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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Imported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Domestic Product Growth: Evidence from India
作者:Pinelopi K. Goldberg;Amit Khandelwal;Nina Pavcnik;Petia Topalova
來源: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25)2010
01
研究概述
02
數據和政策背景
(一)數據來源
文章基於三方面的數據進行研究:(1)來自CMIE的1989—2003年的企業數據:該數據具體到了產品層面;(2)來自TipsSoftware Services的HS8位碼海關進口數據;(3)關稅數據:其中,最終品關產出品關稅來自於Topalovaand Khandelwal的先前研究,中間投入品關稅則根據印度的投入產出表加權計算得出。
貿易改革的幾個特點對本文的研究至關重要。首先,1991年的外部危機令人意外,為以市場為導向的改革開闢了道路。因此,貿易政策的自由化出乎印度公司的意料。此外,改革作為一種快速的「休克療法」獲得通過。關稅最高的行業關稅削減幅度最大,這意味着各個行業的關稅平均值和標準差都有所下降。因此,儘管各行業的關稅變化存在顯著的差異,但產出和投入水平的變化與改革前的企業和行業特徵無關,如20世紀80年代的生產力、規模、產出增長和資本強度,而且貿易自由化似乎並沒有針對特定行業,也並非由政治經濟壓力所致。
印度承諾在第八項計劃(1992~1997年)之後進一步實現貿易自由化。但是Topalova and Khandelwal(2011)發現第九項計劃(1997~2002年)下的關稅變化與此之前的企業和行業表現相關。這表明,與改革後最初的關稅變化不同,1997年之後,關稅變化受到政治影響。這一問題決定了本文的研究將限制在1989~1997年的樣本。
本文基於Topalova and Khandelwal(2011)的研究,為1992~1997年投入品關稅變化和企業經營特徵不相關提供了其他證據。表1的第一欄是企業產品範圍增長(1989~1991)對投入品關稅變化(1992~1997)的回歸結果,非顯著的結果顯示政府在削減關稅時並未考慮企業產品範圍。第2~4欄表示企業產出增長、TFP以及R&D和投入品關稅削減的相關性,結果均非顯著。表Ⅰ綜合體現出印度的貿易自由化和企業特徵無關。
03
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證據——貿易自由化和進口
文章描述性統計包括:(1)印度進口分解;(2)貿易自由化對主要貿易變量(進口量、價格、種類)的影響,旨在說明廣延邊際是印度進口增長的重要部分,以及貿易自由化對相關變量的影響符合作者預期。
表Ⅱ為印度進口分解結果:(1)貿易自由化後,印度總進口大幅增加,約130%,且中間產品的增長遠遠大於最終產品增長,總進口增長主要是由中間品進口增長引致的。(2)對於中間品來說,廣延邊際的貢獻約為66%;而對於最終品來說,廣延邊際的貢獻僅為37%。
作者還從進口量、現有產品的價格和新產品種類三個方面檢驗上述貿易擴張的表現是否由關稅下降引起,表Ⅲa、Ⅲb、Ⅲc結果分別顯示,關稅下降,進口量增加;現有產品種類的單位價值下降,進口種類增加,且在中間產品表現更為突出。
實證檢驗主要包括兩個方面:投入關稅與印度國內企業引入新產品數量的關係;投入關稅削減與一些企業特徵相關變量的關係(企業銷售額、全要素生產率和研發)。
作者為探討投入品關稅對產品廣延邊際的影響,對下列方程進行了回歸:

其中,為q產業企業i在t時期製造的產品數量,是企業i所處行業q的投入品關稅。回歸係數反映了中間投入品關稅對企業產品範圍的影響,標準誤聚類到行業層面。
在表Ⅳb中,作者進行了一系列的穩健性檢驗,最重要的是對先前就存在的行業和企業趨勢特徵進行控制。第1欄和第2欄引入NIC2-year和NIC3-year固定效應,以控制先前存在的行業趨勢特徵,如可能和投入品關稅改變相關的特定行業的技術進步,結果仍然穩健,這表示投入品關稅和潛在遺漏變量不相關。第3—6欄通過加入雙重固定效應、產出增長、TFP增長來控制特定行業的趨勢特徵;第6—10欄控制先前存在企業的趨勢特徵,類似對行業趨勢特徵的處理,分別控制雙重固定效應、企業產出、企業TFP以及企業R&D;第11欄使用泊松分布進行回歸;第12欄考慮到企業進入和退出的問題,對一直存續的企業重新回歸,以上結果均具有穩健性。
表Ⅳc顯示了使用其他企業產出變量作為獨立變量的估計結果。這些變量包括企業規模、生產力以及R&D。結果顯示投入品關稅降低將促進企業規模的擴大(第1欄)和生產率的提高(第2欄),這和已有的強調中間品投入對生產力增長的重要性理論文獻結論保持一致,也和現有的研究中間品進口或投入品關稅降低和生產率所得相關性的實證文獻結論一致。作者研究發現更低的投入品關稅和R&D支出增加相關(第3欄),作者在第4欄中引入企業間投入品關稅的異質性,交互項係數顯著為負,這表示雖然更低的投入品關稅和R&D支出增加相關,但是這僅僅體現在初始規模更大的企業。總之,以上結果為外生增長文獻提供了一定支持。
04
影響機制分析
前文分析了進口投入對企業產品範圍的影響,但沒有揭示投入關稅影響產品範圍的機制。特別是,它沒有告訴我們這些影響究竟是通過現有進口中間產品的較低價格還是通過各種可用投入的增加來實現的。本節將進一步探討價格和種類渠道的相對重要性。
作者首先為進口投入品導致國內企業產品範圍擴張的作用渠道提供了理論分析基礎,文章基於柯布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和國內企業生產國內投入和進口投入服從CES的假定,推導出國內企業生產分別使用國內投入和進口投入的權重以及所需價格指數,將企業成本最小化問題轉化為以下方程式:

文章使用此部分理論分析來指導下文對中間品進口和國內企業產品範圍的機制分析,作者在企業成本最小化方程中將企業產品範圍變化和可觀察到的投入品價格指數聯繫起來,文章基於此構建了產品範圍增加的價格渠道和種類渠道識別的模型,如下:
其中,表示國內企業生產的產品數量,P表示價格指數。
表Ⅴ強調了從進口新產品中的所得,尤其是中間投入品進口。第1行顯示了HS4位碼下每個組成部分的均值為0.899,這意味着根據產品種類增長調整後的確切進口價格指數比已有進口指數下降速度快約10%,不同HS4價格對產品種類增長的影響存在相當大的異質性。第3欄匯總所有的HS4位碼的產品以計算總進口價格指數。新產品的引入在9年樣本期間降低了進口價格指數約31%,這對於印度企業廣延邊際擴張的巨大貢獻再次驗證和反映了印度在1991自由化前貿易政策的限制性特徵。表Ⅴ的第2行和第3行顯示了由中間品和最終品區分的HS4位碼下計算得出的價格指數,結果與表Ⅱ的進口分解結果以及表Ⅲc的進口產品種類回歸結果一致,廣延邊際擴張在中間品表現更為突出。
方程(2)的基準回歸結果為表Ⅵa,第1欄結果儘管係數並不顯著,但顯示已有投入價格降低,產品範圍擴大;第2欄顯示投入種類增加,產品範圍也擴大。以上結果在第3欄同時將已有價格指數和產品種類指數進行回歸,以上結果仍然成立。OLS結果顯示投入品種類增加和企業產品範圍擴張相關。
理論部分研究發現進口指數可能和估計方程的殘差相關,從而導致OLS估計係數的偏誤,另外,由於可能發生的需求衝擊,國內產品範圍的增加會引起更多、更新的進口中間投入品的增加,導致傳統價格指數和特定價格指數的下降,產生反向因果的內生性問題。為解決內生性問題,作者在後續分析中引入了兩個工具變量:關稅和印度貿易夥伴的語言接近度。具體而言,首先選取了關稅作為第一個解釋變量:關稅降低能夠促進更多、更新中間品進口,使得傳統價格指數和特定價格指數下降;貿易政策的改革並沒有被任何公司預期到、也並未受到企業遊說壓力的影響,中間品關稅的下降在不同部門也是不同的,因此不存在企業產品範圍增加引發關稅改革的反向因果關係,與誤差項不相關。此外,選取和印度一樣以英語為官方語言且有顯示性競爭優勢的國家,再具體到行業層面與投入品關稅交叉項作為工具變量,考察在給定的關稅水平下,與印度相同語言、且有RCA的潛在出口夥伴是否會更多促進產品範圍增長。之後採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進行實證檢驗。第一階段回歸結果良好,第二階段的基準回歸和穩健性檢驗都表明:進口品關稅下降不僅通過使得已有投入品更便宜(價格效應),而更重要的是企業通過獲得貿易自由化之前無法獲得的新進口投入品(種類效應)促進了國內產品的增長,作者猜想這可能是因為新的進口中間品更大程度上減弱了公司面臨的技術約束。
05
結論
本文研究了貿易成本下降、中間投入品進口與國內企業產品範圍之間的關係。結果表明,已有進口品價格降低後,新進口產品使中間產品的進口價格指數平均每年降低4.7%,貿易帶來了實質性靜態收益;在國內企業引入的新產品中,平均31%具有較低的投入關稅。因此,貿易可能帶來巨大的動態收益。企業產品範圍的擴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國際貿易增加了企業對新投入品種的准入,而不是獲得更便宜的進口投入。因此,本文的研究結果表明,投入關稅自由化的一個重要影響渠道是企業通過獲得關稅自由化之前無法獲得的新的進口投入來放鬆技術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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