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有一個大致的印象，國際分工理論對現實世界的解釋性強一些，金融市場相關理論對現實世界的解釋性要弱一些。最近幾個月，騎行，邊騎行，邊思考，有很多有趣的念頭閃現，今日記錄下來一些。上周末，和騰騰博士騎行大覺寺的小路，忽然讓我想到一個視角，兩個範疇，一個範疇是人的行為選擇，另一個範疇是人的行為選擇的結果。今早跑步時，又一個念頭閃現，經濟行為可能還有一個視角來區分，一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為主，另一個是人與自然的關係為主。第一對變量：人的行為選擇（A）和人的行為選擇的結果（B）。我們預測資產價格，可能更多是對人的行為選擇的預測（A），然後再基於人的行為選擇，來預測綜合結果——預測A的影響。國富論中的做針的分工，可能多是判斷 人的行為選擇的結果（B）的影響——預測B的影響，即分工（B）的影響。是不是可以這樣想，預測人的行為很困難，但是行為帶來結果之後的，預測結果的影響會相對容易一些呢？第二對變量：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與，人與自然之間的關係。當前全球金融市場資產主要是合約安排，本質上是一個制度約束下的法律關係，屬於人與人關係的範疇。短期（一年之內），在人與人之間關係範疇內，預測人的行為，正如馬克思所言，就得回到人本身。傳統經濟學假設人是理性的，這就決定了傳統經濟理論是一個參照型理論，並不是一個完全符合現實世界的真實理論。終究，預測人的行為要回到起點——人的心理特徵與認知體系。在之前的思考中，我提到過，人類社會每年的物質產出增量有限度的，而股票價格、房屋價格、大宗商品價格表徵的名義財富的波動幅度是很大的。價格是稀缺性的反映，價格也是利益分配的工具。可以說，價格波動也是人與人經濟利益關係的調整。當代社會人與人利益調整是通過法律安排來實現的。很可能，預測這種利益調整，需要回到人的行為選擇，可能很不容易。這種不容易的主要來自於短期內人性特徵的多樣性、複雜性與博弈性。或者說，人性長期內體現出一定的規律性和一致性，而在短期內隨機性較強？一個等同的表述是我們了解我們自己嗎？我想很可能答案是否定的。即我們對於自己在未來各種情景下會選擇什麼行為，很可能是難以事前預知的。國際分工理論、國際貿易理論，不管是基於要素稟賦理論、產品差異化，還是企業異質性，都與自然界的物質存在有一定關係，部分關係屬於人與自然關係的範疇。比如1977年迪克西特-克魯格曼的產品差異化模型中的效用函數，是自然界物質產品存在人腦海中的滿意程度的表徵。人行為選擇的結果可能是物化的。我們再去思考物化結果的影響，包括（1）對其他物的影響；（2）對人選擇的影響。比如，我們基於一種價值觀和創新能力，創造出來了蘋果手機，我們再去分析它對於其他手機和人們行為選擇的影響（兩者有聯繫）。可不可以這樣說——預測能否創造出蘋果手機，要比預測蘋果手機的影響要相對困難一些呢？更有可能，我們人類的行為選擇，是一個循環流轉，包含着行為——結果——行為的循環，也包含着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人的複雜連接。不同的理論側重點不同，關注的連接點不同，這可能導致了理論解釋力的差異。當然，這個文章邏輯漏洞百出，比如我並沒有定義什麼解釋力？又該如何給解釋程度定量？畢竟，解釋力只是我的直覺。只是，直覺，行為與結果可能是一個值得繼續思考的點；人與人關係為主，還是人與自然的關係為主，對於理解投資可能也是頗有幫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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