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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1月,二十多位肺結核患者和無國界醫生組織的支持者高舉標語,抗議肺結核治療藥物的價格昂貴,出現在印度舉辦的第50屆世界肺部健康大會開幕式的會場門口,呼籲新型抗結核藥物儘快降價,讓他們過上更好的生活。
結核病是一種古老的傳染病,人類曾很有信心地要在2025年前像消滅天花一樣消滅它。沒想到2007年時,結核病超越艾滋病,成為全球死亡率最高的傳染病。
2021年10月14日,世界衛生組織發布《2021全球結核病報告》顯示,2020年全球新髮結核病患者987萬,但結核病已經降為死亡率第2號的傳染病,因為那一年新冠疫情開始在全球爆發。
在全球範圍內,抗結核病藥物多年來一直沒有大的突破,僅在這幾年才有幾款一線藥物誕生,價格都很高,印度又是世界結核病發病數第一大國,所以才出現了文章開頭的一幕。
中國也是結核病大國,排在印度之後位列第二。按照《2021全球結核病報告》,2020年我國結核病新發患者數估算為84.2萬人。2025年全球能消滅新冠就已經很不錯了,消滅結核病眼看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世衛組織已經改口,計劃在2030年使結核病發病率降低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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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抗擊結核病的歷史上,有一家企業不能不提。2003年6月,美國禮來公司啟動「耐多藥結核病」的全球合作項目,斥資7000萬美元,中國則是該項目重點資助的四個國家之一。禮來將其原研的捲曲黴素和環絲氨酸兩款產品生產技術,無償轉讓給海正藥業。
這兩款藥物雖然不是國際主流的結核病一線用藥,但對於耐多藥結核病有很好的療效。在那個新藥還沒誕生的特殊時期,禮來的幫助讓中國很多耐多藥肺結核患者得到了救治。
禮來在中國還有一項其他外資藥企無法企及的創舉。
2011年時禮來的「禮來亞洲基金」獨立運作,專注於投資中國的創新藥企業。在張磊的高瓴創投成名之前,禮來亞洲基金早就投下了眾多頭部創新藥企業。2020年,禮來亞洲基金收穫8個IPO,2021年又有9個IPO,堪稱中國創新藥界的風投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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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家於抗瘧神藥
靠抗生素走向巔峰
禮來最初就是靠抗感染藥物起家的。1876年,38歲的退役軍人伊萊(Eli Lilly)上校拿着1400美元,帶領3名員工,在美國印第安納波利斯的西珍珠街租下一棟磚房小樓,開始研發生產藥品。
當時全球瘧疾等傳染病橫行。伊萊看準了市場需求,在禮來成立的第二年就推出了治療瘧疾的奎寧,就是中國俗稱的金雞納霜。當然那時的奎寧還是從金雞納樹中提取的,人類還不會化學合成,因此比較稀缺。
禮來的奎寧一經上市,當年銷售額突破4470美元(價值約合現在100萬美元)。1879年,禮來的銷售額翻了11倍,達到4.8萬美元。伊萊聘請他的弟弟詹姆斯組建銷售團隊,希望把產品的銷售網絡伸向美國各地。
隨後禮來進入快速發展階段,開發了明膠膠囊丸劑、含水果香精的口服液等創新產品,解決了患者口服給藥「難以下咽」的問題。1889年創始人伊萊去世時,禮來已是年銷售超過30萬美元的大型製藥公司。
真正讓禮來走向「巔峰」是二戰時期的抗生素類產品。20世紀40年代,禮來的青黴素最早實現自動化生產,成為盟軍供應的必需品,禮來也一躍成為全球青黴素的主要供應商之一。二戰之後,各國政府放開青黴素的管控,並逐漸開始民用。
禮來、輝瑞和施貴寶等公司隨後大批量生產青黴素,禮來還開發了號稱「抗生素最後一道防線」的萬古黴素。50年代初,禮來年銷售超1.59億美元,並在美國掛牌上市。
1953年,禮來完成了從一個家族企業到社會化企業的轉變,外部職業經理人尤金·比斯利成為公司首任總裁,讓公司治理進入新階段。不過禮來家族直至上世紀70年代才逐漸淡出公司的實際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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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上淺嘗輒止
百憂解一舉成名
上市之後,禮來在抗生素、胰島素、脊髓灰質疫苗、鎮痛以及腫瘤均推出多款重磅產品。不過邁向資本市場後,禮來有了盈利壓力,公司管理風格發生了變化。為了給股東創造更多利潤,禮來開始了多元化併購之路。
上個世紀70年代,受第一次石油危機的影響,各大藥企的業務和盈利能力大不如前。禮來為了保住經營,迅速成立動物保健、醫療美容等多個部門。特別是在1977年,禮來一口氣收購了IVAC、Cardiac Pacemakers等8家醫療器械公司,組建獨立的醫療設備和診斷業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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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業務雖然為禮來曾貢獻不菲的收入,一度占到公司總銷售額的20%,但都是權宜之計,最終還是遭遇被出售的悲慘厄運。核心原因就是這些多元化業務並沒有成為禮來的業績支柱,銷售表現不能達到預期。做藥的企業,還是應該重歸製藥的老本行。
幸好此時,禮來又一個王牌品種「百憂解」的出現,再次挽救禮來於水火。
1963年,雷·富勒博士加入禮來,研究潛在的抗抑鬱藥。隨後,蘇格蘭的化學家萊恩·莫洛伊和華人科學家汪大衛,兩人相繼加入這個抗抑鬱藥品的研發小組。這三人研發小組合作發現氟西汀能組織血清素的再攝取,而不會對其他物質產生影響。
翻譯成人話:這種抗抑鬱成分不僅不良反應小,而且沒有成癮性。
1988年,氟西汀獲FDA上市批准,定下名稱叫做Prozac,中文譯名「百憂解」。這款藥物上市後迅速獲得臨床認可,1990年時全球超1億名抑鬱症患者使用了「百憂解」。
中文世界裡有很多非常精妙的英文產品譯名,如可口可樂等。「百憂解」稱得上是藥品領域最貼切和優雅的中文譯名,以至於讓人忘記了這是一種精神類藥物。
在2001年專利到期前,「百憂解」的年峰值銷售額達到了23億美元,占到了禮來總銷售額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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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多起官司
創下醫藥史上最大罰單
禮來在精神類藥物和胰島素產品上確立了自己的獨特地位,取得了經營上的巨大成功,不過一系列具有爭議性用藥安全事件的出現,讓公司的形象在公眾心中蒙上了一層陰影。
2010年11月,由於止痛藥「丙氧芬」會引發嚴重的心臟病,FDA要求其撤出美國市場並禁止銷售。「丙氧芬」是由禮來公司研發的藥品,1957年獲批上市。在長達53年的銷售歷史中,圍繞該藥安全的爭議一直不斷。
丙氧芬是一種阿片類藥物,根據FDA的數據顯示,即使按治療劑量使用,丙氧芬也可能對心臟產生毒性作用,而停用後風險就會消失。為此,FDA痛下決心,要求丙氧芬退市。中國國家藥監局在2011年2月也宣布相關藥品製劑要逐步撤出中國市場。
在丙氯芬之前,禮來就出現過類似因藥物不良反應而導致產品銷售限制的問題。禮來旗下精神分裂症藥物「再普樂」(通用名奧氮平),因未明確告知消費者的用藥風險,被8000名患者告上法庭。2003年9月,FDA要求禮來公司修改「再普樂」的使用說明書,以警示產品對糖尿病和高血糖的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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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來對外堅稱:沒有科學證據證明「再普樂」與糖尿病之間具有必然聯繫。但最終禮來還是在2005年6月表示,願意支付6.9億美元,用於該藥物引起的庭外和解。
不過,禮來似乎並未吸取「隱瞞不報」的教訓。2014年,一張90億美元的天價罰單將武田和禮來拖入了安全質疑的巨大漩渦。
2014年4月8日,因被指控隱瞞糖尿病治療藥物「艾可拓」的致癌風險,美國聯邦法院陪審團對武田製藥做出60億美元判罰。作為合作推廣方,美國禮來製藥以第二被告身份,同時被處以30億美元罰金。
「艾克拓」通用名為鹽酸吡格列酮,1999年由武田和禮來聯合銷售。根據法庭文件,截止2014年這款藥物全球累計銷售額超過160億美元。中國是2004年引進的這款藥物。
儘管美國類似的藥品案件處罰都是「漫天要價、就地還錢」,但合計90億美元的「開價」還是創下了迄今為止製藥界最高的罰款金額。雖然最後罰款數戲劇性地降到了3680萬美元,但最後武田還是掏了23億美元了結所有民事訴訟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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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裁員轉型
中國市場機遇大於挑戰
2010年前後,禮來一方面在疲於應付各國政府的監管處罰,另一方面還要面對多款自研重磅產品的專利懸崖。當時,再普樂、欣百達等5款藥物的陸續到期,這些藥物約占禮來銷售總額的60%。
禮來憑藉自己在精神類藥物上的積累,想直接開發個重磅單品,但「幸運女神」沒有眷顧它。2010年8月,被寄予厚望的阿斯茨海默症新藥Semagacestat臨床Ⅲ期宣告失敗,讓禮來失去了最後的救命稻草。
禮來高層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以霹靂手段,通過裁員和併購展開自救。
2011到2012年間,禮來罕見展開大規模裁員,宣稱要削減10億元的人力成本,這直接導致約有5600名員工失業。同時,禮來啟動了「買買買」模式,「希愛力」、「愛必妥」等重磅藥物被禮來收入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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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禮來很早就放下身段。2012年前後恰逢中國創新藥產業剛剛起步,禮來全球的風險投資部分拆分成「禮來亞洲基金」,參與投資信達生物、微芯生物、貝達藥業等一大批中國生物醫藥創新企業,獲得豐厚的回報。
在高瓴橫空出世前,低調的禮來亞洲基金實際上就是中國生物醫藥行業的投資標杆。
而且禮來亞洲基金還與禮來形成了良好的互動,例如在發現信達生物的PD-1信迪利單抗表現出很好的治療效果後,禮來果斷停掉了自己的PD-1研發,轉而全力支持信達。
雖然「禮來-信達」的組合在今年2月份信迪利單抗申報美國上市時失利,但不可否認,信達的PD-1已經成為國產PD-1里的頭部品種,由此可以看出禮來亞洲基金的投資眼光不俗。
不過,曾經為禮來「續命」的中國市場風雲突變。
就在胰島素發現100周年之際,國家醫保局宣布展開胰島素集采,這無疑是對包括禮來在內的全球胰島素「三巨頭」的一次釜底抽薪。
禮來在1923年推出世界上第一個動物胰島素「因蘇林」,並進行大規模生產。回首百年曆程,從胰島素的誕生到商業化,再到藥品集采,仿佛是一個輪迴。根據國家醫保局胰島素專項集采的最終報價來看,16個通用名品種平均降幅達48%,預計每年節約90億元的醫保基金。
禮來在中國市場上依然在有很多機會。過去幾年,禮來已有8款新品和6個新適應症上市,公司在未來5年內有望將40種新藥(含新適應症)引入中國市場。
曾經全球第一大製藥企業,能否王者歸來?我們將拭目以待。
文 | 雷公
運營 | 廿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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