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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為什麼中國應對俄烏戰爭需要平衡策略?

作者:閻學通

作者信息: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

關鍵詞:俄烏戰爭;平衡戰略;和平發展

導讀

2022年5月2日,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閻學通在世界著名國際關係雜誌《外交》(Foreign Affairs)發表重磅評論,探討面臨烏克蘭難題,中國為何應在俄烏戰爭中選擇中間道路。閻學通教授指出,一方面,中國在俄烏戰爭中陷入了一種戰略困境,給中國帶來了許多壓力。另一方面,中國清楚美國在俄烏問題上拖垮俄羅斯的戰略目標。不論中國是否支持俄羅斯,美國對華遏制的整體戰略都不會改變。所以,中國只能堅持平衡策略,延續和平發展道路,避免因選邊站隊而帶來重大風險。國政學人特編譯此文供讀者思考,文章觀點不代表本平台觀點。


俄烏戰爭發生以來,中國陷入了一種戰略上的困境。一方面,俄烏衝突不僅中斷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中國對外貿易,還加劇了東亞的緊張局勢。中國人對這場戰爭的態度不同,分歧較大。另一方面,中國指責衝突的根源在美國,正是美國支持北約的擴張才激怒了俄羅斯,同時也擔心美國有意延長俄烏衝突以此拖垮俄羅斯,加入國際社會譴責俄羅斯的行列對中方沒有什麼好處。

不管中國如何回應俄羅斯總統普京發動的烏克蘭戰爭,美國都不太可能放鬆遏制中國的整體戰略。作為中國最大、軍事能力最強的鄰國,俄羅斯不是中國希望對抗的大國。因此,中國的決策者儘量避免不必要的挑釁。中國的做法是在有關譴責俄羅斯的聯合國大會(UN General Assembly)的投票上棄權,並在關於俄烏問題的官方聲明中採取謹慎立場。

中國的平衡策略是有代價的。外交上,由於中國拒絕譴責俄羅斯,中國與一些鄰國關係緊張起來,並疏遠了許多反對俄羅斯發動戰爭的發展中國家。經濟上,中國還要承受長時間因俄烏戰爭帶來的損失。為了最大限度地減少戰略損失,中國還是會堅持走這條中間道路,直到烏克蘭戰爭結束。只有美國為台灣宣稱法理上的獨立提供軍事支持,才有可能改變中國的戰略考慮。而且此舉將把中國推向俄羅斯的一邊,否則中國還是會繼續採取平衡策略。實際上,只要美國對中國的遏制戰略不變,中國就很難在俄烏問題上站在美國的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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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試圖將中俄綁定


自衝突開始以來,西方大國一直指責中國消極甚至積極地支持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例如,今年3月,《紐約時報》(The NewYork Times)報道了未經證實的說法,稱俄羅斯在衝突前已告知中國其戰爭計劃。但正如中國駐美大使秦剛3月15日在《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Post)的一篇專欄文章中指出的那樣,俄羅斯的行動會讓中國損失慘重:「當前有6千多名中國公民在烏克蘭居住,中國是俄羅斯和烏克蘭最大的貿易夥伴,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和天然氣進口國。俄烏衝突對中國沒有好處。假如中國知道危機迫在眉睫,我們一定會盡最大的努力阻止衝突的發生。」

事實上,這場戰爭對中國的負面影響還是很大。這場衝突擾亂了大宗商品市場、中斷了供應鏈,給中國企業造成了數十億美元的損失。如中國鎳業巨頭青山控股集團就因戰爭引發的鎳價飆升而損失了80億美元。戰爭也導致了中國出口訂單被大規模取消,從而削弱了中國的工業生產力。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跟蹤製造業經濟活動的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在3月份下降了0.7%,比市場預期要低得多,這也是自2021年8月以來首次出現月度收縮。

這場戰爭也加劇了中國和一些鄰國之間的緊張關係。隨着中美之間的競爭加劇,許多東亞國家採取對沖策略以平衡與中美兩個大國的關係,但烏克蘭的衝突迫使其中一些國家更傾向於美國。此外,這場衝突也讓美國有理由批准向台灣提供另一筆9,500萬美元的軍事援助,這是美國總統拜登上台以來,台灣收到的第三筆美國軍售援助。受影響的不僅是中國與鄰國的關係。今年3月,三分之二的聯合國成員國在聯合國大會(UNGeneral Assembly)的兩項決議中投票譴責俄羅斯,只有5個國家投了反對票,35個國家投了棄權票。許多中小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可能會認為中國做得不夠(沒有譴責戰爭的發動方俄羅斯)。更糟糕的是,這場戰爭進一步加劇了中國與美國及其盟友之間的緊張關係。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和英國都表示,他們將加入美國的行列,繼續對與俄羅斯開展業務的中國公司實施二級制裁。

最後,烏克蘭戰爭加深了中國內部政治立場的分歧。在微信和其他社交媒體平台上,網絡上形成了支持和反對俄羅斯的兩種觀點。例如,衝突開始後不久,一些中國網民重提歷史上沙俄對中國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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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俄烏衝突上「火上澆油」


儘管戰爭給中國帶來了不少負面影響,但中國並不準備接受美國處理衝突的方式。自衝突開始以來,中國政府一直認為,美國極力推動北約東擴是對俄羅斯安全底線的挑釁,是美國有意讓戰爭升級,從而達到削弱俄羅斯和中國的目的。3月5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電話中表示,中方反對任何在烏克蘭「火上澆油」的行為。此後,中國領導人和記者不斷重複這一說法,強調中國對美國意圖的不信任感。央媒《人民日報》於3月30日發表社論,認為美國「火上澆油是為政治解決這一危機製造更大的障礙。」

戰爭發生之前,美國向俄羅斯施加了嚴厲的經濟制裁,但都未能阻止俄羅斯發動戰爭,於是美國將其目標從結束衝突轉變為延長衝突。3月26日美國總統拜登訪問波蘭的一次演講中說:「這場戰爭不會在幾天或幾個月內取得勝利。我們需要為未來的長期鬥爭而堅強起來。」在中國看來,拜登這番話是在承認白宮的目標不再是結束戰爭,而是延長戰爭,意欲以此削弱和擊敗俄羅斯。在接下來的一周,俄烏雙方的談判代表在一項臨時和平計劃方面取得了進展時,美國的高級官員旋即對此表示懷疑。俄羅斯方面表示會考慮減少對基輔和切爾尼戈夫州等地的軍事攻擊。而關於進展的回應,拜登表示:「在我看到(俄羅斯)的行動之前,我不會做任何解讀。」第二天,他告訴烏克蘭總統弗拉基米爾·澤連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美國計劃再向烏克蘭提供5億美元的直接預算援助。在中國看來,美國擴大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是為了讓俄羅斯無法獲得撤軍的外交途徑和理由。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LloydAustin)上周表示:「我們希望看到俄羅斯弱化到無法再次入侵烏克蘭。」這類行為和聲明讓中國更加相信,美國的首要目標是削弱俄羅斯,而不是尋求迅速結束這場戰爭。

中國不相信,在烏克蘭戰爭問題上尋求與美國的共同立場後就能夠讓宏觀上的中美關係得到改善。即使中國加入國際社會對俄羅斯譴責的隊伍,美國也不會減輕其對中國的遏制戰略。俄烏戰爭開始後,一些東亞國家曾公開質疑,在歐洲陷入危機的情況下,美國是否會繼續將注意力放在印太地區。對此拜登政府迅速回應了東亞國家的疑慮。3月28日,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凱瑟琳·希克斯(KathleenHicks)告訴記者:「即使我們面對俄羅斯的邪惡行動,國防部也做好了緊急預案以維持和加強對中國的軍事威懾。中國仍是我們最重要的戰略競爭對手和挑戰。」第二天,拜登對新加坡總理李顯龍(LeeHsien Loong)說,儘管美國正關注着烏克蘭,美國同時也能「強有力地支持並迅速實施印度-太平洋戰略」。

中國政府認為,即使中國與俄羅斯保持距離,美國也不會以其他方式改變印太戰略。在中國看來,公開譴責俄羅斯或支持對俄羅斯實施制裁,只會為美國打開對中國實施二級制裁的大門。美國已經威脅要懲罰與俄羅斯做生意的中國公司了。2月3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內德·普萊斯(Ned Price)就曾對記者表示:「如果我們看到包括中國公司在內的外國公司阻礙美國的出口管制措施,我們將有一系列工具進行反制。」

在俄羅斯軍隊越過邊境進入烏克蘭境內後,美國曾對中國施加了外交壓力。3月中旬,在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會見中國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之前,他曾告訴媒體:「我們私下曾與中方溝通,中國要為幫助俄羅斯躲避大規模製裁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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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堅持走中間道路


這不是中國第一次夾在兩個競爭對手間。1958年至1971年,中國面臨歷史上最惡劣的國際環境。在那期間,中國不得不同時面對來自美國和蘇聯的戰略威脅。作為回應,中國投入了所有的經濟資源,準備對這兩個大國中的一個發動全面戰爭。為了更好地保護其工業基地免受攻擊,中國將許多工廠從東部較發達的地區轉移到不發達的西部山區,並將工廠隱藏在人工洞穴中。那次大規模的產業重組使中國陷入了嚴重的經濟困境,造成了嚴重的商品短缺和大範圍的貧困問題。

過去慘痛的教訓影響了中國對俄烏戰爭的看法,更加堅定了中國要避免再次被夾在美國和俄羅斯(前蘇聯)之間。為避免激怒俄羅斯,中國的官方聲明經過了精心推敲。例如,在今年3月的一次採訪中,秦剛明確表示,中國尋求與俄羅斯建立合作關係,但不支持其在烏克蘭的戰爭。他說:「中俄之間的合作沒有禁區,但也有一條底線,那就是《聯合國憲章》確立的原則。」在4月1日的新聞發布會上,中國外交部歐洲司司長王魯彤的說法同樣是走中間路線:「我們不做任何事情來刻意規避由美國和歐洲對俄羅斯施加的制裁,中國不是烏克蘭危機的參與方。」

在烏克蘭問題上,中國選擇了一條中間道路,沒有向莫斯科提供軍事援助,但與俄羅斯保持着正常的商業關係。美國的戰略夥伴印度也採取了類似的立場,明確地區分與俄羅斯的在軍事和經濟上的事務。部分北約國家為供民眾過冬取暖,也繼續購買俄羅斯的天然氣。如果烏克蘭戰爭繼續下去,將會更多的國家效仿中國的平衡策略,以最大限度地減少戰爭給本國造成的經濟損失。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打算在塑造全球經濟規範方面發揮重要作用,但無意在全球安全事務尤其是戰爭方面中發揮主導作用,畢竟中國與美國在軍事上存在巨大差距。營造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的和平環境仍然是中國外交的重要目標。只要美國不為台灣在法理上宣告獨立提供軍事支持,中國是不可能偏離和平發展這條道路的。



作者:閻學通,清華大學文科資深教授、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

譯者:黃紫藍,國政學人編譯員,悉尼大學國際關係碩士,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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