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日本伊勢市的鳥居（類似牌坊的日本神社附屬建築，代表神域的入口，用於區分神棲息的神域和人類居住的世俗界。譯者注）。© Werner Forman—UIG/Getty Images

幾年前，由於手頭拮据，我在東京的娛樂區澀谷找了一份不同尋常的工作。我每天早上都要穿一件沾有前一班次工作人員汗水的燕尾服，使用假名字，裝扮成英國管家，為那些參觀位於米色大樓第五層的「城堡」的人（多為女性，偶爾也有男性）提供服務。

假定的情境是這些顧客均是「王公貴族」，他們沒有護照，卻來到了異國他鄉。通常情況下，他們都穿戴整齊，到達時會給他們一個按鈴以便召喚管家。作為一名管家，我的工作是帶領他們進入裝有窗簾的角落或布滿人造玫瑰的格子後面。我們通常在這些地方調情、聊天，而我通過引導他們點店裡的偽意大利菜和色彩鮮艷的雞尾酒來賺取佣金。

這是散布在城市中的數十種夢幻消遣之一。再往下幾層，男人們可以花錢與穿着學生制服的年輕女人約會。在其他地方還有戀物癖地下城。對於不太喜歡新鮮花樣的人來說，有可提供同床共枕服務的風俗店，這些店以20分鐘為單位計費。

「昨天馬跑了，我得抓住它們，」我坐在福米加餐桌旁用慢速英語或基礎日語說着這些話。戴着塑料頭飾的上班族透露可以在京都附近採摘蘑菇，而外地人則說名古屋有日本最正宗的味增湯。

我們期望所有客人都是一次性遊客——這反映在價格過高的食物以及以日本的嚴格標準來看很馬虎的服務上。但儘管如此，我們還是接待了一些忠實的常客。這些常客中有穿着童裝的中年婦女，她們小心翼翼地寫着不想長大的信；有「公主」卡農，她每周都會回來看她最喜歡的管家，有時會說起被虐待的事；也有「六先生」，因他曾經只有百分之六的體脂而得名；還有「王子」新一，他懷疑愛情，曾經在城堡的木地板上弄髒自己。

管家們很難成為合格的參謀（因為沒有人會說流利的日語）。但這座城堡有個重要的功能：它是一個自白室，遠離下面的大都市，對一些人來說是個可以消失的秘密世界。

最近，我看了一本講述成千上萬地消失的日本人的書，由此我想到了我在城堡里的短暫工作經歷以及顧客們分享的故事。一位名叫萊娜·莫格（Léna Mauger）的法國記者調查了「人間蒸發」現象。她在書籍簡介中稱，每年都有近十萬日本人消失得無影無蹤。

莫格說，許多人無法掙脫抑鬱症的困擾，無法去除上癮的惡習，無法擺脫不正當性行為的折磨，他們將自己封閉起來，與社會隔離。他們丟掉住所、工作和家庭，就像丟掉不要的衣服一樣；有時他們會更改姓名甚至換張臉。「這是無法真正談論的事情，但人們可以消失，因為在日本的社會之下還有另一個社會，」作者在新書採訪中如是說。

有一個故事是這樣的：一個名叫北弘（Norihiro）的工程師被解僱了，但他羞於告訴家裡人。每天早上，他都穿上襯衫，打上領帶，和妻子吻別，然後開車向辦公室方向駛去。但他無處可去，只得整天呆在車裡，有時熬到很晚才回家，讓人覺得他在和同事喝酒。

最終，由於拿不到工資，他無法繼續撒謊。他選擇了消失，遁入山谷區——一個已經從東京地圖上被抹去的隱秘又可恥的地方。莫格寫道：「出租車司機都不敢開進這片陰森之地。他們說，只有那些過得糟糕、無人記得的人才會去那裡。」

這個故事很吸引人。但早期調查顯示，許多日本人懷疑莫格文字的真實性。「我們大多數人（看到這個故事時）都覺得難以置信，」長期旅居日本的查爾斯·麥克吉爾頓（Charles McJilton）說。他所在的救濟組織「第二收穫」（Second Harvest）為山谷區的其他非營利組織提供食品援助。山谷區並不陰暗，還被公開稱作「東京最酷的貧民窟」。沒錯，「山谷」這個名字於1966年從地圖上被抹去，原屬於山谷的地理區域被併入幾個周邊地區，但這並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世界各地的市政當局一直都致力於抹除或重新命名不受歡迎的地區，以提高該地區的聲譽並吸引新的投資。

山谷從沒有得到過多少投資。該區域簡陋逼仄，僅橫跨幾個街區。窮困潦倒之人曾將其視為避難所，他們做着臨時工，不會被任何人問起。麥克吉爾頓於20世紀90年代初搬到那裡，彼時不斷更新的勞動法已不再允許這類臨時工種的存在，而如今此處已是廉價住房和經濟型餐館的聚集地。

麥克吉爾頓告訴《時代》周刊，莫格書中的部分內容「充其量只是無根據的想象」。

「沒有出口，無處可逃」

像其他國家一樣，隱秘世界是日本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在村上春樹的故事中，大象消失了，女人爬下梯子進入平行世界。在馬里奧遊戲中，這個所謂的水管工通過排水管擠進了滿是憤怒烏龜的冥界。日本票房最高的電影是《千與千尋》，是一部講述一個家庭被困在超自然世界的動畫片。

「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總會聽到這些神隱（kamikakushi）故事，」《時代》周刊聘請的翻譯馬霍（Maho）說（所謂「神隱」即「離奇消失」）。她又補充道：「消失的人總會帶着一些印記回來，以證明他們曾經被帶走過。」

這類寓言往往是超現實的、殘酷的。比如，有個故事提及，一個五歲的孩子在山裡失蹤，幾周後才回到家，肚子裡塞滿了小蝸牛。《遠野物語》（The Legends of Tono）中，人類學家柳田國男（Kunio Yanagida）記錄了女人們被怒目圓睜的山野人帶走的故事，以及女孩們被惡魔河童拖入深水的故事。他們生下的怪物被「砍成碎片，裝進小酒桶，埋在地下」。

然而，日本官方統計數據並未反映出盛行的消失文化。2015年，日本國家警察廳登記了約82,000名失蹤人員，截至年底，已找到約80,000人。其中只有23,000人的失蹤時間超過一周，約4,100人死亡。而在人口約為日本一半的英國，2015年有超過30萬通失蹤報案電話。

日本失蹤人員搜尋支援協會（MPS）是一個為失蹤者家屬提供援助的非營利組織，該組織認為官方公布的失蹤人員數明顯過低。協會網站稱：「實際未登記的失蹤人數估計有幾十萬。」

牛津大學日產研究所的日本社會學教授苅谷剛彥（Takehiko Kariya）解釋說，雖然每個國家都有人失蹤，但受某些因素影響，日本的失蹤現象可能更為普遍。他說，在過去的20年裡，學校已將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和個人表達能力納入教學範疇，但社會和職場環境卻沒有相應的改變。應屆畢業生可能會發現自己處於等級森嚴的辦公環境中，待遇並不比上世紀80年代的工薪族好。

此外，在日本經濟繁榮時期，紀律性和團隊精神是兩大優點，但這在20年來的經濟蕭條中已日益僵化。假期越來越短，工作時間越來越長，公司對個人的要求也越來越嚴格。2016年10月的政府白皮書顯示，超過20%的日本公司表示其員工每月加班時間達80多小時。這些情況使眾所周知的「過勞死」現象長期存在（官方稱每年約有200例過勞死案例，但某專家估計實際數字可能超過1萬）。

苅谷說：「人人互相注視。沒有出口，也無處可逃。」他補充道，與此同時，家庭和社區支助結構已經瓦解，「曾經以群體為導向的社會現在由相隔甚遠、個性化的人組成。獨居變得越來越普遍。人們非常孤獨。」

駐日本的資深記者傑克·阿德爾斯坦（Jake Adelstein）說，在這樣一種文化中，辭職被認為是可恥的，而消失是一個很有吸引力的選擇。他告訴《時代》周刊：「面對自殺、工作到死，或者乾脆消失並開始新生活的選擇，消失似乎是一個更好的選項。失蹤總比死亡好。」

但這些失蹤的人是誰呢？在一個租房、買手機或進日托中心都涉及複雜的官僚主義手續的國家，其2015年的數據顯示只有6235人露宿街頭，那些人間蒸發者究竟去了哪裡？

「我開着車，帶着狗，消失了」

人間蒸發者可能充滿神秘色彩，但滿足其需要的企業卻很常見。這些企業統稱為yonige-ya，即「夜逃商店」。商店網站上充斥着大同小異的照片，上面是整潔的會議室和穿戴整齊的員工。

20世紀90年代，一部名為《夜逃屋本鋪》（Yonigeya Hompo）的電視劇以虛構的「旭日東升」夜逃商店為主題展開。該劇的內容提要是：「需要幫助你管理財務嗎？你債台高築嗎？旭日東升正是你所需要的諮詢公司。採取權宜之計為時已晚？逃跑或自殺是唯一的出路？旭日東升可以給你幫助。白天，源氏正彥（Genji Masahiko）經營着一家聲譽良好的諮詢公司，晚上，該公司會幫助絕望的人尋找新生活。」

齋田美穗（Miho Saita）是現實生活中TS夜逃公司（soudan24.info/）的首席執行官，她在大樓林立的東京品川區的一家咖啡館與《時代》周刊記者會面。微弱的陽光透過窗戶灑在桌面上，商務人士聚在此處吃着三明治、吸着煙。

齋田脫掉外套，說起了當天早上她接到的一通奇怪電話。電話是一位驚慌失措的潛在女客戶打來的。她說小兒子一直睡不好覺，而她在製藥公司工作的丈夫一直在給孩子服用強效鎮靜藥，她擔心兒子受到傷害，或者是過量用藥。所以她來電諮詢齋田，她和兒子是否可以選擇直接消失。

46歲的齋田對策劃「個人消失案」並不陌生。她說，大約15年前，她躲去了沿海的神奈川縣以逃脫家暴她的丈夫，她邊說邊用美過甲的手指了自己臉上的傷疤，後來她在那裡開了幾家餐館。她說：「當時沒有法律保護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警方只能要求（施虐者）停止施暴。我就開着車，帶着狗，消失了。」

有時，整個團隊會一起策劃、安排客戶的失蹤，在夜深人靜時迅速清空其公寓。TS公司的單次服務費用在5萬日元（450美元）到30萬日元（2,600美元）之間，具體價格取決於客戶想帶着多少財物逃跑、要跑多遠，以及是否需要連夜出逃。若帶着孩子或者是逃避追債人，價格會更高。TS公司每天都會收到5到10個像齋田描述的那種諮詢。大多數人只是需要建議或法律諮詢，但TS公司稱每年會幫助100至150人消失。

TS公司的官網用日語強調，該公司會對每個失蹤請求進行專門考量，不會幫助那些涉及非法活動的人。然而，在外國人看來，TS公司和其他類似的公司似乎是披着合法的外衣來行非法之事。

例如，齋田說，為了幫助客戶消失， TS的22個分公司都可以簽訂虛假的手機號辦理合同，或將信件改寄到完全不相關的公寓中。在跟蹤案件中，該公司會徹查汽車和房屋以尋找竊聽器和跟蹤設備。

雖然TS是此類公司中規模最大的，但齋田聲稱，有許多這樣的公司在努力「填補」警察、婦女庇護所和社會公益機構留下的空白。評論家說，這一空白的出現，部分原因是警察無力防止家庭暴力的持續發生。直到2001年，日本才頒布了第一部家庭暴力法。《日本時報》報道，據2015年的官方統計數據，四分之一的日本女性遭受着配偶的虐待，該報道指出一些專家認為實際比例可能要高得多。齋田稱：「幾乎所有我的客戶都向警方報過案，但警方無法提供實際幫助。」

京都大學社會學教授伊藤公雄（Kimio Ito）曾就性別問題撰寫過幾本書。他告訴《時代》周刊，日本警方一直以來缺乏對家庭暴力的應對措施。然而，2010年警察廳的一項舉措——培訓警察干預家庭暴力案件，並提高女性警察在受害者諮詢中的作用——似乎取得了成效。警方通報的家暴案數量翻了一番，從2010年的34,000起增加到2016年的70,000起。伊藤說：「我認為，這些數據表明日本在家暴干預方面的工作正在改善。」

家庭暴力受害者約占TS客戶數量的20%。其他尋求夜逃公司幫助的原因包括來自債務、邪教、跟蹤者或壓迫性僱主的壓力。不過，偶爾也有一些人無緣無故想消失。齋田說：「當我們問你想去哪裡時，他們會說『我不知道，我只是想改變自己。我不屬於這裡。』他們正在尋找一個新地方，一個新世界。」

逃避賭債是很常見的失蹤原因。據彭博社統計，彈球館和老虎機是日本最廣泛的賭博形式，其2015年的收入超過了23.3萬億日元（合2030億美元）。這比拉斯維加斯、新加坡和澳門的總收入還要多，約占日本GDP的4%。還有一些其他騙局：普遍存在的金融擔保體系意味着人們可能會突然需要為他人的債務承擔責任；透支額度高得幾乎聞所未聞，因此那些受到金融衝擊的人要被迫借高利貸，甚至有時要向犯罪集團借貸。

尋求夜逃公司的幫助並不是想消失之人的唯一選擇。事實上，對於債務人來說，像齋田提供的那類秘密搬遷服務的費用通常是他們無法承受的。有些人寧願參照指南獨自行動。其中一本指南為《完美消失：重啟生活》（Perfect Vanishing: Reset Your Life），還有一本被譯為《消失完全手冊》（The Complete Manual of Disappearance），書封上寫着「拋棄悲慘的現實」。

「人是很容易被預測的」

既然有了專門幫助人們失蹤的行業，那隨之而來的是專門尋找失蹤者的行業。據警方統計，2015年日本共有5667家註冊偵探社。Hara是東京最大的偵探社之一，約有100名在冊偵探。

它在東京繁華的新宿區設立了一個不起眼的分店，店內並不像黑色電影所展現的那樣。首先，室內禁止吸煙。另外，諮詢的問題必須提前傳真過來。一個穿黑衣服的女人向我們鞠躬致意，並將我們帶到有人造盆栽和百葉窗的房間。隨後，她過來沏茶。

菊池正樹（Masashi Kikuchi）是一個有些害羞、濃眉大眼的偵探，他穿着一件細條紋衣服，眼睛裡布滿血絲，坐下來回答我們的問題。他說，作為一名私家偵探，所做的工作與他想象的不太一樣。大多數諮詢者都是尋找伴侶婚外情證據的人，或者是想窺探孩子的男朋友或女朋友的父母。

菊池說：「我原以為會像電視劇里那樣，我想幫助人們。我沒有意識到，這麼多的案件都是關於情愛之事的。」

然而，Hara公司約有五分之一的案件涉及失蹤人員。該公司專攻那些潛逃了10天至一個月的人。菊池說，大多數失蹤者都是在家庭關係破裂後消失的，但逃避無良公司或賭債的情況也很常見。他們通常會躲在彈球館和廉價旅館，直到被找到。他接手的案件中約有10%的人以自殺告終。

日本是經合組織成員國中自殺率高居第二梯隊的國家之一。儘管2015年日本自殺人數已降至25,000以下——近18年來的最低水平——但自殺仍然是22至44歲人群的主要死因。

雖然人間蒸發會讓當事人家屬承受不可思議的痛苦，但這至少使親人免於承擔其自殺帶來的巨大成本。除了承擔自殺者的債務外，親屬還可能要承擔昂貴的清理費用。例如，有人在某幢大廈內自殺或跳樓身亡，大廈管理部門會向家屬收取清潔費用。鐵路公司也會向跳站台自殺者的家屬收取因干擾列車正常運行而產生的費用。

菊池提供了一個文件夾，裡面收錄着已解決的案例。塑料夾頁里的偷拍照片顯示了失蹤者常去的一些地點：廉價旅館和網吧。這是失蹤者出現頻率最高的地方。有一張照片是一個中年男子站在空曠的高中校園裡。第二張是在棒球場。第三張是在動物園。菊池說：「人是很容易被預測的，那些想自殺的人會去曾經帶給他們最多快樂的地方。」

他補充說，大約20%的失蹤案件是無解的死胡同。「有時我們的偵探發現了某些線索，比如一輛被遺棄在垃圾場的車，但他們無法據此展開進一步的調查。他們無法判斷這個人是自殺了，還是故意設下了這樣的圈套，所以我們只能停止調查。」

「我還不是鬼」

就他們的存在而言，人間蒸發者在日本屬於被遺棄的群體。

在江戶時代的日本（大約從17世紀到19世紀中葉），穢多（eta，日本部落民的一種，日本傳統社會中被定義為的「賤民」，譯者注）從事平民百姓不齒的骯髒工作。此外還有一個更低的階層，即非人。這些人包括歌舞伎、妓女、猴子馴獸師，以及未經許可背井離鄉之人。非人不會被計入人口普查。法律不允許他們結婚或生孩子，即使他們真的有了孩子，這些孩子也不被認可，在社會上相當於不存在。無論是在地圖上或其他任何方面，他們破敗不堪的居所都從未被承認。

明治學院大學國際研究學院的社會人類學教授湯姆·吉爾（Tom Gill）說：「從江戶地圖上被抹去的廢棄居所和從東京地圖上被抹去的山谷區之間有着相似之處。這是假裝問題不存在的悠久傳統的沿襲。」

山谷區——莫格書中描寫的地方，也是許多人間蒸發者的預想目的地。該區在17世紀曾是個刑場，成千上萬的罪犯在那裡被斬首。可以肯定的是，它是日本僅存的幾個貧民區之一。與橫濱的小武町或大阪的蒲崎一樣，在日本經濟繁榮時期，山谷區也是數千名日本工人的家園：與重建日本經濟的白領相比，他們只是些無名小卒。這是一個人們可以靠臨時體力勞動過活的地方。偶爾也會有山谷區的居民攢錢回到主流社會的事例，但就像許多男性藍領階層一樣，酗酒、賭博和貧困的現象比比皆是，因此很少有人成功。

儘管這可能是它的過去，但如今的山谷區與其他任一個不起眼的東京郊區大差不差（即使略有誇大）。該區的血腥歷史在諸如「骨街」這樣的街道名中流傳下來。然而，除了市政廣場附近的一個破舊帳篷居點和人行道上零星的醉漢之外，並沒有失蹤者來此聚集。這裡只有常見的便利店、自助洗衣店、警察局和背包客旅館。

還有62歲的秋本（Akira）。他沐浴着陽光，在一個破舊的購物商場旁玩着填字遊戲，一邊喝着清酒一邊說：「這裡曾經是一個工人鎮，但現在是一個福利鎮。這裡沒有工作。他們沒有帶走任何人。」 他身邊有一個塑料袋，裡面裝着捐贈的食物。

秋本從袋子裡拿出一包薯片，他不認為自己是人間蒸發者，也不認識任何人間蒸發者。「我還不是鬼，」他笑着說。

然後他轉回報紙上的填字遊戲，撓撓額頭，定下心來破解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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