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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本文內容由4月21日鄭永年教授在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南海可持續發展的新願景與新路徑」分論壇上的發言整理而成。
南海本身很重要，聚焦南海也很重要，但如果只聚焦南海問題本身，反而會看不到大環境。因為南海問題的解決需要被放到大的國際環境下，因此我想從大環境來分析一下南海問題。
實事求是地看，過去40年，包括南海周邊的東亞地區，如果跟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區相比，這個地區都是發展最快、最和平、最穩定的區域。這個地區已經成長出世界上幾個最大的經濟體。日本以前是亞洲第一大經濟體，現在中國是亞洲經濟第一大，日本是第二大；印度現在發展很快，印尼又恢復了正常的發展狀態，越南也是一個高速發展的經濟體。亞洲國家完全可以驕傲地說我們是世界上最和平、最穩定、發展最快的地區。
和平、發展和穩定三者是互相強化的。和平為發展提供一個良好的環境，而發展又反過來促進穩定。1990年代初我到美國求學的時候，當時因為鄧小平南巡以後中國發展很快，而日本是當時亞洲第一大經濟體，所以很多人說中日必有一戰。美國人相信「修昔底德陷阱」，認為中國崛起了肯定要跟日本一戰。日本在歷史上曾經侵略中國，給中國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當時中國國內也的確發生反日示威。這些更使得很多人相信「中日必有一戰」。但結果怎樣呢？現在我們的經濟體量是日本的三倍多，但兩國之間並沒有發生戰爭——雖然兩國間有些小的糾紛，但整體上是非常和平的，中國政府跟日本政府還是非常理性地處理了諸多歷史與現實的問題。
亞洲的發展證明了鄧小平當年提倡的「和平與發展」的正確性。「和平」與「發展」是相輔相成的關係，沒有和平就沒有發展，發展又為和平造就基礎。
但現在的情況發生了變化，亞洲地區正面臨嚴峻的挑戰。在眾多的挑戰中，中國需要特別警惕的就是美國搞國際秩序的「兩極化」。美國現在的大戰略就是想把世界秩序兩極化，比如在這次俄烏戰爭中，美國把俄羅斯跟中國綁架在一起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步。國際秩序兩極化對我們亞洲地區有非常負面的影響，亞洲大部分國家跟中美兩國都有很深厚的關係。如果中美關係不錯，他們既有了安全，發展也是可以保障的；但如果中美關係惡化，惡化到像今天俄羅斯與歐盟的關係或者俄羅斯與美國的關係，那麼亞洲所有國家都將是受害者——因為那樣，我們就會面臨現在烏克蘭的情形：沒有安全，更沒有發展。因此，無論如何，我們絕不能重蹈覆轍，讓烏克蘭情形在亞洲重現。
今天，美國在亞洲在搞所謂的「二、三、四、五」的「團團伙伙」：「二」就是「雙邊聯盟」，包括美日、美韓、美澳同盟等；「三」是「奧庫斯」（AUKUS），即美英澳「三方安全夥伴關係」；「四」就是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QUAD）；「五」就是五眼聯盟（由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組成）。並且美國現在還想組建把越南、新加坡等更多國家都納入進去的聯盟。按照這個趨勢發展，如果以後真的形成了一個亞洲版的北約，那麼亞洲國家就永無寧日了。因此，我個人特別反對「北約」，更反對美國組建亞洲的「北約」。北約本就是冷戰的產物。冷戰結束，隨着其對手「華約」的消失，北約就應該改革甚至解散。但北約不僅沒有解散，反而一直在擴張，才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就美國在亞洲的安全布局而言，我們今天的局勢異常地嚴峻。
亞洲國家應當有能力去掌握自己未來的命運，正如過去40年我們有共同發展的經驗一樣。那麼，這個命運要怎麼掌握？我認為主要在四點。
第一，大國要提供更多的國際公共品。過去40年，儘管中國、日本這些亞洲大國之間存在着競爭，但這種競爭基本上是良性競爭。亞洲以東盟為基礎的3個「10+1」就是典型的例子。當中國和東盟簽署自由貿易協議，形成中國—東盟「10+1」機制的時候，另外兩個東北亞經濟體日本和韓國都來競爭，分別形成了日本跟東盟的「10+1」、韓國和東盟的「10+1」，並且這3個「10+1」是互相競爭的。但競爭的結果又是怎樣的呢？就是在3個「10+1」的基礎上形成了「10+3」。「10+3」機制也算是一個很好的合作機制——因為大家在比誰做得更好，而不是比誰做得更爛。亞洲國家以前的好成績都跟這種良性競爭有關係。在未來，亞洲大國，比如中國、日本和印度，要繼續提供更多亞洲地區的國際公共品。
第二，我們要保持開放性。亞洲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和東北亞地區，除了極少數國家還是封閉的，幾乎所有其他亞洲國家都是互相開放的，甚至比世界上很多其他地區的國家還開放。這個開放度也是要保持下去的。現在我們面臨着美國搞基於價值基礎之上的集團（value-based bloc），這種美國所謂的集團化，跟全球化是背道而馳的，是「逆全球化」。亞洲國家要互相開放，互相開放之上的區域化才能推動全球化，與全球化相向而行。
第三，我們要處理好大國跟小國之間的關係。大國要寬容，包括中國也好，印度、日本也好，大國對小國要寬容。亞洲在過去40年的發展中有漂亮的成績跟大國的寬容有很大的關係。例如中國與東盟的自由貿易協定，在某些方面（如早期收穫）中國對一些較小國家做了很多讓利，這對小國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大國市場大，市場應當開放。大國市場的開放就是國際公共品。而且，大國還要有足夠的胸懷，要了解小國因為考慮到自身的安全問題，往往需要依靠或邀請域外大國保護自己。小國的這種行為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大國對小國寬容的同時，小國也要理解大國本身也有自己的安全考量。更重要的是，如果小國不考慮大國的安全，「引狼入室」，做域外大國的「代理人」，讓周邊大國感覺到不安全，那么小國也將一樣失去安全。
現在的俄烏戰爭就是一個明確的例子。烏克蘭的不安全感源於他感覺到了來自俄羅斯的威脅，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烏克蘭要依靠北約來取得安全，那麼反過來俄羅斯就感覺到了不安全；而當俄羅斯感覺不安全的時候，烏克蘭就因為成為北約的代理人而成為犧牲者。亞洲近來的歷史也有深刻的教訓——2016年菲律賓在美國的影響和推動下用國際法來解決南海的問題，但實際上從經驗來看，此次仲裁案除了分化亞洲國家和把矛盾加深以外，沒有任何積極的成效，反而導致了各國間更大的不信任。所以，下一步如何處理好大國跟小國之間的關係，比如在推進「南海行為準則」（COC）商談的時候如何與小國處理好關係，這對中國來說非常重要。
第四，我們要處理好跟美國的關係。美國一直在亞洲，從來沒有離開過。美國一直對中國有錯誤的認知，認為中國解決南海問題就是想把美國趕出西太平洋，獨自稱霸西太平洋。實際上並非如此，南海對中國非常重要，這裡涉及的問題也非常複雜，並不是訴諸於國際海洋法就可以解決那麼簡單，還有深遠而複雜的歷史問題。中國跟美國在南海區域的競爭不可避免，當然中國也不害怕競爭，但中國還是要儘量避免跟美國的軍事競爭——一旦中國跟美國進行軍事競爭，亞洲或者南海地區就會變成亞洲的「火藥筒」。中國可以把美國的軍事競爭引導到經濟競爭，因為經濟競爭是往往是雙贏的，而軍事競爭卻是零和遊戲。美國（西方）國家在亞洲也在搞「一帶一路」，儘管這也是競爭，但這種經濟競爭是好事，最終可能會是良性競爭。我們歡迎美國（西方）國家來進行經濟競爭，但是我們不應當跟美國搞軍事競賽。
總體來說，南海應當是開放的南海、和平的南海。我們都要看到自己的利益，不要受任何域外大國利益的影響，因為域外大國永遠不會服務亞洲國家的利益，或者說很多亞洲國家充其量也只是域外大國追求自我利益的代理人。就像美國一直在領導北約進行擴張，但實際上北約的行為是為了美國的利益還是為了歐洲的利益？大家看看俄烏局勢對美國和對歐洲的影響，就可以知道了：歐洲國家需要承擔這場戰爭所帶來的幾乎是所有的成本。
亞洲國家在發展過程中會確立自己的安全意識，我們應當對亞洲的未來持非常樂觀的態度。我們已經有過去40多年共同發展的歷史經驗，我們可以在共同發展的基礎上總結經驗，處理好國家之間的關係，朝着「南海命運共同體」邁進。目前疫情確實影響了亞洲國家之間的人員來往，但是亞洲國家之間的產業鏈和供應鏈關係在世界上是保持得最好的，這表明「亞洲命運共同體」強大的韌性。中國在這個基礎之上，也要有大國的責任和意識，在未來努力把「亞洲命運共同體」鞏固得更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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