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來源：中歐北京（ID：CEIBSBeijing）

演講：許倬雲，歷史學家，匹茲堡大學榮休教授。

編輯：邊曉璇

本文內容整理自5月28日晚，許倬雲先生在中歐北京校區「中歐領讀者」的線上演講。感謝匹茲堡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研究員馮俊文先生對本文的幫助。

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是許倬雲，今天在這裡，我與大家一起討論一個共同關心的問題：世界經濟的今天以及未來如何，尤其下一步我們會怎麼辦？

世界永遠在變，以當前的世界而論，最能引導風波的是經濟層面，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來討論世界的格局和人類的未來。

第一，我講一個歐洲最熟悉的學者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他寫了四本書，關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條件。以他為代表的「年鑑學派」，是以地理作為長時段的研究對象——人作為最短的時段，中間的各種情勢就是中間的時段。

在他的討論完成之後，我們看見資本主義制度在歐洲產生，在歐洲施行、發展。而資本主義跨越世界的方式，是經過大西洋航道，將各處的物資調動形成一個全球性的三角形周轉——周轉的物品有的是銀錢，或者以白銀換原料，原料換成品等等。多重局面之下的全球貿易，主從之間顯然有很大的區別。

我借布羅代爾的意見來開這個頭，指出這個世界在沒有形成資本主義以前，區域性的主導者和服從者是有的。

像古代中國這個大帝國，周圍小的國家都像是鐵遇見吸鐵石，被吸在中國上面。中國也面臨來自外部遊牧民族的武裝侵略，也有持續不斷的武裝抵抗。中國自己的經濟擴張出去，將別的小國家都納入其周圍。

這種情況下，中國面對世界性的資本主義大世界衝擊的時候，這種分化變成其中不可避免的後果——或者說資本主義化之後的世界，資本和資源不可能均勻地分布在世界上。

在整個世界資本主義化，以及貿易自由化的格局下，總還是一個不公平的情勢——權力不公平，義務不公平，財富分配不公平的情況。所以，下面我們怎麼辦？

第二，根據布羅代爾提出的難題，我們看沃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的「現代世界體系」。

他也是「年鑑學派」裡面的一員，他討論的是全球化的世界格局之下，經濟走向現代化、一體化的過程之間，世界究竟是一個還是幾個？構成世界的每個部分，有沒有產生社會性的分割？比如說城市與農村，城市與周邊，生產者與消費者，同一個國家裡面的上層和下層之間的關係。

於是，在這個情況之下，一方面我們看見的經濟制度是主張「共享共有」；另一方面，「享」和「有」的分配，各處和各人都不相同。在這種普遍不公平的情形下，我們怎麼談世界格局？

就在沃勒斯坦談「世界體系」的同時代，幾乎同步組建的是WTO——也就是世界共同市場，美國是這個體系的主要推手，目的是要將關稅壁壘取消。

這個情況不是沃勒斯坦本來要討論的課題，但是這兩個題目碰到一起，常常引起讀者誤會，以為沃勒斯坦是完全主張全球化的。其實，沃勒斯坦是要從正在發生的全球化裡面，提出課題、提出問題來。

我想要討論的第三個大問題是：在這個不均勻、不公平的「全球化」分配之下，誰是世界的領導者？當時大家設立世界貿易組織（WTO），理想中的狀況是國與國之間沒有關稅壁壘，資源、資本自由流動，物價便宜、人人自由——「地球是平的」。

然而，現實情況是，地球表面的地形非常崎嶇，陷坑很多，障礙也很多。這個現實情況，如今我們看得很清楚。

即使美國是世界盟主的地位，當美金代替黃金作為國際結算通用貨幣，「金本位」變成「美金本位」的時候，究竟美金是一個負擔，還是一個武器？

當美國將其作為武器的時候，反而回過頭來割傷了自己。因為美國採用強制手段，提高或者壓低匯率，這會損害到整個的「均勢」，進而損傷美國本身內部的秩序——如今看來，這種損傷馬上就要顯現了。

二戰以後，美國主導之下的歐洲重建，以及日本的重建和經濟騰飛。這一階段，出現低端產業國家替高端產業國家分擔生產工作的現象，以它的低工資、分工裡面的下層次來供應上層次。

美國忽然發現：歐洲市場忽然繁榮，以及日本經濟全球擴張——昔日歐洲的窮親戚，可以與自己平起平坐了；而小兄弟日本的車子，居然已經滿世界跑。這使得美國不得不驚慌。

舉例而言：將瑞典生產的鋼鐵運來，擺在匹茲堡的鋼廠門口，價格比匹茲堡生產的還便宜。為什麼呢？美國國內因為union movement（工會運動），工人的工資一次次提高，運輸成本提高，農產品價格提高——居然發展到無事不提高，無處不提高。

依靠盟主的地位，美國占盡了一切便宜，可是「窩裡頭反了」。如此威脅，構成了美國必須要擔心的問題：美國國內本身有信用問題，有美金兌換之後公不公平的問題，以及美金的負擔——全世界需求美金量大的時候，美金的印票機迅速運轉，導致美金通貨膨脹，最終反饋到全球，最吃虧的是通貨資金髮行的地區。

上述種種矛盾，讓我們很清楚地看到了資本主義危機的存在。如何解決？不是資本主義本身一廂情願可以做到的。

所以，八十年代開始，美國想辦法懲罰日本，要將其壓下去。最終，將一個生機勃勃的日本經濟，將一個能把八佰伴、西田百貨開得滿世界都是的經濟體打垮了。日本等於夭折了。

到現在，這個夭折的日本，雖然以經濟上的生產力而論是一個巨人；就其內部社會而論，卻不公平到極點；而其在世界政治中擔任的角色，是一個侏儒，只有唯唯諾諾跟着美國走。

美國唯恐別的國家不做跟隨它的侏儒，卻忘了侏儒反過來問巨人要肉吃的時候，巨人怎麼辦？這些情況都是今天世界的危機，而美國並沒有注意到的。

此外，經濟增長是有周期的。增長的局面到巔峰以後，是要垮下去的——除非有另外一波的成長，波頂對着波頂，拉成平線。

商品有過期的時候，技術有淘汰的時候，資源可能有代替品出現——這個世界永遠在變化。到最近的一波，是互聯網科技的發展，以及數字化工具的大量出現——從生產到計劃，都可以數字化。

此外，在這個大的局面之下，大家都一起發展到高端水平的時候，誰做低端的產業？

而這個時候，高端國家的財富已經高度集中，信用又極度的膨脹，市場交易、證券交易極端活躍——活躍到一個地步：交易所裡面反映的經濟狀況，已經和實體經濟嚴重脫節乃至於扭曲。這種「虛胖」，導致美國經濟幾乎每十年一個小危機，二十年一個大危機，不斷發生。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到現在，好幾次美國經濟出毛病，都出在美國本身資金的管理問題上——資本的信用不佳，房屋次貸的包袱，信用狀的包袱，虛假的膨脹，以及資金外逃避稅等等。開曼群島這個小小的地方，全世界資金都集中在那裡，實際上運作都在紐約、倫敦和東京。

如此情形，造成資本主義內部發展規律性的「曲線」。而這種「曲線」，是發展中國家前進過程里也要面對的。

庫茲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就是專門研究「發展曲線」的，這條曲線前半段從開始、發展成熟到登頂，是令人非常愉快的過程。

所以很多新興的國家和地區，就想趁着在庫茲涅茨成長曲線爬升到頂的時候，將自身經濟維持在頂峰狀態。

我親眼看見台灣地區就是很好的例子。我那個時候在中國台灣、中國香港和美國三處輪流工作。某種程度上，我參與了台灣地區的民主改革，但經濟改革是當時最主要的課題。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庫茲涅茨被幾位在美國的華人經濟學家（劉大中，蔣碩傑，顧應昌，費景漢，劉遵義，鄒至莊）敦請，到台灣去做顧問。台灣這邊對接的政界人士，從台灣當局副領導人嚴家淦，到當時的「經濟安定委員會」（註：台灣當局50年代設立的經濟決策機構）委員李國鼎、行政管理機構負責人孫運璿，這幾個樞紐人物，設計了台灣的經濟發展模式：從農村減租、「耕者有其田」，轉換到經濟建設。

他們採用的方法，是政府幫助企業融資，同時政府還在指定的土地規劃工業園區，政府設立免稅港口……以大量的優惠政策，提拔、提升民間的資本上來。這相當於政府給民間企業打大量的「強心劑」「營養液」，將一個力氣不夠的人變成「大力士」。

十年以後，中國台灣就已經是所謂「東亞四小龍」裡面的「頭頭」。在今天看來，我的薪水漲了七倍，年年漲薪水——當然還趕不上美國的薪水。所以這種情況之下的台灣，大家都很高興。

台灣經濟發展到了坡頂以後，顧問們剛剛走，台灣政局改變，李登輝、陳水扁先後成為台灣當局領導人。陳水扁實行了一個「金控銀行」的改革。他說：我們為什麼要拿政府的信用去向全世界押款？為什麼不能向我們自己的銀行押款？他鼓勵銀行兼併，包括信用合作社、房貸機構等等已經成功運作生產的運轉基金，都將其席捲到「金控銀行」之中。

結果，本來運作健全的小銀行合併為大銀行——大銀行負責周轉，最後等於是割右臂上的肉去補膝蓋上的肉。台灣本身「內潰」，經濟發展遲緩，產生大量收入與分配的不公平。

有大概一半左右的財閥家庭，其據有的資金成長了大概一千倍。物價不斷上漲，其速度逐漸趕上了薪水上漲的速度，尤其房價更是如此。台灣內部貧富懸殊拉得極大——內部的不公平形成了，而台灣的競爭力也喪失了。

到今天台灣看上去似乎還不錯，老百姓很快樂，但實際上台灣內部是枯竭的；尤其台灣面臨外部強國高端工業的壓迫——他們指定你的高端技術只能停留在哪個階段，不許發展到產業鏈的頂上來——台灣面臨着內外雙重的不公平，實際上內部已經沒有力氣了。

這一個在台灣已經發生的窘況，值得同文、同種、同國家的大陸注意，我們必須要自我警戒。固然大陸的市場比台灣大很多倍，內銷有很大餘地，但是內銷的另外一方向——內耗，也是相當需要注意的問題。所以我在此提醒大家，注意這個可能出現的困難。

那麼，我們究竟怎麼辦？托馬斯·皮凱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紀資本論》中，討論了現代資本主義的成和敗。我把皮凱蒂歸入到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裡面去，他相信自由經濟，並不主張計劃經濟。但是他提出來的困難，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這就是：全球經濟發展，如果資源太集中，是不是應該適當地調整一下？收入差別產生的階級，以及知識程度差別產生的階級，都會導致兩極分化。

尤其是強國和弱國、高端產業和低端產業之間，他們的經濟差距都在拉大。如何縮短這種兩極化，才能使得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局面，不會被自己兩頭扯、三頭扯、四頭扯，變成「五馬分屍」？「五馬分屍」的後果，就是席捲一切的革命，這是大家不會喜歡看見的。

當前的世界秩序，我覺得我們是不是可以思考一下：怎樣達到各個力量之間彼此制衡的狀態，使得高端和低端的分工，不會永遠被霸權強制約束。如此一來，低端產業國家才有升等的機會。

我們看見「華為事件」，孟晚舟莫名其妙坐了那麼長時間的牢，居然全世界的法庭沒有判美國法庭的不公，也沒有人來判加拿大法庭的不公。這個事件，是不是公道的事情？我不是為孟晚舟說話，我是認為事情本身的不公平。我建議中國向聯合國法庭狀告美國、加拿大，他們誣衊人權、毀傷公道。

現在，我們走到結論上來。全世界都能看到，美國要「懲戒」中國，除非你「就範」。大家有沒有想過，中國「就範」以後的後果？

日本萎縮到今天，它的經濟還能存在，是因為美國在替它做消耗——在日本駐紮着美國的軍隊，甚至東亞整個武裝部分的修復、補給，很多工程包給日本做。

如果中國像日本一樣經濟枯竭，從一個正面、有價值的partner，變成一個負面的包袱，這種經濟上的損傷和衝擊，全世界誰背得住？

假如中國經濟崩潰，這個十幾億人口的經濟體崩潰，全世界受得了嗎？中國承載的全球經濟中低端、中端的環節一崩潰，美國受得了嗎？

所以美國是無知至極，太笨太笨，而且太一廂情願了。美國將亨廷頓（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的理論當作像樣的東西，福山（Francis Fukuyama）講美國走到今天已然是「至善至美」——他不想想，任何人走到至善至美，就是衰敗、死亡的時候。

歷史的時間是永遠往前走的，而且時間不只是單向度的，每個現象都有它的時間，都有它不回歸的方向，但方向都不一樣。亨廷頓的理論、福山「歷史的終結」的說法，在歷史學上看來不值得一談。

各位同學是推動國內經濟發展的中堅力量，我在這裡有一個願望，向大家請願。

天下有沒有完全的自由經濟，是個大問號；有沒有純粹的計劃經濟，也是個大問號。還有更大的大問號：這個「計劃」的對象是整個國家，是一個群體的企業，還是一個區域的企業？這些大問號，目前沒有解答，我們摸着石頭走路。

如同沃勒斯坦所講，中國是一個五千年經驗發展而來的經濟體。在我寫的《漢代農業》中，指出中國的精耕、自耕農業經濟，不是一個純粹農村的生產經濟，它是交換經濟、商品經濟中的一環。傳統中國農村，有農舍工業、有專業生產，這裡所說的專業生產不是農村吃剩下來的東西進行買賣，而是「專門的」專業生產。

所以，各位是否可以想想：在企業跟社區之間，老闆同雇員之間，相關同行之間，怎麼樣彼此協調，在某種限度的時間、方式、分寸之下，大家共同計劃一下，形成一個相對的小循環。

這就是生產者本身遇見消費者，生產者將自己當作消費者之一——因為你的僱工就是消費者，你自己廠的設備就是消費品，你用的原料就是消費品。至於怎麼樣做這個事情？套用日本話：會社，以會社精神聯繫主顧和同仁。

同時，我對國內的形勢，有很多的感想。相較過去，國內已經做得很好了。假如我們從全球性的眼光來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我們是不是在世界上其他的角落，我們也多盡一點力？

現在我們是工業掛帥、產業掛帥，固然開闢了新的農地面積，比如說雪水灌溉沙漠形成綠洲，比如說太陽能發電使得農村可以有很多電量可用，這都是好事情。但我們能不能想一想：世界上的農業的供應不夠，農業正在慢慢地落後。

因為每一個國家都在走向工業化，走向都市化。看今天的世界地圖上非洲的大城市，我們都會嚇一大跳：非洲無復當年的叢林，荒原一片，很多耕地沒有了。中東很多耕地沒有了，中國很多耕地沒有了，全世界面臨着耕地減少的現狀。

我們能不能在工業生產之外，想想吃飯的問題？因為這是最根本的、教人存活的基本環節，在這個領域我們多用心一點，不虧本。

我們精緻的、高產量的工業產品，外銷固然賺錢；假若我們的產業分布更均勻，自主性更強，被人家壓制、抵制的局面就可以改觀了。比如說，現在中國的黃豆依靠美國，我們其實不需要依靠美國的，東北當年有看不到邊的黃豆田和高粱田。

北京時間5月28日晚，許倬雲先生在美國匹茲堡家中遠程連線參與「中歐領讀者」

第二個建議，是有關教育。因為我常常聽見同學們抱怨，考試的關口是個大難關。水向低處流，人向高處走，教育變成一道「向高處走」的梯子。這條梯子不錯，是應該走。但我們想想這一條梯子上面有兩個功能，我們現在經常只顧及到謀生的技能、專業的技能，有沒有想到教育裡面安頓自己的成分？

建立文化系統，延續文化傳承，使得人的心靈境界也有取得資源的空間，也有取得資源的來源——心靈資源的來源，恐怕非常重要，因為人不是生產機器，人是一個文化動物。

這兩部分，各位都可以進入。一個產業可以設附屬學校，培養這個科目的技工，集中於若干技能，針對生產所使用的機器、出產的產品逐個訓練。短則兩個月，多則一年，完全可以訓練出合用的勞工。

但你能不能也在附屬學校，給勞工提供禮拜六學文化的機會？甚至如果他願意的話，可以退出生產線加入文化事業；或者企業界共同支持文化事業、出版事業、寫作班子等，都可以。

我沒有資格做文學家，我是替文學家、作家說話。就我自己而論，閒時哼兩句詩是一個大享受；寫專業歷史文章的時候，讀兩首詞也是一個享受——這比寫兩個page的專業文章，還更讓我高興一點。

我想，這是我對大家的一個期望。

結束以前，我還有一個想法。因為我在美國居住、就業，1970年做匹茲堡大學的專任教授開始，就有相當部分的薪水是放在社會安全福利金裡面。到現在退休幾十年了，我每個月的收入跟我在任時幾乎一樣。這是美國在二十年代經濟恐慌的時代，羅斯福設計的社會福利制度。一百年來，造福人間。

美國這一百年來的穩定性，超過了歐洲。假如在歐洲也有這種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戰就可能避免了。社會福利制度的另外一個方向：在英國，費邊社主張議會民主，社會福利條款經過社會立法、國家立法，變成零零碎碎的改正、補救——這種方式有它的好處，彈性很大。

比如說在美國，老年人有一個叫medicare（醫療保險）的制度，給窮一點的人的叫medicaid（醫療補助）—— 一個貧窮的老年人到80歲以後，他啥都不用花錢了。我一生下來就是傷殘，按美國制度，如果我以傷殘的身份，我一輩子什麼事都可以不做，到死為止。但是，「我傷殘就不需要做事」，這個是不通的事情。為什麼一個人傷殘，國家就要養他一輩子？

假如在英國就很好辦：我找個議員一訴苦，全國一簽名——傷殘者、議員全簽名，一條立法出現了。在美國，現在沒有辦法補救，這是舉一個例子。許多許多情形，不可能在設計時就想到的，也不是「一棒槌」設計下的「建國大綱」就能定的。孫中山的《建國大綱》，也是逐步被實現了一部分的。

前面我講到費邊社的社會改革，羅斯福新政的福利制度，這個都是可以補救資本主義的弊病。當今世界，確實需要將商品經濟、市場經濟的缺陷，進行重要的改革。如此，或許可以避免許多冒冒失失的問題。當然，這中間孰利孰弊，也是需要施政者自己衡量。

我想，到這裡差不多了。謝謝各位！我祝福大家成功，我們永遠有個令人愉快的經濟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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