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日本的科技水平，大部分人會異口同聲的說：「發達。」這種發達認知，來源於生活中常見的佳能相機、索尼耳機、任天堂掌機這三款日本電子科技高度工業化的代表產品。也來源於簡單以「高科技、低生活」概念解釋的賽博朋克文化作品中的日本。在1901年迄2021年的諾貝爾獎頒發歷史中，日本也是歐美之外獲獎最多的國家，有29人獲獎。但與遊戲機高精尖、世界級理論不斷爆炸發展的現實相對的是，日本老百姓正過着很落後的信息生活。他們日常通訊使用BB機和翻蓋手機，辦奧運會、抗擊疫情使用傳真機，存文件用容量1.44MB的軟盤，看電視還得用錄像機，反對谷歌電子地圖進入生活，賣東西靠翻賬本，反感數字消費。2022年，他們仍維持着2000年的信息生活慣性，一隻腳卡在了數字時代的門外。民眾生活的信息化仿佛陷入了停滯。
在中國的辦公室里，微信的提示音、耳機里的網易雲、各色鍵盤發出的敲擊聲占據了大部分人的耳道，然而，在日本的辦公室里，通常只有一種聲音占據主流——傳真機的吱吱聲。職員們端坐在傳真機前，擺弄着這早應該被扔進過時技術垃圾箱的老爺車，快速處理着往來的企業通信和稅務表。就像每個中國辦公室里都有一盆綠蘿，在日本辦公室里，傳真機的保有率達到了約100%，甚至中午訂外賣也需要使用傳真機。2020年7月，日本暴發新冠疫情，東京被曝光靠兩台傳真機統計新冠感染人數，效率奇低。事情發酵後，東京都政府緊急更新了電子報告系統，並稱：「現在大家可以用計算機把報告傳遞給政府了。」東京警察曾告訴來採訪的紐約時報記者，即使是日本最大的黑幫犯罪集團的山口組，也依然是使用傳真機向成員發送開除和任命通知，沒有傳真機，你都不知道誰當上了新老大。·山口組六代目之一的佐藤光男就是於2012年通過傳真機任命的不光是公司和黑幫組織需要傳真機，還有45%的日本人在自己家裡裝了傳真機。僅2019年一年，日本就賣出了140萬台私人傳真機。他們在家裡裝傳真機的原因，是為了省事兒。傳真機不具備數字化功能，每次取個材料，必須本人去往辦公室拿。一部分日本民眾的便攜儲備設備，還是容量只有1.44MB的軟盤。這種盛行於20世紀90年代的儲存設備，放到今天，一首歌都存不下，只能存簡單的文檔文件。就像你不能強求瓦特的蒸汽機帶動高鐵，落後於時代的信息技術經常讓事情的走向變得驢唇不對馬嘴。2021年，日本警視廳丟失了兩張存儲着38名民眾信息的軟盤，讓中國和部分日本網友都震驚於當地落後的信息儲存能力。截至2022年9月，日本仍有大約1900項政府程序必須由軟盤存放數據。除了落後的公司信息交互設備，民眾的通訊設備也充斥着滿滿的90年代味兒。2019年9月20日，東京秋葉原，靈棚平地而起，現場人員一片縞素，靈台上擺滿了白花，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哪位大人物駕鶴西去了。但其實，這是壽命達50多歲的傳呼機葬禮，紀念日本歷史上最後一台傳呼機停用了。對傳呼機念念不舍的人們給BB機豎起了牌位，而這串「1141064」的數字，意思是「我愛你」。2007年3月，中國聯通在北京宣告已終止傳呼業務。這一事件代表着傳呼業務已徹底從中國消失。但到了2018年，日本全國仍有1500人在使用傳呼機，有的老百姓在傳呼機葬禮後依然捨不得丟下傳呼機，還掛在腰上，說是離了傳呼機活不了。信息化停滯，不只作用於通訊端，被譽為進入信息社會窗口的計算機，在日本的普及率雖然看上去高達70%，但相當一部分的日本電腦還是落後的大屁股電腦。而且，整個日本PC市場處於持續萎縮中，目前，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兒童電腦使用率持續降低的國家。2018年，日本兒童的電腦使用率為 35%， 而其他國家的同期數據為：美國73%、英國78%、韓國63%。2018年，負責2020年東京奧運會的網絡安全部長櫻田佳孝（時年68歲）一臉驕傲地向媒體透露，自己從來沒用過電腦。在被日本民眾一頓狂噴過後，受不了壓力的櫻田佳孝直接辭了職。一些經常玩遊戲的朋友可能會發現，日本遊戲賣得都特貴，動輒就是400元（人民幣）以上，而同期的歐美3A大作也不過298元（人民幣）。在信息化生活滯後的日本，人們認為買得起帶動大作電腦的人，都不差錢。以上，就是對日本當今數字生活的一次速寫。對於適應了人臉識別、數字支付、導航出行的我們，可能對日本民眾披着科技發達國家外殼的枯燥信息生活感到不可思議。
政策，可能是許多網友心中的第一答案，畢竟在國家機器面前，個人的信息生活習慣可以被隨意地塑造。但早在2001年，日本就有電子化計劃，強調要建設「電子化日本」，讓IT信息技術走入民眾。信息化滯後，在日本受到更多的是社會阻力，也就是老百姓的反對。比如在職場上，如果有事情要跟前輩說，發信息是很唐突的行為，打電話才顯得尊重。同時，日本人對保護隱私十分在意，這使得新技術在日本推廣得相當費勁。衛星導航的谷歌街景，在剛進入日本時，就被日本人屢次硬剛。2008年，一支由律師、記者、法學教授組成的聯盟要求谷歌取消在日本的街景服務，因為它顯示的私人財產、路人和車牌照片是「對公民隱私的暴力侵犯」。在抗議無果一年後，日本律師協會上場，聯合日本法務省正式抗議 Google 侵犯民眾隱私。最終，谷歌道歉，迅速改變了街景的整個日本圖像目錄，面部、標誌和車牌都處理得模糊不清了。所以你現在打開谷歌地圖，會發現日本的街景里，車牌和人臉都打了碼。固執的日本人，對新技術的謹慎，還滲入了數字支付和網約車領域。軟銀集團領頭人孫正義2018年重倉投資的Uber、滴滴打車，在日本推行時受到層層阻礙，把孫正義氣得直接開噴：「我難以想象居然還有這麼愚蠢的國家。」電子支付在日本發展得尤其緩慢。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許多日本人——尤其是 65 歲以上的人，不願為交易留下自己的數字指紋。這又牽扯出另一個問題，大量老人對新技術的反感。自2003年開始，日本老年勞動者人數連續17年增加，到2020年達到了創歷史新高906萬人。這些老人，一半以上不會用Excel表格，固守手寫工作方式。他們認為，靠傳統手段在現在的日本還不會被淘汰，於是沉湎於過去的經驗與習慣，不屑於或者不願意深入了解Excel這種新興事物。日本整個社會的反信息化思潮，更像是無法擺脫的迷夢。誕生於1992年的蠟筆小新，在30歲的今天，依然維持着3.1%的收視率。《蠟筆小新》中描繪的90年代初期世界，萬物欣欣向榮，車子、房子、票子樣樣不缺，新事物批量出現，人們也熱衷於嘗鮮。作為先發達起來的國家，日本在中國還沒有互聯網，民眾還不能自由裝電話的時代，就已經普及用傳真機來傳輸文件了。看起來，日本人懷念的是傳真機，但實際上不舍的是輝煌的日本。於是，我們看到了這樣一幅奇景，一邊是日本在微電子、超導應用、計算機硬件、碳纖維、精密陶瓷、機器人、光纖通信領域都排名世界前列，一邊是辦公室的老年人顫顫巍巍地使用着傳真機，被90年代的幽影禁錮着。矗立在福岡鬧市區的BEST電器店賣着最新潮的iWatch手錶，但你要是選顏色，店員會給你拿出手寫的賬本現查。用傳真機拖着飛快的社會進步，用民族尊嚴抵制數字化社會，把所有不便推給互聯網的弊端和隱私的保護，這一切，造成了日本數字化停滯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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