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疫情反覆，圍繞疫情防控政策又有很多討論。分享一下作者的一些觀察和理解（純為個人觀點）。1.很多人習慣性地將疫情防控政策和特定政治活動或政府活動聯繫在一起，或者認為它就是一項「政治決策」，以此給自己建立某些時間預期，甚至進行「博弈」。實際上，疫情防控主要還是公共衛生政策，這樣的政策要高度注重科學決策，依賴專家意見，要從全國一盤棋的視角考慮各種短、中、長期的因素，因此，一定有很強的延續性，有自己的規律、邏輯，當然還有慣性。所以，對防控政策演進的「推演」要獨立進行，不能簡單將其視作「政治」決策，期望一下就發生大的調整。2.關於疫情防控，政府一直強調科學決策、科學應對，而不能「政治化」；在現實世界裡，我們發現，對這個問題爭議很大，因為不同的人往往還是根據自己的認知、利益、訴求、價值、見解做自己的選擇（也就是「共存」和「放開」之爭）。往往會認為，符合自己的立場、取態的決策就是「科學的」，反之，就是「政治的」。所以典型如美國，民主和共和兩黨分別都指責對方的疫情防控思路（大到管控、中到疫苗，小到口罩）是「政治化」的，雙方無法達成一致。所以這個討論分歧是普遍存在的，有這樣的分歧倒也不奇怪。3.任何一個國家或社會的公共政策必然與社會的價值觀及社會的現實條件相關。公共政策尤其如此。所以，這裡還需要再定義一下什麼叫做「政治」。作者的詮釋，這裡還有「狹義」（小政治）和「廣義」（大政治）的區別。——「狹義」的「小政治」，指的是決策者（可以是個人、部門、機構或團體、力量）為了自己的利益考慮制定決策。自己的利益考慮，主要指狹義的政治訴求，那自然就是權力、聲望、影響力及對資源的獲取等；——「廣義」的「大政治」，指的是決策者在制定公共政策、確立公共資源的分配時，充分結合現實情況，考慮代表大多數人的公共利益、指向代表大多數人的公共福祉。同時，可能還會適當向弱勢群體傾斜）。我們說防疫是「大政治」，指的這個層面的政治。基於以上，可以更加清楚的回答這個問題：中國的防疫政策肯定是公共導向，在科學的基礎上做出決策的。在決策過程中必然要考慮「政治」，但是這裡面考慮的是「大政治」，而不是「小政治」；4.但並不是所有個體都能夠理解和認可決策者的「大政治」的。一來不可能：不同個體的利益、立場、訴求、經驗、認知、角度，乃至價值觀都有不同，不可能所有人達成一致；二來也沒有必要：個人不是公共衛生體系官員，不是公共政策決策者，更不是政治家，他們只在代表個人發表感受，表達立場，也只需要代表個人發表感受、表達立場，這也是沒有問題。5.但到最後，對防疫政策的不滿或質疑，往往都會轉化到這些「主題」上，結果無非兩種：1)認為決策是「政治」驅動而非「科學」驅動的。但大多數人並不能準確定義究竟何為「政治」驅動，分不清「大政治」和「小政治」。要害是，無論是誰出來質疑現行的防疫政策，都不能說自己是不考慮公共利益的，都要堅持說自己的建議（例如「動態放開」）才是真正符合公共利益的，所以，如果把「大政治」擺在台面，我們發現大家其實又是認可「大政治」的。（在撕裂的美國也是如此，取態相反的兩黨都聲稱自己代表公共利益）；2)如果把定義弄清楚，大家對何為「大政治」沒有爭議了，都「以人民為中心」、以公共利益和福祉為導向，那麼質疑者就會轉而批評說現行的政策是「不科學」的，沒有「科學決策」。要看到，對「科學」，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科學，專指公共衛生、醫療醫學等：批評者認為變異後的COVID-19本質是「不可防」的，因此「動態清零」必然是「不科學」的；——「廣義」的科學超越公共衛生和醫學領域，引入其他考慮因素，譬如要考慮經濟、社會的成本代價等。這裡的「科學」,就是中文習慣說的「科學決策」里的「科學」。批評者認為，如果疫情防控政策不能很好地平衡疫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關係，代價過大，那就是「不科學」的。這裡面的要害是：有很強的預設或判斷，即認為：現行的疫情防控政策對經濟是不好的，無法平衡好兩者的關係，放開後，經濟會得到絕對的改善，經濟社會發展都會向好。6.我們再說說質疑者的預設/判斷背後的邏輯——假設是大家對公共利益導向的「大政治」本身沒有分歧：1）第一，質疑者比決策者更有「科學決策」的能力：這要求個人比決策者掌握更多的信息，包括對病毒本身的了解，包括全國各地醫療基礎設施的準備情況，包括當下所有的政策選項，包括經濟運行的情況，包括「動態放開」對醫療、經濟、社會的衝擊及中、長期的公共衛生、經濟社會影響等等。質疑者認為自己的信息更多更全更准更及時，能夠比決策者做出更加準確的判斷；2）第二，質疑者認為自己比決策者更加全面、更加宏觀、更加「公平」，比決策者更有「全國一盤棋」的視野，更能看到和理解全國不同地方的差異，更能看到和理解不同經濟階層的差異，更能看到和理解不同年齡群體的差異，並且對照顧弱勢群體更有經驗、能力、動力，能拿出更周全的預案；3）第三，質疑者認為自己比決策者有更大的利害關係（stake）。這一條，就說點通俗大道理就行了：如果「放開」這個事如此之好，經濟社會能夠得到如此巨大的發展，老百姓能夠安居樂業、政府和體制的公信力全面提升，好處明顯大於不好，那為啥不立即「放開」呢？大家真的覺得決策者是「傻子」麼？我們都比那些為這些重大公共決策承擔巨大政治壓力、精神壓力、生活壓力的人對這件事有更大的利害關係麼？這是很奇怪的事。這件事，公共決策者必須要考慮普通人的想法，但普通人也得反過來考慮公共決策者的想法，就是彼此穿上對方的鞋子看看。作者以為，以上假設都是不成立的。堅持現行政策肯定有我們看不見的原因，沒有考慮到的因素。7.有一條需要特別指出，就是公共決策者和現實情況的信息對稱（或信息不對稱）的問題。決策者都是自然人，每天都生活在疫情防控的環境裡，受到必要的管控與限制：無論是自己的出行（包括異地旅行），家人的生活便利，子女的就學，等等。公共決策者也會出去吃飯、購物，都是一樣的。普通人的生活他們每天是看得見的，因為在平時，他們就是普通人、身邊人。所以，這方面的信息總體來說是對稱的——即公共決策者不會系統性地不了解疫情防控政策中存在的問題。那麼信息不對稱主要在哪裡呢？作者認為，信息不對稱更多的體現在外界不了解疫情防控決策所掌握的全部信息，考慮的全部因素，面臨的全部決策，擺在檯面上的所有選項，以及防控政策未來的推演等等。信息不對稱是問題的原因。我們一會兒再會過來說這個問題。8.很多問題是很難準確量化的，特別是公共衛生對經濟社會的影響，實踐往往比理論難。邁出一小步比邁出完整的一大步難。質疑現行政策、倡導放開的人有一個假設，就是放開後經濟會更好，且認為好處明顯大於壞處，似乎論據如此確鑿有力，如擺在桌面的話，無從辯駁，無法迴避，如不受干擾的情況下，理應獲得瞬間通過。實際上，從一個個體、一家企業、一個局部市場、一個細分區域的視角出發做評估短期效應確實是有可能的，從一個角度，寫篇有量化輸入的網文也不難，但如果真要從全國的角度出發，要照顧不同地區、行業的人群，要納入中長期因素，要將成本效益和量化評估作為嚴肅公共政策的嚴肅證據，就很難了，確切地說，幾乎沒有辦法準確量化，因為任何一個估算都是不足的，可能忽略無數的因素，可能無法照顧所有的情景。比方說，經濟落後地區因醫療資源擠兌導致老人病亡的經濟社會影響能夠簡單量化麼？「長新冠」（long covid）對人口及生產力的影響及附帶的長期經濟成本能夠量化麼？這樣的因素是很難窮盡的。作者以為，我們的政府是非常不習慣同時也排斥將這種和生命價值、福祉、社會穩定、社會凝聚的東西先定量轉化為「經濟賬」再去算「政治賬」的。決策不是這麼做的。如果一個東西看不清楚，拿不準，不成熟，就要等一等。9.質疑者和決策者的權責是不對等的；前者只負責提意見，甚至有權提並不成熟的意見，「拋磚引玉」、「僅供參考」,提錯了也沒有關係，「有表達意見的權利」、「也為增加理解發揮了作用」，「畢竟掌握的信息有限，考慮不周，提錯了也有貢獻嘛」。說白了，還是不用承擔責任。穿上公共決策者的鞋子看看，決策者是要為決策承擔真實的、具體的責任的。所以必須謹慎。這裡，作者只是解釋一下公共決策的邏輯和難處；只有消除這種理解上的不對稱，才能真正提出建設性的意見。10.論及政策導向迭代、變化的話，疫情防控是涉及「大政治」的公共衛生政策，肯定要科學導向，理論上，醫療部門的決策者（專業官員/技術官員/technocrats）拿出比較統一的意見是前提。最近國際上很多關於長新冠的報道，英國、美國、香港地方都有一些研究出台。我們對新冠的認識實際上還處在逐漸加深的過程，沒有定論。這個時候，大家對COVID-19/Omicron的看法是不是一致了？對病毒的嚴重性、未來的發展趨勢、長新冠的影響（包括公共衛生、經濟、社會等）、各地的醫療準備與應對能力、「放開」後對醫療體系的衝擊（無論「主動」還是「被動」）、推進關鍵人群疫苗全程接種的計劃與策略、現階段核酸和疫苗策略的關係與側重等等，是否有一致意見呢？筆者請教過國外公衛專家，都表示對COVID-19有很大的認知分歧，而且公衛專家大多數是傾向於保守應對的（這也是WHO不對COVID-19「降級」背後的原因之一），如果科學上、專業上、技術上仍有不一致的意見，仍有不同的判斷，仍存有爭議，那麼自然也很難有重大的決策變化。說到底，很多關鍵環節是逃不開的，不可能「越俎代庖」。11.現在進入了寒冷季節。寒冷季節是呼吸道傳染病的多發季節（俗稱「流感季」），按理說，不應預期在這個時候政策會發生重大調整。這是一個常識判斷。12.疫情防控公共政策其實並不是「0」和「1」之間的選擇，所以0和1之間的選擇，即要麼繼續「清零」，要麼「放開」，二選一。大多數人會從這個角度看待問題。但作者理解，公共決策者桌上會有更多的選項，就拿「動態清零」來說，決策者會問，對現行政策有沒有可改善的空間？如果地方的層層加碼可能是原因多樣的，有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也有對國家疫情防控政策理解不到位不準確，對此能不能在體制內和框架內解決（而非簡單地歸咎「動態清零」、終止「動態清零」）？第九版疫情防治方案的運行實踐如何？有哪些成績，哪些問題，有沒有值得優化的部分？疫情防控給經濟帶來的負面影響，能不能用其他的方式來補償和疏導？（而非簡單地歸咎和終止「動態清零」本身），諸如此類。13.作者以為，所有人都能同意的一點是，中國最終肯定會「放開」，分歧並非放開本身，而是對前提條件和時機的理解。這其中存有許多的信息不對稱，即普通人不了解決策者掌握的全部信息及全部的考量因素。但作者以為，決策者始終有動力考慮「以時間換空間」的可能性，即，先探索和堅持一個更加優化的能夠更好的平衡疫情防控與經濟社會發展的方案，「等」來一個更加溫和、更加無害的病毒。只要這個可能性還在，那政策就有可能延續。14.疫情防控政策總是帶有慣性、粘性、滯後性的，這種滯後在於，政策實踐的調整與迭代往往會慢於一線理論或經驗。舉例子，從Omicron在國際上出現及傳入，到第九版防治方案的出台，中間有半年時間。這半年就是充分的研究論證。只有經過了充分的、負責任的研究論證之後，才可能出台新的政策。但這種研究論證可能只是證明了幾個月前國際上某實驗室或地方的臨床研究結果。「你看看，研究半天，證明的不還是這個結果麼。」疫情防控政策的邏輯是，開弓就沒有回頭箭，具有明顯的「不可逆性」。其結果是：絕不能容許失敗（容錯率為0），不追求速度，而追求準確。所以，即使有人提前說出了事後被證明可行的政策（「準確預測」）,也不代表在決策過程中就可以放棄流程。因為這個人「說對」了政策，可能只是「恰巧」——「恰巧」沒有其他未被考慮的顛覆性因素出現。公共衛生決策極為是嚴肅的，要經得起論證，經得起歷史考研，所以必須避免隨意和武斷，不能依賴「恰巧」和「僥倖」。因此，哪怕是提前「說對」了，也不代表就是好的政策，也不能取代流程。以上這段話作者表達的意思是，人們不妨嘗試理解公共政策決策粘性的「邏輯」。人們不妨設想，換一種場景，換一種情景，換一種形勢（即遇到其他的公共衛生問題），我們可能會受益於並需要感激這種粘性。簡單說，看待這樣的事情，不能簡單化、情緒化、一刀切。15.很多人對現行政策是不理解的。可以看到，社會上也積累了不少負能量，而且人們已經傾向於將經濟和生活都歸因到疫情防控上。現在有一個趨勢是很多人的觀點已經固化了，陷入了信息繭房。畢竟，大眾的日常工作生活深受疫情防控影響（不同人程度差異還很大），個人掌握的信息也有限，不同人的價值取向和認識都不同，所以不可能要求每個人都完全理解和認可現行的政策。作者認為，對這一條，公共決策者其實是理解的。而從個人角度來說，如果能夠理解決策的背後的邏輯，應該也是有好處的——不要求每個人都認可和支持現行政策，但至少能夠理解一些公共決策的難點和挑戰，能夠解除一些困惑。僅此一條，也能獲得一些能量（雖然有限）。無論如何，公共決策者和大眾之間的溝通和交流還是非常重要的，最終還是落到一個政策宣傳、解釋、傳播、倡導的問題。第一，還是需要加大力度推動疫苗接種（這裡指的是加強免疫接種，就是打滿三針）作為最重要的事情來推。當前，中國完成全程接種的人口有12.7億，占人口比例超過90%；但打滿三針（加強免疫接種）的人剛剛突破八億，占總人口比例不到60%。而且這裡面還有結構性問題：新冠最主要的傷害人群——老人的接種率是更低的。作者以為，如果不把老人接種率提上去，達到一個比較高的水平（例如九成以上），那我們恐怕不具備「放開」的條件；或者換個角度說，如果「放開」的話，那麼我們的老人群體（尤其是居於醫療資源落後地區者）是要面臨很大的公共衛生風險的。（這裡，沒有考慮新冠共存、重複感染、長新冠等對醫療體系帶來的長期影響，僅簡單的考慮老人在疫情爆發下的病死情況）。目前，以核酸檢測 + 動態清零為主的防控模式為中國贏來了很多的時間空間，一方面，我們可以「等」，等待COVID-19-Omicron逐漸在變種中減弱，等它減弱到差不多了，我們再改變政策。但這是被動行為。要將贏得的時間「利用」好，還是得採取主動，提高疫苗接種率。只有老人的疫苗接種率提上去了，中國在COVID-19面前才可能有更多的選擇空間、更多的主動性，更多的靈活性，可以應對所有可能突發的情況。要避免的情況，一是要避免安於核酸檢測和「動態清零」所提供的「保護傘」，止於及時推進疫苗接種。這就相當於沒有「利用」好換來的時間。誠然，進一步推動老人群體的疫苗接種率是有困難的，但這可能正是穿越這一輪疫情周期所必須經歷的「深水區」；二是要避免把核酸檢測作為優先，把疫苗作為劣後，甚至最後核酸和疫苗變成兩條道路了。按照我們體制的習慣思維，應該是「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第二，是宣傳問題。作者以為，現在的很多問題，表面上看是政策問題，其實背後都有解釋、宣傳、傳播、倡導的問題。宣傳不僅針對民間，也是針對體制內、針對基層的。畢竟前面講到，在疫情防控前大家其實都是一樣的，防控者本身也是「被防控者」。防疫堅持了三年，人們是疲憊的（所謂「最吃勁」的時候）。從宣傳角度看，如果再簡單複述之前的一些提法——例如「必須堅持」、「絕不能『躺平』」、「不容鬆懈」等，可能是不足夠的，遠不足以緩解大眾的焦慮。現在人們需要的主要共情和理解。筆者以為，包括但不限於幾方面的內容。一是多多讚揚帶有自我犧牲精神、勤勞、團結、勇敢的人民大眾。畢竟眾志成城三年了，全體人民不容易。所謂的「共情」，就是看到、理解老百姓的好，要具體說出來，夸到老百姓頭上。這算個開場白。二是解釋現行公共衛生/防疫政策的邏輯。我們如何結合病毒變異的情況（Omicron），在今年6月底推出了第九版防治方案。對於新的方案，我們是怎麼考慮的，它取得了哪些成績，反映了哪些問題，有哪些優化的空間。對新一版（第十版）方案有沒有預期。這裡面，要講成績，但反映問題也很重要。群眾還是樂見自我批評和問題反映。三是COVID-19-Omicron現在到底是個什麼情況。最新的一些數據；國際專家的研判（譬如WHO現在是怎麼看的）；那些放開的國家現在到底運行得如何，是歌舞昇平，還是說遇到了很多問題。這裡需要說明，我們對其他「躺平」或「共存」國家的政策及效果是高度關注的。我們對他們的政策是了解的、有態度的。這裡還可以重點提一提美、英等國最近一段時間關於「長新冠」的研究發現。反正要說明，這個病並沒有那麼簡單，絕不是簡單的「大號流感」。很多東西我們還在了解的過程中。四是政府在這段期間做的努力。比如最近兩三年我們在基層/地方投入的醫療基礎設施建設。在今天，除了湖北/武漢外，國人其實沒有真正經歷新冠帶來的直接影響，體會到更多的是疫情防控的影響。所以，現在跟一般人說我們的政策挽救了多少生命（或者說「少死」了多少人），「少」損失了什麼代價，效果不會很大。所謂「不見棺材不落淚」，普通人已經麻木了，現在感覺不到這些，只感覺到自己失去的那些看得見、摸得着的東西。人的思維模式就是這樣的。所以，強調成績，要重點強調我們所做的原來沒有的東西。另外，說白了，現在群眾最願意聽到的其實是政府為「放開」做了哪些準備——哪怕並不真的「放開」——聽了以後也能有個念想，認為最低程度政府做了考慮，未來是具備這種可能性的。五要正視政策的短板和不足，「自我批評」，就得承認疫情防控政策中具體落實中存在的短板和不足。例如地方上確實有層層加碼，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問題，基層對防控政策的理解也不到位，群眾們、企業們堅持疫情防控不容易，經濟上確實有困難了，等等。群眾需要聽自我批評，需要聽共情、理解的話（「同志們辛苦了」、「我們和你們在一起」……）。這其實就是表明個態度。另外，作者以為，也不能一板子把地方給打死，不能把責任推到基層：畢竟對於一線工作的人員（含官員），這三年不容易，要動態地、深刻地理解防控政策，把握好政策尺度和邊界、平衡好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的關係，「既要、又要」，這是不容易的。執行人員都需要被理解。在困難面前，首先要的是團結，而不是指責，在體制內也是。相互多理解，相互多體諒，這就是「共情」。六是提一些其他的政策（但這個就不是宣傳了）。政策反覆提要平衡好疫情防控對經濟社會的影響的，但政策制定容易，落實起來難，防控肯定對經濟是有影響的。所以。群眾「罵娘」也是難免的，就得讓他們「罵」。作者以為，除了讓他們「罵」、聽他們「罵」之外，也還得有政策。也如前面所說的，這些個政策，不是建立在否定和終結疫情防控政策模式本身的（即不是在0和1之間做選擇），而是給受到影響的企業、個人、家庭提供一些實質的、物質上的幫助。當然這就需要國家地方相關部門出台政策。可能美國，並沒有什麼防控政策可言，那就純粹發錢，發錢是他們的疫情政策。七是說說咱們中國目前面臨的短板。前面講了，現在明顯的問題就是疫苗接種是不夠的，只有六成人打了三針，這是不足的。要講清楚「放開」/「躺平」/「共存」可能的代價：會危及千家萬戶，會危及你最孝敬的老人。風險提示、「嚇唬人的話」是要說的。拒絕「躺平」，還要拒絕疫苗懷疑主義，要積極推動疫苗接種。總之，中國還有路要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大家都是有責任的，回家動員身邊人、老人，立即打疫苗，打了疫苗才有前途。八是我們對未來的研判和計劃。現在很多誤解來自於信息不對稱，就是人們怕政府不知道應該知道的東西。所以，需要說說我們知道什麼，同時為了共情和坦誠，也要說說我們不知道什麼。公共政策的透明是很重要的。現在其實可以看到，中國的COVID-19疫情防控，好比大家一起穿越一個漫長的「隧道」。隧道外面是病毒，隧道裡面是安全的，只要進了「隧道」，就不會得病，更死不了，總體處在很好的保護里。國外是沒有什麼隧道的，在光天化日之下，死了很多人，剩下的人穿越死亡，活了下來。但中國的這個隧道，一開始還行，到後麵條件不太好，黑咕隆咚的，不太方便，怎麼說也不能是正常生活吧。大家在這個隧道已經走了快三年了，雖然受到保護，病毒不侵，但也是身心俱疲，很累，有些人就快瘋了，想方設法要帶全家老小出隧道，而且是不管不顧，因為他們無法再忍耐隧道。所以現在怎麼辦呢？現在其實就是領隊停下來，跟大家說說，這個隧道到底有多長？我們現在在啥位置？前面還有多久？咱們能走出去麼？領隊你是不是對一切都有把握呢。領隊可以知道多少、說多少，但一定要說明自己的邏輯、思路、掌握的信息，要給隊伍提供一些預期，反正對未來不能一點不說。群眾的心態其實也沒那麼複雜，本質是希望穿越隧道，看到曙光，對未來有個盼頭。但如果領隊說，前面還有一大段，我們綜合判斷，還沒有這麼快完，還得走一段，那也行，對於隊伍來說這也算是一個預期，就跟着走。對許多人來說，沒有預期其實會讓他們更加憂慮。如前所述，口號式的文章、提要求這些是不夠的。帶有共情、理解力、有溫度的宣傳和溝通是必須得做的。如果把宣傳做好（當然也得配合一些好的政策），應該能夠解決很多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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