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烏衝突的直接原因是「北約東擴」。俄羅斯國內的主流看法是，北約東擴並非歐洲安全的必要條件，而是美國反俄聯盟的步步緊逼，希望將更多國家納入勢力範圍，進一步制衡俄羅斯在歐亞大陸的權力。俄羅斯內部的西化派則擔心在政治上離歐洲越來越遠。2000-2004年，俄羅斯曾三次申請加入北約，均遭到了拒絕。近十多年來年並未為此付出努力，可見已經做出戰略調整。筆者判斷，其調整的方向是「脫歐入亞」。
2014年克里米亞獨立之前，考慮到俄羅斯的忌憚，烏克蘭未啟動加入北約的計劃，而此後的意願愈加強烈。俄烏衝突期間，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簽署了加入歐盟的申請書。歐盟也表示近日召集磋商會議。這很可能讓其尚未完成的競選承諾——2024年加入歐盟——提前實現。如果歐盟同意，烏克蘭在經濟上將會「脫俄入歐」。也為在政治上和軍事上融入北約奠定基礎。烏克蘭加入北約顯然違背了俄羅斯在談判中提出的三點要求——烏克蘭不可能保持中立，也不可能承認俄羅斯對克里米亞的主權，更不會去軍事化和去納粹化。俄烏戰爭也將升級為俄羅斯與北約的戰爭。
橫跨歐亞大陸的地理屬性決定了俄羅斯精英階層必須將地緣政治納入頂層設計當中。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在地緣政治上有三大戰略選擇（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第四章）。當時，傾西方力量仍占主導地位，他們最理想情景是與美國建立「成熟的戰略夥伴關係」，平等地分享霸權，但這一理想的主觀和客觀條件都不具備。「俄羅斯必須經歷漫長的政治改革過程、同樣漫長的民主穩定過程和更加漫長的社會經濟現代化過程，然後不僅在中歐，而且特別在原俄羅斯帝國範圍內就新的地緣政治進行一次從帝國心態到民族心態的深刻變革，只有在這以後，與美國的真正夥伴關係才能成為可行的地緣政治選擇。」（《大棋局》，p.86）
第二條路徑是所謂的歐亞主義，出發點是，「從文化和地緣角度出發，俄羅斯既不完全是歐洲的，也不完全是亞洲的，因此，俄羅斯具有自己與眾不同的歐亞特性」。它是「鄰近外國」優先主張的一個體現，強調與周邊國家搞好關係，建立政治或經濟上的一體化組織，比如獨聯體、斯拉夫共同體或「歐亞聯盟」等。布熱津斯基認為，這一聯盟的結構是不穩定的，俄羅斯太強大，其它國家太弱小。僅次於俄羅斯的前蘇聯國家就旗幟鮮明地反對俄羅斯提出的「一體化」思想，認為這將導致民族主權的喪失。俄羅斯對新獨立的烏克蘭採取了高壓政策，質疑烏克蘭對克里米亞的權利，強化了烏克蘭的反俄傾向。在外部的支持下，烏克蘭堅決捍衛其自身的主權與獨立。
這基本宣告「歐亞主義」的失敗。因為烏克蘭被喻為「歐洲之門」（浦洛基，《歐洲之門：烏克蘭2000年史》）——俄羅斯「歐洲化」的前門，「亞洲化」的後門。
如何理解？布熱津斯基做了精煉的歸納：沒有烏克蘭，以獨聯體或以歐亞主義為基礎重建帝國都是不可行的，一個沒有烏克蘭的帝國最終只能是更「亞洲化」的離歐洲更遙遠的俄羅斯。一言以蔽之，俄羅斯在政治上並沒有強大到把意志強加給烏克蘭的地步，在經濟上更缺少吸引力。
第三條路徑就是「亞洲化」。1996年初，葉利欽解除了親西方的外交部長科濟列夫，轉而任命一直以來主張與伊朗和中國建立更親密關係的普里馬科夫。這個聯盟的基礎被當時的俄羅斯評論家認為是反對美國的霸權。布熱津斯基認為，「只有在美國十分短視地同時對中國和伊朗採取敵視政策時，把俄羅斯與中國和伊朗結合在一起的聯盟才能建立起來。」這一條件在特朗普任職時期達到了。
布熱津斯基認為，「歐洲化」仍然是俄羅斯改造自身和實現社會現代化的最佳機會。這要求俄羅斯明確、公開地拋棄帝國的過去；同時要對擴大的歐洲與美國政治和安全關係（即北約東擴）不表示異議。顯然，俄羅斯並沒有選擇這條路。
最優戰略始終在動態變化當中。《大棋局》的英文版首次出版於1997年。當時，中國經濟的活力已經展現出來，改革開放也在加速推進。但經濟總量仍較小。當年的GDP總量只有8萬億人民幣，只有2021年的7%，約占世界GDP總量的6%，而2021年的占比上升到了19%（購買力平價）。
早在小布什時期，美國就已經計劃將戰略重心從歐洲轉向亞洲。但2001年「911事件」的爆發導致反恐鬥爭（中東）成為美國隨後十年的戰略重點。2009年，時任奧巴馬政府國務卿的希拉里首次提出「重返亞太」戰略，泛太平洋夥伴關係（TPP）就是一個支柱。特朗普上任後在戰術上幾乎推倒重來，退出了TPP，重新提出了「印太戰略」，對中國發起了貿易戰與科技戰。拜登政府對外政策基本承襲於奧巴馬時期，但在對華政策上，對特朗普是繼承多於推翻，只是在戰術上有較大調整——從雙邊重回多邊。所以，在反對美國霸權上，中國、俄羅斯與伊朗等有着共同的利益。在前兩條道路行不通的情況下，又伴隨着中國的崛起，俄羅斯的戰略選擇只能是「脫歐入亞」。
依照米爾斯海默的看法（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二戰結束以來，世界秩序從最穩定的單極結構，演變為冷戰時期次穩定的兩極結構，隨着冷戰的結束，正在轉向最不穩定的非平衡的多極結構。按照「霸權穩定論」提出者金德爾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教授的觀點，美國的霸權早在1963年就結束了。如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混沌秩序類似，當前及未來的地緣政治事件大多可也可以被納入「霸權解體危機」這一框架下進行解釋。
冷戰結束後，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與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盛極一時，但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開始，全球政治-經濟的結構性失衡所帶來的逆全球化（圖1）和民粹主義思潮正在凝聚新共識。美國是首個，也是最後一個全球性霸權國家，但早已經不具備全面稱霸的能力了。能力與雄心不匹配的結果就是犯戰略性錯誤。美國未來較長時期的戰略重心都在印太地區。俄羅斯在歐洲的失敗，對中國而言並不必然是有利或者是不利因素，一切都要看俄烏衝突的均衡，以及各國能否解決好自己內部的問題。
圖1：全球化的起落（1827-2019）
數據：1827-1949的數據來自Klasing and Milionis, 2014；世界銀行，筆者繪製
針對俄烏衝突，在經濟上警惕能源和農產品供應鏈中斷導致通脹上升，在金融上預防風險資產和避險資產劇烈波動，在貨幣上可加快構建非美元清算交易體系，地緣政治上減緩環周邊地緣壓力，供應鏈上加快戰略資源和可替代能源儲備，軍工技術上全面升級信息化海陸空天一體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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