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沉沒的麻風村往事丨連載

幾乎沒有人知道，在廣州北邊的帽峰山山腳下，有一個存在了60多年的麻風醫院（村）。5年前，手機上所有的地圖軟件上都找不到它的位置。

這個居住着30多位老人的醫院，安靜得不像在城市裡。陽光柔和地潑灑下來，村口的湖面上霧氣迷濛，有人撐着木筏在捕魚，像在畫中泛舟。木瓜，棕櫚，茶花，杜鵑，桂花等錯落地栽種在村子裡。村民有的在曬蘿蔔乾，有的剛從地里摘了些菜心，挑着慢悠悠地走回來了。

第一次見到徐和，是在2017年元旦。當時90歲的她已經不能勞作，只裹着厚冬襖坐在走廊的沙發上。她小小的身子，有個胖胖的肚子，頭髮雪白，笑起來不見牙齒。雖然雙手雙腳都有殘疾，已經走不出自己屋子，可是人還十分樂呵，說話生動，對幾十年前的記憶也記得清楚。

當我們坐在她面前，請她為我們講述自己的經歷時，她幾乎是沒有任何考慮就同意了——故事的開始伴隨着一句狡黠的話語：「跟你講，我還自己賣過自己噢！」

這樣一個年邁殘障的身體，與輕鬆的、孩子氣的講話語氣，形成了一種奇異的張力，讓我不禁好奇，她活過的這將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裡到底都發生了些什麼？

這位老人就像個謎面，隨着她的講述，我才逐漸知道，她生命里經歷過的重要事件，沒有一件不在她身上留下印記。

1927年，徐和出生在廣州北邊的一戶貧農家，是家裡的第一個孩子。母親在家耕種，父親常年在廣州城裡給人打工，他每年回來，母親便懷上一個孩子，就這樣給徐和又添了7個弟弟妹妹。

徐和記事起就開始幹活了，不大點的時候跟着大人去地里撿番薯，大一點就幫別人家看牛，還要在田地和山坡找枯枝回家做柴燒。

1938年，日軍拐道從惠州南下，很快占領廣州，戰火燒到徐家門口。到田裡的稻穀可以收的時候，日本人拿鐵絲網把田地全圍起來，不讓農民進去割稻子。一年到頭就盼着這點收成，徐和的大伯趁着日本人不注意，偷偷地溜進田裡，擠進鐵絲網，想要拿籃子去捋回一些穀子，結果被日軍發現，當場開槍打死。

地里沒收成，城裡的錢也斷了。因為道路管制，父親沒有辦法回鄉下，母親也不能進城，她只能守在家裡，帶着8個孩子苦熬。摘野地里長的空心菜煮水吃，鍋里半點油花都沒有。偶爾煮一點米，徐和給自己舀的是湯水，底下的粥粒留給弟妹。

熬了半年，要活不下去了，母親決定帶着孩子們冒險去投奔娘家。徐和的外婆家在佛山南海和順，母親跟孩子們說，外婆家種了很多栗米，去到那裡也許就不用餓肚子了。她背着最小的孩子，手裡又拉上一個，剩下的孩子們簇擁着她，就這樣走到半路，遇到了日軍在戒嚴封路，面對着黑乎乎的槍口，只好又掉轉頭回來。

回來的路上，母親買了幾根黃瓜，每人一根，當是一天的飯食。天黑前是肯定回不去家了，婦孺們看到路邊有間茅屋，便想着先在那裡過一夜。

路上有個陌生婦人瞧見這一大家子，便過來問是怎麼回事，母親如實相告。跟母親說完話，那婦人把徐和拉到一邊，悄悄問她：「你做我妹兒好不好呀？」

「做你妹兒？」徐和不解——「妹兒」在廣東話里，有女兒的意思，也有丫鬟的意思。

婦人說：「做我妹兒，就有飯吃，有番薯又有芋頭。」

12歲的徐和思索着——今天走了一天的路，肚子裡只有一根黃瓜，這個承諾聽起來誘惑力太大。可她想了一下，說：「我要是去了，我弟妹沒人帶不行的。」

「這樣，那我回一些錢給你啦！」

婦人提出給她20文錢。徐和一聽，就答應了。拿了錢，等婦人走後，她把硬幣給了母親。母親問她這錢從哪裡來的，她說是那個大嬸給的，沒有講把自己給賣了。

第二天一早，婦人又來，要帶走徐和，徐和這才跟母親坦白：「她帶我回去做妹噢。」

母親立刻明白過來，眼淚就下來，喏諾道：「啊……那也好，也好……」

母親說不出再多的話，也無法多挽留。徐和懂得，母親當然捨不得她，但時至今日，家裡最大的孩自己走了，家裡就少一張嘴吃飯，還多了20文錢。

「你記得寫信回來啊……」母親在淚眼凝望中，翻來覆去地說這一句話。

徐和呆呆應許——那時她還不認識字。

婦人帶徐和從珠江岸邊上船，沿水路北上200里，船到韶關烏石的一個渡口，又帶她下來，轉手就將她賣給了第二個人。徐和這才意識到，原來婦人說要收她做女兒，是騙人的。

戰亂年代，賣兒鬻女、偷偷拐拐都是平常事。渡口的墟市里不只徐和一個被賣的小孩子，大人們的眼光掃過這些稚嫩的臉龐和身軀，挑挑揀揀，為家裡挑個僕役、香火或者童養媳。有個婦人看過幾個孩子，挑中了徐和，對人販子說：「我想拿她回去做媳婦。」就付了錢，買下了她。

經了三趟手的徐和就這樣成了童養媳，在韶關的客家人屋裡住下了。還沒到結婚的年紀，她跟那個婦人一起睡——她讓徐和喊她「家婆」。家婆獨自帶着一個還在上學的兒子，男孩比徐和還小1歲，平時都在學堂里讀書，禮拜天回來過一晚就走。徐和在家裡第一回看見他，人挽着個小小的藤架子，裡面裝着書，她問：「這個飛發佬（理髮的人）怎麼走來我們家裡了？」家婆說：「這是你老公啊。」徐和不出聲了，她這么小，哪裡知道「老公」是什麼意思。

家婆買徐和回家自然不只是為了將來有個兒媳婦，也是給家裡添一個勞動力。每天天不亮，徐和就光着腳丫子下床，跟着家婆一起去田裡幹活。徐和在地里彎着腰插秧，看到秧苗，就想起家人——母親和弟弟妹妹們回到家裡了嗎？現在有東西吃嗎？能不能活下來？一想到這些，她就直起身子，像一塊板似的憨鳩鳩（傻頭傻腦）站在田裡，發起呆來。

家婆見她不幹活，就問：「你怎麼了？」

徐和說：「沒，沒事。」

「沒事站着幹嘛？下去插秧呀。」

「我不插了。」

她就家婆見狀，又問她：「你是不是想回家見媽媽啊？」

徐和就點點頭。

家婆便好聲好氣地哄她：「好啦，你先插秧，等幹完活，沒有事情做了，我就同你擔些番薯回去給你媽媽吃啦。」

徐和信以為真，就繼續下田幹活了。

在這裡，雖然每天要干很多活，但是不會餓肚子，家婆也待她和顏悅色。她有時候想起家人心裡難過，家婆都哄着她，說以後帶她回家看媽媽，就這麼一路哄着，徐和長到了16歲，是可以結婚的年紀了。

屋裡辦了喜酒，買了豬肉，又殺了只雞，請了親鄰過來吃頓飯，便算是成親了。徐和住到小老公屋裡，但兩個人聚少離多，小老公又只會說客家話，徐和跟他交流，宛若雞同鴨講。

過了段時間，徐和發現自己肚子漸漸大了起來，她慌着找家婆問：「死了，我的肚子怎麼會自己大起來了？」

家婆讓她走個路看看，又摸摸她的肚子，說：「你有了身己（身孕）啊！」

可是「有了身己」又是怎麼回事呢？徐和有些惶恐。不過肚子除了一點點變大，倒也沒有給她帶來什麼麻煩，她慢慢沒什麼感覺了，照舊每日下地幹活，吃飯餵雞。

日子就這麼過着，早過了應該生產的時間。家婆開始發愁：「別人家10個月就出生的啦，你怎麼這麼久都沒出生呢？你的孩子怎麼樣啊？」

徐和說：「什麼孩子呀？」

「你懷着的那個孩子呀！」

「沒什麼事啊，它也不痛，也不會動的。」

不過家婆一說，她倒是想起來了——本來這個肚子是會動的，好像有一次她下地去割番薯葉，被蕃薯藤給絆倒在田埂上，後來才不會動的。

年紀輕輕的徐和沒有再管自己肚子裡孩子。她不懂世事，吃得下睡得着。家婆也許已經猜到孩子胎死腹中了，可是在40年代的粵北鄉村，遇到這種事情又能怎麼辦呢？外面還在打仗，能活命已經不錯，哪裡有人去理會一個農村年輕婦人肚子的孩子什麼時候生產呢？

經過那些城頭旗幟幾年一換的歲月，徐和22歲了，身上突然長出了一些紅斑，像生蘚一樣，一個圈一個圈的，手上有，腳上也有。周遭有人見到了，開始傳言她「有了麻風」。

在客家地住的這些年裡，大人恐嚇小孩子的時候都會說：「走啦，發風佬（麻風病人）來啦！」有一次，徐和正在地里幹活，一個男人路過那片田地，地里有人說：「是發風佬來的！」然後就一兩個人抄起了扁擔追着去打那男人。徐和心裡不忍，想：這個人也沒有做壞事啊，他只是路過，為什麼要打他呢？真是作孽。

可沒想到這個人人憎惡的病，竟然落到自己頭上了，這可怎麼辦才好？徐和心裡憋悶：我什麼人都沒見過，為什麼會得這種病？

不如去跳海（白話裡頭把江叫做「海」）好了，她心裡起了這個念頭。家離曲江很近，白天她一個人偷偷走到海邊，望着水面，內心又掙紮起來——如果真是麻風，那就死了一乾二淨，可是如果不是，那不就白白死了？

於是，她又不想跳了。過了幾日，又想尋死，一路哭着走到了海邊，在碼頭邊上，卻怎麼也跳不下去，又一路哭着回去了。

徐和身上的紅斑一直不退，到1951年春天，局勢看起來很穩定了，家婆決定帶着她去曲江的大醫院做檢查。那是徐和第一次去醫院，印象極深。她見到醫生拿個小刀在她的手指上割了一點肉，輕輕貼到一塊玻璃上，再用一個鏡子看。看完了，醫生說：「是麻風。」

「她這么小就來了我家裡，怎麼會得麻風呢？」家婆不敢相信——那時都說麻風是在外面「亂搞」才會傳染上的，可是徐和是在她的眼皮下長大的啊。

「原來真的是『發風』啊。」徐和愣愣地說，「怎麼辦呢？我走好了。」

「走？你能走去哪裡？」

「我回廣州咯。」

「你回廣州又能怎麼辦啊？人要求生，不要求死啊！」

兩人回到家時，徐和確診的消息就已經遍村皆知，村里甚至傳出了要活埋徐和的風聲。徐和聽到那些惡意，跑到小山頭上看，真有兩三個男人正在地里挖坑。她氣沖沖地跑下去問：「你們這是在幹什麼？」男人們說：「你『發風』了，給你兩條路走：一是離開這裡，二是死。你看着辦吧！」

他們還說，把人埋下去，再倒點生石灰消毒，就乾乾淨淨了。徐和知道生石灰，種田的時候拿它來撒肥，手沾到都會脫一層皮的。

似是體察到了徐和的處境，家婆專門殺了一隻閹雞，燉了單端給她一個人，垂着眼淚說：「吃吧，吃吧，你以後就吃不到了。」可徐和心中鬱悶，哪吃得下去。

當天晚上，趁所有人還在睡夢中，徐和一個人從家裡逃了出來，「流夜走啊！」先是躲到山裡，在黑漆漆的山頭裡過了一夜，天剛蒙蒙亮，就跟着賣豬的車走到了烏石火車站。她身上沒有一分財物，買不了車票，幸好遇到一個好心的軍人，見她在路邊哭泣，問清事由後，幫她買了一張去廣州的票。

從廣州火車站出來，徐和一路打聽，竟然找到了父親小時候曾經帶她去過的一家店鋪。鋪子裡的大婆說，你爸早已經回鄉下了。徐和也想回鄉下，身上沒有錢買車票。她站在廣州的街頭上四顧，心茫茫然，不知道要這麼辦了。

那個鋪頭離珠江邊的「大鐘樓」不遠，大鐘樓是珠江岸邊曾經最繁華的地點之一，建於1916年，高30多米，頂上的鐘室有13米高，每隔一刻鐘報時一次，正點時會奏響英國的教堂樂曲《威斯敏斯特》，聲聞十里。1950年春天，國民黨的飛機從尚未解放的海南飛來空襲，投下的炸彈震壞了大鐘樓，直到次年7月才修好。

徐和來的時候，沒有聽到報時的西洋樂曲。她見有些乞丐在大鐘樓腳下聚集，便跟着他們在附近流浪。徐和沒有乞討的經驗，討不到什麼東西吃。有個心善的女人，身邊帶着個眼盲的老公，許是見她大肚子可憐，就主動把討來的食物分她一些，就這麼過了十幾天，徐和實在過意不去，就說：「不如這樣，你給個東西，我自己去乞食啦。」

女人就給了她一個缽碗和一雙筷子，告訴她：「你看到那些店門口，有人站在那裡，你也跟着站過去就好了。」

徐和就拿着缽碗上街去了，見有兩個男人站在一家飯店的門口，一邊一個，便跟着站了過去。她試着跟那兩人套近乎，但沒人理她。過了會兒，店裡走出來一個婦人，手裡捧了兩大碗飯，遞給了那兩個男人，沒有給她。徐和便問：「姑婆啊，有沒有多的飯？」婦人看她一眼，問：「你也是乞食的啊？你從哪裡來的？」

徐和說自己從鄉下來，可那婦人一聽這話，語氣就變了，呵斥道：「人家農村解放後分田分地，你肯定是好吃懶做的人啊，這麼後生（年輕）跑出來乞食！」

對於那時廣州周邊農村還在試點的「土改」，徐和並沒有概念，被婦人劈頭蓋臉一頓訓，她心裡想要辯解，嘴上卻說不出一個字。她心想：如果不是「發風」，我也不用跑出來啊！可又不敢把自己發麻風的事情說出口，只能端着空碗一氣跑回了大鐘樓腳下，蹲坐在大鐘樓底下用手抹眼淚——垂落的袖口下露出皮膚上一小塊紅色的蘚，那是她此時想要掩蓋的事物。這個23歲、長發盤髻、腹部隆起的女人，還不知道這塊小小的紅蘚，將如何改變她的命運。

那個好心女人繼續把討多的飯拿給徐和一份。過了半個月，傳來風聲，說解放軍要來拉走這些流浪的人，不讓人睡大街上了。解放初期，肅清市容是常事。這些睡騎樓腳下的人，能幹活的拉去國營工廠，太小的拉去兒童教養院，反正總有地方去。乞丐們商量着要離開大鐘樓去小街小巷避幾天風頭，女人勸徐和跟她一起，徐和說，不走，由得他們了，拉走就拉走，總比在這風餐露宿的好。

解放軍果然來了。有個軍人走來過問徐和的情況，徐和也不隱瞞，說自己得了麻風從鄉下逃出來。軍人不太相信，讓她走兩步看看，沒有跛；又讓她伸出手看看，也沒有缺手指。

徐和穿着一件長衫，手臂和腳上的紅斑都蓋住了，只露出手背上一個紅色的蘚。軍人還是不太相信，就把她帶去了醫院檢查，查出來確實是麻風，便說：「好吧，我帶你上船吧。」

上船？上什麼船？去哪裡？

「你是不是要拉我去打死啊？」徐和問。

「不是啊，是幫你去醫病啊。」

還有這麼好的事情？徐和半信着跟着上了船，剛一上去，就有兩個軍人一左一右夾住了她，說擔心她掉下去。徐和說：「不用拉我，我不會跳海的。」

船在水面上走着，經過的地方越來越荒蕪。徐和看到有的小洲上屋子傾頹，野草瘋長。船越走她心裡越沒有底，問：「同志，這是不是『打靶』的地方啊？」

軍人說不是。

徐和說：「草都長這麼長，還說不是『打靶』的地方？死沒問題，但是你不要騙我呀！」

軍人都快被她氣笑了，說：「不是的，保證不是打死你的，你犯了什麼錯要打死你啊？那些偷偷搶搶殺人放火才要『打靶』，傻的！」

可從小被人販子騙過的徐和，還是不能放心，可人已經上船了，回也回不得，跳海就更不行了。

終於，船走了百里多的水路，到了一塊陸地邊上，軍人說「到了」，徐和下船上岸一看，「原來有個高樓大廈的醫院」，「亮堂堂的好漂亮！原來他們說的是真的，沒有騙人」。

這個徐和完全陌生的小島，位於東莞市石碣鎮東江水道上。在河流的包裹中，小洲上水草豐茂，茂密的植被中立着幾棟兩層的建築。

這裡就是「約瑟洲醫院」，是1907年法國巴黎外方教會的康拉迪神父建的，用來收容廣東無家可歸的麻風病患者。徐和剛到醫院的時候，管理這裡的還都是外國醫生和修女，雖然那些修女披着長長的衣服，從頭包到腳，講話嘰里咕嚕，但她發現這些「鬼佬」對麻風病人可比外面的人好多了。修女們既不懼怕也不避忌，但凡病人有個什麼手疼腳痛的，都直接上手摸。

那時有300多個病人生活在這片風景優美的小洲上。徐和第一次見到這麼多的麻風病人，男女老少都有。在修女的管理下，男女嚴格分開居住，想去男病區的小賣部里買東西都要打報告才能去。女病人一共有4間樓，一間住40多人，底下煮飯，樓上住人。

「人要求生，不要求死。」徐和記住了家婆這句話。她馱着一個生死不明的胎兒，在麻風院裡，像這洲上的草籽滾到水邊，靠風，靠水，靠日頭，活下來了。

1951年年底，廣東省政府接管了約瑟洲醫院，把修女和醫生都「請」走了。修女離開的那天，病人們都到岸邊送她們上船。病人們感念她們的照顧，站在碼頭邊依依不捨，流着眼淚讓她們不要走。

修女們也抹眼淚，說：「我們也不想走，可你們的政府要我們走，留不下來啊。」

那時中國的醫生已經進駐醫院了，見病人們哭得如此傷心，便安慰道：「不要哭了，我們中國人自己管，比她們外國人管得好啊。」

這話也是真的，他們確實是當時廣東最好的麻風醫生了。政府將醫院劃為省衛生廳管理，改名「廣東省新洲醫院」，流入的醫療資源都是全省最好的。

政府接管醫院之後，徐和生了次病，醫生給她開了西藥，叮囑她飯後吃一粒。小時生病喝的都是黑乎乎的草藥汁，徐和看着手裡沒有指頭大的藥丸，心想，這么小一粒怎麼夠吃呢，都不夠塞牙縫。等醫生走了，就自作主張將一包藥全吞進了肚子裡。不多久，全身就冷得發抖。同病房的人趕忙把被子都拿過來裹住她，幾十斤的棉胎蓋在身上，她還是抖個不停。對面床的女人趕緊去叫急診，醫生來了，打了一支針，把她救過來了，問她：「我給你的藥呢？」徐和說：「我全吃了。」醫生大吃一驚，說道：「怪不得，你以後不要這樣了，讓你吃多少就吃多少啊！」

這事後來成了病房裡的笑談，自此後，徐和老老實實的，再也不敢不聽醫生的話亂吃藥了。

省政府多次撥款給新洲醫院，建了新的病房和職工生活區，添置了醫療設施。醫院還把病人組織起來辦農場和磚場，一邊醫治，一邊生產。徐和也進了磚廠幹活。

1953年，外面農村搞「農業互助組」，醫院也跟着用工分制來管理病人們的生產，擔磚的人分成了幾個等級。擔入磚窯的是「二級勞動力」，因為磚窯的入口高，要一級一級擔上翹板。徐和只能做「三級勞動力」，把磚從窯邊擔到岸邊，再擔上船，工分6分一天。

那個時候的磚塊比現在用的大，剛燒出來的濕坯磚一塊大約7、8斤。徐和每次擔4進磚（一進4塊），就是100來斤。那時她連人帶肚子也才70來斤，肩膀要撐着扁擔，踩過一條架空的踏板，把磚從岸邊挑到船上，下雨時踏板會變得滑溜溜的，她馱着個礙事的肚子，每回過橋都驚險萬分。

每天天一亮，整個病房裡的人一起起床去做工，收工回來一起吃飯。所有的女病人在同一個飯堂，每個人一個沙煲，坐在一起「排排吃」。頓頓都有熱飯吃的日子裡，徐和捧着飯煲，常常忍不住掉眼淚。她想着，自己有的吃了，不知道媽媽和弟弟妹妹們怎麼樣了。自己離開家那麼久，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到他們。

旁邊的病友也許見慣了悲傷，見她眼淚一顆一顆地掉到飯里，也不問什麼，只是勸說道：「吃啦，不要哭了，等一下又要開工了。」

對於年輕的徐和來說，只要有飯吃，再辛苦都能一日捱過一日。到結算工分拿工錢的時候，病友們會買點好菜犒勞一下自己，徐和只買最便宜的豆豉醬拌飯吃。她賺的錢不捨得用，一分一毫攢着準備出院的時候帶回家。雖然已經和家人失散10多年，可她心底還存着一絲回家的希望。

在這個小島上，徐和也第一次有了真正意義上的朋友。大家每日除了一起勞作，還能一起認字，聊天打趣。醫院裡陸續也有新的面孔進來。

入院兩年多後的一日，徐和做完工回到病房，看見有個很小的女孩子坐在床上。她便問道：「咦，怎麼有個這么小的女孩子？」病友們說，新來的。徐和又問：「你要不要喝水呀，打個水給你呀？」可那孩子沒有理睬。病友們又說，她是聾啞的，聽不見呢。徐和便看着女孩，比劃了個喝水的動作。見女孩點了點頭，徐和就拿個缽碗倒了水遞給她，女孩接過來喝完了，又認真地點了好幾次頭，表示謝意。

徐和本來就喜歡小孩子，看這女孩這麼有禮貌，心裡喜歡。聽人講，這孩子是生了麻風給家人丟棄在街邊，是政府把她撿回來的，因她不會說話，大家都叫她「啞女」。女孩看起來可能也就四五歲，爬上床鋪都不夠高。徐和覺得這么小的孩子沒有人照顧怪可憐的，就給她找了個小板凳，讓她可以每天踩着爬上床。每天幹完活，徐和都會幫啞女從飯堂帶飯回來，給她洗澡的時候，會認真幫她擦刮身上的麻風斑。病友都打趣說，徐和這是收了個「乾女兒」。

醫院給沒有勞動力的病人有固定份額的補貼，一個月幾塊錢的伙食費。徐和不識字也不會算數，便托一位當過老師的病友幫忙記賬，啞女每天吃了多少、用了多少、還剩多少，一分一毫都記下來。她自己雖然是出於一片好心照顧啞女，也要避免被人誤會是圖啞女那份錢，所以賬得記清楚。

到年底，看着小本子上啞女攢的錢夠了，徐和想，新年了，外面的小孩子都有新衣服穿，給啞女也做條新裙子吧。她給啞女打手勢，用手在她腰上圍了一圈，「我要給你做個新裙子噢！」除夕那天，徐和給啞女穿上了自己縫的紅色半身裙，幫她梳了個雙馬尾，再紮上蝴蝶結。院裡的病人們也在熱熱鬧鬧地過年，分魚分肉，穿着新裙子的啞女穿梭在人群中，像春天裡第一次飛在田野上的蝴蝶。雖然她不會說話，但徐和從來都沒有見過她笑得那麼開心過。這份歡喜，在徐和心裡存放了一輩子。

原本辛勞的院中生活，因為啞女的出現，也多了許多溫情脈脈和歡聲笑語。草長鶯飛，四季輪換，徐和看着啞女從床鋪那麼高，一點點地長成個懂事的小姑娘，儼然像個小大人了。

有一日，病友們坐下來閒聊，不知誰提了一嘴，說讓徐和「詐一下病」，看啞女會怎麼做。眾人紛紛附和，徐和覺得好笑，就從了她們。於是等到下午要開工的時辰，徐和沒出去。啞女見她一直躺在床上，就走過來推她。徐和朝她撒撒手，說不去上工了。啞女打手勢問，你哪裡不舒服呀？徐和指了指頭，意思是頭暈。

新洲的水邊有一種土名叫「水涌花」的植物，味道酸酸的，平時徐和她們會摘來煲涼茶。機靈的啞女馬上跑出去找了些水涌花，煲好之後倒在碗裡，還用手試了燙不燙，溫了才端過來給徐和喝。一直偷偷在旁邊看着的病友們，見此情景，都笑得東倒西歪，紛紛說道：「幾抵死啊（多厲害啊）！」「還會煲東西給阿和飲呢！」

多可愛的孩子，乖巧聽話，又會心疼人，徐和越來越喜歡啞女了。

可是，病友之間再怎麼像親人，新洲醫院終究不是一個真正的村莊。在徐和吃「氨苯酚」吃到快10年的時候，醫生給她做完切片檢查後，說麻風桿菌的數量已經基本降到了治癒標準，再觀察一段時間，若沒有復發，她就可以出院了。

那時啞女已經是一個少女了。得知徐和要出院，病房裡的人就哄她說：「你乾媽要走了，你快點收拾東西跟着一起走。」

啞女信以為真，徐和出院那日，她自個收拾好了行李，把一對木屐和幾件衣衫用繩子綁好，背在身上，準備跟着一起走。

徐和看見了，不明所以，問她：「你背着東西做什麼啊？」

啞女打手勢說：「我要跟你走。」

徐和說：「不行的，我出去說不定沒地方住，要睡街邊的，你留在這裡有政府照顧啊。」

可啞女還是要跟着她一起走，徐和再三說「不行」，啞女也沒有辦法開口，只是睜着眼睛流淚。徐和心中也捨不得啞女，只是左思右想，她自己的生計尚無保障，把啞女留在院裡是最穩妥的，縱然不舍，也只能如此。

不知道徐和離開之後，啞女又哭了多久，又是怎麼解開已經綁好的行李，怎樣習慣一個人吃飯，習慣沒有徐和的生活。

徐和離開新洲醫院是1960年，除了因為她的麻風病基本治癒，也可能與當時新洲正在大量地收治麻風病人有關。1958年開始實行麻風病人隔離政策後，作為年代悠久、且已有醫生和設備的省級醫院，新洲承擔了極大量的收治任務，到60年代最高峰時，病人總數超過千人。像徐和這樣已經基本達到治癒標準的老病號，這個時候自然就被動員出院，騰出床位。

徐和出院的過程不算一帆風順。剛開始醫生告知她要出院，讓她回去找自己的家人，她就發愁了——她之前向廣州那邊打聽過，父母已經從老家搬走，人海茫茫，跟家人失散20多年，她又能去哪裡找呢？

有個跟家裡斷絕音訊十幾年的病友，靠寫信找到了自己的父母。這病友跟徐和說，你也不如試試寫封家書回去尋人：「你隨便知道哪裡就寫去哪裡，那個人就會轉給你老竇（父親）的了。」

徐和心裡是有那麼一個地址，是母親說過的鄉下那間鋪頭的名字，自12歲離開母親那天，她一直記着。那間小小的店鋪，在沒有具體門牌號也沒有電子通訊手段的年代，就像茫茫大海中的一座燈塔。病友的話讓徐和心裡有了希望——也許家人已經搬走了，但是說不定有人能把信轉給他們呢？

徐和一沒有信紙郵票，二不會寫字，好心的病友出了信紙，以徐和的口吻，幫她寫明這些年的經歷，信封上寫了那個店鋪的地址和徐父的名字，寄走了。

沒想到，那家店鋪居然真的還有人在，店裡的人也居然還認得信封上的名字。店主把信交給了徐和的六叔，六叔又帶着信去了廣州市區，交到了徐和父親的手上。

過了些時候，徐和收到了父親的回信，信里說了某一天就來見她。徐和大喜，到約好的那天，她一個人走到岸邊，想去接父親。進新洲醫院的海堤路上，迎面走過來一對陌生的中年男女，徐和與這兩人錯身而過，中年男人經過她了，又突然停下來，叫住她，問：「你是不是阿和啊？」

徐和回：「是啊。」

男人又問：「那你怎麼不叫我？」

徐和說：「我都不認識你，叫你什麼呀？」

「我是你老竇（父親）呀！」

徐和這才如大夢初醒一般看向對面的人——這是她的父親，是她差不多10歲後就沒有見過的人，已幾乎不記得他長什麼樣子了——倒是父親，認出了她臉上自小便有的那顆痣。

「那這個是誰呢？」她問父親。

「這是你阿嬸。」

父親這麼說，徐和就明白了，這是他後來娶的。

她帶着父親和繼母回到病房裡坐下，父女倆說了些各自這些年的經歷。父親說，日本人投降後，他和鄉下親戚才重新取得聯繫，徐和六叔說她母親和7個弟弟妹妹，死的死，埋的埋，可能還剩下一個妹妹，也已經不知去向。後來父親和繼母又組建家庭，在解放後生養了一個男孩，如今住在廣州市區，在煤店幫工。

徐和起初還擔心後媽會害怕她，沒想到對方並無顧忌，直接拉起她的手來看，嘴裡還說：「不怕的，沒傳染的這些病。」

「她不怕我。」兩人的手一接觸，徐和先湧上來的是驚訝，接着，她的一顆心就落到了肚子裡。

時隔20多年再和家人相認，開心得像在夢裡一樣。父親知道徐和要出院後，也很歡喜，說那就回家吧。聊到最後，徐和戀戀不捨地送他們上船離開。

那一天，徐和大慟大喜，悲欣交集。見到父親是大喜，送他們走之後，她一個人就開始難過了。

出院之前，徐和還有一個大問題要處理，那就是她的肚子。之前有人問起她的肚子，徐和都開玩笑說是自己的胖肚腩。當年政府接管新洲後，醫生給她做X光檢查，發現她腹部有一團陰影，徐和這才把自己懷過孕的事情說出來。醫生一聽，就知道這胎兒不可能還活着，便跟她說要做手術把胎兒取出來。徐和嚇壞了，她從未聽說過能把肚子剖開的事，再加上當時有人生病做了手術後併發症死掉了，就更擔心了，任憑醫生怎麼說，都不肯答應做手術，硬是帶着身上這個累贅，在新洲擔了快10年磚。

出院前，醫生再次苦口婆心地勸她做手術，一條一條把好處給她列出來：「你現在在這裡做手術不用錢，出去做要錢的啊。而且你還這麼年輕，出去再找個人結婚，到時候生胎夾死胎，大人會沒命的！」

徐和說：「嘿，我還找什麼人呢？」

「你現在說不找，到時候遇到看對眼的就找了。」

另一邊，病友們也一起勸她，做吧做吧，不要害怕。徐和左思右想，終於下定決心，像壯士赴戰場一樣給自己壯膽：「開刀就開刀吧，死就死了，不管了！」

手術定在一個周六，父親和繼母再次坐船來給她簽家屬同意書。人躺到手術台上，打完全身麻醉一覺睡過去，什麼也不知道，等到醒來的時候，她一摸肚子：「咦，平了。」

過了一周，傷口恢復得差不多了，線也拆掉了，衛生員就帶徐和去看取出來的東西——那個可能只存活了幾個月、又在母體裡待了17年的胎兒，只剩下一排一排的骨頭，還有一個頭蓋骨的模樣，被藥水浸泡着保存在一個玻璃瓶里。徐和驚訝得喊出了聲：「原來只剩下些骨頭了！」

徐和的腹部留下了一道疤，卸下這個包袱，她覺得走路都輕鬆多了，回想起這麼多年戰戰兢兢地挑着擔子走過那條船板，她又有點懊悔，早知道應該早點做手術了。

人家都說開刀要補身體，徐和吃雞蛋補。這個結局她十分滿意：自己經歷了這樣一台危險的大手術，居然只吃了6個雞蛋就好了，堪稱勇士。

出院那天，徐和告別了醫生，告別了啞女，告別了病房裡的朋友們，帶着行李坐船到廣州，又搭車到黃沙車站下車，叫了輛三輪，坐到小北。父親說的那個地址就在馬路邊上，這是她的新家。

她還不到33歲，還這麼年輕，有着一頭烏黑濃密的長髮，她用茶籽粉仔細地清洗，在腦後盤起一個髮髻，多麼好看。她還很能幹活，就像醫生說的，她出去後也許還會找一個人結婚。

在那短暫的一刻，生活像是為徐和重新展開了一條道路，一條能和家人在一起的、不再動盪、不再無依無靠的道路。

可這一切都沒有實現。命運，或者說時代，跟她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一種懸在人的生活之上、不由人的意志決定的巨大力量，沒有讓徐和如願以償。

回家之後，父親顧及徐和的身體，不讓她乾重活，只做些家務，幫着照顧只有幾歲大的弟弟。有天徐和在家門口閒坐，見到一個婦女上山砍柴，想着幫家裡添些柴火，就隨着也一起上山去了。砍完的柴回來捆成一捆丟在門口，父親回家看見了，很生氣，叫她以後不要再去了。

在新洲時，醫生總要提醒病人要小心保護好自己的手腳，因為麻風病人神經末梢受損，手腳的皮膚沒有知覺，察覺到自己被燙傷或割傷時，情況往往已經很嚴重了。可在醫院擔磚割草，磚塊粗糙，木柴多刺，草葉邊緣鋒利如刀，怎麼可能不受傷？徐和用水一衝，布條一綁，就又去幹活了。現在好不容易治好了病，父親怕她造成更嚴重的殘疾，所以不讓她乾重活。長久以來，徐和已經習慣忽略身體上的傷，父親因為心疼她而生氣，令她反而覺得溫暖：爸爸是真的關心我的。

然而，真正阻攔徐和「回家」的，竟然是戶口。那時糧米油鹽都要憑票購買，而糧票是由戶口所在地的公社或者街道負責發放。徐和的戶口跟着母親留在了鄉下，父親的戶口卻在城裡。因為嚴格的城鄉二元管理，兩種戶口不僅每個月的糧票供應量不一樣，要從農村戶口轉為城市戶口也非常困難。

為了跟着父親生活，徐和每天吃完飯就跑去派出所追着人問：「為什麼兒女不能跟着父母？我是我爸爸的孩子，我的戶口為什麼不能跟着他？」

派出所每次都是一樣的回答：「是呀，孩子是跟父母沒錯，但是你是農村戶口，你得回鄉下去。」

鄉下怎麼回得去？她一個女人，獨身一人，剛從麻風院出來，手腳又不太好，怎麼獨自生活？不認識的村里人又能否接納她？何況，她也不想離開好不容易才尋回的父親。

| 徐和保存下來的各個年代的糧票和票券。(洪夢霞/攝）

日子一天天過去，轉戶口看起來仍是死路一條。父親和繼母嘴上沒說什麼，但徐和不忍心讓他們為難，她心裡默想——為今之計，可能只有重回麻風院一條路了。

有一個在新洲相識的病友，去了佛山另一個麻風院，聽說徐和出院回到廣州，便過來探望她。徐和說了自己的想法，病友便跟她說，廣州新建了一家「太和麻風院」，現在正在收人，不如去看看能不能進去，離你家也近一點。

徐和便去了廣州北邊的太和鎮，跟麻風院的領導說自己「無家可歸」。按理說，已經治好的人不在收治的範圍內，但或許是醫院領導同情她的遭遇，或許是那時剛建院正需要勞動力，徐和又正當壯年——總之，她的申請被批准了。

太和鎮離小北30公里，那時公交線路不發達，來回一趟很是輾轉。每個月有兩三天，父親和繼母同時值夜班幫人挑煤，徐和就會請假回家照顧年幼的弟弟。從太和到公交車站有好長一段路，周圍荒郊野嶺的，有個病友不放心她獨自走，每次都會騎自行車載她到車站，回來的時候再去車站接她。

60年代的廣州，塵土路是黃色的，人的衣衫是藍灰的。徐和坐在晃晃悠悠的自行車后座上，在小北與太和之間來來回回。一直到家人搬遷離開了小北，她才停了奔波。

從離開新洲到進入太和，中間不過2個月時間。徐和又回到了麻風院裡，這一次她再也沒有出去了，太和成了她人生中停泊得最久的一個碼頭。

「太和醫院」，或者「太和村」，是因為選址在太和鎮得來的俗稱。它當年的正式名字是「廣州市皮膚病醫院」，直到現在，大門上還有着這幾個斑駁的舊字。

跟所有的麻風院一樣，太和也在人跡罕至之地。一條小徑通到帽峰山山腳下，最初只是砌了幾間茅草頂的泥屋子。1974年，政府在這裡又建了和龍水庫，走出醫院門口，就是一片水波蕩漾。

徐和算是第二批人來到太和的人，那時這裡只有10來人，冷冷清清。隨着病人一批批進來，最高峰時，一共有500多人在這裡生活。這幾百號人，生生在這個原本連路都沒有的荒郊，辟出了一個容納己身的小天地。

關於太和有多少土地，村民有個風趣的說法——圍着的這些山，面向太和的一面都是他們的。靠山吃山，木頭砍來建房子，枝葉用來燒柴火，山腳下種竹子養雞養魚。種瓜種菜開磚窯，修路建屋挖池塘，在家裡有人心疼的手，在這裡是什麼重活都要干。

有一回徐和在池塘邊放牛，那牛不知怎的生了脾氣，一頭給她撅進了池塘里。池塘水深，她在水裡拼命撲騰，不遠處幹活的病友們聽見呼救聲，趕緊跑來，跳下來把她撈了上來。她回去換掉了濕衣裳，又出來繼續放牛。

一個月9塊錢伙食，每頓兩條青菜。干一個月，工錢不夠買頂帽子。但相比在家，徐和起碼有自己的那份糧票了。第一次拿到糧票，她買了1斤砂糖和1斤餅乾，沖了碗糖水，把餅乾全給吃完了——這可是一個月的份額。病友看見了，笑得不行，有人打趣說：「能吃是福啊。」

徐和當時填飽肚皮，心滿意足，說：「能吃當然是福，有的吃就先吃，沒得吃再說啦。」

這是她從前30年的挨餓中得到的生存智慧——人生在世，誰能知道以後的生活會怎麼樣？

麻風院裡女人比男人少得多，徐和長得清秀，又大方又和善，應該說，有着絕對的「擇偶優先權」。在新洲時，肚子裡還有個不清不楚的胎兒，她沒有半點心思要給自己找個對象。到了太和，肚子卸下了，身心皆輕，她在這滿院的人里，看中了一個姓梁的男人。

老梁也是廣州人，比徐和小1歲，身世也很是曲折。他小時候家裡窮，把自己賣給了人家做兒子，但那家人嫌棄他吃太多，不待見他，他就自己跑出來參軍，結果當兵的時候發現有了麻風病，發病時恰好又剛剛結婚，老婆生完女兒去世了。無奈，孩子交給外婆，他自己進了麻風院。

老梁長得不咋好看，因為麻風病，嘴角有些歪。但他心地特別好，別人有什麼麻煩事，喊他一聲就立馬去幫忙。徐和生平最牽掛的就是兩種人，一種是受苦的，一種是心地好的，老梁是兩種全占了。再加上徐和之前流浪時兩次被軍人救助，自然對當兵的人有種親近感。

不過在那時，婚姻法明確把麻風病人排除在允許結婚的範圍之外。麻風院裡的情情愛愛大都只能在暗處進行，醫院一旦發現有人暗度陳倉，輕則處罰，重則驅逐出院。

一直到了1985年，新一版婚姻法才把麻風病人和麻風病康復者從禁止結婚的名單中刪去。太和院方跟這些已經五六十歲的病人們說，你們要是誰跟誰互相中意的，就給你們辦個婚禮，老了也好互相照應。1987年，醫院為包括徐和在內的10對「新人」扯了證，又在禮堂為他們舉辦了集體婚禮——其中除去一對是本來就是夫妻的，其他都是在院裡找的同命鴛鴦。結婚那天，每一對男女都分到了新的枕頭、床單和塑料椅子，胸前都戴上了紅花，在禮堂里說了些吉祥話。

| 徐和和老梁的結婚證(洪夢霞/攝）

徐和同老梁脾氣相投，結了婚之後什麼事都是有商有量，從來沒有吵過嘴。他們每天的對話都是客客氣氣的，一個好聲好氣問：「我出去買點什麼東西咯？」另一個好聲好氣答：「好叻。」

幾年後，醫院在更平坦的地方建了新房子，把一排最靠近大門口和食堂的平房分給了這些夫婦，叫「鴛鴦樓」。搬下來沒多久，老梁就在走廊前面樹下摔了一跤，中風，半身不遂。徐和擔負起照顧他的責任。那時候還沒有護工，所以餵飯、抹身、洗衣、倒屎倒尿，全是她做。老梁半邊身子動不了，翻身時就重得很，徐和弄起來很吃力累得呼哧呼哧呼哧喘氣。她沒有一句抱怨的，那時候手已經有些不方便了，力氣還是有的。

這段婚姻一半的時間裡，都在徐和在照顧床上的老梁。就這麼照顧了老梁幾年，有一天早上，她燉了雞蛋給老梁吃，吃完這最後一頓，眼看着人就不行了。8點鐘醫生上班一看，人已經走了。醫院這邊打電話給老梁家人和火葬場，家人來了，火葬的車也來了。徐和沒有跟去，看着車拉着老梁開走了。也許徐和這輩子的姻緣線就是短的吧，男人死了，一個人過就是了。那張兩個人的合影掛在牆上，徐和倒是一直留着。

老梁在院裡有個好友叫賴叔，幾十年交情了，一隻眼睛看不見，還截了一條腿，常常拄着個鋁拐杖到處走，健步如飛。老梁死後，賴叔買了些紙錢回來跟徐和一起燒了。自此，他就處處都多幫着照顧徐和一點。徐和暈車，很少出門，賴叔就每天早上坐着個電動輪椅，到3公里外的市集上買東西，經常帶個腸粉回來給她。兩人有時候在門口走廊下聊天，聊着聊着就說起老梁來，「人真的很好啊，也很能幹」。

也是差不多那幾年，弟弟打電話來告訴她，父親去世了。可路途遙遠，她沒有回去。徐和打小就暈車，年紀越大越嚴重。

走廊前面，當年建「鴛鴦樓」時栽種的棕櫚樹、木瓜樹和龍眼樹，越長越高。陸陸續續地，其他夫婦里也有幾個男人去世了，留下的總是命更硬些的女人，鴛鴦樓變成了鴦鴦樓。

一晃90年代就過了好幾年，有個病友要出院。這病友早年當過護理員，懂一些衛生護理常識，不想回鄉下，便想着到別的麻風院裡謀個生計。徐和聽說自己在新洲時的一個病友去了東莞的金菊麻風院，當上小領導，說可以陪着去問問，看能不能把戶口轉到那裡。

為了幫那位病友，徐和跟着一起坐車去了東莞。一路嘔吐，頭暈目眩到了金菊，正和新洲的病友說着話，對方突然間指着一個中年婦人給她看，說：「吶，那個人是啞女。」

徐和又驚又喜，走到啞女面前叫了她一聲，啞女一開始沒有認出人來，懵然地望着她。徐和就比了個用毛巾搓背的手勢，意思是：記得嗎？我幫你搓澡呀！

連比帶劃間，啞女終於認出這個30多年前的「乾媽」來。她整個人雀躍起來，拼命地拉着徐和的手，要帶她去家裡吃飯。可是徐和當時走不開身，就擺了擺手，說下次去。啞女還有點不開心，撅起了嘴。

這回相認，徐和才知道1960年她們分開後啞女的經歷——她在新洲待到了1975年醫院解散，而後被遷至金菊福利院，在那裡結了婚，生了2個女兒1個兒子，兒子小的時候跌進池塘淹死了，女兒已經10來歲了。啞女的老公後來生了重病，臨終前說妻子一個人沒辦法生活，就拜託好友照顧。這好友就成了啞女的第二任老公。

在這期間，有個客家女人不知從哪裡聽來了啞女的身世，跑來認親，說自己是啞女的媽媽，小時候發現她有麻風病就把她丟到街上，現在她病好了想認回她。啞女不記得小時候的事了，聽她這麼一說就信以為真，不僅認了親，還把自己十幾年在金菊養雞攢下的幾萬塊錢都給了她。結果錢一到手，那個「媽媽」就跑沒影兒了。

徐和聽到這段的時候，又氣惱又憐惜，對啞女說：「你笨啊，人家說你就信啦？這麼多錢都給了人家。」

啞女自然是無法辯駁的，她只是眨巴眨巴眼睛，神態就如兒時一般。

嗔怒是假，驚喜是真。隔了幾十年兩人還能相認，徐和心裡很是寬慰。啞女出門不方便，所以徐和即便暈車，還是去過兩趟金菊看她，後來走不動了，就換成啞女的老公帶着她來太和。2018年春節，啞女夫婦給徐和買了件碎花夾襖，又買了菜和肉，在飯堂做飯和她一起吃了年夜飯，過了個熱鬧的春節。

| 徐和（左）和啞女的合照(洪夢霞/攝）

2019年的春節，徐和左等右等，沒有見到啞女夫婦過來。她自己沒有手機，也聯繫不上他們。等到那年4月份我來醫院，她就說起這件事。我認識金菊福利院的一個社工朋友，便托他問到啞女老公的電話。打過去，電話對面的人很熱情，先解釋說去年做了個小手術，住了幾個月的醫院，接着連連保證，說等明年春節，一定帶啞女來看望乾媽。徐和連聲應好，這才放下心來。

打完電話徐和拿出夾襖給我看，那件翠綠色的夾襖要用扣子扣上，徐和手不方便，很少穿它。她又翻出上一年啞女來時拍的合照，坐在床邊，低着頭，認真地看着照片裡那個頭髮花白、站在自己旁邊的啞女，看着看着，好像發現了什麼驚訝的事情，笑了一下，輕聲說：「啊，啞女都這麼老了……」

啞女已到古稀之年，都做外婆了。可在徐和眼裡，似乎仍然是那個10來歲瘦瘦巴巴的少女，會仰着頭看她，會在她離開之時，自己把木屐和衣衫都背在身上，滿臉淚水地想要跟着她出院。

可當時，我們誰也意料不到下一年春節會發生疫情，啞女丈夫那句暫時寬慰了徐和的承諾，終究只是消散在了4月的春風中。

徐和生活的世界開始一步步地縮小。先是東莞去不了，接着是廣州市區，然後距離3公里遠的太和市集、進村的湖邊、「鴛鴦樓」對面的飯堂，也一點點變成了走不到的地方。有時候外面的公益組織帶大家出去旅遊，徐和去不了，就坐在走廊外看門。一大清早看着大家坐車出發，村子裡安靜下來，到傍晚，又看着大家熱熱鬧鬧回來，天黑了，一天又過去了。

徐和一日日衰老了。如果可以不考慮身體的問題，她其實對90歲的生活非常滿意。不用幹活，每天坐着，民政局會發生活費，常常有外面的好心人進來送些生活用品。米油鹽，衣服襪子被子，什麼也不用買。這讓曾經每天背着100多斤磚換6個工分的她有點想不明白——怎麼現在的生活這麼好了呢？可惜自己已經吃不下了，牙齒都掉光了，吃東西只能砸吧砸吧味道。

但徐和還是每天樂呵呵地活着。托護工從外面買回來的雙紅喜，每天放在桌子上，她能抽完兩包。因為沒有手指，她要把煙插在特製的一個小竹筒上，這樣才能用虎口夾住。她很小的時候偷媽媽的木瓜葉子煙捲，到94歲還每天煙不離手。另外一種離不開的東西是「阿咖酚散」，這種藍色小包裝的藥散，又被叫做「濟公散」，伴隨了徐和大半輩子，用來減少麻風導致的神經痛或者是風濕骨痛。標準用量寫着「一日3包」，但徐和說，「痛起來，每天至少要吃上10來包」。

年邁人的世界都變了樣：地板總是滑溜如冰面，勺子剪刀自己長着腳會跳開，自己的身體像個頭重腳輕的布偶，兩腳像棉花一樣軟綿綿。老梁沒死的時候，徐和還可以自己抓把砍刀爬到後山砍一大把柴下來。但後來，雙手逐漸磨損無力，直到再也梳不起髮髻，也抓不穩一個梳子，她就把自己那頭長髮剪掉了，留成了齊肩的短髮。

在長年的勞作中，手指就像損耗品一樣，一年年、一天天地減少、蜷曲，直到變成只能分辨出大拇指的兩個拳頭。有時候跟別人在走廊外坐着安靜的間隙，她低頭看到自己放在膝上的兩隻萎縮成拳頭狀的手，就把兩隻手湊到一處輕輕舉起來，說：「啊這死人手怎麼就變成這樣了？你說怎麼就這樣了……」

她並不在等待誰的回答，只是喃喃自語，困惑於自己的命運。

日常生活變得無法離開護工或者鄰居的幫扶，因此歉疚感常常掉落在她的身上。過年時要「除穢」，她試圖自己站到床上，將掃把綁在竹竿上清理天花板上的蜘蛛網，結果沒站穩摔了下來。在房間裡走動，要靠一個鋁製的助步器，因為手沒有力氣，只能推着，那4個金屬腳摩擦地面，會發出刺耳的聲音。晚上她想要走去門邊關燈，怕吵到鄰居，只敢扶着家具慢慢摸索過去，結果摔出了手臂上青青紫紫的傷痕。

身體的受困，讓徐和開始想到死亡，她不想再等待了。她試圖把死亡更快地拉到自己身邊。有一回，她問院裡負責給大家拿飯的護工，說屋裡老鼠太多了，能不能幫她買個老鼠藥。護工沒有答應，說用老鼠夾就可以了。她知道對方猜出她的意圖了，也不再提這個事，只好繼續兢兢業業地活着。

死神像個脾氣飄忽不定的老朋友，他到底什麼時候來呢，這真是個讓人猜不準的事情。最好是能像一樣90歲高齡的賴叔一樣，突然間舊疾發作一下子就去世了，不用受痛苦，也不用麻煩別人。

「也算好咯，死得痛痛快快的。」賴叔走後，徐和這樣子說，有點羨慕他的福氣。

她每天睡得越來越少，好像節省下來的睡眠都一點一點攢起來為之後永恆的安靜。很多個夜裡，她在黑暗裡清醒着，於是摸索着爬起來，打開一盞小黃燈，點了一根煙在床頭坐着。

每一個難以入眠的晚上，她都會想起12歲在廣州鄉下與母親的離別。那是她人生的開始，是她長長的一生里最重要的一幕。而後她被帶走，飄飄蕩蕩幾十年後，再也沒有見過母親和弟弟妹妹。和父親相認之後，六叔前來探望，她問起母親和弟弟妹妹們的去向。六叔說，她母親最後在極度的飢餓中想走到井邊去喝水，就這樣死在了水井旁邊。她聽得心中大痛，說了一句：「你倒是顧一下大嫂啊！」六叔回說：「我自己都顧不上了。」

山腳下的太和，夜裡安靜得能聽見風吹密林的聲音。徐和就這樣沉浸在思緒里，直到漆黑的夜色中，窗外的棕櫚樹突然間掉下一片乾枯的大葉子，1米長的枝葉砸在土地上，寂靜中一聲巨響，將她從回憶中猛然驚醒。

作為徐和晚年的見證者，我盼望她能多活兩年。我們認識時，我23歲，正是她在大鐘樓腳下流浪的年紀。給她做了口述史訪談的3年裡，我每隔幾個月就來太和住幾天看望她。我們的關係，是在這種日常的陪伴與細膩瑣碎的相處中建立起來的。

每次來之前，我都會給太和村長打個電話，確認一下徐和婆婆是否還活着。

2018年秋天，我實在厭煩坐公交，便自己騎車騎了30多公里來太和。下午出發，騎到太和時天色已暗，路燈微弱，省道上的大卡車一輛接一輛呼嘯而過，拐進一段沒有路燈的村路，輪子在路面邊緣處打滑，我摔了個大跤。爬起來一看，手肘上一道猙獰傷口。

第二天上午見到徐和，我沒提路上摔跤的事，她卻告訴我，不久之前，有一位伯伯坐着電動輪椅出門，就在門口的116省道上被卡車撞死。這之後，太和開始給老人們統一供應三餐，減少他們外出的機率。

太和的老人們需要坐電動輪椅，是因為麻風導致的截肢。輪椅上矮小的他們，常常處在卡車司機的盲區，正如無法被這個飛速發展的社會所看見。他們捱過所有病痛與隔離帶來的磨難之後，卻死於家門口一場意外車禍中，這起事故仿佛一個殘酷的隱喻，使我不忍細想。

這事對徐和的直接影響是，她的早餐從餅乾泡熱水，變成了醫院飯堂統一做的粥或者湯麵。

因為徐和手腳的殘障，我來時便總想能為她做點什麼事——比如給她的助步器4個腳包上棉布，以減少推動時的噪音；把她沾上污漬的棉襖洗一下，梳一梳她凌亂的白頭髮。掏耳朵的時候，她配合地一動也不動，一臉愜意，跟我說她之前拿剪刀掏耳朵，割傷了自己，滿耳朵都是血。說的時候，仍是一種得意的語氣。

這些時刻，我只能壓下心裡那些細微的酸澀，假裝有些生氣地說：「哎，你叫人幫你啦，幹嘛自己弄！」

這些很細小的事情，徐和不會開口麻煩別人來做，但你若幫她做了，她就會非常開心。她有時會問我：「你為什麼這麼有心，總是來看我呢？」我不知道怎麼回答，就說自己是這裡來休假的。

我說不清楚這種珍惜感，僅僅在她身邊坐着，就能感覺到一種巨大的綿延的平靜。徐和在的時候，太和是我心靈上的棲息地，我們常常在走廊的沙發上一起坐着曬太陽。徐和身材很小，有個肥肥的肚腩，坐着時，兩手放在腿上，雙腳觸不到地面，腳丫輕輕晃動。90多歲的人，身上還有一種孩童般天真的習氣。

我喜歡聽她斷斷續續地講起那些瑣碎的記憶：小時挨餓，有個地主家的女兒給了她一袋米；在不知哪個醫院，女病友用茶籽餅幫她洗頭髮；又或者談起小時候和媽媽一起坐車來城裡見父親，車晃晃蕩盪，她暈得難受，媽媽給了她一顆橄欖在嘴裡含着，讓她伏在自己的膝上。

那個伏在母親膝頭上的小女孩就變成了這個坐着垂着頭，兩手放在膝蓋上輕輕晃着腳的老人。沒有怨恨，沒有哀痛，只有那些被愛着的記憶，像陽光照拂之下河流上的零碎波光，柔柔地晃動着。

我們剛認識的時候，她還處於對早年的事情記得清清楚楚、卻能忘記午飯吃了什麼的階段。我有一次去，問她「你記得我是誰嘛？」她笑着說，記得臉，不記得名字咯。下一回去，再問她，「我是阿洪，你記得我嘛？」她笑嘻嘻說：「記得名字，不記得臉咯。」

我回頭一想，恍然大悟，這個老小孩，她壓根不認得我，她在哄我呢。

直到那次騎着車去太和後，她終於能記得我了。

| 徐和的老照片 (洪夢霞/攝）

2019年冬天，我又來太和看望她，到第三天傍晚時分，準備要走了。正收拾東西，徐和把我喊進屋裡，示意我拉開床頭的抽屜，讓我從裡面的現金里拿走兩張。這是我們每次分別的老把戲。我像往常一樣說了一通「我有工作不用給我錢」之類的話，她就不說話了。以為已經成功說服她，我出門去洗手。再回來時踏進門，看見她不知道怎麼自己從床邊挪到了我的書包旁邊，正偷偷往我包里塞錢——書包的大格子是拉鏈的，她的手沒有辦法拉開，於是用兩個拳頭捧着兩張薄薄的紙幣，想把它們塞進側面的袋子裡。袋子開口也是扁的，紙幣塞不進去，掉到了椅子上，她就又用兩個拳頭捧起來，再試。

她過於專注，沒有注意到我已經回來了。我快步走過去，按住了她的手：「你真的不用給我，我來一趟也不怎麼花錢……」

她瞪我一眼，說：「你想不想我好先？想不想我長命百歲啊？」

我說：「當然想，但是……」

「想你就收着！」徐和沒有讓我說完。

隔壁屋大嗓門的耀婆婆在外面喊：「天黑咯，你怎麼還不走啊？快走啦！」他們擔心這裡荒僻，加上路遠怕不安全，從下午4點就開始催促我了。徐和聽到催促，不容拒絕，把錢塞到我手裡。我不知再說些什麼，只好俯下身擁抱了她，跟她說，過完年再回來看她。

護工大叔騎着輛電動車載我出去5公里外新開的地鐵站。暮色降臨，車水馬龍，省道上塞滿大車，喇叭聲此起彼伏。我坐在護工身後，兩手抓着背後的車座，在暮色降臨和車流的轟鳴聲中慢慢離開了太和。

那是我們最後一次見面。

兩個月後，2020年春節，新冠疫情爆發。麻風村因歷史舊制歸屬於醫院，自然全部封閉起來，不給人前去探訪，即便是康復者的家屬也不例外。

一直到國內疫情已經得到控制的夏天，太和仍然沒有對外開放。我在粵東的家中等到7月，聽護工說徐和病重，實在無法再等，回到廣州，給太和醫院的醫生打電話，想爭取一下進院看望。

「不行。」醫生的回答並不意外，「市衛生局6月份才發了通知，特別注意養老院、麻風院這些地方，我們醫生現在進去都要隔離14天呢，你就讓她走到門口看一下。」

「可是婆婆臥病在床，沒有辦法走到門口。」我說。

「走不動那就讓護工給你視頻一下嘛。」他回答得很快，也許已經接過幾次這樣的電話了。

我問什麼時候才能解除隔離，醫生說，不知道呢。

掛掉電話，我站在巷子裡原地發了一會兒呆，護工給我發來一張照片，病床上的老人枯瘦蒼白，像一張薄薄的紙。我不敢再問她的情況了。

8月酷暑，雨水如注。每當屋外大雨傾盤的時候，我就會忍不住想：徐和還活着嗎？我還能再見到她嗎？

9月最後一天，徐和去世了。纏綿病榻3個月，反反覆覆，捱到最後一口氣。也許是她的命太硬了，身體裡像長着蓬勃的野草，老天爺也收得艱難。這不是徐和期待的死亡，也不是我所預料的告別。她和啞女沒有再見到面，我和她也沒有再見到面。她的遺物全部被燒掉清理了，我非常後悔，沒有留下她的任何一件東西——信件，照片，她的結婚證書，或者一張舊日糧票。

得知她去世消息的第二天，我睡到大中午，起來時打開大門，外面一地陽光燦爛。在這晃眼的陽光里，有一隻黑色的蝴蝶翩翩然飛到我跟前，又飛走了。我愣了一下，家鄉說黑色的蝴蝶是去世的親人所化，是徐和來跟我告別了嗎？

一年之後，直到我不再因為想起她而掉眼淚的時候，我寫下了徐和的故事。有時候我會想，在最後的日子裡，她會記起些什麼？她會夢見失散的母親和弟弟妹妹嗎？她會夢見啞女小時候還沒有床高的時候嗎？她會夢見我嗎？會夢見太和4月午後的溫暖陽光嗎？

如同我們一起在走廊度過的許多個午後一樣。山風吹拂，樹葉搖晃，縫隙間漏下的陽光明亮而閃爍。她在我身旁坐着，輕輕搖晃自己的腳，好像孩童般天真，好像永遠也不會衰老。她講述12歲的自己，講述自己的一生，漫長而久遠，又如同在昨日發生。人生所有的痛苦和遺憾，像是被這春天下午的陽光給隔開了，永遠也不會到來。

文章由 網易新聞丨人間工作室出品

人間小程序|人間 x 參半

人間劇場|人間刑偵筆記|人間FM

白夜劇場 · 人間眾生相|懸疑故事精選集

深藍的故事|我的瀏陽兄弟|人間01:20歲的鄉愁

布衣之怒|銀行風雲|味蕾深處是故鄉|人間有味漫畫

木星之伴|八零年代老警舊事|在海洛因祭壇上|記憶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