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向上滑動啟閱）

母親患有氣喘病，她的角色是孱弱、缺乏主見的。她對格里高爾「變形」的態度，是恐懼、逃避、不知所措，同時還有作為母親本能的袒護。剛見到變形的格里高爾時，母親癱瘓、尖叫、呼救、逃跑。隨後的兩個星期，她不敢再進格里高爾的房間，而是守在門口向妹妹詢問兒子的情況。後來，對兒子日益強烈的思念和擔憂暫時戰勝了被時間沖淡的恐懼，她一次次想要進房間看望兒子，都被父親和妹妹攔住了——

「讓我進去瞧瞧格里高爾，他是我可憐的兒子！你們就不明白我非進去不可嗎？」

母親不想對格里高爾不聞不問，但她終究是無力承受現實衝擊的。當她真的見到了格里高爾時——

「她向旁邊跨了一步，看到了印花牆紙上那一大團棕色的東西，她還沒有真的理會到她看見的正是格里高爾，就用嘶啞的聲音大叫起來：『啊，上帝，啊，上帝！』接着就雙手一攤倒在沙發上，仿佛聽天由命似的，一動也不動了。」

就個人的成長體驗和見聞而言，我認為母親對孩子的情感，是全家中最柔軟、最感性的。對孩子身心上的變化，母親也比其他親人更加敏感。就像我們屢見不鮮的那樣，母親牽着孩子的手問「怎麼瘦了呀」，而父親則與孩子並肩而坐，探討生活、學習、工作情況。而當一個家庭遭遇變故、孩子發生不測時，母親遭遇的打擊也最是毀滅性的，甚至會因此而精神失常、失去生命。

《變形記》中，母親一直在父親、妹妹的保護下逃避現實。但同時，她作為母親的本能並未泯滅。

母親被變形的格里高爾嚇暈醒來後，阻止了丈夫殺掉兒子；格里高爾的房間無人打掃、變得骯髒不堪時，她對房間進行了掃除；甚至在格里高爾死亡後，母性的本能依然有所體現——

「在清醒的最後一剎那，他瞥見他的門猛然打開，母親搶在尖叫着的妹妹前頭

跑了過來……她絆着裙子徑直向父親奔去，抱住他，緊緊地摟住他，雙手圍在父親的脖子上，求他別傷害兒子的生命」

「他的母親有一回把他的房間徹底掃除了一番，其實不過是用了幾桶水罷了……

可是母親為這事也受了罪。」

「『當然是死了。』

老媽子說，一面用掃帚柄把格里高爾的屍體遠遠地撥到一邊去，以此證明自己的話沒錯。薩姆沙太太動了一動，仿佛要阻止她，可是又忍住了。」

另一方面，母親也擔負着她的家庭責任。她不只是格里高爾的母親，也是這個家的母親。她關懷在外工作奔波的丈夫、女兒，在家裡經濟面臨困境時，她承擔了全部家務、拼命地做針線活補貼家用，每每想起格里高爾便以淚洗面。現實的壓力也落在了這個昔日孱弱、患病的女人身上，她的確在逃避，她沒有表現出對格里高爾強大、果斷的愛，她能做的事情也不多，但我們又能譴責她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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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來說父親。兒子作為頂樑柱時，父親慵懶、執拗、暴躁、遲緩、老態龍鍾，他的擔子交給了兒子，於是在保持威嚴的同時，心安理得地頤養天年。在格里高爾變形後，他作為家裡唯一的男性，不得不重新擔起家庭的主要責任，規劃家庭經濟、當銀行雜役早晚勞作。同時，他也成為了妻子、女兒的精神支撐，妻子受到刺激會倒在他懷中，女兒感到委屈也會在他懷裡哭泣。對於變形的格里高爾，他的態度是殘暴、憤怒、強硬的。他將格里高爾關在房間裡，兩次打傷格里高爾，後一次更是直接導致了格里高爾的死亡。他的麻木不仁，也成為了眾多讀者批判的重點。

每一次格里高爾爬出房間，即便是出於對母親的關切，也必然招來父親的暴行。這對格里高爾定然不公，但是父親的行為，也是能夠以「人性」理喻的。首先，父親對變形的格里高爾再無信任可言，採取暴力，是因為心懷警惕和忌憚，擔心他會做出傷害性舉動——

「『果然不出我的所料，』他父親說，『我不是告訴過你們嗎，可是你們這些女人根本不聽。』格里高爾清楚地感覺到他父親把葛蕾特過於簡單的解釋想到最壞的方面去了，

他大概以為格里高爾作了什麼兇狠的事呢。」

其次，他兩次打傷格里高爾的動機都與母親有關。第一次，母親被格里高爾嚇得大喊救命、倒進父親懷裡；第二次，母親被格里高爾嚇得昏死過去，吃了藥才迴轉過來。在他的立場上，暴力的舉動是保護家人，而對格里高爾來說，是傷害和蠻不講理。另外，這個強硬的男人也有憤恨、無助的心態，在生活的打擊、疲憊、重壓下，他的情緒總被格里高爾推向崩潰的邊緣，於是將一切怒火、怨恨宣洩在「無辜」的格里高爾身上。

我認為，這兩次衝突影射着一個家庭中，「病人」與其他人的利益衝突。格里高爾闖進起居室，破壞了父母、妹妹的生存環境，並對母親的健康產生了威脅。很顯然，當家庭與變形（重病）的家庭成員產生利益衝突時，父親果斷、決絕地捨棄了前者、保護後者，甚至是寧可殺錯、不肯放過的。

另一方面，對於變成甲蟲（蟑螂）的兒子，父親沒有一絲憐愛。他打傷格里高爾的另一個不可辯駁的原因，是對格里高爾的鄙夷、厭惡。《變形記》中父親的身上，有作者本人父親的影子；其中的父子關係，也與卡夫卡與父親的關係有相似之處。卡夫卡在《給父親的一封信》中寫道：

「我寫的書都與你有關，我在書里無非是傾訴了我當着你的面無法傾訴的話。」

父親對卡夫卡有着無盡的指責、羞辱和「最噁心、粗俗、可笑」的評價，他的教育方式是「咒罵、威嚇、諷刺、獰笑和訴苦」。父親口中對卡夫卡「不裝腔作勢」的愛和喜歡，讓他害怕、自卑，「躲到房間裡、書本里，躲到一幫瘋瘋癲癲的朋友那裡，躲到玄而又玄的思想里」；在痛苦的同時，他也被指責不勞而獲，白吃白喝——一如巨大的甲蟲格里高爾。出於創傷、痛苦，作者將最糟糕的比喻用在了自己身上，把現實中殘暴的父親搬到書里加害自己，以此控訴父親的所作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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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對格里高爾的態度，是所有人中轉變最大的，也是頗具爭議的。在格里高爾變形之初，她是唯一一個敢於進格里高爾房間的人，主動負責起格里高爾的飲食起居。她為他準備了許多吃食，以摸清他的口味；為他打開窗戶，以便他眺望遠景；為他向神祈禱，希望他早日康復；為他搬空房間，方便他爬行……

「然而心地善良的妹妹實際上所做的卻是他怎麼也想像不到的。為了弄清楚他的嗜好，她給他帶來了許多種食物，全都放在一張舊報紙上……」

「他那細心的妹妹只看見扶手椅兩回都靠在窗前，就明白了；此後她每次打掃房間總把椅子推回到窗前，甚至還讓裡面那層窗子開着。」

她的所作所為，體現出了一種體恤、擔當和耐心。但隨着時間推移，工作壓力增加，妹妹對他的態度轉向了應付差事、嫌惡，夾帶着狠毒和憎恨，從全家最關照格里高爾的人，成為了第一個表示應當「弄走」格里高爾的人——

「他妹妹再也不考慮拿什麼他可能最愛吃的東西來餵他了，只是在早晨和中午上班以前匆匆忙忙地用腳把食物撥進來，手頭有什麼就給他吃什麼……她的打掃不能再草率了。」

「對這個怪物，我沒法開口叫他哥哥，所以我的意思是：我們一定得把他弄走。」

在我看來，妹妹的前半表現，說不上有多善良、多重情重義；後半舉動，也說不上有多惡毒、多忘恩負義。

首先，妹妹前半部分的照顧不是對哥哥，而是對一隻動物。她沒有跟他說過話，沒有拉小提琴給他聽，沒有叫他「哥哥」，甚至討厭看到他；她逐漸開始依照自己的理解照顧、控制格里高爾，比如闖進房間開窗戶、搬空家具，而不去關心格里高爾的真實想法；她甚至想不明白眼前的甲蟲（蟑螂）究竟還是不是她的哥哥，又何談是否愛、是否尊重呢？

另外，承擔這種照顧責任的發心也並不是親情，正如書中所說，是「少不更事、年輕稚氣」，無知無畏，或許還有暫時的好奇心、新鮮感、控制欲和表現欲。在格里高爾變形之前，妹妹在家中幾乎不需承擔任何責任，

「她關心的只是怎樣穿得漂亮些，睡個懶覺，在家務上幫幫忙，出去找些不太花錢的娛樂，此外最重要的就是拉小提琴。」

格里高爾的變形，其實給了她第一個掌控某件事、在某件事上擁有最高話語權的機會，也給了她一個表現自己成長的機會。回想個人的成長經歷，如果我主動承擔清理衛生間、廚房這一類「苦差事」，父母總會發出「女兒真是長大了」的感慨和讚揚。這似乎是表明自己能夠獨當一面了、長大了的最快捷、直接的方式。妹妹主動給格里高爾餵食、打理房間，而父母在門口等着她、感嘆女兒的成長，能帶給妹妹一種自豪感，促使她繼續下去。而當妹妹開始努力學習、打工分擔家庭責任，能夠以其他更受重視的方式獲得價值感，同時對格里高爾事務的好奇與新鮮被消磨殆盡，她厭惡甲蟲（蟑螂）的本能後知後覺地甦醒過來。動機和心性，註定了妹妹對格里高爾的「耐心」不會長遠。

反觀妹妹後半的舉動，我認為，與其說她對哥哥忘恩負義，不如說她根本做不到去承認「甲蟲」是她的哥哥。雖然她叫他「格里高爾」，但她心中哥哥的形象與眼前的巨大蟲子，從始至終都是割裂的。另外，家庭的劇變、日夜學習的疲憊、初入社會工作的煩擾、被迫變賣的首飾、被埋葬的夢想帶給妹妹的打擊，將她尚不成熟的心智推向崩潰——

「格里高爾的妹妹從演奏突然給打斷後就呆若木雞，她拿了小提琴和弓垂着手不安地站着，眼睛瞪着樂譜……小提琴從母親膝上、從顫抖的手指里掉到地上，發出了共鳴的聲音……」

「『他會把你們拖垮的，我知道準會這樣。咱們三個人都已經拼了命工作，再也受不了家裡這樣的折磨了。至少我是再也無法忍受了。』說到這裡她痛哭起來，眼淚都落在母親臉上，於是她又機械地替母親把淚水擦乾。」

呆滯、機械、情緒失控，如果在這種情況下還能保持理智、堅守良心和道德，就不是「妹妹」，甚至不是凡人了。她的超我向自我、本我妥協了，而事實上，她在後期的殘忍、決絕，也是格里高爾死亡的重要原因。但她不願承認自己和家人在這件事上的確「放棄了道德」，所以在格里高爾死後，她說——

「瞧他多瘦呀。他已經有很久什麼也不吃了。東西放進去，出來還是原封不動。」

這句話，將格里高爾死亡的責任，從自己和家人身上推回了死去的格里高爾身上——他們盡到了「投食」的義務，「絕食」是格里高爾自身的問題。所有人都心照不宣，認可了這個「事實」。人性的道德感尚未泯滅，而表現形式變成了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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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再來看主人公格里高爾。格里高爾的心境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人性壓制蟲性、蟲性驅逐人性和人性的最後回歸。或者說，是分別由自我、本我、超我（其實「無我」更為貼切）主導的三個階段。

自我關注現實，主導符合常理的實際行為，承擔社會責任。出差、工作、籌劃經濟，選擇合理的生活方式，都由自我負責，也正是格里高爾第一階段的關注重點。「起床」後就應該「下床」、「下床」後應該「包好樣品」，「包好樣品」後應該「趕火車」；無法工作會丟掉工資，而不能滿足家庭需要，因此應該儘快走出房間，像秘書主任解釋、求情；面對父親的追趕，他要表現出「良好的意圖」，儘快回到房間裡去……這是格里高爾起床後的所做所想，是現實世界中反覆訓練過的、作為旅行推銷員、長子、哥哥的社會角色的慣性。

意識到自己「變形」的事實後，他依然密切關注着家人的談話，為家裡的實際情況擔憂，壓制欲望、理性思考、調節自己的行為以適應這種變化、儘可能地體諒家人並且熱切地盼望自己能夠恢復正常，重新為家人工作——

「腹中的飢餓時時刻刻使他驚醒，而另一部分時間裡，他一直沉浸在擔憂和渺茫的希望中，但他想來想去，總是只有一個結論：那就是目前他必須靜靜地躺着，作忍耐和極度的體諒來協助家庭克服他在目前的情況下必然會給他們造成的不方便。」

「由於他父親很久沒有接觸經濟方面的事，他母親也總是不能一下子就弄清楚，所以他父

親老是一遍又一遍地反覆解釋，使格里高爾了解得非常詳細……格里高爾在門背後拼命點頭，為這種他沒料到的節約和謹慎而高興。」

「這一回他也不打沙發底下往外張望了；他放棄了見到母親的快樂」

「……」

然而，無論他的自我有多麼理性、多麼無私、多麼堅韌，依然抵擋不住本我的蠶食。「變形」後，他在社會上的權利、責任、全部屬性都被剝奪了，無法支撐自我；而身體的變化、生活環境的惡化、尊嚴的喪失，也讓他無法再壓制本我的欲望。飢餓、憤怒、避免痛苦等人最原始、最衝動的本能一次次翻湧上來，本我最終奪取了自我的主導地位。

「『媽媽，媽媽。』格里高爾低聲地說道，抬起頭來看着她。這時候已經完全把秘書主任撇在腦後；他的嘴卻忍不住咂巴起來，因為他看到了淌出來的咖啡。」

這一情節的出現比較靠前，這時，格里高爾還沒有失去自我，但「本我」對「自我」的挑戰已經展現了出來。在這般混亂的情境下，人的意志讓他關心着母親，但「蟲」的本能卻讓他做出了對咖啡「砸吧嘴」這一不合時宜、荒唐的舉動。

被關起來後，「自我」與「本我」的衝突日益強烈。他不再保持安靜，開始四處爬行，沉溺於「爬行」這一原始的動作帶給他的愉悅感受。妹妹與母親為他清空房間時，「自我」讓他躲在沙發下，避免嚇到妹妹和母親；「本我」卻讓他不顧一切護住牆上的畫——自己的所有物，而嚇暈了母親。

「有一個想法老是折磨他：下一次門再打開時他就要像過去那樣重新挑起一家的擔子了……另外，有的時候，他沒有心思為家庭擔憂，卻因為家人那樣忽視自己而積了一肚子的火，他自己也弄不清楚到底愛吃什麼，卻打算闖進食物儲藏室去把本該屬於他份內的食物叼走。」

憤怒、飢餓、迴避痛苦，「蟲性」在他身上越來越強勢。終於，在自己被打至重傷饑寒交迫、房客們霸占着他的家觥籌交錯時，他的「本我」徹底擊垮了「自我」，讓他變成了一隻被本能和欲望驅使的「蟲」。這種欲望，甚至讓他對家人克制的愛變得瘋狂——

「音樂對他有這麼大的魔力，難道因為他是動物嗎？他覺得自己一直渴望着某種營養，而現在他已經找到這種營養了……她應該帶了小提琴到他房間裡去……他永遠也不讓她離開他的房間，至少，只要他還活着；他那可怕的形狀將第一次對自己有用；他要同時守望着房間裡所有的門，誰闖進來就啐誰一口……她將和他並排坐在沙發上，俯下頭來聽他吐露他早就下定的要送她進音樂學院的決心……妹妹一定會感動得熱淚縱橫，這時格里高爾就要爬上她的肩膀去吻她的脖子……」

一個拼搏、擔當、深愛着家人的年輕人，淪為一隻野蠻、醜惡、瘋狂的怪物，這場悲劇，讓我感到痛心與膽寒。而更加殘酷的卻是，格里高爾的人性在最後回歸，同時，家人對他卻徹底放棄了——母親的放棄，是閉上雙眼睡着了，依舊是用逃避面對格里高爾的死亡；妹妹的放棄，是輕快、雀躍地鎖上房門，用殘忍的天真掐滅格里高爾生命中最後一點光亮；父親的放棄則是陰鬱沉默，連呼喝斥責都不再發出，火爆的脾氣都徹底冷了下來。

「他依靠這些又細又弱的腿爬了這麼多路，這倒真是不可思議。其它也沒有什麼不舒服的地方了。的確，他整個身子都覺得酸疼，不過也好像正在減輕，以後一定會完全不疼的。

他背上的爛蘋果和周圍發炎的地方都蒙上了柔軟的塵土，早就不太難過了。

他懷着溫柔和愛意想着自己的一家人。他消滅自己的決心比妹妹還強烈呢，只要這件事真能辦得到。」

在格里高爾「迴光返照」時、瀕死時，他徹底犧牲了「我」，只是記掛着自己的家人，希望自己的死能帶給家人安逸的生活。而格里高爾死後，書中角色的人稱也發生了變化——格里高爾不再有父親、母親和妹妹。現在活在人間的，是薩姆沙先生、薩姆沙太太和他們的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