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在ISIS「首都」拉卡，一個平民視角的敘利亞戰爭是怎樣的？

# 敘利亞專題01

就在俄烏戰爭爆發這幾天，以色列又向大馬士革發動空襲。2011年至今，敘利亞的戰火從未消停。

科技商業作者

古文明&古典音樂愛好者

敘利亞十級研究員

一轉眼，敘利亞戰爭已經打了十年。

近年也陸續看了不少關於敘利亞的報道，大量東西方記者湧入政府區，或用偷渡方式進入反對派占領區，給出各種報道和局勢分析。

但，一個平民視角里的敘利亞戰爭究竟是怎樣的？在Raqqa長大的Marwan Hisham，在《Brothers of the Gun》一書中，記錄了自己從幼年成長到2011-2016年間見證戰爭爆發，以及童年好友Nael和Tareq兩兄弟先後加入戰爭的經歷，向世界展示一個真實的Raqqa。

當你屬於少數派，你能改變什麼？

在Raqqa長大的Marwan，考入阿勒頗大學，如願讀上了自己喜愛的英語文學專業，也慢慢開始形成自己的政治主張和辯證思考能力。

比如教義課都是以遜尼派為主，什葉派被視為反動。但Marwan知道自己的父親在起居室里還掛着黎巴嫩真主黨（Hezbollah）領導人Hassan Nasrallah的畫像；在經注課上，他會想，這些對古蘭經的解釋都是誰定的？憑什麼他們就是權威？

年少叛逆的Marwan，既痛恨壟斷的上層群體，也痛恨虔誠的底層群體。他認為，除了腐敗的專政之外，敘利亞止步不前的另一大原因就是教徒們的固步自封：太多人滿足於用宗教進行自我欺騙，活着就是為了拿到天堂的門票，此生不重要，更不會展開對宇宙科學、對人類精神的探索。

-Our people used religiosity as a tranquilizer. Some viewed technology as devilish, while others saw it only as a testament to the wonder of God’s creation, rather than the product of questing human minds.

2011年，當阿拉伯之春的浪潮席捲到敘利亞時，Marwan和童年好友Nael毫不猶豫加入了反對阿薩德政權的抗議。

很久以後，Marwan意識到，看似浩浩蕩蕩的抗議行動背後，自己在政治主張上其實只是少數派。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民，並不像他們這些年輕人一樣受過良好教育，擁有批判精神。更多人只想沿襲古老的教義，在穩定的政權之下求得溫飽。連Marwan的父親聽到「世俗主義」一詞，都會嗤之以鼻，因為這意味着凱末爾，也就意味着教徒們的壓迫者。

-Most Syrians were not politically well educated. How could they be, with the death grip Baathism had on education and with the margin the party left empty filled with loyalist clerics? People grew up loathing the word 「democracy」 without knowing its actual meaning. I once mentioned to my father that secularism was a necessary tool for progress. His face went red with rage. To him, 「secularism」 meant Atatürk—Turkey’s secular father— and thus the repression of religious people.

那些信誓旦旦要保護他們的西方政府，也不過是拿敘利亞作為贏得選票的籌碼，偶爾送來一點NGO和武器。

-The members of the world’s most independent parliaments would use us as backdrops to posture against—some drowning us in sugared pity, others demonizing us as terrorist imperialist proxy inconvenient fools. The strongest countries promised protection but gave us only NGOs, warlords, and guns.

先是經年累月的資源掠奪，後來又是無休止的轟炸，難怪西方國家難以贏得敘利亞人的信任。

-Always, the West comes here, posturing about the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 freedom, democracy, fair play. Always, they carve up our countries, steal our resources, bomb our cities—and then wonder why the sweet words they muttered while doing so don’t sound the same in our ears.

哪怕敘利亞人自己知道對陣的是革命者和反革命者、施虐者和受害者，但在西方世界的眼裡，這一切都可簡化為三個詞：「Syrians against Syrians.」 好像一切都是一場無事生非。

國內國外，Marwan這樣的年輕人，堪稱少數派中的少數派。面對宗教、政治、革命這些互相交織的難題，他們有心無力。

當你的革命被人截胡，你能做些什麼？

2012年3月，反抗者Ali al-Babinsi的死，像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引爆全國抗議浪潮。Raqqa也被喚醒了。政權試圖讓他們互相割席，但他們上街高喊：「We want freedom, Muslims, Christians, Druze, and Alawites.」「Not Muslim Brothers, not Salafifists. We want the regime to fall.」

從來感覺自己是「局外人」的Marwan，這一回，終於看到一個全新的Raqqa。他頭一回覺得：這是我的人民，這是我的城市。原本點頭之交的親朋好友，在共同目標之下，也瞬間變成親密戰友。

但這一切都不足以對抗政權。

在政府軍的轟炸之下，Raqqa人民躲入地下室，城中物價飛漲，人們需要排上幾小時長隊、花十倍價錢，還不一定能買到限時限量供應的麵包。

2012年12月，凜冬來臨，反對派攻占了Raqqa。需要說明一下，我們總是用「敘利亞自由軍」（Free Syrian Army，簡稱FSA）來描述敘利亞反政府勢力，但這個描述其實是個統稱而非確指。反對派並不是一股力量，而是好幾股不同的勢力，比如Nael所在的Ahrar al-Tabga，Aleppo附近的Liwa al-Tawhid，從Homs省發起的Farouq Battalions。

除了FSA之外，對抗政府軍的還有著名的努斯拉陣線（Jabhat al-Nusra）——從基地衍生出來的分支組織，也是Nael的弟弟Tareq後來加入的那一個，在FSA式微後成為主要反對軍。為了生存，FSA不惜與各路伊斯蘭主義者結盟，這也為一場革命的截胡寫下了註腳。

-Islamists didn’t have to exert much effort to hijack the revolution—it was easily given up by the politically uneducated crowds who had started it. Now it was an arena of jihad, divided into halves, with believers versus unbelievers on one side, and nationalist-believers versus takfiri-mercenaries on the other.

隨後， ISIS正式入局敘利亞，成為攪局者。在目標清晰、執行力強、有穩定武器裝備資金來源的ISIS面前，反對派顯得一盤散沙，不堪一擊。

-Each armed group would blame the others for ISIS’s victory. It was easier to weave tales of cowardice, conspiracy, and betrayal than to learn from their own disunity and poor planning.

2013年，ISIS占領了Raqqa，並宣布Raqqa為「首都」。於是，混戰開始：政府軍打反對派和ISIS，反對派打政府軍、庫爾德和ISIS，ISIS打所有人。

2014年開始，敘利亞戰爭已完全超越了內戰範疇，變成了真正意義上的「代理人之戰」（proxy war）：政府軍背後是俄羅斯、黎巴嫩真主黨、伊朗的支援；反對派背後是土耳其、沙特、卡塔爾、其他非ISIS的伊斯蘭主義者的贊助；庫爾德人背後是美國、法國等支持；ISIS背後，則是來自各個國家的極端宗教勢力的直接參與，他們從伊拉克、沙特、埃及甚至更遠的東歐、西歐地區籌集資金和人力，趕赴敘利亞加入所謂的聖戰。

Nael死在了前線，來自Division 17的炮火中。

截胡的人，究竟截走了什麼？他們截走的不僅是革命本身，還截走了敘利亞人對抗的希望和勇氣，更截走了敘利亞人的身份。

當你處於風暴眼，你能說些什麼？

作為ISIS「首都」，Raqqa成了風暴眼。雖然一開始看來，整個城市並無明顯異樣。

相比反對派的「作秀」，ISIS的一舉一動背後才是真正的暴力機器。他們全面侵入到人們生活的各個角落：禁止吸煙，焚燒書籍和樂器，女性不僅要頭戴niqab還要穿及地罩袍abaya。他們對所謂違背教義的人和「共謀者」當眾處以極刑，還把基督教堂改成伊斯蘭教場所，播放戰鬥和自殺行動的視頻，以招募新戰士。

一直以來，Marwan雖然沒有親自上戰場，但也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抗爭。他用早年熟練掌握的英語發推特，向外界傳達這裡的情況。ISIS統治下的Raqqa，上網越來越難，迫不得已的Marwan找到了新商機：把叔叔留下的藝術咖啡館變成Internet café。

借着開咖啡館的機會，Marwan不僅滿足了自己的上網需求，還接觸到了來自各個國家的形形色色的聖戰分子——他們也必須來這裡才能跟遠在異國的家人朋友保持聯絡。於是，Marwan一邊靠着給聖戰分子們創建賬號、賣流量賺錢，一邊也忙裡偷閒在自己的推特時間線里，瀏覽聖戰分子、反抗者、激進分子和記者們的訊息。

我們總以為風暴眼中的人會了解第一手信息，但當你陷入戰局、忙於藏身、網絡被切斷、真假消息滿天飛時，你甚至很難知道親朋好友和其他地區的狀況，更不知道戰事背後的國際關係博弈或僵持到了什麼地步。靠着親眼所見和各路消息源的綜合，Marwan才逐漸拼湊出一個全局畫面。他發出這樣一句靈魂拷問：

外界對敘利亞的認知，也沒有清晰到哪裡去。

那些不懂阿拉伯語的人、從未涉足ISIS領土的人、一年前都還沒聽說過敘利亞的人，都敢在敘利亞問題上發表「高見」。當然，其中不乏相關利益國宣傳機器借題發揮，甩鍋敵對勢力；也不乏自媒體煽動情緒，賺取流量。加上敘利亞政府軍、FSA、非FSA反對派、ISIS之間的互潑髒水，多重矛盾的敘事之下，敘利亞的真相越發撲朔迷離。

外界都以為Raqqa是ISIS的大本營，城中居民都是恐怖分子，殊不知他們也是受害者，除了要忍受ISIS的入侵，還要忍受無止境的轟炸。

Marwan說，西方國家政府用轟炸的方式判了Raqqa的死刑，但活躍在Raqqa的大部分恐怖分子並非本地人，而是來自其他阿拉伯國家以及歐洲、美國、俄羅斯，他們甚至在來敘利亞之前已在當地政府的watch lists上，那麼為什麼他們還能成功飛到土耳其、進入敘利亞呢？Raqqa人又憑什麼要為西方國家的恐怖活動負責？

這明明已經不是一場敘利亞人的戰爭。

整個Raqqa唯一的英文推特博主Marwan，開始與畫師Molly合作，用鏡頭記錄被占領的Raqqa，配上簡單的文字說明，交給Molly繪圖，發表在Vanity Fair雜誌上。2015年，在成功跑路到土耳其後，他還返回Raqqa繼續記者事業，冒着被ISIS發現和被以間諜罪處決的風險，為 The New York Times和Foreign Policy寫稿。

無數war junkie來加他的推特，大批記者邀請他接受採訪。但他並不想出風頭，不想通過譴責ISIS的方式成為社交網絡的寵兒。

當你的聲音無人在意，為什麼還要記錄？

全世界那麼多關注敘利亞的人，有多少是真的在乎呢？有的是利益相關者，有的忙不迭選擇政治站邊，還有的熱衷於通過敘利亞來印證自己的既有觀點，比如「ISIS就是窮凶極惡」，「美國就是幕後推手」，「歐洲要想清除恐怖活動，就要從源頭消滅」。

拋開對錯不談，這些站邊與觀點，跟敘利亞本土人民有多大關係？有多少人能超越政治立場，站在人性那一邊？那些反戰的聲音，又有多少能落實為行動，帶來實際改變？

在阿勒頗被反對派審訊時，Marwan也被問到這個問題：「你覺得你拍的照片能帶來什麼改變嗎？你覺得世界看不到嗎？你覺得他們在乎嗎？」Marwan書中的這幾句話很戳中我：

在敘利亞複雜的連年戰爭中，要想堅持下去，就不能一直care。只有適當的關閉情緒，才不至於崩潰。記錄是一種找回自己的方式。記錄本身，改變不了什麼。但在記錄的過程中，你可以重新建立自己的體系；在建立體系的過程中，你可以找到活下去的意義。

Clarissa Ward在《On All Fronts》一書中曾提到，在敘利亞，好像一切生命都更加鮮活。這句話在我心裡迴蕩很久。

現在對比來看，我想或許一方面是因為生命與死亡的對比過於鮮明；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這裡，政治、宗教、經濟，一切你曾經堅定不移相信的體系都在崩塌，從形而下到形而上都是一片廢墟，但也正因為這種瓦解，你不必再拘泥於曾經的體系，你可以在混沌的縫隙中找到一絲機會，遵循自己的意志，在廢墟上重建身份。今天的第一、第二世界，都未必能有這樣的機會。而這個重建本身，就是生命力的展現。

這本書最可貴之處，也正是Marwan在重建過程中呈現的思考火花。

比如，在探訪摩蘇爾的時候，他發現那裡的人覺得在ISIS統治下很有安全感，無論是曾經支持薩達姆的人，還是支持庫爾德人民兵組織（Peshmerga）的人，因為「對未知的恐懼讓他們保持團結」。

對於宗教派系之間的鬥爭，他說，每個派系都認為其他派系搶奪了自己的身份，每個派系都覺得這個身份不能包容其他派系的人，只有自己才是最佳代表者和繼承者。

對於ISIS的暴行，他會從歷史角度進行反思：我們的歷史書就是一本血淚史，我們為勝利者鍍金，為他們曾經的恐怖活動辯護，ISIS跟他們真的有多麼不同嗎？「暴力—讚頌暴力—壓迫—反抗」，這難道不是一個全球性的循環？

Marwan說，敘利亞的損失，不僅是百萬平民的生命，更重要的是他們失去了自己的身份。他們越迫切地想要找回自己種族、宗教、部落身份，就越是無可避免地跟戰爭綁在一起。

-Syria’s real loss wasn’t the millions of displaced civilians, nor the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asualties. It was the practical side of identity, real or fake. That illusory identity, bounded by a line drawn on paper, was never really shared but instead was enforced by the de facto world system. Later, the more certain you were of your 「real,」 which is to say nonnational ethnic, religious, or tribal, identity, the more you reflexively clung to the war. And war is an ugly word.

2016年，Marwan決定徹底離開，移居土耳其。諷刺的是，最終促使他離開的，不是每日的轟炸，不是戰爭的兇殘，而是ISIS統治下的人們已經開始互相猜忌，互相舉報，而Marwan害怕自己最終會變成他們的一員。

本書最後，凌晨四點的伊斯坦布爾，Marwan在小巷裡數酒瓶。而敘利亞的戰爭，依然持續至今。

-To Be Continu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