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伍曉鷹 現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曾任日本一橋大學經濟學終身教授，及美國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The Conference Board, TCB）高級學術顧問和TCB中國中心經濟研究部主任。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公眾號：辛莊課堂
一個國家不能在原創性的技術上勝出，並不是因為沒有「舉國體制」，也不是什麼錯失了「彎道超車」的機會，而是因為以國家利益至上的名義壓抑了市場自身的創新機制。脫銷多年以致洛陽紙貴的麥迪森先生的《世界經濟千年史》中文版，終於在各方努力之下即將以精校版的形式再版了，欣喜之餘不禁略書幾筆談談我重讀先生著述的感想，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靈。
這部集先生一生努力探索長期經濟增長規律的收官之作發表於2001年，饒有千禧年承上啟下之意。她的問世讓那些需要以數據支持自己觀點的增長經濟學家們第一次有了可以覆蓋全世界所有經濟體、時間跨度最長且概念一致的人口與收入的時間序列數據（全部數據收入了即將以精校版形式同時再版的、本書的姊妹篇《世界經濟千年統計》中）。
二十年來，她不僅成為眾多經濟、政治和歷史學者的案頭書，也在一些有關重大經濟增長和人類命運的辯題中成為全球各大媒體反覆引用的觀點和數據來源。然而，媒體炒作的長期增長故事多津津樂道於麥迪森數據所展示的大國之間「霸主」的易位，甚至用所謂「麥迪森趨勢」去臆測未來的「新霸主」，忽視了這些歷史數據所隱含的長期增長的政治和制度條件。
本書精校再版的過程，也是去年秋季我以「世界經濟千年史」的名稱，第一次嘗試將麥迪森畢生的研究工作搬上北京大學講台的過程。其間不時被有關中美經濟和政治關係惡化的討論所影響，促使我反覆閱讀和思考麥迪森的千年增長敘事中，有關幾次重大地緣政治危機的討論，特別是重建地緣政治均衡的努力對國際經濟和政治交往制度的改善，進而對長期經濟增長的重要影響。
擱筆之際，正值那個掌握着可以不止一次地毀滅人類核武庫的國家，以「保衛祖國」的名義在不宣而戰的情況下入侵另一個主權國家，以血腥、野蠻的叢林法則挑戰文明世界。這個冷戰後最大的地緣政治危機凸顯了重讀麥迪森的現實意義。
政治地理學中的地緣政治概念主要被用來刻畫地理上相鄰或相關國家之間的利益關係。雖然很難否定這種關係中文化、宗教或意識形態的重要影響，但其基礎還是經濟利益關係，尤其是與經濟發展密切相關的自然資源問題。然而，我們不應該在這個問題上抽象地談論「國家利益」，忽視其後面的政治制度和其代表的利益主體。簡言之，不同的政治制度決定了「國家利益」代表的是競爭性地參與經濟活動的、體現在企業家身上的個體利益，還是國家統治集團亦或獨裁者的利益。給定條件，前者更傾向在一個共同的契約下，通過公平的市場競爭追求各自的經濟利益，後者則更傾向通過武力較量建立與各方勢力相應的利益分割。顯然，與後者相比較，前者更有助於促進國際經濟和治理制度的建設，從而促進國際市場體系的發展，所以更有利於人類社會的長期經濟增長。縱觀人類歷史，地緣政治關係在一定的資源、技術和制度條件下會處於某種均衡狀態。在地緣政治學權威費爾格里夫（James Fairgrieve, 1915）看來，這種「均衡」不過是由各個霸權國家所處的、特定的地理位置所決定的。由此可以這樣推演，因為無法克服的地理條件或地理障礙，當其中某個因素的變化打破既有的均衡，使相對經濟成本發生變化，而有關各方無法接受因此而導致的經濟利益，進而政治權力必須被重新分配時，就會釀成不訴諸武力或不以武力相威脅就無法解決的地緣政治危機。這在本質上是一種基於「叢林法則」的地緣政治觀點，因為它否定了地緣政治關係可以隨着人類政治文明進程而得到改善的可能性，從而也就否定了通過制度建設規範國際交往的意義，否定了在國際地緣政治爭端中存在的正義性。其結果不但縱容了對國際規則陽奉陰違的行為，也讓陰謀主義和機會主義行為大行其道。通過威尼斯、葡萄牙、荷蘭和英國在全球貿易中跌宕起伏的歷史，麥迪森饒有意味地講述了幾次重大地緣政治危機如何改變了人類的歷史命運，促進了有益於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發展的制度建設，成就了今天我們可以享受的長期增長的成果。麥迪森以長期增長的視角講述的「威尼斯故事」可以給我們的重要啟示，不僅是威尼斯人絕頂的商業精明，更是他們如何以「極高的專業性、實用性和投機性，並完全致力於商業利益」的嫻熟的地緣政治手腕，維繫了當時東西方貿易世界的地緣政治均衡。這種均衡表面看來意味着威尼斯可以與阿拉伯商人和平地共享東西方貿易的巨額利潤，但更重要的是它使得商業經濟可以在西歐乃至北歐的擴大與深化，從而刺激了旨在通過提高效率而增加商業利潤的一系列的技術進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航海技術的改進。然而，由於各方勢力沒有意識到建立和恪守一個共同貿易規則的重要性，叢林法則下普遍的重商主義行為使維繫地緣政治均衡的成本越來越大，表現為各種宗教旗幟下日益頻繁的，以掠奪資源、控制商路為目標的殘酷戰爭。然而，交易永遠是人類最好的導師。當時最大的地緣政治危機無外乎是奧斯曼帝國的崛起最終阻斷了西方商人的東方財路。但這不僅沒有斷送全球貿易，反而刺激葡萄牙人找到了繞過好望角通往東方市場的新航道，由此開啟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大航海時代，導致了於隨後的工業革命和工業化進程不可或缺的地理大發現。最終還是市場——活躍的航海家、商人和企業家體現了市場的靈魂，無情地拋棄了傲慢的、自以為可以永遠雄踞地理霸權的奧斯曼人，擴展了人類的資源邊界，創造了一個新的、更大範圍的全球貿易。事實上，新航道和新大陸的發現並沒有直接克服因奧斯曼帝國的擴張而引發的地緣政治危機，而是通過擴大資源空間改變了原有的地緣政治格局，間接地化解了危機。然而，對新資源的競爭意味着地緣政治均衡必然還會被打破，更大的危機還會出現。通向亞洲的新航道被發現後，捷足先登的是荷蘭。荷蘭以當時最高效率的專業化生產管理和金融市場組織崛起，精明地抓住地理大發現的契機控制了亞洲貿易。麥迪森的計量結果支持了曾經讓威廉×配第和亞當×斯密都驚嘆不已的「荷蘭經濟奇蹟」：在從17世紀開始的約200多年的時間裡，荷蘭的人均收入增長速度是歐洲最快的，人均收入水平也是歐洲最高的。但歷史又以新面孔重複，荷蘭的崛起先後嚴重地挑戰了西班牙、法國和英國的利益，打破了地緣政治均衡。儘管它不得不維持一個在規模上遠超過英國和西班牙的軍隊以保護自己的利益，但最終還是成為重商主義叢林法則下的失敗者。如果深讀且思考下去，就會悟到麥迪森以其特有的計量和邏輯筆觸勾勒的長期增長對我們的啟發：市場內涵的自然演化的力量讓人類學習的是如何競爭性和平共處，而不是險惡叢林中永遠的敵意對峙和血腥廝殺。增長產生於文明而不是野蠻。荷蘭故事之後，他用了更多的篇幅展示了，19世紀大英帝國的崛起是與其通過一系列的法案主動放棄以鄰為壑的重商主義戰略，在主要貿易國家之間推行自由貿易制度的努力同步的。以令人信服的增長計量結果，麥迪森強調這個變化是推動全球人均收入擺脫長期停滯的首要條件，並且據此挑戰了在發展階段劃分理論中忽視市場機制中自然演化的力量，過分強調標誌式歷史事件的流行觀點。他將1820年定義為「資本主義時期」的起點，否定了現代資本主義因18世紀中葉英國的「工業革命」而突然誕生的庫茲涅茨假說，也拒絕了長期統治經濟史學界所謂「英國例外」的教條。他進而將1870-1913年這個期間定義為第一個自由資本主義時期，以區別1820-1870年間的商業資本主義時期。在這個時期，自由貿易刺激了史無前例的、全球競爭性的資源流動，使工業技術得以從英格蘭向歐洲和新世界迅速擴散，導致了持續的收入增長和技術進步。人類的制度學習從來離不開生命的教訓，前進一步往往需要一兩代人的努力。強國之間不會輕易地在地緣政治問題上妥協，共同規則的建立需要政治家、工商領袖和知識界的思想成熟和目標上的共識，還需要國際關係上的智慧，這都需要假以時間。工業化時代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說明了地緣政治危機仍需武力解決。雖然兩次大戰之間出現的蘇聯社會主義制度和自由資本主義世界的「大蕭條」鼓勵了大量東西方知識分子左轉，傾向國家主義的計劃經濟制度，但是麥迪森以購買力平價方法對全球增長表現的計量顯示，戰後全球經濟增長受益於奉行自由競爭和自由貿易原則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不是高度集中的、通過行政命令管理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儘管與前者相比，後者處在較低的發展階段，因此理應實現更快的經濟增長。這個實證發現也許是對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中所弘揚的、私有財產制度下以法治規範的自由市場競爭制度的最有說服力的支持。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致命的弱點是不存在市場上通過無數企業家的競爭中產生的，可以持續地改善效率、追求創意和創新，從而推動技術進步的機制。在人類的第二個自由資本主義時期，即麥迪森定義的戰後1950-1973年期間的自由資本主義「黃金期」，全球GDP年平均增長率達到近5%，人均GDP達到近3%，迄今仍是史無前例的記錄。麥迪森認為在戰後新的地緣政治格局下，導致「冷戰」的東西方嚴重分裂反而加強了西方國家之間的利益調和，促使各國放棄以鄰為壑的政策，接受自由貿易制度。通過「馬歇爾計劃」，美國在西歐亟需時提供了巨額的援助，迅速地推動了戰後西歐的經濟恢復。與此同時，旨在促進自由貿易的各種國際組織紛紛建立，繼續推動始於19世紀後半期的國際市場經濟制度的建設。隨着西歐和日本與美國之間收入差距的迅速縮小，發達經濟體之間的自由貿易市場規模迅速地擴大了，這不但深化了市場競爭，也鼓勵了技術創新。不過，麥迪森也特別注意到凱恩斯主義的需求和就業政策對於穩定這個「黃金期」增長的重要作用，在某種意義上，這為政府干預可能產生的負面作用打下了伏筆。發生於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終止了這個「黃金期」。這是繼戰後東西方分裂後又一場新的以能源為焦點的地緣政治危機，它與1979年發生的第二次石油危機一起，使美國及很多西方發達國家在1970年代陷入了持續的需求低迷與通貨膨脹並存的「滯脹」困境，嚴重地挑戰了流行的凱恩斯主義宏觀經濟管理的教條。1980年代的「里根經濟學」政策體現了減少干預、向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復歸的努力，但卻付出了政府預算赤字持續上升的代價，實際上與哈耶克主張的新自由主義原則大相徑庭。這是一個讓人們再次懷疑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的時期。可能使一些讀者不解的是，麥迪森為什麼將1973-1998年這個時期統稱為「新自由秩序時期」（1998年是其戰後始於1950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庫的最後一年），並沒有試圖將其中看起來截然不同的石油危機、里根經濟政策，以及1990年代開始的全球化時期區分開來。在我看來，這不但反映了他基於增長核算視角的謹慎，更體現了他一向主張的，把透明且容易質疑的定量觀察置於定性推論之前，以使後者在邏輯上更加嚴謹的原則。的確，從人均GDP增長上看，麥迪森並沒有很強的理由將這幾個時期細分，因為它們的增長速度都在1%至2%之間，平均僅為1.3%，還不及「黃金期」的一半。可以說「新自由秩序」並沒有帶來新的增長動力，持續上升的地緣政治成本是一個重要因素。但是，麥迪森也看到，儘管在這短短四分之一個世紀中因石油價格上漲、拉美債務危機、日本資產價格暴跌、蘇東社會主義集團崩潰、新興經濟體的出現等等造成了跌宕起伏的地緣政治變化，國際貿易體系仍然是穩健的，這對於維護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制度，進而保持效率改進和技術進步的壓力，以致贏得「冷戰」至關重要。所以，相對解體後的蘇東集團各國能否克服衰退，改革中的中國能否治癒國有部門低效率的痼疾，麥迪森更關心的是美國所引領的迅速的信息與通訊技術（ICT）進步能否產生巨大的外溢效果，推動全要素生產率上升，進而通過自由貿易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產生影響，再促進整個世界經濟的增長。事實上，這樣的外溢效果是中國可以在很短的時間裡成為「世界工廠」的不可或缺的因素。真希望上蒼再多給麥迪森20年時間，以先生在長期增長問題上的潛心研究，特別是對其中自由市場力量的感悟，我想他一定會對「冷戰」結束後，幾乎與ICT革命同步的、史無前例的全球化產生的新地緣政治問題提出獨到和睿智的見解。蘇東集團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崩潰，否定了以殘酷的、反人性的烏托邦試驗建立一個「公平且富裕社會」的政治理想和經濟實踐，也彌合了因這種實踐導致的地緣政治對立和市場分裂，創造了有利於全球化的政治條件。根據麥迪森以1990年價格計算的購買力平價結果，儘管剛剛遭受了資產價格暴跌，日本1992年的GDP總量首次超過蘇東集團，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此時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GDP總量已約相當於蘇東集團的七倍，主導了世界經濟增長的方向。此後，製造業在一個日益整合的世界市場中，通過重構全球價值鏈，在改變國際勞動分工的同時，也改變了主要經濟體在地緣政治版圖中的位置。與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造成的地緣政治危機並行，全球化30年後今天的世界是否面對新的地緣政治失衡，是另一個挑戰性的題目。理解這個問題可以從一個簡單的總結開始：自1990年代開始的全球化由兩個巨大的、史無前例的引擎所推動，一個是ICT技術進步，另一個就是世界貿易組織（WTO），兩者相輔相成：於前者，可以稱為「技術引擎」，更重要的不是ICT加快了製造業各個領域的技術成熟和擴散，而是以摩爾速度甚至超摩爾速度進步的芯片技術與摩爾定律假定不變但事實上迅速下降的芯片價格（進而以ICT技術為操作和運轉核心的機械設備價格）的共同作用，導致了前所未有的市場不確定性，強化了市場競爭。投資者希望在難以預測的、更便宜且更有效率的技術出現之前實現現有投資的利潤最大化，因而需要更快且更自由的全球資源流動，在一個更大的市場上獲得最低成本的要素組合；於後者，可以叫做「制度引擎」，作為一個基於以往各個國際貿易協定和經驗，在日益健全的國際法治體系下發展起來的世界自由貿易制度，可以滿足前者必要的市場條件。但是，這個簡單的總結，特別是其中對「制度引擎」的總結，忽視了中國的影響。在WTO的制度框架下，中國以其巨大的市場潛力，以及能夠在一個由中央集權政府保障的穩定的政治環境下，提供大量守紀律、易訓練的勞動力條件，贏得了國際投資者，從而得以迅速地加入全球價值鏈，推動了世界貿易史無前例的擴張。然而，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地方政府之間旨在促進投資和出口的、競爭性壓低要素成本的政策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以國際的視角，這種模式可能符合以中國為生產基地的跨國公司的利益，但卻被越來越多的國家視為挑戰WTO自由貿易原則的「現代重商主義」行為。依靠如今可以與美國一比高低的經濟體量，中國在全球經濟和政治事務上的確擁有比以往更強的談判籌碼，然而，不可忽視的是，競爭者們力圖扭轉因此產生的市場、資源和技術等方面地緣政治失衡的決心正在發生作用。能否立足共同規則的基礎，包括在共同意願下修改規則，是對中國決策者政治智慧的考驗。正是因為全人類都受制於一個共同的資源邊界，所以在全球化的動態過程中，各國之間相對利益的變化意味着不可能一勞永逸地建立一個理想的地緣政治均衡。傲慢的國家主義者們並不明白主導全球化的根本因素不是技術而是市場，更不明白決定市場成長的不是哪個國家的力量，而是自由競爭推動的自然演化的力量。概念上，無論是一國之內還是國際間的經濟活動，從接受哪怕是最低程度的國家利益至上那一點開始，市場機制就受到了限制，因為市場的靈魂是競爭而不是合作與服從。否定了這一點也就否定了經濟活動最終的效率目的，進而也就否定了技術創新的源動力。一個國家不能在原創性的技術上勝出，並不是因為沒有「舉國體制」，也不是什麼錯失了「彎道超車」的機會，而是因為以國家利益至上的名義壓抑了市場自身的創新機制。近年出現的一種所謂「政府創造市場」的荒謬觀點，不過是國家主義者們理論上的淺薄和對歷史的無知——如果不是刻意杜撰歷史的話，這也是哈耶克所一再鞭撻的「致命的自負」。以扼殺市場機制的方法創造市場規模是自欺欺人的遊戲。如本文一開始所述，這種「國家利益」實際上代表了其背後的統治集團利益。世界貿易制度的作用就是要維護一個公平的、以法治下的規則為基礎、通過自由競爭實現市場交易的制度，而不應該成為奉行「叢林法則」、以國家名義滿足統治集團利益的「利益交易所」。從地緣政治的角度提出「敬畏市場」，不是發現了什麼理論的「新大陸」，而是旨在闡明一個人類歷史發展已經證明的經濟與政治文明演化互相契合的邏輯。這與麥迪森先生所潛心演繹的地緣政治、制度建設和經濟增長的經驗邏輯是一致的。先生留給我們的一個睿智的啟發就是自由貿易對於長期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在否定國家主義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弘揚一種增長目的與生命目的相一致的經濟哲學觀點。生命的本質就是自由競爭，競爭帶來增長、推動演化、造就文明。我們應該承認且尊重這個生命的本質，放棄任何意識形態或政治信仰上的烏托邦。
伍曉鷹
現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經濟學教授。曾任日本一橋大學經濟學終身教授，及美國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The Conference Board, TCB）高級學術顧問和TCB中國中心經濟研究部主任。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經濟增長、生產率及相關宏觀經濟測算，經濟周期波動，以及以生產法PPP為基礎的國際經濟比較。是國際範圍參與關於中國增長和生產率表現爭論的主要學者。長期從事中國經濟增長數據庫的工作。開創了並繼續發展《中國經濟增長數據庫》和《中國經濟分行業生產率數據庫》。在宏觀經濟測算和國際比較領域與已故增長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教授（Angus Maddison）以及其創立的荷蘭格羅寧根大學增長與發展中心有着緊密的工作關係，也是第一個將麥迪森有關世界經濟長期增長和PPP國際比較研究系統地翻譯和介紹給中國的學者，主持翻譯了麥迪森的《世界經濟千年史》、《世界經濟千年統計》和《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現在參與TCB維護和發展麥迪森全球經濟數據庫（TED）工作中的中國部分工作，也擔任國際麥迪森項目委員會委員。主要論文發表在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China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Applied Economics,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等等國際經濟學期刊。早年曾在南開大學獲得經濟學學士和碩士學位。1988-93 年作為聯合國DTCD 項目學者在新西蘭Waikato 大學進行MPhil 及PhD 學習並獲得博士學位，主修發展經濟學和人口經濟學。隨後在澳大利亞阿德萊德大學經濟系任博士後研究員。在1996-97年期間任澳大利亞外交與貿易部東亞分析中心任高級經濟學家。離開澳大利亞後先後任教於香港理工大學和日本一橋大學。主持全球以哈佛大學為核心的KLEMS增長和生產率項目的中國部分，現擔任亞洲KLEMS學會的第五屆主席。曾經長期擔任《收入與財富評論》等國際期刊的編輯委員會委員，也曾經被選為第28 屆國際收入與財富學會理事會特別理事，2007年被世界銀行的國際比較項目(ICP)的《國際比較項目季刊》邀請進入編輯委員會。曾經或仍然擔任一些國際、國家機構、政府或非政府組織研究項目的諮詢專家，包括中國國家統計局、世界銀行、亞洲發展銀行、加拿大國際發展研究中心、阿根廷國家與社會研究中心、澳大利亞國際農業研究中心、美國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TCB）及TCB中國中心、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CPU）等等。我的知識星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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