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鄭培凱：史景遷先生非常注重因材施教，讓學生發揮所長。因為我這個人興趣很多，所以他對我的教導就是有一點放任自由的。到底我該往哪個方向去深入研究，他給予我充分的自由去自我探索。其實他對不同的學生，會用不同的方式去引導。我印象很深的一次，就是他第一次跟我談天，講到我的中文比他好，所以在解讀文獻史料方面，他不能教我什麼。在那之前，我很少聽到有老師這樣跟學生很平等地講話。然後他說，你可以去研究一個自己真正喜歡的題目，但是我想，你表達看法的方式可能不那麼準確，我會幫你做潤色。那次談話，讓我感覺到他是一個非常坦誠和謙遜的人，一個真正的gentleman（紳士），不藏私，對自己的評價也很公正客觀，充分地尊重學生的獨立思考。

我由於興趣太廣，在他門下做研究起步的時候，有點茫然無措。他大概知道我的主要研究方向——16世紀這段時間，早期的全球化進程——包括經濟上的、文化上的——對中國有怎樣的衝擊和影響，為什麼中國歷史發展與西方崛起有這麼不同的路徑。我想從福建泉州及江西撫州兩地下手，以李贄與湯顯祖作為重點研究對象。這個題目的確非常大，當時系裡還有一位資深的中國史教授，Arthur Wright（芮沃壽）。作為我臨時指導教授（我在耶魯的第一年，史景遷休假外出），他就覺得我應該縮小論題，不應該把論文處理得太宏大。但史景遷沒有急於否定，而是讓我先試試。

這種拿着獎學金放任自流，當然讓我海闊天空，更加自由地去閱讀我感興趣的書。結果讀了四年博士，雖然資格考的口試、筆試都過了，但他並沒有催我交論文，我也還沒好好開始寫作自己的論文。令我感動的是，史景遷先生又幫我申請了耶魯大學最高的一個獎學金Yale Prize Fellowship in East Asian Studies（耶魯東亞研究協會獎學金），是耶魯大學在東亞研究方向，獎勵金額最高的獎學金。獎金包括兩年期間一切搜集資料的研究經費。得益於此，我又繼續了兩年的研究生活，之後他才跟我說，該寫論文了吧？我是先開始教書，才順利寫完了論文。

我現在也是老師，我想大多數時候，我可能做不到這種對學生的「放任」。

新京報：史景遷寫歷史的方式，迥異於其他很多歷史學者，很有靈氣。就你和他共事的經歷來看，你覺得史景遷做學問的方式和過程有怎樣的特點？

鄭培凱：我曾是他的助教，也是他的研究助理。從我跟他緊密接觸的經歷來看，他做學問當然遠不止憑藉天賦和直覺。他非常努力，每天都在那裡讀讀寫寫。他寫每一部著作的時候，會看海量的資料，除了相關的原始文獻，還會找到中外所有的研究著作，作為參考。他做學問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會選擇一個相對微觀的題目作為起點，同時把研究的題目放入宏觀的歷史理解，從一個側面展示他對中國近現代史的整體觀察。大家熟知史景遷很有名的那本《王氏之死》，他將《聊齋志異》作為材料，展示清代山東社會環境中可能出現的意識範疇與想象空間。他除了直接使用《聊齋志異》，還參考了各種歐洲語文的翻譯版本，不止是英文的，還有意大利文的譯本，對比多個譯本，汲取靈感。這種態度是很嚴謹的，不是天馬行空的編造。我有時覺得，他拓展了歷史認識的空間，有點像柯靈烏（又譯柯林伍德，R.G. Collingwood）提出的「幻入歷史」的歷史寫作方式。其實，所有大師級的人物都有自己的天賦與直覺，但最終，還是看努力，尤其是對於歷史學，掌握材料還是根本。

《王氏之死》，[美]史景遷著，李孝愷譯，理想國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9月。

新京報：史景遷是一位高產的學者，寫作的興趣範圍很廣，他寫過皇帝康熙，寫過不出名的小人物山東王氏。我們常說，一位學者很難同時兼顧研究的廣度和縱深，但史景遷做得很出色。你怎麼看待史景遷這種主題跨度很大的歷史寫作？

鄭培凱：史景遷的作品主要聚焦的歷史時段是晚明以後。他原本做的是從康熙皇帝、清朝初年，一直到近代。他當年在耶魯教的課是近代中國史，他的這門課並不從鴉片戰爭開始講，而是從清朝初年開始講。由於我跟着他讀博士，研究興趣上側重於晚明，他也就上溯到晚明時期。我覺得他寫作主題跨度很廣，和教學相長有關。他有很多學生，也接收了他老師芮瑪麗（Mary Wright）培養的一批博士生（芮瑪麗去世的早）。更重要的是，耶魯大學的學生很優秀，有些大學部的學生特別聰明，會提出專業歷史學者想不到的根本性人類生存處境的問題，他從學生們身上也吸收到了不同的靈感。

有一件我印象很深的事情，是他在寫作《追尋現代中國》時，希望我和另外一位同學Michael Lestz（李文璽）同時做一本晚明以來社會經濟文化方面的參考資料集，把中文文獻的原始資料翻譯成英文。他希望我們能夠配合他寫中國近代的通史，參考文獻集也可以作為輔助教材。我們師生一起合作了十年，他的這本《追尋現代中國》也參考了我們的文獻翻譯，增訂了三版。我們這個合作項目，成了英美中國近代史教學最通行的教材，他從合作中有所吸收，我們也得到歷史撰述的感悟，是一個師生之間的良性交流。

新京報：魏斐德、孔飛力和史景遷在第三代漢學家中被視為「漢學三傑」，他們做的工作其實某種意義上是「反叛」由前代漢學家塑造的歷史研究範式。史景遷在三人中最突出的也是最被人稱道的一點就是文筆和敘事。你在接受的採訪中也多次提及他幫你潤色文稿的經歷。但對敘事和歷史想象力的重視，也常常使得史景遷遭受批評。你會怎麼理解「敘事」在他作品中的作用？以及，你會如何看待「文筆」和這種歷史的想象力，在歷史寫作中的位置？

鄭培凱：我覺得這本來並不是一個問題。好的歷史寫作，本身就包含對歷史的宏觀理解，還要有駕馭歷史材料與認識的能力，因此文筆的表達也就反映了思想的通透。中國歷來最好的歷史學家，沒有一個是文筆很差，只會堆砌材料的。司馬遷文筆差嗎？司馬光文筆差嗎？雖說漢學三傑里好像史景遷最以文筆為長，但其實三個人的文筆都是頂尖的。尤其是孔飛力，文筆非常好。他寫《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那本書，使用了許多新造的名詞以表達糾纏的概念，讓人感到他的文字非常艱澀彆扭，但是他是有意為之，目的是為了符合他的理論架構。可是他寫《叫魂》，文筆就十分流暢，敘事也很生動。我在哈佛做博士後研究之後，還在費正清中心做了七年的研究，和孔飛力很熟，知道他文筆很好，而且擅長使用Gilbert and Sullivan的文體，寫作一些詼諧的押韻體詩歌。魏斐德的文筆也屬上乘，雖然不像他老師列文森那樣遨遊天際，卻也得心應手，清通流暢。這三位史家都是極為聰明用功的人物，對西方的人文經典、文學、歷史著作都非常熟悉，處理歷史素材都有宏觀的見識，可以信手拈來，表述得清楚明白。

鄭培凱：其實爭議倒也沒有很多，主要是環繞着《康熙自畫像》與《王氏之死》這兩本書，有人讀不習慣。即使有人不習慣，這兩本書在歐美的接受度一開始就不錯，而且啟發性很強。他寫的《王氏之死》，引發了個別的質疑，認為書里有很多「意識流」的東西，與傳統學界歷史著述的模式不同，算是誰的意識展現呢？是王氏的，還是蒲松齡的，還是史景遷的？今天看來，這些質疑未免膠柱鼓瑟，拿自己按部就班的寫作方式來質疑充滿創意的撰寫方式。這本書包含了很多文學式的想象，展現的是清代社會環境的意識空間，這種寫法在法國年鑑學派的很多學者那裡也有體現，只能說是歷史寫作方式不同。它給我們看待歷史提供了多元的可能和想象的空間。這是一種值得肯定的探索，而且過了幾十年之後，在歐美的史學界還得到熱烈的稱頌。

新京報：你主編過史景遷的作品集。剛剛提到，史景遷的很多書，聚焦的其實都是歷史中往往被忽略的「個體」，比如王氏，再比如之前少有人關注的曹寅。但同時，如你前面所述，我們也能看到支撐他寫小人物的那種大的歷史視野，尤其是一種文化的、全球的視野。微觀個體和宏大背景之間的平衡和穿梭，對於歷史學者來說是一個難題。你覺得在他的作品裡，他是如何處理這種平衡的？可否舉一些例子？

鄭培凱：史景遷最負盛名的一些作品，如《王氏之死》《胡若望的疑問》，確實寫的是那些大家不太注意到的人物。但是，他寫的康熙、洪秀全，卻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他寫這些歷史名人，不是以傳統傳記的方式來寫，他關注的問題是很獨到的。他寫康熙和曹寅，是想通過皇帝與包衣的特殊關係，探討中央和地方之間的信息交流以及帝國治理的問題。《王氏之死》是一個平民百姓的故事，但是它背後反映了清代的社會風貌、道德倫理等很重要的問題。

我覺得史景遷結合微觀的個例和宏觀的歷史視野，能夠結合得好，很重要的還是依靠組織史料的細針密線以及高超流暢的敘事本領。把一個故事講順暢通透，歷史人物與事件就能在微觀和宏觀的結合方面做得很好。他經常跟我說的就是，你儘量要看得大，但是不要把題目做得大，要看全球史的大環境，但是要關注具體的人的生命經歷，以及他身處的具體的歷史語境，把這個故事講精彩。我覺得他的提示，很像我們平常說的「大處着眼，小處着手」，才得以見微知著。

新京報：不管是美國還是中國，接受史景遷的作品其實都花了一些時間。你主編的這套作品集幫助我們全面地理解他對於歷史的看法。你覺得主編這套書，最大的困難是什麼？

鄭培凱：在我主編這套書前，史景遷的書在中國也已經有幾個不同的譯本。包括我自己的這個版本在內，譯文的文采都和史景遷的原文有一定的差距。我個人還是強烈建議，如果大家要深入理解他的歷史寫作風格，還是應該多看看原文。尤其是看他在原文裡面如何處理繁複的歷史描寫。文辭表達是和思維聯繫在一起的，想得通透了，表達才可能流暢，再達到優美。多推敲他的表達，其實也能體會他思考的細密。

新京報：我們知道，美國的漢學研究，起初有着非常現實主義的目的，與美國對華政策也高度相關。對於每一代漢學家而言，他們心中可能都有一個對中國獨特的看法。史景遷起初本來想做世界史，但後來轉向了中國史，他自身的研究背景也是中西合璧的。在你看來，「中國」在他的思想中有一個怎樣的位置？

鄭培凱：史景遷研究中國歷史比較晚，是到耶魯以後才正式決定的。以前，中國歷史是他的興趣。他受到很多學者的影響，像費正清、芮沃壽、芮瑪麗，以及大家經常提到的房兆楹。但是，也不要忘了他在耶魯大學其他領域的同事，如Harold Bloom（哈羅德·布魯姆）與他的關係就很好。他對中國的歷史有一種特殊的感情，是在中國歷史人物中發現「人」的通性，發現普遍性中的特殊性。我覺得，這也是中國歷史文化最吸引他的地方。中國在他的思考中，主要不是「政治的中國」——雖然美國政府有時會諮詢他的意見，希望他提供一些能起到現實作用的觀點，但他研究中國的出發點是很純粹的，就是希望理解中國的歷史，書寫和記錄中國的歷史。直接聯繫到美國對華政策的問題，他大概不會提出具體意見，那是研究當代中國政治、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的範疇。

我認為一個好的史家，對歷史要有感情，不只是一種人之常情，還是一種穿越時間的同理心。史景遷在寫歷史的時候，他會對他筆下的個體、經歷、處境有一種情感的代入。我覺得我們當一個讀書人，最重要的就是對這些知識、歷史有一種發自內心的好奇和衝動，有情感的投入。沒有情感的投入，就只是在做一個機械的職業而已，就像香港人喜歡說的「打好呢（粵語音譯，實為「那」）份工」。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我覺得這可以拿來形容史景遷的歷史研究與著述。

本文為獨家原創文章。采寫：劉亞光；編輯：青青子；校對：陳荻雁。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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