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斯蒂芬在婚姻的殿堂里進了又出，出了又進。兩次婚禮，兩次「我願意」。但他並沒有獲得些許快樂記憶。實際上，不管是結婚還是戀愛，他都沒有任何相關的、稱得上快樂的回憶。

16歲時，他在護理預科課上遇到了第一任妻子。6年後，他們喜結連理。又過了3年，一別兩寬。他說，這個女人不是對的人。

大約20年後，時間來到了2009年，他通過交友網站結識了第二任妻子。他全心全意撲進這段關係，並於次年結婚。在男方父親和女方兩位家人的見證之下，他們在居住地謝菲爾德的結婚登記處喜結同心。

結婚照上的他一臉笑容，因為他覺得結婚照上的人需要擺出笑容。他這樣解釋道：「就內心感受而言，我做任何需要情緒反應的事情，都感覺像在造假。我給出的反應大多是後天習得的。身邊的人歡天喜地，但我覺得我在撒謊表演。事實上也是這樣。所以這是個謊言。」

除了幸福感，他也沒有興奮、羞愧、噁心、期待等情緒，甚至還感受不到愛。他感受不到這些。「我能感覺到某些東西，但無法真正區分那是哪種感受。」他熟悉的情緒只有恐懼和憤怒。

這種難以正常識別情緒的嚴重問題有時可見於自閉症患者或精神變態者，但斯蒂芬並沒有任何精神疾病。2017年，51歲的他終於搞懂了自己為何如此：他有一種奇怪的症狀——述情障礙（Alexithymia）。該詞源於希臘語，大致含義為「無法描述情緒」。

儘管書面含義如此，但述情障礙者並不是真的沒有詞語來形容感情，他們只是缺乏情緒。

不過，並非所有的述情障礙者都有同樣的體驗。有人感受不到一些常見情緒，有人能夠意識到正在經歷某種情緒，但不知道是哪種，還有人將某種情緒的特徵和其他的相混淆——比如將胃部的緊張感視為飢餓感。

研究顯示，大約十分之一的人有述情障礙，但出人意料的是這種症狀並不那麼廣為人知。新近研究正在探索該病的機制，這項工作不僅可能帶來情緒障礙的創新療法，還可能揭示正常人如何感知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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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做了10年護士之後，決定做點不一樣的事情。他花了兩年上大學課程，拿到了天文物理學學位，後來找到了測試電腦遊戲的工作。他事業有成，在不同公司的電腦測試部門工作，管理團隊，滿世界出差，在會議上發言。

他完全能夠對同事表達事實，但在更為私人的關係或任一包含情緒表達的場景中，他就會覺得事情「不對勁」。

「在剛開始一段感情時，我總是在想我到底是誰。有人說我擅長維持一段較長的蜜月期。但一年之後，情況急轉直下。所有一切都崩塌了。我一直把自己偽裝成另一個人，我基本是有意識地做出回應，而不是自然而然地給出情緒反應。很顯然，這是捏造的，看上去虛假無比，因為它就是假的。而我也只能假裝一段時間。」

他和現任妻子於2012年分居。他去看了醫生，開了些抗抑鬱藥。儘管二人之間仍有聯繫，但感情已經破裂。2015年6月，他自殺未遂。「我其實在臉書和推特上發布過自殺的事，但有人報了警——我一直沒找到是誰。後來我被送到醫院治療。」

精神病醫生讓斯蒂芬接受一系列心理諮詢，然後是心理動力學療法。這是一種基於弗洛伊德理論的療法，和心理分析類似，它意圖揭示思想和行為的無意識動機。

治療師向他推薦了蘇·格哈特（Sue Gerhardt）所著的《母愛的力量》（Why Love Matters）。他在該書中首次接觸到述情障礙的概念。

「我在治療中提到了它，然後我們開始討論我如何具有述情障礙的特徵。無可置疑，我沒有表達問題，我能用語言描述情緒。但關鍵在於這些語言是否能夠正確表達情緒。我以前認為自己只是不善於談論感受、感情之類的玩意兒。經過一年的治療，我越發了解到，當我談論情緒時，我並不知道我在談些什麼。」

「述情障礙」一詞首次出現於1972年出版的一本書中，源自弗洛伊德學派的心理動力學觀點。正如牛津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傑夫·伯德（Geoff Bird）所言，目前弗洛伊德的理論已經不被多數心理學家所認同，「在認知、神經和實驗領域，沒有多少人真正對弗洛伊德感興趣。」

不過，當伯德讀到與述情障礙相關的資料時，他陷入其中。「確實令人大吃一驚。」對大多數人來說，「當情緒不強烈時，你可能不太確定自己的感受，但情緒強烈時，你就能確定了。」但不知為何，總有一些人並不知道如何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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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德一開始的學術研究聚焦於自閉症譜系障礙、同理心和情緒察覺，這讓他拾起了對述情障礙的興趣。在他最初的述情障礙研究中，他將其與同理心缺失聯繫起來（當時他根據多倫多大學研製的包含20個條目的調查表確認某人是否有述情障礙）。如果你感受不到常人能感受的情緒，那麼你就無法同情他人。

但真正讓伯德投身於述情障礙研究的是和自閉症患者的互動。「人們總有一種成見：自閉症患者沒有同理心。這簡直是一派胡言。你只要見到一些有自閉症的人，這種說法就不攻自破了。」

通過一系列研究，伯德發現在自閉症患者中，大約有半數有述情障礙。正是這些人有情緒和同理心方面的問題，而剩下的那部分人沒有這些問題。也就是說，是述情障礙帶來了這些情緒問題，而非自閉症。

伯德極力宣傳這一發現。他充滿感情地提起某位自願參加自閉症研究且沒有述情障礙的自閉症患者：「這個可愛的小伙子IQ很高，高得我們沒辦法測出來。他找不到工作，但想利用時間做些有意義的事，於是申請去當護理中心的義工。護理中心的人說『啊，因為你有自閉症，所以你沒有同理心，因此你無法勝任護理老年人的工作』。這簡直荒謬至極！」

自此之後，伯德開始脫離自閉症框架，對述情障礙進行一系列研究。例如，他發現，有述情障礙的人可以分辨人臉，或者區分笑臉和皺眉的圖片。「但對於其中一些人來說，就算他們能夠區分微笑和皺眉，也不知道這代表什麼。這一點非常奇怪。」

伯德見過許多有述情障礙的人，他們經常被別人說異於常人，不過也有一些人是自己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我猜這有點像色弱者的遭遇，大家都在討論這個多麼紅，那個多麼藍，而你意識到你缺失了大家都有的一部分體驗。」

除了更好地描述述情障礙，伯德及其同事還深挖了背後的病理機制，試圖拆解這樣一個循環論證——斯蒂芬有情緒問題，因為他有述情障礙，這一障礙的特徵就是有情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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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在情緒強烈的一些場合下——比如告訴某人「我愛你」，會有一些生理變化。「我感到心跳加速，腎上腺素升高，這種感覺總是很嚇人。我不知道該怎麼反應。這讓我想要逃開或者爆粗口。」

恐懼、生氣和沮喪是他所意識到的情緒。「其他的一切情緒在我看來都一個樣......就是這種『呃，我不太舒服——這不太對勁』的感覺。」

倫敦大學皇家霍洛威學院的講師麗貝卡·布魯爾（Rebecca Brewer）曾是伯德的學生，她認為那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她這樣解釋：「有述情障礙的人通常知道自己正經歷一種情緒，但並不知道這是什麼。這意味着他們仍然能夠陷入沮喪，因為他們可能難以區分不同的負面情緒，也很難區分正面情緒。對於焦慮症患者來說也是如此，某人可能有心跳加速的情緒反應——比如興奮，但他們不知道如何理解這一反應，並對體內變化產生恐慌。」

察覺身體變化的能力被稱為內感受，這是人對自身內部變化的感知力。身體變化包括心跳、血涌、膀胱充盈和肺部擴張，等等。

不同的情緒會伴隨不同的生理變化。比如人在生氣時，會心跳加速，血湧上臉，拳頭緊握；人在害怕時，心跳同樣會加速，但臉會發白。一般認為，這些變化不僅限於某種特定情緒，所以場景也同樣重要：如果你覺得心跳加速，且此刻你眼前有一隻蜘蛛，那麼你知道你正在經歷恐懼，而非性喚起。

伯德及布魯爾等人已經發現，述情障礙者部分或完全欠缺產生、感知或理解這些身體內部變化的能力。他們的IQ在正常範圍內，可以像常人一樣意識到自己正在看一隻蜘蛛，而非富有魅力的潛在伴侶。但他們的大腦沒有觸發與特定情緒體驗相關的生理反應，或者大腦其他腦區無法正常識別這些信號。

2016年，伯德、布魯爾和倫敦城市大學的理查德·庫克（Richard Cook）共同發表了一篇研究論文，他們將述情障礙的特徵描述為「內感受的普遍缺乏」。這既是對情緒問題的解釋，也是一大宣言，即對身體信號的感知對於常人的情緒體驗來說也是十分重要的。

我們的日常用語已體現出這一概念：在英語中，要想誠懇道歉，須得「誠心誠意」；如果你愛上某人，得是「全心全意」；火冒三丈之時，便是「氣血翻湧」；表達緊張不安，可說「胃中有蝴蝶」（應是消化系統血流量變化導致的）。

儘管大部分人可能並不熟悉述情障礙，不過人們可能知道另一種涉及情緒淡漠和同理心缺失的障礙——精神變態（Psychopathy）。我們對其的興趣甚至超過了對其的厭惡。通過理解精神變態，我們能夠學到更多關於感受的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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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克·恩特傑斯（Lieke Nentjes）三十出頭，苗條溫柔，很難想象她能在小小的諮詢室里和不受束縛的精神變態者共處無數小時。這些人中甚至有連環殺手。

恩特傑斯在我們的談話中吐露真言，「一次，有個大塊頭坐在我對面，長發凌亂，他突然說【此刻恩特傑斯的聲音抬高，從坐姿變為半站着】：『你不怕我嗎？』我很驚訝，我沒想過他會說這樣的話，於是我說【此刻恩特傑斯加重了語氣，但沒有加大音量】：『為什麼——你害怕我嗎？』他坐下。然後他說他的治療即將結束，自己正在『重新社會化』，但沒人會僱傭他，因為別人都怕他。他沒有生氣，他很沮喪。」

儘管精神變態的本質仍備受爭議，但心理學家普遍認同精神變態包含同理心或愧疚感的缺失，情緒表淺，反社會行為——虐待他人，有時會參與犯罪。

有人推測一些精神變態者折磨他人或殺人的原因在於他們無法正常處理情緒，比如他們感覺不到恐懼，也不會從他人身上識別到恐懼。

恩特傑斯在阿姆斯特丹大學工作。在荷蘭，如果罪犯被發現有導致罪行的精神問題，那麼他們只需要對罪行負有部分責任。這些罪犯可能在被送往治療中心之前會在普通監獄關上幾年，也可能直接被送去治療中心。

恩特傑斯決定評估這些治療中心的罪犯，確定他們精神變態的程度（並特別關注精神變態的幾個方面），了解他們的生活——成長過程和犯罪行為，並評估他們的內感受能力。

她說：「檢查精神變態者時，最核心的評估方式是觀察他們的情緒變化——或者是否缺乏情緒。那麼，精神變態的罪犯是否不那麼關注自己的身體？」

在採訪中，恩特傑斯問了一些問題以確認他們擁有哪種程度的同理心，又對受害者所遭受的一切感到多大程度上的悔恨。「有些人十分坦誠，直接說『我不在乎』。有些精神變態者會說『啊，但我很有同理心』。他們已經學會用一些詞語準確描述感受，並可以談論對他人的同情，但當你看到他們所犯的罪行時.......」恩特傑斯欲言又止。

她提及，「有研究顯示精神變態的施害者可以用語言描述情緒，但無法從內心感受到這種情緒。」

評估一個人感知身體信號的能力非常困難，最常用的測量方法即為基於記錄心跳速率的內感力測試。一種測試是叫參與者在不同時間段內（可能是25或50秒）數心跳次數。10%的人擅長數心跳，5%到10%的人極其不擅長，剩下的人處於平均水平。

在另一項測試中，研究者會給志願者放一些和心跳同步或不同步的嗶嗶聲，並讓他們判斷嗶嗶聲是否同步。結果，有10%的人表現很好，而80%的人無法判斷。

恩特傑斯把心跳同步測驗所需的設備帶進採訪間，為75名罪犯做了測試。她發現了一種顯著聯繫：罪犯的反社會程度越高，在心跳測驗中的表現越差。這至少顯示，不太能感知生理變化的精神變態者的情緒感知能力更弱，因此對他人的同情也更少。

精神變態的罪犯有時也被分成兩種：一種是「白領」類型，他們通常犯下像欺詐罪這樣的非暴力罪行；另一種是暴力犯罪類型。恩特傑斯和暴力犯罪者交談時，經常被這個群體的相似性所震驚，尤其是和「白領」類型相比。

「養育他們的方式令我震驚，或者說並無育可言。情緒虐待、性虐待、忽視和身體虐待。我聽過有人親口說情緒對其來說毫無用處。他們在成長過程中感受到的唯一情緒就是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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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在孩童時期遭受過極端的情緒忽視。6歲時，他的母親蓄意燒掉了他們在諾丁漢的家，當時母親和斯蒂芬，還有弟弟及小妹妹都還在房子裡。幸運的是，去上班的父親突然想起來忘記帶便當了，於是回了家。

回首往事，斯蒂芬說他母親當時是患了產後抑鬱症。但她沒有去看醫生，他說：「我當時所有的情緒只有焦慮和擔心。」火災之後，母親去了監獄，而作為鋼鐵工人的父親一直輪班工作。

「一個鄰居聯繫了社會服務部門，後者讓我爸妥善處理好這一切，否則就把我們接走。我爸的兄弟姐妹都不願意收留我們，因為我們就是群小混蛋。我們總是在惹麻煩，搶劫商店之類的。後來我們去了福利院。」

在接下來的童年歲月中，斯蒂芬在不同的福利院中輾轉，直到那時，他記得的情緒唯有恐懼、生氣和困惑。「過聖誕節或生日時，別人會突然對我好一下......我總是難以習慣，總是不舒服。我身體裡面的感受像毛線團一樣亂，而我總是無法正確理解，也無法正常應對。」

伯德說，述情障礙通常與童年時期的創傷和忽視有關。對於雙胞胎的研究顯示也存在遺傳因素。此外，這一障礙還和某些種類的腦損傷相關，尤其是腦島損傷，因為正是腦島接收內感信號。

正如麗貝卡·布魯爾所言，斯蒂芬所經歷的那種焦慮在內感力弱的人身上很常見。蘇塞克斯大學的雨果·克里奇利（Hugo Critchley）和薩拉·加芬克爾（Sarah Garfinkel）專攻精神病學和神經科學，他們正在尋找改善內感受的方式以降低焦慮。

加芬克爾已經提出了內感三維模型，並得到了業內人士的廣泛認可。第一個維度是感知內感信號的客觀準確性——比如數心跳的準確性。第二個維度是主觀報告——感覺自己的判斷有多準確。最後是元認知準確性——知道自己的判斷實際上有多準確。

第三個維度非常重要，因為各種研究已發現，主觀判斷和事實之間的差距可能會預測焦慮程度，比如在數心跳任務中，認為自己數心跳的準確度和實際準確度之間會存在差距。麗薩·夸特（Lisa Quadt）是蘇塞克斯大學研究團隊的一員，在筆者撰此文之時她正在開展一系列臨床試驗，以評估自閉症患者主觀判斷準確度和事實準確度的差距減小能否使焦慮減輕。

在一項實驗性研究中，克里奇利、加芬克爾和理學碩士阿比蓋爾·麥克拉納坎（Abigail McLanachan）招募了一組學生，讓他們來實驗室進行6次訓練。在每次訓練中，志願者在一開始會進行數心跳任務，他們安靜地坐着，食指上套着一個脈搏血氧儀的橡膠圈，並報告他們數到的心跳數。然後麥克拉納坎反饋準確度，以便他們知道自己數得準不準。

麥克拉納坎接下來會讓他們跳幾分鐘開合跳，或者在室外沿着陡峭山坡快走，以提升他們的心率，讓其更容易被感知。（夸特解釋說：「是因為有些人真的感覺不到自己的心跳。比如我就不能」。）然後志願者回到實驗室，再次做上述測試，並像之前一樣每次都會得到反饋。

這只是針對學生群體的實驗性研究。但在三周之後，志願者不僅在內感模型的三個維度上表現得更好，還降低了約10%的焦慮水平。

在主要實驗中，被診斷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志願者將完成同樣的實驗，唯一的區別是，在開始和結束的時候，他們需要在功能性磁共振儀器中完成任務。研究者可以藉此監控他們腦島的活動水平，並查看活動水平的變化如何呼應杏仁體與前額皮質之間聯繫的變化。

腦島接收心跳信號，而杏仁體會探測是否存在威脅，前額皮質則會思考潛在威脅是否將構成真正的威脅、是否需要提升焦慮水平。克里奇利解釋道，他們希望看到杏仁體和前額皮質之間的顯著相關性，因為此前已有研究顯示這能降低焦慮水平。

與此同時，牛津大學的伯德希望探討這一觀點：存在兩種不同的述情障礙。第一種人不會產生足夠的身體信號，因此無法構成情緒體驗，所以蘇塞克斯大學團隊的訓練對他們來說用處不大。而第二種患者會有各種身體信號，但他們的大腦不會像常人那樣處理這些信號，包括斯蒂芬在內的第二種人也許會從訓練中受益。

伯德強調，儘管有述情障礙的人難以理解情緒，但這不意味着他們不關心他人。「對多數人來說，有述情障礙的人可以識別他人處於負面情緒狀態，而這會讓他們感到不安。問題在於他們不知道對方具體的感受，也不知道自己的感受，更不知道如何讓對方感覺更好或減少自身的不安。我認為這很關鍵，因為述情障礙和精神變態是不一樣的。」

斯蒂芬說，對他而言就是如此。從理論上來講，他是樂於學習情緒訓練技巧的。「我買了好幾本關於情緒和感受的書，但它們用處不大，因為並沒有透徹講解你感受到的東西是哪種情緒。」

目前，考慮到缺少對述情障礙的治療手段，斯蒂芬計劃先利用從心理諮詢中獲得的新知識和新見解來加以改變。一開始，他說他希望心理諮詢能夠解決一切問題。「我曾幻想之後的每一天都完美無暇、陽光燦爛......但我意識到這只是幻想。我的生命里會一直出現問題，一直都有。」

他說他受益匪淺。儘管他和妻子仍然分居兩地，但他們經常聊天，現在他努力傾聽妻子對於他焦慮問題的看法。「以前是『不』，現在是我會傾聽。我想着『好吧，你知道情緒是什麼東西，我不知道，所以我會聽聽你的看法，我會採納你的意見或者找到解決辦法。」他還打算換份工作去幫助濫用藥物的人，因為他想從事能幫助他人的職業。

最重要的是，他決定充分利用述情障礙。「對於我來說，它讓我更有力量——我現在了解了它，可以讀相關的書。我會繼續探索下去，還會找一些能夠幫我戰勝它的工具。」

沒有述情障礙的人也可能利用這些工具。伯德已經發現，能敏銳察覺自己心跳的人會更好地識別他人的情緒，這是變得富有同理心的重要第一步。他打算研究心跳訓練是否能夠增加同理心。

至於那些想要在日常生活中減輕壓力和焦慮感，但又無法或不想改變壓力源的人來說，他們可以改變身體信號。規律運動可以減少易被大腦解讀為焦慮的各種身體信號（比如由心臟和循環系統帶來的信號），因此規律運動也可以降低焦慮水平。

知曉身體信號是情緒基石的這一事實，可以讓我們更有掌控感。現在，你感覺怎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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