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漸
文︱高山杉
佛學家歐陽漸(字竟無,1871-1943)的《孔學雜著》和《內學雜著》,很多人都讀過甚至研究過,但是幾乎沒人注意它們的版本問題。歐陽是佛學研究機構支那內學院的創辦人。該院本在南京,後因中日戰起,金陵告急,歐陽率院眾於1937年冬攜圖書與經版入蜀,在重慶江津建立蜀院,繼續原來的講學與刻經活動。兩部《雜著》就是由蜀院刻印的,編入當時正在陸續刊布的歐陽手訂的《竟無內外學》(後改題《歐陽竟無先生內外學》)。二書刊出不久就做過補刻,加入了新的內容,所以當時的舊印本有初刻和補刻之別。1954年10月,支那內學院的新舊經版始由重慶運回南京,此後歸金陵刻經處統一保管整理和印刷流通(平珂《恢復與整理金陵刻經處的經過》,《現代佛學》1954年12月號,22頁),兩部《雜著》的書版自然也在其中。此後不知從何時開始,金陵刻經處悄悄地對書版做了一番挖改的功夫,刪去了一些涉及政治問題的敏感內容,改掉了部分關係民族問題的敏感字眼。經過這番挖改後的印本,是補刻本的一種變體,可以稱之為金陵本。早在1985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就購入過含有這種金陵本《孔學雜著》和《內學雜著》的《歐陽竟無先生內外學》(此據哲學所圖書資料室高穎女士根據所內《圖書登記總賬》提供的數據)。影印本《歐陽竟無內外學》(五冊,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4年6月初版)所收《孔學雜著》和《內學雜著》(感謝黃曙輝先生提供此書的電子版),也是金陵本。兩部《雜著》後來的各種排印本,都直接或間接來自金陵本。
以上是一個概括的說明,現在就兩部書具體地談一下。拿《孔學雜著》為例,金陵本的後面有這樣一則刊記:
細讀金陵本所收的文章,就會發現其內容與這條刊記之間存在着一個矛盾。金陵本最後的《論學書》部分所收《覆蒙文通書》寫於「(民國)三十二年二月一日」,時間反在刊記的「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之後。可見金陵本是經過補刻的,並非初刻本,初刻本中應該是沒有《覆蒙文通書》的。《孔學雜著》的初刻本現在不難見到,像台灣出版的《歐陽大師遺集》(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10月初版)第二冊里影印的(1665-1808頁)就是初刻本。拿它與金陵本比較,就會發現它正好缺了《覆蒙文通書》,而刊記卻完全相同(圖一)。按說把《覆蒙文通書》補刻進去的時候,應該將刊記重新調整刻過,以避開這個時間上的矛盾才是,但是最後卻不知為何並沒有這樣做,反而只是簡單地保留了初刻本的刊記。
圖一
金陵本《孔學雜著》不僅不是初刻本,甚至都不是補入《覆蒙文通書》後刷印的補刻本,因為細讀之下就會發現它裡面有挖改的痕跡。比如金陵本的《論學書》部分,在第二十四葉《覆陶闓士書》的前面半頁留有兩行沒有刻字的空白(圖二)。這種情況的出現,顯然不符合全書的編刻體例。按情理推測,在金陵本的《覆陶闓士書》及其之前的《覆萬君默書》之間,有可能是挖去了一封或者多封書信,這才造成了出現兩行空白無字的狀況。檢《遺集》所收初刻本,以及在金陵本出現之前刷印的補刻本,就會發現在這個位置上它們原來都是有一封《覆張君勱》(圖三、圖四;《遺集》1795-1797頁)的:
圖二
圖三
圖四
此信為答覆張君勱(1887-1969)所贈《立國之道(一名:國家社會主義)》(按寫信時間推算,所贈的可能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出的第三版)一書而作,在《孔學雜著》初刻本和補刻本中占一整葉(含兩個半頁)零兩行,而這多出來的兩行正好就是金陵本中沒有刻字的那兩行空白。金陵本為何要刪去回復張君勱的信呢?我想應該還是出於政治方面的考慮,就像賀麟(字自昭,1902-1992)在《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遼寧教育出版社,1989年3月初版)中(29頁)悄悄刪去了初版中出現的台灣國民政府「國防部長」俞大維(1897-1993)的有關記述一樣(賀自昭:《當代中國哲學》,勝利出版公司,民國34年11月初版,31頁:「俞先生對此學〔按:指數理邏輯學〕天才特高,惜轉變興趣已有多年。」)。
由於版木的損壞,會造成後印本中出現一些文字漫漶的地方,這些地方只有根據早期印本才能得到糾正。如上所述,市面上流行的《孔學雜著》排印本,比如「現代中國思想論著選粹」叢書本(《孔學雜著》,山東人民出版社,1997年3月初版),「百年佛教高僧大德叢書」本(《歐陽漸大德文匯》,華夏出版社,2012年4月初版),「中華現代學術名著叢書」本等等,都是直接或間接根據金陵本編排的。在這些排印本中,《論學書》中《跋〈中庸傳〉寄諸友》所寄最後一友都是印成「楊權吉」。熟悉支那內學院歷史的人都知道,歐陽漸的學生和朋友中並沒有叫「楊權吉」的人,可是卻有一個關係比較親密的學生叫楊叔吉(即楊鶴慶,陝西人,曾留學日本習醫,回國後以此為業,並在支那內學院教授日語)。但是從金陵本來看,該處的確是印成「楊權吉」(圖五),那麼是不是真的另有一位「楊權吉」呢?這個問題只要翻檢一下初刻本或金陵本之前印的補刻本就能解決。初刻本上面印的正是「楊叔吉」(參看上面的圖一),原來「權」字的出現是因為版木上「叔」字左半上方的那一小橫的損壞造成的。
圖五
金陵本《內學雜著》上下兩冊也非初刻本,而是補刻本。與《孔學雜著》的情況一樣,《歐陽大師遺集》第二冊所收《內學雜著》也是初刻本(1425-1606頁)。初刻本也分上下兩冊,但每冊的內容編排卻與補刻本不同。初刻本上冊一共收文九篇,分別是《內學序》《影印宋磧砂版大藏經序》《瑜伽法相辭典序》《支那內學院經版圖書展覽緣起》《精刻大藏經緣起》《得初刻南藏記(附考)》(所附之「考」指呂澂〔1896-1989〕撰《南藏初刻考》)《辨方便與僧制》《辨虛妄分別》《辨二諦三性(附解惑四則)》。下冊亦收文九篇,為《辨唯識法相(附解惑二則)》《與章行嚴書》《覆陳伯嚴書》《覆魏斯逸書》《答熊子真書》《覆歐陽浚明書》《與李正剛書》《答陳真如書》《再答陳真如書》。全書最後有刊記:「弟子黃聯科敬刻歐陽大師《內外學》,茲刻《內學雜著》一種,連圈計字三萬七千八百八十個,籤條、尾葉,共支國幣二千六百五十元正。中華民國卅一年四月支那內學院蜀院識。」
到了補刻本中,上冊收文變成了十篇,就是把初刻本下冊的第一篇《辨唯識法相(附解惑二則)》移入上冊成為第十篇。下冊收文的數量還是保持在九篇,只不過是把初刻本里的《答陳真如書》和《再答陳真如書》合為一篇《答陳真如書(一至二)》,然後再加上新收入的《覆梅擷芸書(一至七)》和《楊仁山居士傳》。補刻本沒有將刊記重寫重刻,而是保留了初刻本原有的刊記,然後再補刻一條新的刊記:「本書第三十三頁以下補刻二十六頁,連圈計字一萬零八百四十四個,由院友熊訓啟常捐刻款內支付國幣六千五百元正。中華民國卅三年一月支那內學院蜀院識。」所謂「本書第三十三頁以下補刻二十六頁」(這裡的「頁」就是含有兩個半頁的「葉」),指的就是《覆梅擷芸書(一至七)》和《楊仁山居士傳》。補刻的時間(1944)已經在歐陽漸去世(1943)之後了。金陵本就是根據補刻後的書版刷印的(並有一些挖改,見下文),但不知為何只留下了補刻的刊記,卻將補刻本中本來保留的初刻本刊記給刪去了。王孺童的《金陵刻經處刻經題記匯編》(中西書局,2017年12月初版)在《內學雜著》一條只著錄了補刻的刊記,可見他根據的既不是初刻本,也不是補刻本的早期印本,而只是金陵本。
圖六
《歐陽大師遺集》第二冊所收《內學雜著》初刻本,不知為何只有《得初刻南藏記》和《南藏初刻考》沒有用木刻本,而是用了《內院雜刊•入蜀之作四》里所收的鉛印本(圖六)。這一期《內院雜刊》一共收文三篇,即歐陽漸的《得初刻南藏記》,呂澂的《南藏初刻考》和釋德潛的《檢閱崇慶古寺明藏記》。德潛法師就是最早發現初刻南藏之人,當時住支那內學院在呂澂的指導下做研究工作。鉛印本《南藏初刻考》里附有經書的書影,但到了木刻本中這些書影都被刪去,只留下「見附圖一」「見圖二」「見圖三」等空無所指的標記。
與初刻本以及補刻本的早期印本相比,金陵本《內學雜著》中還有一些挖改的地方。比如《支那內學院經版圖書展覽緣起》一文,初刻本中「倭虜勝人以猛烈之器」一句(圖七;補刻本同),到了金陵本中就把「倭虜」改成了「敵軍」(圖八)。但是初刻本和補刻本中提到譚綸提拔俞大猷和戚繼光「大破倭酋」的地方,金陵本則依舊保留「倭酋」二字未動。再如《精刻大藏經緣起》一文,在最後計算刻經費用時,初刻本作:「以六千卷計,每卷照現在價算約一百三十元正,總計需款八十萬元。」(見上面圖六;補刻本同)到了金陵本中,具體的數字「一百三十」和「八十萬」都被挖掉,只保留了空白(圖九)。金陵本《覆魏斯逸書》里有這樣兩句話:「今世唯物學行,階級資產萬力摧破,乃並批判及孔。孔子真髓至理不昭白於天下,腐爛陳言苟且談之,其何以應海潮罡颶之趨勢?」(圖十)在初刻本中卻作:「今世唯物學行,階級資產萬力摧破,乃並昌言倒孔。孔子真髓至理不昭白於天下,腐爛陳言苟且談之,其何以御海潮罡颶之趨勢?」(圖十一;補刻本同)把「昌言倒孔」和「其何以御」改成了「批判及孔」和「其何以應」。
圖八
圖九
圖十
圖十一
如上所述,《內學雜著》中補刻的這二十六頁(葉),包含了全書最後的《覆梅擷芸書(一至七)》和《楊仁山居士傳》。在《內學雜著》初刻本的目錄中(兩個半頁),《答陳真如書》和《再答陳真如書》本來是占據兩行的,使得它們所在的下半頁只空出一行沒有刻字(圖十二)。到了補刻本里,為了填入《覆梅擷芸書(一至七)》和《楊仁山居士傳》,就把《答陳真如書》和《再答陳真如書》縮成只占一行的《答陳真如書(一至二)》(圖十三;這是金陵本的圖,補刻本同)。在金陵本的《楊仁山居士傳》中,文字有一處較大的挖改。就是這句:「居士喜奇書,有老尼贈以《金剛》,經數年後又,於皖肆得《起信》《維摩》《楞嚴》,循環研索大暢厥心……」(圖十四)讀這句的時候,會發現一個不太自然的地方,就是「經數年後又」的下邊為什麼會有一個表示句讀的圓圈,按照語義是不應該在這裡加圈的。檢金陵本之前的補刻本的早期印本才知道,這五個字原作「發逆亂甫定」(圖十五)。因為歐陽漸對太平天國起義用了「發逆亂」這樣含有貶義的稱呼,所以才把原來的五字挖去改成了現在的樣子。
圖十二
圖十三
圖十四
圖十五
總而言之,《孔學雜著》的初刻本沒有收《覆蒙文通書》,而《內學雜著》的初刻本則沒有收《覆梅擷芸書(一至七)》和《楊仁山居士傳》。很少有人知道,沒有收進孔學和內學二《雜著》初刻本中的這三篇文章,除了補刻進兩書之外,支那內學院還曾單獨把它們印成過一本書。2020年12月初,我從孔夫子舊書網的「易書房」書店購得一冊線裝木刻本《雜著補遺》(圖十六),內收《覆梅擷芸書(一至七)》《楊仁山居士傳》和《覆蒙文通書》,在《楊仁山居士傳》和《覆蒙文通書》中間夾有《內學雜著》的那條補刻刊記(圖十七)。從內容、字體和版式看,《雜著補遺》就是內學和孔學二《雜著》補刻部分的單行本。所謂「雜著補遺」者,正是《內學雜著》和《孔學雜著》這兩種「雜著」的「補遺」。此書似知者甚少,檢索讀秀,只發現在《中國抗戰大後方歷史文獻聯合目錄(下)》(周勇、王志昆主編,重慶出版社,2011年8月第1版)第1723頁有著錄。
圖十六
圖十七
另外,通過檢索百度,可以發現有一個名為「二酉堂」的博客在2007年8月5日發表過一篇題為《緣起談(願世界和平)》的博文,其中開篇就提到:「偶得一零本——《雜著補遺》,民國三十三年一月支那內學院蜀院識,內收《楊仁山居士傳》《復蒙文通》等。」從博文所附首頁照片來看,這位博主偶得的《雜著補遺》正是我從孔網買到的那本。博主在個人簡介里說自己是經濟科學出版社的編輯,還留下了郵箱號zgq1976@vip.sina.com,而給我寄書的「易書館」老闆周國強的姓名的拼音首字母就是zgq,應該就是同一個人吧。
附記:在《內學院刻本刊記拾遺》(2019年1月3日《澎湃新聞·上海書評》)一文中,我曾提到自藏的一冊支那內學院刻《佛說阿彌陀經》。因該書在刊記處有破損,很遺憾未能將刊記全文錄出。前年在惠民文化消費季北京弘藝2021年金秋藝術品拍賣會古籍善本專場(2021年9月27日)見到了該書完整的本子(拍品號178;圖十八),現據此本將刊記補全重錄如下(圖十九):
圖十八
圖十九
此書後來又與《摩訶般若經·淨土品》《維摩詰經·佛國品》(皆為鳩摩羅什譯本)合刊為《淨土三經》,這個合刊本也出現在這次的弘藝拍賣會(拍品號169)。《摩訶般若經·淨土品》的刊記,王孺童之書已有著錄(166-167頁),但是漏掉了《維摩詰經•佛國品》,現將其刊記(圖二十)補錄如下:
圖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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