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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針對論文《當所愛之人做了壞事：探索親密關係中的道德評判（When the Ones We Love Misbehave: Exploring Moral Processes Within Intimate Bonds）》的一篇論文解析，該論文於2022年發表於《人格與社會心理學雜誌（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該研究作者包括Rachel C. Forbes和Jennifer E. Stellar。

研究背景與問題提出

當朋友、戀人或家人行為不端時，我們會有怎樣的反應？在這種情況下，個體可能會在堅持自己的道德價值觀、與維護親密關係之間產生衝突。因而，個體可能會經歷複雜的矛盾反應。本文將對這些反應進行探討：研究親密他人（如：朋友、戀人、家人）的不道德行為，如何影響個體對親密他人的看法、對個體與其之間親密關係的看法、對自我的看法，以及影響這些看法的可能機制。

面對親密他人做壞事，我們會更寬容嗎？

對於做出越軌行為的陌生人，通常會受到觀察者嚴苛的負面評價。陌生人做出越軌行為時，觀察者會對其產生強烈的情感反應，如憤怒、厭惡和蔑視，進而放大對他們的負面道德評價。然而，如果做壞事的人是個體的親密他人，他們的社會關係會如何改變個體的反應？人們可能會覺得，自己會對親密他人的越軌行為更加敏感，會產生更多的責備。這是因為親密關係建立在資源共享和大量投入的基礎上，相比於陌生人，如果漠視親密他人的道德品質，個體將會受到很大影響。此外，如果懲罰違反道德規範的人，是為了將個體團結凝聚於合作、有凝聚力的群體中，那麼對於內群體的越軌者，他們的越軌行為對於個體而言可能更具有威脅性，會引發更為強烈的譴責，即害群之馬效應（the black sheep effect），它指的是內群體成員的不道德行為會比外群體成員受到更嚴厲的評判。

然而，另一種觀點認為，相比於陌生人或普通的熟人，個體對親密他人會更加寬容。親密關係服務於滿足個體的關係需求，人們非常重視自身的親密關係。人們通常會積極看待自己的親密他人，並習慣性地避免對他們的負面評價，例如：避免對親人、戀人和朋友進行下行社會比較。同時，人們也非常關心道德，內心希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名好人，且大多數人會避免與一個不道德的人接觸和聯繫。因此，與一個行為不道德的人保持親密關係，個體的關係目標和個人目標之間發生衝突，可能會讓個體感到不安和不一致。解除這段親密關係是解決這種不一致的方法之一，但這具有較高的代價，它剝奪了滿足基本需求的機會，改變了個體的同一性。相比而言，即使是面對親密他人的越軌行為，避免消極地看待親密他人，這一方法明顯代價要小得多，且相對更為可取。

兩種策略會促成以上結果：一是關注于越軌行為，二是關注于越軌者。一在於，個體會將越軌行為的不道德性、有害性和不良後果最小化。二在於，個體會嘗試將越軌行為從越軌者道德品質的整體印象中分離出來。類似於將越軌者的行為評判與對越軌者的道德評判相分離，考慮減輕行為的情節程度或為其尋求替代性解釋。例如使用情境解釋（如：出於社會壓力）或責備他人（如：責備受害者），對於消除對越軌者行為的消極解釋特別有效。為支持這一觀點，過去研究發現，人們往往對親密他人的越軌行為不予重視，並且拒絕更新對親密他人的整體印象。以上這兩種策略，可能發生在做出道德評價之前，或在道德評判之後，用於減少來自負面評判的不一致和不適感，保持對親密他人道德品質整體的積極評價。因此，通過這種方式，個體可以繼續積極地看待自己的親密他人，維持他們之間的親密關係，同時也不會影響到自身原本堅持的道德價值觀。由上可知，①將越軌行為負面性最小化、②將越軌行為與越軌者整體道德品質相分離，兩種方式都允許個體將親密他人的越軌行為合理化。此外，有研究發現，當研究中操縱與陌生人之間的心理親密度時，親密度越高，人們會認為其越軌行為的不道德程度更低。並且，人們表示，如若親密他人違法，相比於懲罰行為，他們更傾向於做出保護行為（例如：向警察說謊以保護犯罪者）。這些發現與害群之馬效應相悖。基於以上結果和推論，本文預期，相比於陌生人和普通的熟人，看到越軌行為發生時，觀察者對親密他人的負面認知更少，與親密他人之間的關係受到的影響也更小。

以上觀點關注於陌生人與親密他人間的親密度的差異，然而可能還存在另一種關注點的解釋，即相比於陌生人，對於親密他人觀察者擁有更多的背景信息。當親密他人出現越軌行為時，這一信息就會被整合到與其不道德行為相衝突的其他正面信息當中。但近期研究並不支持這一關注點，研究發現親密他人印象更新的減少與關係維護之間的關係，不受到個體認識親密他人時間長度的影響。然而，本人進一步測試了這種替代性解釋的可能性，通過比較親密他人和熟人，個體都擁有兩者的背景信息，檢驗是否關係的時間長度能夠預測對越軌者越軌行為的寬容程度。

親密他人做了壞事，我是否也有責任？

陌生人通常被認為與自我的目標和需求無關，他們的行為不太可能對個體身份的核心特徵感知（如：自我道德感）產生影響。然而，個體的自我概念在一定程度上由個體所屬的社會群體所定義，親密他人與我們的自我意識緊密交織，他們的行為很可能會在我們身上得到反映。因此，相比於陌生人，親密他人更有可能影響個體對自己的看法。當與個體有聯繫的人（如：朋友、家人或群體成員）發生越軌行為時，我們可能會產生集體自我意識的情緒（如：感到羞愧、內疚和尷尬）。與親密他人的共享道德身份，會讓個體為越軌者的越軌行為產生一種共同的責任感。例如，在一項研究中發現，對於青少年槍擊事件，人們會認為犯罪青年的父母對犯罪青年的越軌行為負有責任，因為他們沒能阻止槍擊事件的發生。因此，儘管對于越軌行為的發生，相比於陌生人或者熟人，預期觀察者會對親密他人產生更少的負面看法，但本文同時預期觀察者可能會對自己產生更多負面的看法。

本研究概述

總體而言，本文預期，得知他人做了越軌行為時，相比於陌生人或熟人，個體對親密他人的負面情緒和負面評價會更少，即更少的批評情緒、更不嚴格的道德評價、更少的懲罰欲望。此外，相比陌生人和熟人，個體與親密他人的關係受到較小的影響。另外，本文預期，得知親密他人做了越軌行為，個體會有更多指向自我的負面情緒和負面評價，以及更多指向自我的嚴格道德評價。通過四項研究，本文將探討當個體在得知一位親密他人、陌生人或熟人的越軌行為後，對越軌者（做壞事的人）、對與越軌者的關係、以及對自我的看法。

研究1

本研究使用想象情境向被試展示越軌行為。採用被試內設計，在想象情境中，對親密他人（戀人、朋友）和陌生人的越軌行為進行了描述。然而，由於緊接着的自我道德評價可能會嚴重受到錨定效應的影響，因此本研究中沒有對自我道德評價進行探討。

方法

來自MTurk的207名被試，101名男性，106名女性，平均年齡33.85歲（SD=10.71）所有被試目前和戀人之間都有至少戀愛一年，和朋友之間也維持了至少一年的朋友關係，所有被試戀愛關係的平均持續時間為7.68年（SD=7.98），朋友關係的平均持續時間為11.64年（SD=8.37）。

研究採用3（越軌行為：偷竊財物/欺瞞賬單/散播謠言）×3（越軌者：戀人/朋友/陌生人）被試內設計。對于越軌者的身份，在數據分析中，戀人條件和朋友條件兩者測量結果的均值，用於代表親密他人條件。收集人口統計信息後，將引導被試對他們的戀人、朋友進行想象，並提供他們的姓名首字母和性別。被試還需要表明，其是否與其戀人結婚或同居。此外，對於被試的戀人和朋友，還需要其完成相對應的、測量其人際親密度的量表（IOS：Inclusion of Other in Self scale）。隨後，被試還需要對他們的戀人、朋友的道德水平進行評價，此外還需要評價普通人（用於代表陌生人）的道德水平。接下來，我們將向被試以隨機順序呈現三個假設情境，並且將情境中的越軌者設置為被試的戀人、朋友或者他們不認識的陌生人。

情境1：一個人想要在超市里買一塊糖，排隊的時候突然發現錢包里沒錢了，此時他距離銀行也很遠。隨後，他注意到了一個捐錢箱，當收銀員看向別處的時候，他從裡面拿走了1美元，用這1美元買了糖。

情境2：一個人和朋友一起去酒店的酒吧點了三杯雞尾酒，結賬登記房間號的時候，他把費用記到了一個陌生人的酒店賬單上。

情境3：一個人他特別不喜歡他的一個同事。自從這個同事來了之後，他們就一直相處不太好。有一天，這個人散布了這個同事的謠言，並且將謠言四處傳播。

為了提高真實性，當越軌者為戀人或朋友時，呈現情境時，將其對應的姓名首字母和對應的性別設置到了情境中。若越軌者為陌生人，則研究中將對其性別進行隨機設置，並稱其為亞當或者愛麗絲。被試閱讀完以上的情境材料後，需要對越軌者的道德進行評價，並報告發生該情境時被試自己的情緒（批評情緒：憤怒、厭惡、蔑視；自我意識情緒：羞恥、內疚、尷尬）。此外，研究中還讓被試對情境中越軌行為的道德程度進行評價（以此測量兩種越軌行為合理化的策略當中，「越軌行為負面性最小化」的程度），對越軌者產生的越軌行為進行歸因（以此測量兩種越軌行為合理化的策略當中，「將越軌行為與越軌者整體道德品質相分離」的程度）。

主要結果

（1）對越軌者有關的測量

將越軌行為前的道德水平評價作為控制變量，實驗條件對越軌者的道德判斷具有顯著影響，F(2, 236.74) = 3.49, p = .03, R2 = .03，對批評情緒也有顯著影響，F(2, 205.45) = 9.88, p < .001, R2 = .09。相比於陌生人，對親密他人的評價更道德，t(282.11) = 2.60, p = .01，引起的批評情緒水平更低，t(205.14) = 2.94, p = .004。由上可知，當越軌者為親密他人時，被試報告的負面反應更少，對他們產生更少的批評情緒，並認為親密他人比陌生人更為道德。

此外，將IOS的基線測量作為控制變量，對於戀人和朋友兩種不同的親密他人條件、關係持續時間，無法顯著預測對越軌者的道德判斷，也無法預測對越軌者的批評情緒。控制了親密度的基線測量後，親密關係的持續時間並不能夠預測對越軌者的任何測量指標，該結果表明，並非由於被試擁有更多對親密他人的背景信息使得被試對他們更加寬容。

（2）對自我的有關測量

實驗條件對自我意識的情緒具有顯著影響, F(2, 204.84) = 75.66, p < .001, R2 = .42。相比於陌生人，被試對親密他人的自我意識情緒水平更高，t(204.83) = 11.42, p < .001。由上可知，對於親密他人，被試報告了更多對自己的負面反應，被試自己會感受到更多的羞恥、內疚和尷尬情緒，儘管他們自己並沒有參與到越軌行為當中。

（3）兩種越軌行為合理化的策略

實驗條件對「越軌行為負面性最小化」程度（隨後簡稱為「最小化程度」）的測量具有顯著影響，F(2, 204.82) = 2.91, p = .06, R2 = .03；實驗條件對「將越軌行為與越軌者整體道德品質相分離」程度（隨後簡稱為「分離程度」）的測量也具有顯著影響，F(2, 206.00) = 18.72, p < .001, R2 = .15。相比於陌生人，被試認為親密他人的行為更道德，t(204.92) = 2.41, p = .02，並且認為越軌行為發生的原因更多是處於外部情境因素而非個人品質因素，t(206) = 6.00, p < .001。

通過蒙特卡洛模擬，檢驗最小化程度和分離程度兩者對實驗結果同時產生的中介效應。結果發現，對於批評情緒，最小化程度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應(95% CI [-.11, -.01])，分離程度也具有顯著的中介效應(95% CI [-.09, -.01])。對于越軌者越軌行為的道德評價，分離程度具有邊緣顯著的中介效應(95% CI [.00, .07])，但最小化程度的中介效應不顯著。而對於自我意識情緒，最小化程度和分離程度兩者都沒有顯著的中介效應。兩種越軌行為合理化的策略，沒能解釋為什麼親密他人發生越軌行為時，個體會產生相對更高的自我意識情緒。

研究2

研究2目的是複製研究1中的效應。本研究還對家人的親密關係進行了考慮。不像戀人和朋友，我們無法選擇我們的家庭，研究效應是否仍然能夠在這一親密關係中出現，仍有待檢驗。此外，研究2增加了被試對自己道德水平的評價，以此檢驗除了自我意識情緒之外，對自我的其他影響。同時，本研究中對兩種合理化策略進行了操縱，以此進一步探究它們在被試做出更為寬容的評判時所發揮的作用。

方法

來自Prolific Academic平台的434名被試，250名男性，179名女性，5名性別未知，平均年齡28.77歲（SD=10.72），所有被試戀愛關係的平均持續時間為6.44年（SD=6.72），朋友關係的平均持續時間為8.69年（SD=6.92）。

本研究為2（關係類型：親密他人/陌生人）×2（指示：合理化策略/控制條件）被試間設計。收集人口統計學信息後，將隨機分配被試去回憶他們曾目睹或聽到的關於一位親密他人或陌生人的越軌行為（該越軌行為不涉及到被試自己，例如：被試不是同謀）。實驗中為被試提供了一些越軌行為的例子，如撒謊、對人刻薄、盜竊或犯罪。完成回憶任務後，向隨機一半的被試提供了額外的指示（另一半被試為控制條件，沒有額外的指示）：「當你回憶這個情境時，請盡力為這個人的越軌行為提供理由。請從下面列表中選擇3個你認為最相關的原因，並根據所選的原因分別寫一個句子。」研究中提供了6個可能原因，它們都屬於兩類合理化策略。完成以上任務後，被試需要用一個短語描述這一越軌行為（後續研究者將據此編碼越軌行為的嚴重性），並報告這是什麼時候發生的。隨後，被試需要對越軌者的道德、自己的道德、自己的情緒進行打分。最後，研究者將詢問被試「你認為你能夠成功地為這個人的行為提供理由嗎？（是/否）」

主要結果

（1）對越軌者有關的測量

對于越軌者的道德評價，關係類型的主效應顯著，F(1, 423) = 11.83, p = .001,ηp2 = .032，但指示的主效應不顯著，二者的交互作用也不顯著。對於批評情緒，關係類型的主效應顯著，指示的主效應顯著，但二者交互作用不顯著。對於親密他人內部的不同類型、關係持續時間並不能夠預測對越軌者的道德評價，也不能預測批評情緒。

（2）對自我的有關測量

對於自我的道德評價，關係類型的主效應顯著，F(1, 423) = 4.23, p = .04,ηp2 = .01，但指示的主效應不顯著，二者的交互作用也不顯著。對於自我意識情緒，關係類型的主效應顯著，F(1, 423) = 5.32, p = .02,ηp2 = .01，指示的主效應邊緣顯著，F(1, 423) = 3.41, p = .07,ηp2 = .01，二者的交互作用不顯著。

本研究發現了關係類型的主效應，結果與研究1一致。這些效應在指示的控制條件（沒有指示任何合理化策略）中同樣也存在。同時，家人群體也遵循這一效應，說明與對戀人和朋友一樣，對家人可能也遵循同樣的心理機制。同樣地，本研究結果也表明，對於親密他人存在效應，並不僅僅因為對於他們被試擁有更多額外的背景信息。

然而在合理化策略方面，結果仍尚不清楚。本研究所得結果無法支持研究假設，即無法支持合理化策略作為中介因素，用於解釋為何人們相比陌生人會對親密他人做出更寬容的評判。本研究中沒有出現顯著效應的原因可能在於，通過實驗操作的合理化，與被試自發進行的合理化是截然不同的。在一項探索性的比較中，被要求合理化的陌生人與沒有被要求合理化的親密他人，被試對越軌者表現出了同樣寬容的評判，這一結果與「個體會對親密他人自發進行合理化」的觀點一致，陌生人只有在被要求合理化時才會出現類似的效應。但這並不能為本研究提出的合理化機制提供因果支持的證據。

研究3

研究3採用了更生態化的經驗取樣法（experience sampling），以捕捉日常生活中越軌行為的日常觀察結果，該方法能夠減少研究2中存在的回顧性偏差。本研究中，增加了「同事」作為本研究熟人關係的代表，以此作為額外的對照組，進一步檢驗對一個人先前信息的了解程度是否會影響人們對越軌行為的反應。研究2中未能發現顯著的中介效應，研究3中進一步檢驗了人們自發產生的合理化策略是否在其中存在中介效應。

此外，本研究測量了兩個新變量來進一步探究研究效應。首先，本研究對懲罰動機進行了測量，試圖將當前已有的研究發現擴展到行為意圖領域。另外，研究中對表徵親密關係的有關理論構念進行了評估：親密、承諾、依賴。在越軌行為發生前，我們對親密、承諾、以來的基線水平進行了測量，以此確保不同關係類型條件確實反映了親密關係的潛在心理特徵。在越軌行為發生後，再次測量了這些變量，以此探究發生越軌行為後它們會受到什麼影響。由於與陌生人進行比較不存在意義，因此本研究關注於將同事與親密他人之間進行比較。

方法

來自MTurk的113名被試，44名男性，68名女性，平均年齡38.65歲（SD=10.51）。所有被試戀愛關係的平均持續時間為13.23年（SD=8.59），朋友關係的平均持續時間為14.13年（SD=9.65），同事關係平均持續時間為7.09年（SD=5.62）。

研究採用經驗取樣設計。在15天的時間當中，被試需要報告他們是否親眼目睹或得知了戀人、朋友、家人、同事和陌生人的越軌行為。對於被試所報告的對象，隨後都完成了後續的有關問題。如果被試沒能在某一天報告某一特定對象類型的越軌行為，被試需要填寫填充問題用於平衡每日調查的長度。被試每天可以報告0-5次，每一對象類型最多報告1次越軌行為。

被試首先進行了一項基線調查，用於收集被試的人口統計學信息、對象的基線測量，並確保被試是否符合研究要求。隨後，被試需要報告一下四個人的名字和名字的首字母：①戀人、②朋友、③家人、④和他們相處時間最長的同事（非親密好友）。對於以上四人，被試需要報告他們相應的戀愛時長、友誼時長、認識時長。為了測量基線感知情況，被試隨後還需要對以上四人的道德水平、普通人（用於陌生人條件）的道德水平、自己的道德水平進行打分評價。此外，被試還報告了對這些人的親密、承諾、依賴感知。

隨後15天，被試每天晚上都會收到郵件提醒，需要他們完成每日調查。在調查當中，被試會被問及當天是否親眼目睹或得知自己的戀人、朋友、家人、同事或陌生人的越軌行為（被試自身不參與該越軌行為），並用短語或句子對其進行描述。對於每一行為，被試隨後需要報告越軌者的道德水平、自己的道德水平、自己的批評情緒和自我意識情緒、想要懲罰或批評越軌者的意願程度，此外被試還需要報告他們對越軌者的親密、承諾、依賴的感知。另外，調查中還對兩種合理化策略進行了測量，方法同研究1。

主要結果

（1）對越軌者有關的測量

與先前研究結果一致，控制了基線的道德水平後，關係類型對越軌者道德判斷的效應顯著，F(4, 85.37) = 10.94, p < .001, R2 = .34，對批評情緒的效應顯著，F(4, 60.85) = 9.37, p < .001, R2 = .38，對懲罰或批評越軌者的意願程度的效應也顯著，F(4, 83.72) = 7.82, p < .001, R2 = .27。相比陌生人，親密他人會獲得更高的道德評價，t(174.32) = 6.40, p < .001，更低水平的批評情緒，t(139.22) = 6.06, p < .001，更少的懲罰批評意願，t(145.73) = 5.55, p < .001。相比同事，親密他人也會獲得更高的道德評價，t(99.63) = 2.46, p = .02，更少的懲罰批評意願，t(70.18) = 2.36, p = .02，但批評情緒的水平沒有差異。由此可知，對于越軌行為，相比於陌生人，被試對親密他人感到更少的憤怒、蔑視和厭惡，認為他們更道德，對他們的懲罰批評意願更低。控制基線水平的親密度（IOS），親密他人和同事條件、關係時長並不能夠預測對越軌者的道德判斷、批評情緒和懲罰批評的意願。

（2）對關係的有關測量

關係類型對越軌行為後測量的親密、承諾、依賴具有顯著影響，F(4, 73.62) = 25.39, p < .001, R2 = .58。控制基線水平的親密、承諾、依賴後，相比於同事，被試對親密他人報告了更高的親密、承諾、依賴。由此可知，相比於同事，被試與親密他人之間受到的人際影響也更少。控制基線的親密度（IOS）後，親密他人和同事條件、關係時長並不能夠預測親密、承諾、依賴。

（3）對自我的測量

控制基線的道德水平後，關係類型對被試自己的道德水平感知沒有顯著影響，但對於自我意識情緒存在邊緣顯著的影響，F(4, 69.65) = 2.14, p = .09, R2 = .11。相比於陌生人，被試對親密他人報告了更高的自我意識情緒，t(130.80) = 2.46, p = .02，但對於同事則沒有出現顯著差異。

由於擔心採用的被試內設計會使結果受到錨定效應影響（類似於我們在研究1中所擔憂的），因此額外進行了探索性分析，即，選擇了被試只目睹了一次越軌行為的日子進行分析。當被試每天只目睹一次越軌行為時，控制基線的道德水平和越軌行為嚴重程度後，關係類型對自身道德評價影響顯著，F(4, 57.86) = 4.17, p = .005, R2 = .22。相比於陌生人而言顯著，t(114.89) = 2.23, p = .03，但相比於同事而言不顯著。

（4）兩種越軌行為合理化的策略

關係類型對最小化程度有顯著影響，F(4, 100.58) = 6.55, p < .001, R2 = .21，對分離程度也有顯著影響，F(4, 99.33) = 2.84, p = .03, R2 = .71。相比陌生人，被試對親密他人表現出更明顯的最小化策略，t(150.12) = 4.42, p < .001，相比同事也同樣如此，t (86.50) = 2.05, p = .04。然而，不同於之前的研究結果，關係類型對分離程度沒有出現顯著影響。

與研究1一樣進一步進行了中介分析。除了用於比較親密他人與熟人（同事）的關係變量，這裡所有的中介模型關注於親密他人與陌生人之間的比較。首先，當最小化程度作為中介變量時，結果發現，最小化程度對越軌者的道德判斷有顯著的中介效應(95% CI [.20, .70])，對於批評情緒(95% CI [-.45, -.16])、懲罰批評意願(95% CI [ -.44, -.15])、自我意識情緒(95% CI [-.24, -.04])同樣具有顯著中介效應。但對於關係的測量、被試自身的道德水平沒有顯著效應。當分離程度作為中介變量時，對所有因變量均無顯著效應。

由上可知，雖然被試再次出現了合理化策略，但本研究中只有最小化的合理化策略能夠在此對效應進行解釋。該結果表明，對越軌行為負面性最小化的策略可能在更寬容的道德判斷當中發揮作用。

研究4

在本文的最後一項研究中，使用被試間設計。一對被試（一對戀人、一對親密好友或一對陌生同學）將在實驗室中學習新的、標準化的越軌信息，這讓我們能夠在被試接收到這些信息後對他們的反應進行收集。此時陌生同學間的關係類型，代表普通熟人間的關係。本研究有助於消除研究2和研究3中的一項潛在混淆，即在先前研究中可能存在選擇偏見（selection bias），儘管被試目睹了親密他人的越軌行為，但被試仍與他們保持親密關係，被試可能更會對親密他人表現寬容。

方法

271名大學生被試，其中72名男性，198名女性，平均年齡18.84歲（SD=1.74）。戀愛關係的平均持續時間為1.81年（SD=1.01），朋友關係的平均持續時間為3.39年（SD=3.08）。

實驗開始時，被試將與一名自己的戀人/好友/陌生的同學來到實驗室（只有戀愛關係/朋友關係時長超過1年才能納入到本研究親密關係的考慮）。被試被告知，本研究與印象形成有關，將進行多輪任務，任務內容涉及：①提供自己的信息；②閱讀和回復夥伴提供的信息；③對於每個人分享的信息進行面對面討論；④基於先前閱讀和討論的信息完成後續調查。同時，被試也被告知，他們在任務中所需要回答的問題，與他們的夥伴有所不同。

實驗中，一對被試首先被分開到不同房間，被試需要報告他們對自己道德的基本感知，以及當前自身的情緒狀態。隨後，被試開始第一輪任務，任務中主試會對被試提問三個問題，本任務表面上的目的在於記錄被試的個性特徵（實際目的在於提高第二輪任務的真實性），主試將對被試的回答進行總結記錄，隨後將一對被試的回答進行交換供對方閱讀。隨後，被試需要報告他們夥伴的一些性格特徵和情緒。完成以上步驟後，兩人將被帶到同一房間，對第一輪任務中的內容進行討論，三分鐘後回到自己的房間。隨後，被試需要報告對夥伴的道德評價、親密感知、承諾感知和依賴感知。接着，將進入本研究的第二輪任務，主試向被試展示了關於他們夥伴虛假的不道德信息。與第一輪任務一致，被試需要回答主試提出的問題，但隨後主試實際上並沒有交換他們的回答供對方閱讀，而是給兩名被試事先準備好的答案供其閱讀（表面上表示是由夥伴回答的）。其中內容中表明，他們有過越軌行為（例如：撒謊、剽竊等）。被試閱讀後，需要將其抄寫到調查表當中，並回答後續的問題。此時，被試報告夥伴的道德評價、自身的道德評價、自身此時的批評情緒和自我意識情緒、對夥伴的親密感知、承諾感知和依賴感知。隨後不再有討論環節，告知被試研究結束。

主要結果

（1）對越軌者有關的測量

控制基線水平的道德感知後，關係類型對越軌者的道德判斷有顯著影響，F(2, 109.44) = 12.30, p < .001, R2 = .18，對批評情緒有邊緣顯著的影響，F(2, 199.10) = 2.88, p = .06, R2 = .03。相比陌生同學，親密他人獲得了更高的道德評價，t(108.54) = 4.86, p < .001。然而，與先前研究結果相反，被試對親密他人的批評情緒要顯著高於陌生同學，t(123.39) = 2.36, p = .02。

本研究中，被試對親密他人產生了更強烈的批評情緒，原因可能在於，他們的戀人和朋友在實驗前並沒有告知他們這些越軌行為，卻在實驗中先向研究主試分享了這些行為，因而產生了更高水平的批評情緒。

（2）對關係的有關測量

控制基線水平後，關係類型對親密、承諾和依賴感知具有顯著影響，F(2, 170.53) = 6.05, p = .003, R2 = .07。相比陌生同學，被試對親密他人報告了更多的親密、承諾和依賴感知，t(204.74) = 3.04, p = .003。

（3）對自我的測量

關係類型對自我意識情緒具有顯著影響，F(2, 104.28) = 4.54, p = .01, R2 = .08，但對於自身的道德評價沒有出現顯著影響。在閱讀了越軌行為有關的信息後，相比陌生同學，被試對親密他人報告了更高水平的自我意識情緒，t(100.58) = 2.11, p = .04。

總討論

研究結果揭示了當親密他人做出越軌行為時人們的矛盾心理。與陌生人和普通的熟人相比，被試對親密他人表現出了更低水平的批評情緒（研究4除外）、更寬容的道德評判、更低的懲罰意圖。此外，相比於普通的熟人，被試與親密他人間親密、承諾和依賴感知受到的影響更小（研究3、研究4）。同時，儘管被試自己並沒有參與到越軌行為當中，他們也會因親密他人的越軌行為感受到更強烈的羞恥、內疚和尷尬，對於自己的道德評價也會因其受到影響。將親密他人與熟人進行比較時，關係時長並不能預測在不同關係類型下個體是否會出現更寬容的反應。在合理化策略方面，研究1和研究3的結果表明，相比於陌生人和熟人，個體會對親密他人的越軌行為自發進行合理化。然而，在研究2中，引導被試採用合理化策略並不會與關係類型產生交互作用以影響對越軌者的評判。以上差異出現的原因可能在於，自發的合理化與被外部引導的合理化有所不同。對此，對於該中介的探究，目前尚不能夠得出確切結論，仍需要未來進一步的研究工作進行補充。

基於本研究的結果，我們應當思考：在人們會對親密他人更寬容的情況下，人們應如何管理自身的道德規範？在這些情境下，親密他人是否會使得越軌行為正常化？人們不太可能去懲罰或批評親密他人，這可能會讓人們忽視親密他人的越軌行為，進而對社會道德規範的維護造成威脅。同時，親密他人越軌行為對自我的影響也引出了一些重要問題。例如，人們可能會出現彌補親密他人越軌行為的動機，這類似於在人際關係水平上出現的道德許可效應。以上問題都值得未來進一步探究。

結論

本研究結果揭示了當親密他人犯錯時個體的矛盾心理，為保護親密他人，個體的自我會主動為親密他人的越軌行為承擔部分責任。

參考文獻：

Forbes, R. C., & Stellar, J. E. (2022). When the ones we love misbehave: Exploring moral processes within intimate bond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2(1), 1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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