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如果我看得更遠，那是因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1675年，艾薩克·牛頓在給同為科學家的羅伯特·胡克（Robert Hooke）的信中如此寫道。這行長久以來被認為是我們最偉大科學家的最偉大的語句，或許原本是個具有諷刺意味的笑話：胡克，這位表示對牛頓的發明有所貢獻的對手，一個牛頓後來極度討厭的人，是一個矮子。

然而，牛頓的確站在那些人們通常「看不見」的人的肩膀上。他在經濟上也是如此：他是奴隸販賣交易的投資者。南海公司是從非洲向美洲運輸奴隸的最重要的公司。牛頓買下南海公司上千股份，投資超過十年，獲得了極為豐厚的利潤（而後他在1720年的經濟危機中失去了這份財產）。

藝術不能孤立於它的創造者，無論他們曾想過什麼或者做過什麼。但是知識——特別是物理和數學的自然律——是被發現的。為什麼要用發現者的個人生活或信仰來標記這些發現？正如歷史學家詹姆斯·博斯科特（James Poskett）在《地平線》（Horizons）雜誌中講述現代科學的全球化根源時指出，用人名標記發現有很多好的理由。有人認為，通過承認文化背景來對學科「去殖民化」會使學科毫無必要地沾上政治色彩，但博斯科特認為，科學本身就已經政治化了：科學革命是歐洲男性天才——牛頓，達爾文，哥白尼，伽利略，愛因斯坦的專有領域。博斯科特認為，上述想法就是一種政治策略，用於強化如下概念：支持某一特定政府系統，或站在邊界某一邊的人，會比別人更具求知慾、富於創造性、並精於處理困難事物。

-Bridgeman Images-

過去四個世紀發生的科學革命不僅是與政治種族衝突、侵略和奴役同時發生，並且正是因為這些事件才能夠發生。牛頓對於天體力學的認識並非是在蘋果掉落的時候突然出現在他腦子裡的，而是因帝國的擴張才賦予其可能性。法國天文學家里歇爾（Jean Richer）等旅行者通過奴役貿易公司的船隻到達「新」大陸，並在那裡觀察天空和鐘擺運動。基於這些發現，從未離開過英國的牛頓得以形成他的理論。同樣的道理，演化論並不是簡單地由達爾文發現，而是由全世界科學家在數十年間形成的。博斯科特由此聯繫起世界權利的更迭，如西班牙王朝在南美的衰落以及俄羅斯帝國在中歐的擴張。

牛頓曾寫過：「全世界都知道我自己不進行任何觀測。」像他一樣，達爾文欣然承認他是基於這顆星球上的所有發現得到的結論。「我在一本古代中國的百科全書中找到了明確描述的自然選擇原理。」他在《物種起源》中（1859）寫道。同樣，哥白尼在《天體運行論》（1543）中引用了伊斯蘭天文學家的發現，並承認那是對於日心說而言非常重要的工作。獨立的天才其實是一項現代發明。

這種神話的目的是什麼？科學自始至終是權力的工具。如博斯科特解釋的，能創造日曆和了解某一植物藥理學的能力可以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在20世紀，科學的力量變得更加清晰：愈發技術化的學習使得愈發具有毀滅性的武器成為可能。隨着冷戰的到來，必須假裝有一種叫蘇維埃科學的東西，或者伊斯蘭科學屬於一些逝去的「黃金時代」，又或者歐洲是唯一在17世紀發生了知識復興的地方（其實從廷巴克圖到西藏，各處都在興起知識復興，並且「文藝復興（renaissance）」一詞直到200年後，所有參與者都離世時才創造出來）。真相更為複雜、國際化且多樣化，但神話更易於理解，蘋果樹的故事比平方反比定律更容易解釋。

但如果現今科學拘泥於崇敬過去呢？並不是第一次發生這樣的事。中世紀時期，研究科學或者醫學意味着閱讀古老的拉丁文或希臘文，正是對於傳統的打破才開啟了一個發現的新時代。因此，一次有關科學史的誠實對話並不只具有道德上的重要性——它也使發現得以成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