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在日本雅虎投票欄上給北京冬季奧運會開幕式打10分的網友也接近6成，而東京夏季奧運會開幕式的滿分率剛過1成。很多評論也稱得上是平實溫馨。不過，和這種樸素直白的觀感相比，日本主流媒體還是拋出了若干具有強烈「政治導向」的新聞題目，這些新聞下的評論當然也是類似的色彩。

這也是日本民間對華「情感」分裂的直觀體現了。

一方面是我們熟知的「日本對華負面感情不斷上升」。東京大學教授川島真日前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發文，認為發達國家中只有兩個國家，在疫情之後「對華感情沒有惡化」。他認為意大利是「可能與疫情初期受到中國幫助有關」，而日本則是因為疫情前對華惡感已達到九成，所以「沒有惡化的餘地」。這句式特別像日式冷笑話，但確實是事實。

但是，在另一方面，中日經貿關係仍然密切，日本明星紛紛入駐中文網絡平台，中國生產的電子遊戲、化妝品、同人創作，甚至有趣的「沙雕」視頻也不時登上日文媒體熱搜，在社交媒體上與具有「政治導向」的負面新聞分庭抗禮。

冬奧會期間的日本對華輿論也是如此，一面是惡意滿滿的政治類新（謠）聞（言），一面是歡樂洋溢的穿宇航服的熊貓。

日本記者和冰墩墩的互動，帶火了冰墩墩。

日本當前大眾輿論中這種對華「並行不悖」的分裂態度，不免讓人想到早年形容中日關係的那個熟悉概念 「政冷經熱」：一邊是經濟上雙邊經貿關係與投資非常火熱，但另一邊，受冷戰地緣格局與歷史認識問題影響，政治上的雙邊關係很難有質的提升。那麼，借用這個概念，筆者以為今天中日關係，也許可以稱為「政冷樂熱」。簡單來說，就是雖然政治上極度「高冷」，但在「娛樂」或者說「找樂子」問題上，中日網民在話題與興奮點上表現出一致性，打得火熱。

當然，眾所周知，日本娛樂文化非常強勢，但筆者以為這種「樂熱」並不能簡單地理解為日本文化對中國的單方面輸出。例如前陣，一個中國遊戲廠商發布了一款名為《昭和米國物語》的遊戲預告，遊戲背景是純幻想性的，假定上世紀日本經濟殖民了美國，隨後世界末日到來，少女拿起武器對抗殭屍。遊戲裡所有的設計元素，都表明作者深受日本娛樂文化的影響，但同時，在題材與遊戲故事構成上，又極盡惡搞諷刺之能事。這個遊戲預告片經日本社交媒體轉載後，一度也登上了熱搜。

雖然有一些網絡右翼感到「破防」，指責中國網民「意圖破壞美日關係」，但大多數的評論卻相當的「溫馨」，大量的日本「御宅族」表示中國玩家真是懂我們啊，理解萬歲，云云。

《昭和米國物語》資料圖

為什麼「樂熱」比我們過去講的「文化輸出」要更為複雜，筆者以為，這裡最重要的原因，是當代娛樂文化的性質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作者（輸出者）與讀者（接受者）的關係變得模糊了。以前提到外交中的「娛樂文化」，我們首先想到的，多半是可口可樂、迪士尼米老鼠與西方搖滾樂，他們在冷戰中的確起到了「武器」的作用。

但是，這些文化產品的共同點，是都具有強烈的卡里斯馬性。也就是說，它們背後有強勢的企業，食品化工、動畫與音樂的業內龍頭，有「電視」這種集中化、規模化的大眾傳媒做推廣，而食品、動畫和音樂的內容生產與推廣裡面，也有意識地注入了與強調了某些特定的價值，從而成為了冷戰中的利矛。

日本的娛樂文化中，曾經也是有很強烈的卡里斯馬性的。就以我們最常說的「動漫文化（ACGN文化）」為例，上世紀不少作者被稱為「大師」，他們也不吝嗇表達自己的政治和社會態度。比如說手塚治虫有不少批判現實作品，宮崎駿講保護自然環境，《哆啦A夢》讚美戰後社會「中流」道德，各種機甲科幻作品反戰、反烏托邦，等等。即使是到了80、90年代，動漫作品更為大眾化、娛樂化，作者沒有那麼多「態度」了，但創作方（作者、雜誌編輯、媒體和娛樂產業專業人士）主動輸出，普通讀者被動接受的關係還是很明確的。

但從上個世紀末到本世紀，尤其是隨着互聯網的興起，動漫文化本身就朝着共享性的方向發展。和以前的創作者相比，當代的作者「講故事」的作用在下降。很多時候，創作者的作用表現在設定了一個特殊的「世界觀」體系，創造了有趣的、「萌」的人物形象，而「故事」的部分，則留下了大量的空白供給讀者去想象、去填充，甚至是留下了大量「二次創作」（同人創作）的空間。

於是這裡，作者（輸出者）與讀者（接受者）的關係就變得「平等」了起來——當然，掙的錢肯定是不平等的——由於讀者有大量的想象空間，因此作品裡的人物形象可以被無限地授權應用於各種商品。同時，讀者的反饋、二次創作都能夠擴充作品「世界」的範疇，增加作品的熱度。讀者直接參與到作品的生產與推廣中，文化就變成「共享」的了。

正因為這種文化性質的轉變，過去的「強勢文化輸出」就變得不那麼「強勢」。創作者失去了對讀者的絕對統治，而外國讀者與本國讀者也是平等的，因為都可以自行展開想象與再創作。這並不只限於動漫領域，對於體育、娛樂明星也是這樣。例如，冬奧會期間，一些日本體育明星同時受到中日兩國粉絲的追捧，一些中國粉絲的熱情與同人再創作能力（比如創作「同人圖」）甚至超過了日本粉絲，乃至反過來成為日本粉絲所崇拜的對象。這也是一種新時代的跨文化交流了。

2月14日，羽生結弦在新聞發布會上接受了記者採訪。

包括對娛樂明星也是如此，儘管日本娛樂界一直被認為比較「守舊」，但娛樂明星也在漸漸地跳出過去由「大型事務所+電視台」主導的模式，努力尋求更多的網絡流量。而在「流量」領域，中日顯然不是一個數量級，甚至連以傳統僵化著稱的老牌偶像事務所傑尼斯，近年也開始面向海外市場，改變自己的造星策略，甚至不惜「蹣跚學步」也要擴展自己的網絡影響力。反過來說就是，中國粉絲與日本粉絲同樣，都在改變日本娛樂業的生態與造星模式。這就是新時代的「交流」。

可能也有讀者會說，這不還是「日本娛樂文化影響中國年輕人」嗎？是，但又不是。

日本娛樂文化本身，其實原本就不是那麼地「日本」。往早了說，日本戰後動漫界的開山「巨匠」們，大多都懷着「改造日本文化」的意識，從題材到表達方式，受到迪士尼、蘇聯動畫，還包括中國動畫的影響，也廣泛採納各國文化元素，對日本本國的傳統文化，反而多有解構、批判的色彩。

往近了說，日本戰後以貿易立國、經濟立國，娛樂文化作為一種貿易產品，可以說是相當「西化」的。比如著名的凱蒂貓（hello kitty），日本生產商在設計這個角色時，構想的反而是「一個英國女孩」。暢銷全球的任天堂遊戲形象「馬里奧」是一個從中世紀火龍口中拯救公主的意大利水管工人。而同樣具有中世紀背景的，還有著名的「勇者斗惡龍」系列。

《東京八分鐘》片段

「日本娛樂文化」如此的「不日本」，客觀上也有利於「交流」——而不是單方面的輸出——的展開。中國產電子遊戲《原神》即使是在「對華惡感超過九成」的情況下，仍然風靡日本，一方面的確是因為它是日本人所熟悉的「日本形式」的遊戲；但另一方面，當遊戲注入中國傳統文化元素時，它也顯得非常自然。

有一些中國產的化妝品品牌，因為包裝製作精緻又價廉物美，在日本年輕女孩子中很受歡迎。「包裝製作精緻」可以說是學的日本化妝品的商業模式，但同時包裝里又包涵了日本產品所不具有的中國式審美內容，因此受到追捧。

筆者以為，這種「輸入」與「反向輸出」的複雜形態，就是當下「樂熱」的關鍵。日本的娛樂文化起步早、模式成熟，因此先創造了一種生產與傳播的「模式」。但隨着文化的卡里斯馬性降低，共享性質增強，中國的創作能力與網絡傳播能力發展起來，就給這種「模式」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這樣一種相互的牽引的關係中，兩國網民之間的互動自然會越來越活躍。這裡面有共享、娛樂，也有摩擦、衝突。與「經熱」相比，「樂熱」仿佛更容易被普通人所感受到，它將對中日關係產生什麼樣的影響，還是很值得繼續探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