀行,形成了長期低利率、甚至零利率的局面。
所以,過去30年,日本的經濟現象可以概括為「低生育、老齡化、高負債、高貨幣、高儲蓄、低利率、低通脹、低增長」。這種現象被稱為「日本增長陷阱」。
如今,「日本增長陷阱」非常具有代表性,歐美世界似乎也正在日本化。2020年疫情期間,美聯儲將利率下降到零,同時大規模購買國債,其資產負債表正在往日本的方向走。但是,這種模式其實是十分危險的。換一個新興國家,按日本這種負債率,匯率早已崩盤。
那麼,「日本增長陷阱」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很多人認為,日本經濟低增長主要是低生育、老齡化導致的。低生育導致勞動力減少,經濟產值下降;老齡化則導致儲蓄增加,消費不振,所以日本經濟才長期處於低迷狀態。
這種觀點是不完全成立的。我們通過兩個方面來分析,第一個方面,低生育老齡化的三個合理因素。
日本低增長、老齡化一定程度上是家庭自然選擇的結果。日本家庭減少了生育數量,但是提高了養育質量,大大提升了日本的人力資本,也推動了日本從數量型增長向效率型增長轉變。
所謂數量型增長,主要指只有勞動人口增加,勞動效率卻沒有明顯提升,這就是數量型增長。數量型增長的動力來自規模龐大、價格低廉的勞動力。五六十年代的日本,主要是依靠吸引美國技術與資本來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那時日本經濟增長就屬於數量型增長。
到了七十年代,日本經濟遭遇滯漲危機,開始轉型升級。1990年代日本又遭遇泡沫危機,企業遭遇重創,在這兩次危機之下,日本企業努力向核心技術和全球化兩個方向轉型升級並取得了成功。
所以,從日本的發展經驗來看,人口紅利消失後,經濟增長就要靠技術創新、知識創新,從數量型增長轉變為效率型增長。效率型增長靠的不是人口數量,而是人力資本。日本家庭的生育自然選擇雖然降低了人口數量,很多家庭放棄二胎、三胎,而將更多的時間與金錢投入到一孩的培養上,這促進了整體人力資本的提高,為經濟轉型升級提供了充沛的人力資本。
日本政府在人力資本方面也積極投入,於1995年制定了第一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側重增加有競爭力課題所需經費,並提出要培養1萬個課題研究青年負責人。從結果來看,日本已經連續近20年每年都有諾貝爾獎得主。
如今,日本在工業前沿的十幾個領域穩居全球前三名,在大型核電、新能源電力電網、醫療技術、能源存儲技術、生物科技、機器人研發等方面都建立了全球競爭優勢。
概括起來,最近三十年日本生育率下降,其實並未降低日本企業的科技競爭力。相反,人口數量下降後,日本家庭、企業和政府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到現有的人力培育上,提高了人力資本,大大增強了日本企業的科技競爭力。這就是第一講中,我們講到的家庭的微觀生育選擇與國家的宏觀經濟力量的關係。家庭生育的自然選擇是最佳的繁衍模式,對個人、家庭、企業和國家都是最有利的。
好的,講完合理的部分,我們再來講不合理的因素。日本人口問題有沒有不合理的因素呢?當然有,而且很嚴重。日本為什麼會陷入高負債、高貨幣的「陷阱」呢?至少有兩大因素產生了扭曲:
第一個是社保制度。
社保制度是一種強制儲蓄制度,由政府來分配這部分資源,這就容易引發公地悲劇。具體表現是所有人都有搭便車的動機,大家都希望少幹活、少交錢,多領養老金,最後的結局通常就是養老金餘額不足。
如今,在這種公共養老金制度下,全球都面臨退休推遲的難題,日本也是如此。日本是全球最長壽的國家之一,老年人的生命質量也很高,但是退休年齡很難隨着壽命的延長而推遲。為什麼呢?因為推遲退休年齡意味着人們要多幹活多繳納養老金,而領取養老金的時間就減少了。所以,大部分人都反對延遲退休。
在退休制度改革之前,日本人的退休年齡為60歲,但日本人平均壽命卻超過了80歲,這意味着日本人退休後領取社保的時間長達20多年。
這就導致兩大問題:一是個人繳納的社保費用無法完全支撐其老年生活,多餘部分只能由政府財政墊付,導致政府債務高企。第二大問題是,很多人過早退休,勞動力資源被浪費。當然,近些年隨着退休時間的延遲,日本老年人就業數量明顯增加。
第二大扭曲因素是,央行大規模的超發貨幣,日本政府大規模地借錢。
早在1990年的泡沫危機之前,日本央行就大規模降低利率,吹大了房價泡沫。泡沫崩潰後,重創了日本家庭的財富,不少家庭破產,這大大削減了日本的生育儲蓄和養老儲蓄。
泡沫危機之後,日本的生育率持續下滑。同時,日本走向老齡化,家庭儲蓄被削減後,日本家庭更加依賴於政府養老。所以,政府不得不大規模借債來維持持續擴大的公共養老金。
從2000年開始,日本央行不斷地購入國債,不斷地給日本的養老金融資。貨幣超發和財政擴張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市場價格和經濟結構,導致資產市場通脹,實體經濟通縮。大量資本留存在資本市場,而沒有投入到實體經濟中。這導致實體經濟不振,家庭收入增長緩慢,進一步削弱了生育和養老的能力。
當然,與世界上很多國家相比,日本家庭的整體收入還是比較高的,日本的貧富差距也沒有很大。總體來說,日本依然是全球居民儲蓄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日本的企業負債率在過去幾十年也基本沒有變化,甚至有所下降。換言之,日本是政府負債纍纍,但是家庭、企業的負債率並不高。
我們可以這麼理解,日本是希望通過央行印鈔、政府借債的方式,來度過低生育、老齡化的難關。目前,這種方式正在被很多國家所效仿。但是,這種做法的前提是,國家的經濟硬實力要足夠強大,否則國家經濟就容易崩潰。即便是日本,也不能過度透支國家信用,這並不是可取之道,只是權宜之計。
最後,我們做一個總結。日本的低生育老齡化存在合理的一面,那就是家庭的自然選擇雖然讓人口數量下降了,但是人口質量提升了,這是日本經濟轉型成功的關鍵。另一方面也有不合理的因素,養老金制度和宏觀經濟政策扭曲了日本的生育與養老,日本政府試圖通過加槓桿的方式來維持老齡化高福利社會。這種做法維持了老年人家庭的當下生活,但是卻犧牲了勞動家庭和長期增長。
好的,本講就到此結束了,請進入下一講《03 |德國:低生育、低工時、高工資與高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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