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書評 - 王東傑評《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轉折》丨「有為」與「失道」——辛亥革命形成的再解釋－鑽石舞台

革命的形成：

清季十年的轉折

羅志田著

商務印書館

2021年10月出版

201頁，3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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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東傑

余英時先生曾指出，中國歷史的特色之一是「缺乏里程碑式的變化」（《關於中國歷史特質的一些看法》）。二十世紀則不同。這是一個巨變時期，變動無所不在，場面恢宏而深及根柢。「革命」也因此成為描述和理解這段歷史的核心語彙——儘管在這段時間，革命的意義和標準也不斷改動，但無論如何，辛亥革命都被視為這一巨變的開端。如同羅志田先生在其新著《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轉折》開篇伊始指出的：「在辛亥革命前後十多年的時間裡，中國至少出現了五六種要用『千年』來做計量單位的重大變化。」辛亥革命既是這些重大變化中的一個，也是它們的一種結果，同時更預示了此下相當長一段時期的動盪不安。

「革命」這個詞本身就打着二十世紀歷史巨變的烙印。這兩個字的連用，在中國出現甚早，以所謂湯武革命為原型；但二十世紀所說的革命，與傳統之革命相較，貌雖同而心實異：古人說革命，意指天命更革，在今人看來不過是改朝換代；今人所言革命，則往往指向事物性質的根本變革，而且含有「迅速進步」的意味。就此而言，在二十世紀，革命的標準提高了：改朝換代曾是天翻地覆的大事，如今卻可能根本無法被列入「革命」的行列。但同時，革命一詞也日常化了——這可從其使用場合看出：「文學革命」「戲劇革命」「科技革命」「農業革命」，甚而至於「廁所革命」……形形色色，林林總總，而且絕不限於軍國大政，卻是琅琅上口，聽者亦毫不以為異。由這方面看，革命的標準似乎又在降低。

新、舊兩種「革命」概念的糾葛，在辛亥革命中得到了鮮明體現。一方面，它是朝代鼎革——早期的革命黨以「順天應人」將自己的主張合法化，甚至有意識地藉助「反清復明」的記憶，正欲釋放「革命」在傳統觀念中的行動潛能，動員更多的民眾支持；而許多同盟會員，也只是被「三民主義」中的民族主義鼓動，對於民權、民生兩大主義，並無多少深切認識，自然也很難說有何認同。這些都使得我們可以把它（部分地）歸入傳統革命的範疇；但另一方面，它推動了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國體」與「政體」的全面革新，可說是一場不折不扣的現代革命。

打開《革命的形成》的扉頁，讀者看到的第一句話是：「革命之世，不必皆暴君。」這句摘自嚴復《〈莊子〉評語》的引文，為作者重審（如果不是改寫）辛亥革命提供了一個契機。他要回答的是：在沒有「太多特別明顯的暴戾苛政和『失道』作為」，「沒有過分倒行逆施的情形下」，清廷緣何迅速垮台？歷代講革命，都有一個不言自明的前提：人民揭竿而起，皆因朝廷失道：君主昏庸、官員貪腐、朝廷暴虐，有權勢者肆意妄為，庶民百姓至貧無立錐之地——這都是革命的標準導火索。羅先生則認為，辛亥革命與這些「典型」的革命不同，它是「思想領先、主動而非被動的革命」；革命者視革命為理所應當之舉，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實在「無需受到多深重的『壓迫』」。革命並非被迫反抗的手段，其動力就是革命者對革命的嚮往。在此，辛亥革命和傳統革命觀念產生了一個絕大斷裂。

作者的這一判斷，顯然與過去的認知存有極大距離。它是否可以得到學界廣泛贊同，也許還有待進一步觀察。事實上，羅先生本人的出語就相當謹慎，短短一兩句話，加進了好幾個表程度的限定語——「太多」「特別明顯」「過分」，並特別聲言，此一論斷得以成立的前提是「此前關於改朝換代的歷史敘述大致是確實的」。措辭的慎重表明，作者很清楚地意識到，自己的觀點是「革命性」的。

其實，苛政「暴戾」到何種程度才算「特別明顯」，哪種「倒行逆施」才是「過分」的，恐怕都沒有什麼能夠量化的「客觀」標準可言，因此也是個難以用「科學」方法解決的問題（但它並不因此就不重要）。學界若就此展開激辯，恐怕終不免陷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兩可境地。此無它，個人標準不同，尤其是感受相異之故也。但這是否意味着，作者的努力因此就要落空？

並非如此。相反，在我看來，作者將問題引向了一個更為切合歷史實境的方向。就在剛才引述的那句話後，他指出：既然辛亥革命是個「『士變』式的」的革命，「則士人的心態，他們對朝廷、對世局、對世界的認知，就都是認識這次革命的重要因素」。這樣，焦點就轉移到了「認知」和「革命」的關係上。認知依賴於事實而存在，但同一事實，在不同人那裡卻可以激發出完全相異的認知，這是各人所持（未必自覺的）「標準」之異。晚清政府的統治是否暴虐，對不同人來說，感受並不一致。後世研究者如此，身當其時的人們只能更甚。認知、感受和（主觀）標準，因此也都是歷史事實的一部分。故此中關鍵在於，為何人們會對（未必「失道」的）晚清政府產生「失道」之感？

尤其是作者注意到，辛亥革命的成功，正當清政府積極展開「新政」和「憲政」，大力改革之時；「革政」本欲挽回「革命」，卻最終招致「革命」的爆發，使得問題更加尖銳。而這頗為諷刺的事實也令我們想起托克維爾的名言——一個「壞政府」最危險的時刻，就是在它開始改革之際。然而，有必要指出的是，《革命的形成》並非《舊制度與大革命》的中國翻版。歷史中確不乏相似之處，但相似也往往是刻意忽略差異性的結果。二十世紀初的中國革命，並非十八世紀晚期法國故事的重演。作者把將之放入近代中國「權勢結構轉變」的框架中，細緻剖白了清廷欲以「自上而下」的改革應對困局，力圖將中國帶入「富強」之境，反而身陷險境的過程，展示出了辛亥革命的具體性和特殊性——正是這些具體性和特殊性才對中國人最有意義。

作者的這一論述，建立在另一個與流行意見不同的見解上：傳統中國治理遵循的是以「無為」和「不擾民」為行事倫理的「小政府」模式。與通常認定中國傳統政治的「中央集權」性質不同，作者指出，「集權」而「有為」的「大政府」正是晚清新政所欲達到的目標，卻也由此葬送了自己。這裡隱含了一個問題：如果中國傳統政治是「小政府」模式，而「新政」和「預備立憲」都可以看作中國現代化的一個環節，那麼，這種「現代化」豈非恰好是要通過對一種不怎麼「現代」的方式的仿效，改掉中國傳統中那些相對「現代」的東西？然而在當日，這種反諷卻無人料及，即使想到，也未必敢說——中西新舊文野標準既定，哪怕只是微小質疑，也無有可以置喙之地。比如，當年杜亞泉提出「教育和商業不應由政府主導」，本是中國傳統的實況，在今天卻成為需要被論證的見解。在此意義上，那一場當年看似完全失敗的改革，似乎也並非全敗（然而對整個中國，卻也未必就是勝利）。

晚清是被列強拉入一個萬國相競的「世界」體現中的，清政府並無自主選擇的餘地，且越到後來，自主餘地越小。清廷要「送窮去虜」，迅速富強，便「不得不向一個有作為的大政府轉變」，許多原本不在其管控範圍內的事務被提上日程，由是帶來一系列難以預估的後果。「新政繁興」，看似一派活力，但從實際操作者角度看來，它提示出的實際是「需款」孔亟。這逼使清廷一改中國傳統「藏富於民」的理念，主動出面「理財」，廣徵捐稅。作者指出，「客觀」而言，「當時稅收確實不算重」，臨時捐稅「與後來或與外國比較，絕對值也不一定很高」——然而，歷史的關鍵在於，「數字現實是一事，心理承受能力又是一事。對從前不怎麼出錢的人來說，新增部分數量如此大、種類如此多，已經特別『沉重』了。……這類作為直接違背不與民爭利的傳統觀念，屬於典型的苛政，更是『失道』的表現」。

這段解說相當簡潔地抓到了歷史變遷的一個核心。中國人常說，民心向背決定天下得失。然而，「民心」似乎又是一個相當抽象的概念。因此，在實證研究中，問題往往被轉化為具體治理方案的得失，實際上是把當事人的「認知」割裂在外（但其所用證據，又往往就只是當事人的認識和體會）。主觀的感受和客觀的事實當然無法脫鈎，上有所舉，下有所應，民心離合就是對政府施為的回覆。可是，這種施受的感應又不是孤立的、機械的。人心隨其所在社會、文化語境而隨時波盪，故也是相對的——所謂「心理承受能力」，便是這波盪過程中的一個「暫時態」，時過境遷，也許對同樣事情的承受能力就會增強。然而問題是，人不平則鳴，雖是「暫時」的心態，卻也可能引發相當即時而難以挽救的後果。討論政權鼎革，決不能（因其並非實體而）將民心棄置一旁，但也不可將之看作一個機械的不變常數。人心，應放在一個多元因素相互影響的認知網絡中動態衡量。

在分析了晚清政府面臨的考驗、占有的資源和實際的處境（各種主客觀因素）後，作者似乎認為，滅亡是清廷無法逃脫的命運：「以『小政府』的思維模式推行迅速富強的『大政府』政策，基本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若再給清廷十年繼續推行改革，恐怕仍會被各項日新月異的新舉措拖垮。」在一定程度上，晚清政府所承載的不只是那幾十年中的歷史，甚至也不只是有清兩百餘年的歷史，而是整個中國傳統的「政治方向、政治結構和政治倫理」的根本變革以及由此而來的風險。這一點，是此前的辛亥革命研究關注不足的。

導致中國政治模式不得不變的基本原因是西方的入侵。作者特別強調「外國在華存在」的力量，但他所謂「無所不在」的「外國」，並不只是那些一眼就可以認出的「外國」——外人、外力，其「存在」是廣義的。外國已成中國「權勢結構」的一部分，且這結構「不僅是政治的、軍事的和經濟的，也包括社會的、心理的和文化的」，在很多情況下，根本是以「中國人」面孔出現的。其「無所不在」的徹底而綿密，即使在「外國」作為被打倒對象的場景下，它也往往早就進駐了批判者的頭腦，無聲地改變了他們的心靈版圖，使他們「不自覺」地展現出與自己的主論點相衝突的思考邏輯。清政府意欲「救國」反而「失國」，不過是一個例子。

因此，若說清政府的失敗源自「失道」，關鍵恐怕還不在於怎樣理解一個「失」字，而在於怎樣理解這個「道」字：在「道」出多途的情況下，何所謂「道」？所「失」者又是誰的「道」？「道」的標準一變，以「合道」「失道」為區分的行動邊界也就自然需要重新調整，哪些是可行的，哪些不可行？同樣舉措的性質往往立時改變。尤其是，當標準的變動尚未達到「公認」程度，不同的人實際是以不同的要求和期盼相互對待，擦槍走火，乃至釀成整體性的社會大悲劇，自在意中。

羅志田先生指出：在晚清讀書人那裡，「具體之『民』的實際心聲已被抽象的『國民』應有的觀念所替代」。「應有」二字相當準確。其時輿論愛說「主權在民」，「國民」的地位相當重要，但在實際生活中，貌似又很難找到「合格」的「國民」（因為製造輿論者在用一幅「理想國民」的畫像來衡量實際真正存在的國民），故不得不起來「代民立言」。這其實也未必是一個太大錯誤，因為在傳統觀念中，士為四民之首，本是農、工、商的表率，但問題是，其時至少一部分商人已經希望發出自己的聲音，不願找人代言，而新興讀書人和農、工之間的思想差距也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但他們仍然覺得自己是可以「代表」人民講話的。

我們或可由此注意到近代政治中一個重要特點：不僅官方要有為，與官方相競的一方也要有表現。羅先生以簡潔的筆觸為晚清的熱血讀書人畫出一幅速寫：他們未必「真正了解自己的國家和國民」，更不了解他們想要「摹擬」的「西方」，但只要「膽大」，「肯說話、願意說話也能說話」，也就可以「參政」了——大部分情形下是以「議政」也就是造成「輿論」的方式來參政的。「輿論」可能是「民心」，也可能不是（至少不是全部），但它如果聲量夠大，又沒有其他競爭者，也就可以造成「認知」，繼而影響實踐，決定歷史走向了。本書屢屢將目光投向「感覺」「眼光」「心態」「想象」「名詞」這樣一些不大「客觀」而不斷變動的因素，正是欲向讀者展示「人心向背」如何造就歷史。作者強調，相對於單純的「制度」變化，「人」的改變才最重要（當然不是說制度不重要），似也可由此角度理解。

然而，這的確又是時過境遷的反思。歷史由各種因緣湊泊而成，人力無法全然把控，身處局中者，即使能夠部分看破其所在境遇，也難以找到更好、更可行的方策，只能摸索前行。是否成功，無可意必，不無運氣成分，為後見之明所難替代。

這冊十多萬字的小書，在羅先生幾可等身的著作中，並不特別顯眼。然而，字數多少從來不是衡量學問的恰當尺度。愈是小書，愈考驗一位學者功力的高下。在有限的尺幅中，作者須將學養識見直接呈露，不能迂曲縈繞，雲山霧罩。事實上，此書篇幅雖短，卻將羅先生在不同論文中詳細討論過的議題，諸如「道出於二」「四民社會的解體」「國進民退」「異端的正統化」「物質的興起」等，高密度地統合在「革命形成」的主題下。因此，某種程度上，我願把此書看作羅老師關於整個中國近代歷史的一部通論性作品。

不過，此書是作者一個更大研究中的階段性成果，也因此留下一個懸念。現有論述主要圍繞被革命的一方——清政府展開，真正的革命者迄未上場——他們怎麼重新界定「合道」和「失道」，構成了「革命形成」故事的另一部分。因此，不妨借用舊小說的一句套話來結束這篇小文：「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王東傑

清華大學歷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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