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卡夫卡研究專家萊納·施塔赫（Reiner Stach）的《卡夫卡傳：關鍵歲月》（原書名Kafka - Die Jahre der Entscheidungen Vol.lI，2003；黃雪媛、程衛平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2年4 月）毫無疑問是迄今為止內容最詳實、體量最浩繁的一部卡夫卡傳記。作者的卡夫卡研究從參與卡夫卡作品校勘的出版工作起步，1996年開始撰寫卡夫卡傳記，在歐美各地收集資料，研究了卡夫卡的全部現存手稿文存，吸納眾多已發表和未公布的最新研究成果，盡力還原出卡夫卡的心靈世界、文學創作歷程和他所處的動盪時代之間的複雜關係。在今天，卡夫卡的文學作品和關於他的傳記對於普通讀者仍然具有某種重要的意義，因為「卡夫卡的『夢境邏輯』與現代社會的噩夢完全一致：對個體生活的剝奪，似乎在我們所有人背後悄然發生」。「在充斥卡夫卡式荒誕的現實里，在迷信技術的時代，我們更應閱讀卡夫卡」。（該書推薦語）簡單來說，噩夢邏輯中的卡夫卡與我們在精神上是可以相通的。作者在全書的「導言」中很概括地介紹了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1924）的一生，然後相當詳細地論述了卡夫卡研究的現狀與撰寫其傳記的困難，也鮮明地表述了作者的問題意識和寫作策略。很顯然這是一項相當艱難的研究與寫作，儘管在圖書館的K字頭書架上關於卡夫卡的書籍早已望不到邊，在網上只要輸入「卡夫卡」就會跳出十三萬個英文網站，但是你會驚訝地發現世上還沒有一部出色的卡夫卡傳記，甚至連完整記述他的一生的書籍也不多。作者認為這是一個迫切需要解釋的異常現象：到底發生了什麼？為什麼人們對寫卡夫卡傳會望而卻步？（導言，ix）不是因為缺失資料，而是與傳主本身有關。卡夫卡不是那種外部經歷極為豐富的人，而是性格複雜，生活中的種種因素膠着不清，一輩子糾纏於同樣的問題，似乎是靜態的、多重勾連牽絆的因素使任何關於因果關係的分析和敘述都變得很困難。因此作者說，「為他作傳，就得做好失敗的心理準備。」（同上，xii）從傳主的經歷來看，卡夫卡的一生既簡單也短暫：在奧匈帝國統治下的一個布拉格猶太人、保險局公務員、德語作家；卡夫卡博士活了四十歲零十一個月：讀書花了十六年零六個半月，職業生涯持續了十四年零八個半月，三十九歲退休，最後因喉結核死於維也納附近一家療養院。終生未娶，曾三度訂婚，可能還跟四位女子有過羅曼史，沒有子嗣。給後人留下約四十篇已完成的作品，其中九篇可歸入中短篇小說之列，另外還留下了總計約三千四百頁的日記和文學作品片段，其中包括未完成的三部長篇小說。如果僅僅是這樣——如果不是他的作品所呈現的那個精神世界，這個人根本不會在值得被講述的文學史上留下痕跡。作者告訴我們，在布拉格說德語的市民階層中，差不多有一半的年輕人都曾嘗試「寫作」。卡夫卡開始發表在雜誌上的幾頁文章雖然才華初顯，卻也沒達到獲得特殊關注的程度。但是就在這種開始的時刻，卡夫卡的自我定位已經是那麼高大：「毫無疑問，現在的我處於布拉格精神文化的中心。」他在日記里寫下的這句話當然是純屬臆想，施塔赫說「無論從什麼角度看，卡夫卡從未處於中心位置」。（17頁）問題是，在無數這樣的臆想者中間偶爾會真的出現臆想成真的例子。這種「偶爾」就出現在卡夫卡的身上，施塔赫的這部傳記抓住了其中的「關鍵歲月」，濃墨重彩地復原了這個小公務員走進現代文學聖殿的心路歷程——雖然他不無謙遜地說，「弗朗茨·卡夫卡的真實生活嗎？——當然不是。但是，對它轉瞬即逝的一瞥，或者一次漫長的注視，應該是可能的。」（導言，xviii）有評論認為施塔赫的卡夫卡研究等於建造了一座學術「城堡」，但是我們更要知道這座城堡是依賴一木一石精心壘築起來的。這就是一個例證：「這部關於弗朗茨·卡夫卡的傳記不作空洞的描述：所有細節，包括直觀的事件，都有文獻可考，沒有任何內容是編造的。事件之間的關聯，還有根據最合乎可能性的推理間接推測出來的日期，在某些情況下可視之為事實，如果放棄此類推測，就會導致解釋的褊狹。對於不可靠的文獻來源，書中分別作了標記說明。本書引用的卡夫卡日記和書信內容，不再對每個引用細節作出單獨說明，否則，腳註數量就會過多，讓讀者難以消化。」（同上，xvii）在這裡，嚴謹的傳記作家就是嚴謹的歷史學家。這部傳記是施塔赫的三卷本《卡夫卡傳》中的一卷，記述了1910-1915年卡夫卡的生活歲月。1910年是卡夫卡現存日記開始的年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頭幾個月，這是卡夫卡一生中記錄最詳細的時期。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關鍵歲月」，在此期他作出了關於日後生活的重要決定，在1912年至1914年間經歷了兩個極富成效的創作階段，完成了多個短篇和三部未竟長篇中的兩部。還有數十封與菲莉絲·鮑爾的通信，還經歷了一些痛苦的事情，尤其是戰爭爆發前幾周發生的解除婚約事件，這些都是塑造了他的自我形象的典型事件。1915年之後，隨着生活環境的變化，卡夫卡進入了一個漫長的、沒有成果的時期。其實，寫卡夫卡的傳記就是寫他的心靈史和創作史，這段歲月的確就是認識卡夫卡的心靈史與創作史的「關鍵歲月」。他的日記和書信是通向他的心靈世界的重要通道，施塔赫說：「卡夫卡生命的厚度主要體現在心理世界，反映在不可見的層面，展開在一個表面上與社會領域完全無涉，但卻無處不滲入社會因素的『縱向』維度上。」「無論在日記中，還是在書信里，卡夫卡自己總是一再喚出內心深淵的圖景：『我唯一擁有的東西就是某些力量，它讓我以一種在正常狀態下根本無法感知的深度潛心於文學……」（同上，vi-vii）日記和書信就是他的心靈記錄儀，是他的文學創作的搖籃和最初的稿本。研究者無疑都會非常重視對卡夫卡的這些書信、日記的分析研究，但是施塔赫還更進一步對書信的歐洲文化傳統展開了精彩的論述，從十八至十九世紀書信文化的變化到十九世紀末那些個性敏感、情感強烈的文人在書信中呈現的自我形塑，使卡夫卡對書信的迷戀以至把日記當作書信來寫的心態和行為得到更具有文化史語境的解讀。施塔赫甚至從書信的物質性形態的角度揭示了卡夫卡的書信情結：可觸摸的物體、特定的時間、接收的期待與儀式、信箋的質感、筆跡、指紋、似有似無的氣味……「書信所包含的物質和身體因素，信里對重逢的不斷許諾是卡夫卡無法抗拒的誘惑。」（參見176-180頁）面對卡夫卡這樣的極為簡單的人生軌跡與極為複雜的心靈世界交錯在一起的文學創作生涯，傳記作者面臨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在生平與作品之間建立必要的、精準的和深刻的闡釋性聯繫。「闡釋的困境起始於如何權衡生平經歷在小說創作中所占的比重。讀者真的有必要什麼都知道嗎？」（224頁）比如施塔赫知道，瓦爾特·本雅明對卡夫卡的生平所知寥寥，但他對卡夫卡作品的評論令人擊節讚嘆。但是話又說回來，「如果完全不了卡夫卡對意第緒語戲劇的熱情，對作品的解讀自然就會不同：也許我們就會忽略一個重要維度，即人的表情與姿態在卡夫卡小說里所具有的中心地位」。（同上）因此施塔赫對於在這片場域中的誘惑與陷阱一直保持着最大的警惕，一方面他看到「學院派收藏家」如何在卡夫卡作品中尋找證據，他們力圖解決的問題是究竟卡夫卡把哪些事實和經驗以及閱讀過的哪些作品挪移轉化在自己的作品中？「學院派的『偵探熱情』在其最好的意義上是富有啟發性的：它是一劑解藥，消解了五六十年代颳起的一股對卡夫卡的崇拜炫耀之風，以及這股風所催生的對孤獨天才創作情景的憑空臆想。」（222頁）但是另一方面他更知道文學研究者的任務遠非依靠收藏和推理就可以完成的，不能把他的作品看作就是這個人的自傳。施塔赫說，「有人把他的作品稱為『自傳式書寫』，但顯然只說對了一半。『文學化了的生活』是它的反面，但要罕見得多，只有這兩面一起才營生出典型卡夫卡式的現實與虛幻之間的共鳴，如此暴烈，令聞者無不駭然。」（235-236頁）於是，施塔赫敏銳地指出：「檢視倖存於世的《變形記》原稿，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卡夫卡在多大程度上玩弄自傳式遊戲，又在多大程度上從自傳的軌道滑離。」（237頁）但是，即便已經有了這些清醒的認識和敏銳的感受，在具體的研究中仍然會產生各種困惑與矛盾，因為這正是卡夫卡本人的困惑與矛盾：「我們看到卡夫卡夾在兩種動機中間，備感矛盾：一方面他希望有意地忠實刻畫生活與文學的交疊，另一方面，文學通行法則又排斥無緣由的多餘細節。最終美學要求占了上風，這一點也幾乎體現在他所有作品中。不過生活與文學的彼此交疊，幻想與現實的相互交織對他而言仍是強大的驅動，哪些是他在現實中的遭遇，哪些是他腦海中的虛構，卡夫卡無意也無力完全區分開來。」（239頁）因此作者只能說：「《變形記》里還藏着很多謎團，只有對卡夫卡的生活了如指掌才可能解開這些謎。也許卡夫卡在小說里還布下一些永遠無法破解的自傳性細節，這一點我們不必在意，畢竟這篇小說最深沉的秘密根本不在於自傳的潛台詞，恰恰相反，在於其磨得光滑的表面。」（240頁）在我看來，究竟應該如何把握生平與作品之間的關係，很難歸納出某些清晰的表述，而更多依賴於研究者的直覺與問題意識。對傳記作者來說，無法迴避的是傳主對政治的態度與立場問題，尤其是在經歷着戰爭的動亂歲月之中。施塔赫說那場改變數百萬人命運的大災禍在卡夫卡的自傳性文獻中只有零星的記載，「難道卡夫卡對政治完全失去了興趣？……是不是因為他深陷個人問題的泥潭，反而對那些讓所有人激動不安的身外問題提不起興趣了呢？」（276頁）這的確是一個問題。事實上，施塔赫指出卡夫卡本人的思想是忠於國家的，對於帝國的戰略利益，他也絕非漠不關心。卡夫卡在1912年10月27日寫給菲莉絲·鮑爾的信中說土耳其戰敗的消息讓他感到鬱悶，因為「這對我們的殖民地也是一記沉重打擊」。施塔赫敏銳地發現「卡夫卡在這裡如此自然地沿用官方話語體系，幾乎讓我們感到幾分陌生」。（277頁）一個從思想到話語的國家主義者，真的很難與卡夫卡聯繫起來。當第一次世界大戰降臨的時候，看來他無法不被裹挾進狂熱的戰爭宣傳之中，在戰爭開始不久的一次大遊行中，有人看到卡夫卡在隊伍中的狂熱表情，那天晚上卡夫卡對朋友解釋說不是因為戰爭而激動，而是因為對群眾的愛國心感到震撼。（597頁）其實在當時很多奧地利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表現出興奮之情，都期望帝國取得勝利。但是卡夫卡慢慢清醒過來了，因為他看到了那些狂歡的愛國熱情不再是自發的，而是蓄意煽動和策劃出來的，這使他對那些遊行的組織者「目露凶光」。雖然他因「不適合」服兵役而沒有被徵召入伍，但是在辦公室里他也感覺到有一種要對政治、對戰爭表態的壓力，他內心的墜落感和緊張感日益強烈，「如果不在創作中拯救自己，我就完了」。他在1914年7月28日的日記中這樣寫着。（600頁）我想這句話可能永遠不會過時，事關創作與人生的關係，以及「拯救自己」。關於寫作與人生的關係，卡夫卡還說過：「無論過去還是現在，從根本上講我的生活都是由一系列寫作嘗試所構成，而且大部分嘗試都失敗了。但假如不寫，我就會躺倒在地，一文不值，只等着被掃地出門了。」（169頁）或許也可以說，寫作不一定能成為寫作者的通行證，但是應該成為他的墓志銘。在卡夫卡的全部作品中，長篇小說《訴訟》（通常譯作《審判》）可能是一個最為幽暗的故事。用施塔赫的話來說，這部作品「無論朝哪裡看，都是幽暗一團」。（608頁）這部作品從1914年開始斷斷續續地寫作，但一直未完成，他去世後由布羅德於1925年整理出版。小說開頭第一句話是文學史上極為著名的一句開篇語：「一定有人誣告了約瑟夫·K，因為他沒幹什麼壞事，一天早晨卻突然被捕了。」這時的卡夫卡剛經歷了被解除婚約的痛苦和戰爭動亂的降臨，但仿佛是命運與時代的打擊反而使他充滿了「沖向那山巔」的勇氣和力量。在此之前他就說過「逆境異乎尋常地讓我強大」，現在事實證明這絕非誇大之詞。銀行職員約瑟夫·K在某天早晨醒來時突然無緣無故地被某個法庭逮捕了。所謂的法庭並非國家的正式法庭，卻擁有比國家法庭更大的權力，沒有人能逃脫其監控。這種監控被很多人解讀為對未來的預言，「事實上，極權主義社會裡人的內心狀態與卡夫卡的這些描寫何其相似，直教人愕然喟嘆」。問題是，早在納粹帝國等殘暴政權出現之前的二十年便寫出了這種恐懼，卡夫卡又是如何知道的呢？（620頁）施塔赫說，「在小說中，與他生活經歷完全相符或者對生活經歷有所影射的多達幾百處，估計還有幾百處永遠也不可能被我們發現。」（621頁）這可能是一種比更有政治因素方面的闡釋更為實際的回答。雖然說是被捕了，但K的行動自由仍不受限制，可以像往常一樣生活。問題是他必須弄清楚自己究竟犯了什麼罪、究竟是誰控告自己，必須還自己一個清白。於是他四處求人，力圖為自己辯護。但一切都是徒勞的，他最後知道的是對於這個法庭來說，根本不存在無辜和有罪的區別；對每一個人來說，唯一的區別只是已經找上你和暫時還沒有找上你。在到處求人、跑法院的過程中，他也知道了這個機構極為腐朽愚蠢，其存在目的就是為了誣告無辜者和草菅人命，而且在其背後有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最後，在他三十一歲生日前夕的一個晚上，兩個劊子手把他帶到採石場，「像一條狗一樣被處死了」。應該說，最大噩夢還不是無辜者受冤，而是那個無處不在的「法庭」根本就不在乎誰有罪、誰沒罪，只是永遠需要有人有罪來證實其存在的合理與合法性。而最大的悲劇就是所有想為自己伸冤的人都像那個鄉下人一樣，永遠連法庭的大門都進不了——不能不說這個「門」是卡夫卡極有遠見的一個構思，是當代政治中的身體、空間和物質性的最形象的隱喻。而令所有讀完這個故事的人感到絕望的是明白反抗是沒有用的，就像K一樣，他從一開始到最後都存有過反抗的念頭，但是都沒有反抗，因為他明白反抗是沒用的——其實不是因為性格的軟弱，而是由於看穿了荒誕、非理性和殘暴就是那部表面上冠冕堂皇的權力機器的全部——這才是卡夫卡式的「明白」！有人用「夢境邏輯」（Traumlogik）來解釋卡夫卡的文本，「事實上《訴訟》描繪的現實跟緊張夢境所特有的『疏離效果』（Verfremdungseffekt）有很多相似之處：包括大量過於清晰的細節，令人驚恐的時空錯位，各種莫名其妙的阻力，特別是所有事情缺乏動機、解釋和起因。很多東西似曾相識，卻好像通過稜鏡發生了折射。從形式上看，卡夫卡構建的法庭體系與現實相符：有被告、看守、律師、法官、辦公室、層級制、卷宗、刑罰，等等。然而令人費解的是，這巨獸一般的機構存在的意義何在？」（619頁）《訴訟》是典型的卡夫卡式噩夢的代表作，我們「從他的文字想到秘密警察，想到身穿制服的幫凶，想到希特勒的黨衛隊，儘管這些人跟小說中守衛着虛構法庭的那些並無惡意的看守瞧上去一點都不像」。（623頁）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彼得·蓋伊（Peter Gay）認為卡夫卡的《審判》（《訴訟》）、《城堡》和《美國》均以它們自身的獨特方式成為不朽之作，但是卡夫卡的神秘技巧和文學造詣引發了曠日持久的爭議，他至今仍然是二十世紀最具爭議的小說家。他的作品體裁問題一直是眾說紛紜：「諷刺小說？但是卡夫卡諷刺的是什麼？——國家權力機構，商業官僚主義，還是司法體制？他無疑是一位傑出的諷刺作家，他的立場使得他能夠公正客觀地看待小說中受苦受難的人物，以及他們的窘境和災難。但是他的諷刺對象比任何體制都要全面複雜得多，包括人性的各個方面。那麼，他又會不會在內心深處是一個徹底的虛無主義者，留下無人能解的迷題？」無論如何，他的文字效應來自以荒誕幽默為特色的冷靜敘述，後現代主義讀者甚至認為卡夫卡作品的主題就是寫作，從而避重就輕地（也是荒謬地）繞開作品內容本身。（彼得·蓋伊《現代主義：從波德萊爾到貝克特之後》，駱守怡、杜冬譯，譯林出版社，2017年2 月，146頁）某些後現代主義者對作品內容的解構無疑是荒謬的，問題只是從什麼角度理解和闡釋作品內容。從宗教的視角看卡夫卡的小說，比如卡夫卡的摯友馬克斯·布羅德所堅持的視角，即便對於無神論者也同樣具有深刻的啟示和面向現實的批判性意義。彼得·蓋伊把這種視角概括為「視為關於人類生存狀態的神學寓言，一種對上帝的追尋……約瑟夫·K.以及卡夫卡其他的主人公所經歷的駭人聽聞的厄運故事，影射了神聖的正義與可鄙的人類判斷力之間不可逾越的鴻溝」。（146頁）這的確值得我們思考，我們所經歷、所聽聞的所有「駭人聽聞的厄運故事」，難道還不足以使我們感受和思考神聖的正義與人世間之間的鴻溝、不足以讓我們承認人類主體的有限性嗎？「恰似認為上帝與人類之間的溝壑無法填平的猶太哲學家帕斯卡爾，布羅德解讀下的卡夫卡對人類的罪行和無能感到驚愕萬分。卡夫卡的神學知識更直接導致了更為誇張的解讀方式的產生，即把他視作納粹主義與大屠殺的預見者。」（147頁）雖然在我們的閱讀經驗中即便沒有神學視角也會把卡夫卡與對納粹主義與大屠殺的預見聯繫起來，但是我們還是難以在終極追問中思考罪責與寬恕的深刻含義。就如1994年盧旺達大屠殺的圖西族倖存者所言，「大屠殺已經超越了人類的範疇」。胡圖族殺人者在種族主義狂熱中的毫無罪惡感的嗜血、在殺人之後的若無其事和外部世界的冷漠反應，的確讓人很難在人類所屬的範疇中思考和講述。不幸的是，關於這些問題的思考已經越來越被推進到現實的層面。不過彼得·蓋伊似乎更同意從文學和文本出發的視角出發閱讀卡夫卡，他認為「儘管卡夫卡在小說中構建的世界以其殘酷無情讓人深感不安，它們卻不存在超自然的維度。而且，卡夫卡的小說中看不到描述神靈所常見的那種心醉神迷的激情」。（147頁）卡夫卡的文字總是平靜而精確，雖然展現的常常是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細節，但是他似乎並沒有因為創作這些恐怖場景和悲慘人物而感到心緒不寧；他雖然被正確地視作現代主義作家，但是卻在他筆下卻沒有對心理活動的深層挖掘，他筆下的主人公在被不可抗拒的力量操縱和反抗這種操縱的時候幾乎毫無內心活動。原因是因為卡夫卡總是強調一個觀點：「對主觀世界的觀察從來都比不上對客觀世界的觀察。」但是彼得·蓋伊又以1919年11月卡夫卡寫給他父親的那封著名的信為例，提醒我們不應忽視卡夫卡對於精神世界的敏感和在心理學方面的功底。在經過這些不同視角的分析之後，彼得·蓋伊看起來很同意托馬斯·曼說的一句話——他說卡夫卡一生都在書寫着同樣的故事，即他的自傳。卡夫卡在給父親的信中所描述的就是他不斷在小說中表現的普遍人生模式：膽小怯弱的孩子面對喜怒無常的父親不知所措，把自己的焦慮都投射到一個巨大的屏幕上，把父親想象成一股無形而邪惡的巨大力量。「他通過虛構強大的權力機構來放大和扭曲父親的壓制力量。正是這個不可撼動的權力機構指控約瑟夫·K犯有某項莫須有的罪行，並躲在大霧和小雇員背後破壞K進入城堡的通路；這個權力機構可以把人變成害蟲，也可以把人投進卡夫卡其他所有的恐怖囚室。……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訴說着同樣的故事，而且很高明地掩蓋真情流露的痕跡。卡夫卡被這種強迫性復現症牢牢控制。這一點，再加上他的驚世才華，共同創造出將他推向現代主義作家最前沿的作品。」（149頁）前面說過，施塔赫認為「自傳式書寫」只是說對了一半，但是關於在父親想象與權力壓迫想象之下的強迫性複述症與創作的最前沿的關係，我想他是會認同的。「事實證明卡夫卡的作品涵蓋了極能代表二十世紀歷史的人類經驗，這一點在今天已經沒有人再質疑了，這些經驗勾畫出一個被西方工業社會的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歷史彼此交疊的炙熱地帶。但卡夫卡是如何獲得這些經驗的呢？這些經驗是他經歷了的，虛構的，猜測的，還是預言出來的呢？」（366頁）這不僅是卡夫卡研究中仍然有待繼續思考的問題，同時更是思考噩夢邏輯中的卡夫卡與我們的重要議題。·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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