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19年中香港地區港獨分子鬧事期間，我們寫文談過怎樣是一個合格的行政長官這個問題。三年過去了，世殊時異，但在這輪疫情中，很多問題不光還沒解決，又更加清晰的暴露出來，最終在疫情的考驗下，崩潰決裂，害人害己。這樣的潰敗，主官是難辭其咎的，我們不妨再來談一談這個問題。

如我們過去所說，行政長官作為一地的最高首長，封疆大吏，守土有責。一方面，他是一地行政首長，受封疆之重，要對整個地區的繁榮發展負責，他有代表本地利益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你再大，再重要，哪怕是直轄市、是特區，那也是國家的一部分，要在服從國家的大政方針，而不是獨立王國。

地區和中央有角力是正常的，鬧一鬧，從中央搞一些好處是合格行政首長的一種必要手段。關鍵在一個度，無損大局，有利地方，具備可持續性。一味做聽話的乖寶寶，甚至打腫臉充胖子來討好上級，看似忠心，其實是不正常的，是要在本地留下罵名的。但如果把自己當做藩鎮，甚至吃裡扒外，以鄰為壑，看似是給自己增加了和中央博弈的籌碼，其實是在透支未來。中央給多少和從中央勒索多少，絕不是一回事，給的多是一種情分，勒索的多是一種債務。情分越厚，未來的交流就越順暢，而債務越重，未來的決裂就越激烈。

怎麼處理地區與中央的關係，能不能擺正自己的位置，是歷代考驗地方大員的首要課題，涉及到權力到底來自哪裡，未來要走向哪裡。確實有些地方，在經濟結構中占據特殊的位置，或者由於歷史的緣故，乾脆就是制度上的不同。但這一點概莫能外，哪怕是特區，也不過是牽涉更多，角力更複雜，相應的主官擔子也更重，而絕不是就可以自行其是。

當然，在一些類似和外部交往特別密集的地區，它不僅存在中央的地方的博弈，也存在中外的博弈。但越是這樣，越要擺對自己的位置，無論是對主官還是對地方都是這樣。尤其是處於東西方交鋒的關鍵歷史時刻，東西方脫鈎的趨勢越來越明顯，包括所謂特區的存在基礎在逐步消失。在這樣的時刻，自主性越強，考驗就更重，任何時候，從內部矛盾演變為外部矛盾，矛盾再大的自己人和叛徒都是本質的區別。

談到地區的自主性，就不免要涉及到這一點，那就是權力的獨立性。所謂的封疆大吏，自古就兩種，有權的，無權的。地區主官，可以是傀儡，也可以是一方的主腦，這就是一個行政官員對處理複雜局面和自身定位的終極大考。

我們當然不否認，有的行政長官就是奔着解決問題取得，他就是中央對地方的抓手，就是搏擊豪強的蒼鷹獵犬。但任何時候，好的地方長官，無論使命是什麼，都是要有自己的主張，因地制宜，否則一味服從，那和一般的官僚有什麼區別，談何主政一方。

像有的地方，本地勢力極強，體制又特殊，獨立性本來就強。那就是強人能縱橫捭闔，吃完中央吃地方，最後還能落到兩面好，弱者就兩面受夾板氣，最後還落到兩面不是人。你壓不服地方，還不靠攏中央，選邊都選不好，那就難免要變成維持會長。這樣的維持會長是最痛苦的，既不能討中央的好，又不能順豪強的心，為了一個官位，委曲求全，消耗自己的前途和名譽。即是對自己的不負責，也是對當地的不負責，做這樣的官，還不如早早脫身，好歹留一個好名聲。

我們從前也談過，行政長官的價值在於非常而不在平常。政府的日常運作，自有一套成熟體制。主官的價值肯定不是盯着人家準不準時上下班，而在做判斷，下決心，擔責任。疫情來了，你當然可以選擇和疫情共存，那你就要承擔棺材不夠了，需求人家緊急供應的結果。這種時候，你不能抱怨說，我誰也指揮不動，你指揮不動，要你這個主官做什麼。

當然，你也可以說，我這麼做就是奔着削減養老金，甩老年人包袱去的。本地老百姓都不在乎，我這麼做是有群眾基礎的，是得到士紳支持的。所以，這就涉及到另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在一個民意成分複雜，存在強烈獨立色彩，暗流洶湧地區做行政長官，到底要怎麼樣。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地方長官有三重特性，作為主官，要保持個人的權威，作為地方官，要維持本地利益，作為本國官僚，要服從中央大局，三者要注意平衡。但我們也承認，很多地方有特殊性，可能是特殊的經濟政治地位，也可能幹脆就是完全不同的制度結構，這都導致他們容易產生和別人不一樣的想法做法。

我們的發達地區有沒有特立獨行的問題，肯定有，分稅制，轉移支付，各種強幹弱枝都是這麼來的。像一些特大型城市，確實資源多，實力厚，在一些問題，難免有本位思想，可以理解。比如防疫上有一些不一樣的探索，這無可厚非，但把自己的特殊情況當普遍情況，甚至陷進這種先進人設出不來，和其他地區搞出對立情緒，就不太對了。

發達地區的行政首長，要更加注意不要被本地利益綁架，特別在一些牽涉周邊的問題上，要講風格。強勢的地區，資源也多，要多為相對不那麼發達的地區遮風擋雨，而不是一味仗着體量多吃多占。這是一種共同進步的要求，但說到底，國內的經濟、社會結構是彼此配套的，誰也缺不了誰。哪怕是再先進的地區，也是依靠周邊資源才能維持發展的，真搞到以鄰為壑，那是要滿盤皆輸的。

當然，我們國內的問題再大，我們的群眾基礎還是好的，更多是內部矛盾。我國也有一些地區，確實整個社會環境都有問題，確實帶有反動的色彩，這樣的地方是大家都膩煩又無奈，彼此都積累了許多怨氣。在這樣的地區，對行政長官的要求肯定是特殊的。

就像有的地區，老百姓可能開不起車，住不起房，工作到頭髮白了還是手停口停。看似光鮮，其實生活水平並不高，卻整體陷在過去的敘事裡出不來，像破落戶一樣。這樣的地區，它的結構是十分畸形的。但這種畸形的結構，不可避免產生一些壟斷中的受益者，這些人很強大，足以干預地方政治。甚至他的受害者，年深日久，也會分化出媳婦熬成婆的，和還在苦海里的。久而久之，也會形成一批被馴化，被洗腦，被裹在信息繭房裡的群眾，這沒有什麼奇怪的。

但這樣的社情民意，它不是真正的社情民意，是醬缸里染出來的顏色。所以它習慣了黑白顛倒，它見不得光明。實事求是的說，而以這樣被裹挾的民意為基礎，只想着維持局面就是在同流合污，為虎作倀。

在這樣的地區，一個行政長官顯然有着破舊立新，移風易俗，為未來探索道路的職責，而不能幻想着做太平官。特別是時代發展到今天，進步和落後的差異已經越來越大。一些地區還抱着所謂國際經驗，幻想所謂國際化優勢，就是一廂情願與抱殘守缺。

應該承認，做一個地區的行政長官，在西方和東方的要求是不同的，在殖民地又是和正常國家不同的。西方長期靠從外部輸入來維持，內部停滯已經很久了，所以能維持現狀就不錯了。

而殖民地更等而下之，本來就是輸血者，主官的責任是上供，一切發展都是為了更好的剝削，執政的立場自然更反動。而在中國，我們是不能接受維持現狀的。中國是一個上升期的國家，我們從弱到強，我們吃夠了近現代的苦頭，我們的執政是要講發展的，誰不能代表這個進步的力量，誰就該下台。

像有些地方，幾十年了，還維持舊殖民的體系，並把這種僵死的體系當做特色，這不是特區的特，這是特務的特。更不用說，這種體系已經不能適應在國內和國際經濟格局中角色的變化。有些地方出身的官僚，它已經完成馴化了，僵死的腦子走不出殖民地那套行政邏輯，維持是他們的一種本能，哪怕他們不知道為什麼去維持。因為他們不能理解過去的發展從哪裡來，現在的困境由何處生。這就是那些衰退的地區，為什麼會越來衰退。而從這個角度說，想從舊官僚里提拔出新幹部是很困難的。

應該承認，在當代做行政長官是不大易，是和過去幾十年經驗不一樣的。過去我們從內部，到外部，都講一團和氣，寧可退而求其次，打破這團和氣是大罪過。但如今是一個衝突變革的時代，鬥爭越來越激烈，特別在一些地方，斗而不破，實際上已經做不到，那麼能做的就應該是服從進步這個根本目標。這就是主次矛盾的不得已選擇。這種改弦更張，不用說殖民地體系培養的官僚，我們內地的很多官僚本身都不適應，要靠中央給他們下決心。

但越是這種時刻，越容不得中立和拖延，所謂的中立拖延，本質就是站台，就是在消極抵抗。不夠反動又不夠進步，只想做好人與和事佬。其結果就是反動派看不上你，唾罵你出賣本地利益，進步派也看不上你，唾罵你不顧整體利益。

在這樣的時刻，作為一地主官，更要強韌而有決心。內外勾結的反動力量會倒逼你做出選擇，會時時刻刻製造矛盾，讓你去背鍋。哪怕是好心，一不留神或許就被利用了，如果還一心幻想維持局面，只想着自己的一畝三分地，最後就難免要自覺不自覺被引到投降的境地。而投降的結果，就是和反動力量越綁越深，最後和他們一起成為時代進步的犧牲品。這和本心無關，是真正的論跡不論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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