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家歷史 - 從通史中把握中華文明生命力的奧秘－鑽石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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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的生命力為何如此頑強？

中華文明以廣土眾民的規模連續一統地發展至今，充分證明了中華文明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內在於五千多年古今貫通的文明發展當中，展現於多元一體的文明規模當中，構成了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政治創製和歷史延續的動力。

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特別指出，「經過幾代學者接續努力，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實證了我國百萬年的人類史、一萬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習近平總書記高度肯定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一個重要貢獻，就是科學證明中華文明紮根中華大地的自本自根、連續發展特質。

五千多年連續不間斷髮展的歷史，廣土眾民凝聚不散的大規模政治體，多元一體的一統秩序，是中國之為中國的標誌。中華文明以廣土眾民的規模連續一統地發展至今，充分證明了中華文明的生命力。這種生命力內在於五千多年古今貫通的文明發展當中，展現於多元一體的文明規模當中，構成了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政治創製和歷史延續的動力。

劉家和在《史苑學步》一書中認為，「通古今之變」就是通史的精神，「通史精神」是「中國文明發展的連續性與統一性相互作用的一種在精神上的反映」。中國悠久深厚的通史撰述傳統，集中銘記着中華文明的歷史，飽含着從歷史、從古今之變中涵養智慧的理性精神，推動着中華文明連續統一地發展。

其一，通史撰述的傳統及其精神體現了中華文明從歷史中求理性的「歷史理性」特質，展現了中華文明對待歷史變化的根本態度。

通史撰述中傳承的觀念體現了中華文明對歷史的根本態度，即歷史變化的現象是可以認識、把握和通達的。始終堅持從歷史中認識歷史的道理、從現象中把握世界的確定性、從變化之中探尋不變之常道的歷史認識論，體現了中華文明獨特的歷史理性特質。中華文明中的歷史理性不同於希臘形而上學中的邏輯理性，也不同於一神教中的信仰啟示，是中華文明看待世界的「義理性」態度在歷史領域的反映。中華文明的歷史理性肯定變化是世界實在性的展現形態，對世界實在性的肯定，更是對變化的開放性的肯定，這與希臘形而上學通過對時空的切割來確定一個超感性的世界作為認識對象有根本不同。因此，歷史理性從對時間性的洞察中尋求對世界的覺悟，追求內在於歷史變化的實在性和開放性中理性認識的可能性，是存在於時、機、形、勢中的「事理」和「理勢」。理勢合一、事理融貫，則勢中有理、理在事中、理在不得不然的歷史變化當中。這說明理性可以通達歷史，理性可以成為歷史理性，理是從不得不然中所見之所當然。因此，在通史撰述中可以感悟出「殷鑑不遠，夏後之世」的興亡之道和「百世可知」的損益之理。

作為史學體例之一種的「通史」撰述，正是這樣一種歷史認識論的結果。它表現了中華文明面對變化時，從容接受、積極進取的通達態度。中華文明的歷史理性並不帶來文化保守的復古守舊。

其二，通史撰述的傳統及其精神體現了中華文明獨特的超越性方式，展示了中華文明對天人永續境界的追求。

西漢司馬遷用「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刻畫其通史撰述事業，一方面表明他對孔子作《春秋》傳統的繼承，另一方面從「古、今、天、人」的四維結構定位《春秋》傳統內涵。「通古今之變」表達了貫通古今變化從而達致古今一體的精神追求。對於這一追求，可以「究天人之際」的視野來認識和理解。古、今、天、人的四維關係，構成了中華文明宇宙觀、世界觀、歷史觀的基本架構。由通史形塑的歷史觀深刻反映了中華文明宇宙觀、世界觀特質。

「古今之變」是在「天人之際」的維度中展開的。劉家和認為，《漢書》中《律曆志》居於《禮樂志》之前的用意，是確定人事變化的時空坐標體系及天道背景。人事的古今變化展開於天道運行的大背景下，一方面是「推天道以明人事」，即天道是人事的根本遵循，另一方面則是「盡心知性知天」，人事歸根結底歸極於天道，不離天道；而天道就在人事當中。人事與天道的關係說明，古今之變化是以天、人為主體的，天、人共同構成古今變化的主體。

「通古今之變」具有「究天人之際」的超越性意義。《周易·繫辭》雲「往來不窮謂之通」，「通」是變困窮之境而化之的力量；又雲「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窮變通久」就是通過對困窮之境的變通以達致永續久長之不窮境地。這說明「通古今」具有了「究天人」的意義。以通古今的方式來究天人，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質。以通古今的方式來究天人的超越性，與宗教向彼岸世界超越的「究天人」方式不同，是通過天人永續的「通久」與「不窮」來實現的。對以天、人為主體的「這個世界」的肯定和熱愛，構成了中華文明深厚的文明氣質。

其三，通史撰述的傳統及其精神體現了中華文明獨特的主體性立場，展示了中華文明對待困境和危機的歷史主動精神。

中華文明蘊含自強不息、與時偕行、隨時創製的歷史主動性精神。《周易·繫辭》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司馬遷用《周易》的道理評價漢興之由，是「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這種「承敝易變」或「承敝通變」的精神，就是在歷史困境中開闢新局，在歷史危機中把握先機的歷史主動精神。

歷史是在歷史主動精神的導引下不斷通達下去的。通史撰述及其蘊含的歷史主動精神，不是立足歷史之外、居於價值制高點之上對歷史的批判，而是深深紮根於歷史處境當中，通過對歷史困境的承受，在歷史負重中尋求走出困境的力量，在這個意義上對歷史的批判從來都是自我批判，對歷史困境的革命從來都是自我革命，是歷史的自我革命和歷史自身的批判性改進。因此，這種歷史主動精神，是在承擔歷史責任前提下的主體性精神。

這種內在於歷史之中的歷史主動精神，既不會從歷史之外尋求改造歷史的根據和模板，更不會對歷史源頭母版執着守舊，而是通過疏源浚流的方式面對時勢，以源流互質的方法來尋求突破時勢困局的出路，從時勢中「隨時撰述以究大道」。在歷史中隨時創製，在時勢中創造歷史，是掌握歷史主動的根本要義。中華文明由此不斷更化，連續發展，凝聚不散，創造出不同階段的中華文明形態。正是這種歷史主動精神的推動，中國歷史在完成不同階段任務的前提下連續發展，在總結經驗中不斷奠定邁向未來的基礎。

其四，中國共產黨發掘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以「通古今之變」的大歷史觀貫通古今，不斷開創中華文明新輝煌。

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充分說明了中華文明內在更生力量的強大。而這一更生力量的煥發，是中國共產黨創造性運用馬克思主義，充分激活中華文明內在力量的結果。這充分體現了中華文明在歷史困境中積極發揮歷史主動性的文明基因，這種基因是一種不斷承弊通變的能力，是一種不斷從歷史困境中開闢新境界的能力，也是一種將古老文明不斷帶入新境界、新狀態的能力。正是這種能力，讓中華文明歷久彌新、既久且大。因此，在歷史長河中，唯有中華文明由於其自我更生的原理而連續發展。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我們黨領導的革命、建設、改革偉大實踐，是一個接續奮鬥的歷史過程，是一項救國、興國、強國，進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完整事業。」革命、建設、改革不同歷史階段之間，不能相互否定，而是統一在民族復興的完整事業當中，統一在歷代共產黨人接續奮鬥的歷史過程當中，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接續奮鬥」的大歷史觀。中國共產黨接續奮鬥的歷史進程正是積極發揮通史傳統，將中華文明的歷史不斷接續通達下去的歷史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