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theLivings - 一份上海自救備忘錄 | 人間 · 2022年的上海春天－鑽石舞台

團購群流行的是一種新的購物邏輯：沒有其他的數字可選，只有「買」和「不買」2個選項。

配圖 |《在一起》劇照

2022年的上海春天丨連載

4月18日0點01分，張宛清準時在朋友圈調侃：「慶祝小區坐完一個月子，迎接下一個月子。」

從3月17日封控算起，南新三村通往外界的大門，已經被居委會和保安輪流看守了1個月，至今沒有任何鬆動的跡象。

封控的傳聞，早在3月15日就蔓延到了居民群里。張宛清剛開始沒當回事——上海的防控一向為人稱道，過去兩年，這座位於浦東北蔡鎮的城中村也從未受到過疫情的侵擾。直到越來越多的消息襲來，說周圍有確診病例，說附近小區陸續被封，張宛清的神經才稍稍有些緊繃。

當晚8點，張宛清匆忙趕到社區超市，平日只有零星顧客的收銀窗口前已經蓄起了長隊，再往裡走，蔬菜與肉類的貨架空了，想來大家都陸續聽到風聲，在囤物資了，「至少要挨夠14天」——按照規定，連續14天沒有新增病例與無症狀感染者，小區方能解封。張宛清採購了能儲存久一些的速食水餃、餛飩以及凍肉，蔬菜的保鮮期短，她盤點着每餐用量，只買了大概維持2周的量。

但後面1個月，事態遠超過人們的預料，新增病例的曲線一路走高，解封的日子也隨之一延再延，最終與27日上海官方發布的「浦東、浦西將分批封控」的措施撞到一起。「全域靜態管理」中，原有的供需平衡悄然搖晃：居民無法外出採購，只能消耗存糧；點開外賣平台，商家是清一色淺灰的「休息中」。張宛清只在剛封控的那幾天，通過跑腿小哥代購到了1次蔬菜。

一江之隔的浦西，情況大抵相似。

住在寶山的王玉玲看到封控的消息時，參照「4月1日至5日」的封控日期，採購了能維持1周左右的食物。5天時間很快過去，冰箱裡原本小山似的物資一天天變薄，她的焦慮也在一層層累積。

和2000多萬被封控在家中的上海居民一樣，王玉玲也開始把「5:30起床加購，6：00正式搶菜」加入了日程。常用的電商APP在這場疫情中幾乎都失靈了，還能保持運轉的屈指可數：5點半是叮咚，6點是美團，8點是盒馬。精確到秒的鬧鐘一響，王玉玲就在提前加載好的購物車頁面上飛速點按付款按鍵，與網速和後端較勁。

肌肉記憶偶爾會讓她想起之前搶茅台酒的場景：食指低起輕落，猛烈地在屏幕上戳動，好像那不是手指，是打樁機的樁錘，「噠噠」砸了半天，樁子一寸沒進。可搶茅台和搶菜有着本質的區別，「茅台酒轉手能賺1000塊，但菜不一樣啊，這是命」。她不清楚同時搶菜的人數具體有多少，只知道全城的人都在競爭這有限的份數。

手機屏上，先搶光的是蔬菜，接着是肉類，隨着「商品售罄」彈窗的不斷跳出，購物車裡的付款金額也從200多瞬間變為100多，再變為50多、40多，那紅色數字的跳動有些觸目驚心。

趕在數字扣完之前，付款的按鍵終於有反應了。連着10個早晨，只有兩三次有點收穫，少的時候，搶到的食物頂多讓一家三口改善一頓伙食。後來王玉玲刷新聞，看到有人搶菜時甚至動用了筋膜槍點屏幕，依然一無所獲。

封控中，社區爭取到的免費物資成了居民們生活的重要保障。但這份保障並不總是穩定而及時。

4月1日後，在浦東的張宛清總共收到3次物資，按戶發放的蔬菜包與食用油，以及按人發放的連花清瘟膠囊。蔬菜包的品種不算單調，萵苣、土豆、捲心菜、胡蘿蔔，只是分量遠遠無法匹配封控的時長，攤到一家三口人的身上，至多能吃兩天。連花清瘟膠囊的量倒是足夠，送來時，工作人員還特意叮囑：「別亂吃。」

王玉玲則是在4月9日收到了社區送來的第一批蔬菜和熟肉，分量不輕，這讓她稍稍從網絡流傳的小道消息中抽出神，心安了一些。她當時想象不到，一橋之外，隔壁樓的居民分到的物資數量，跟自己家有如天壤。

收到第四批蔬菜的那天夜裡，微信群里突然有人詢問「二居」發放物資的照片，說是要「投訴居委會」，二居的居民好奇地問：「居委會（物資）發得這麼好，投訴人家幹嘛？」

一聊，誤會才解開——那個鄰居要投訴的是「一居」。王玉玲的小區，被一條小河分割成東西片區，由兩個居委會分管。封控至今，一居的居民連片綠葉菜都沒見過，只能隔河遙望王玉玲他們二居這邊的豐盈物資。找居委會討說法時，工作人員先是說「忙忘了」，後來統一口徑，乾脆讓他們直接「打電話找市里」。

在封控中的上海，這種近在咫尺的待遇差距並不是偶然現象，人們很難預測到誰會被放置在運氣天平較重的那一端——至少，楊浦區某街道的「250弄」並不在候選名單內——居家半個月，除了連花清瘟膠囊，住在這裡的楊維昕只收到1袋米和1個蔬菜包，裡面包括2個土豆、3根胡蘿蔔、1顆生菜、1塊醬肉。

對照朋友收到的物資，楊維昕暗暗嘲道：這就像是隔壁「300弄」遺留下來的邊角料——每隔幾天，那邊弄堂的居民就會收到一批厚實的蔬菜，再後來，伙食條件進一步改善，連水果也有了。

她忍不住自我叩問：兩個小區緊挨着，封控的措施同享，為什麼待遇不能同步？隔天，群里陸續傳出「隔壁住了某位副局」的流言，這股憤懣終於降了下來。再後來，她偶然看到一條新聞播報，說隔壁另一個小區的蔬菜包，在社區囤到腐爛也沒有分發給居民。

物資的極端，催生出了一條互幫互助的自救之路。

忘了從哪天開始，張宛清的工作群中陸續跳出了「團長」這個詞。當時同事們興沖沖地討論，說小區裡有人帶領他們團購到了口糧，張宛清在自己的鄰居群也同步看到了團購消息，才知道小區早有了「團長」。

她翻閱着幾個團購群，東西的價格大致比封控前翻了一番。但特殊時期，價格在人購物偏好中的支配地位早已被無限淡化，團購群流行的是一種新的購物邏輯：蔬菜、肉食的品類很少，且被固定組合在蔬菜包、套餐肉里，很難有個人化的選擇；雞蛋每份30個，香蕉每份18斤，沒有其他的數字可選，只有「買」和「不買」2個選項。

即便想把錢花出去，也要看團購群的鄰居們能不能合力接起這條長龍——通常情況，超過30人報名，老闆就會送貨上門，但也有商品的起送份額被定到了50甚至100，人數不夠就只能「流團」。

參與了幾次團購後，機緣巧合下，張宛清也中途「上車」，當了一次「團長」。那是4月8日，封控在家的第20天，樓上鄰居把張宛清拉進了一個「買肉群」，接龍名單里很快就排滿了30個電話與門牌號。起送份額是達到了，可老闆呼喚對接的「團長」時，群里200多號人卻沒一句回應。

社區的幾名工作人員如今已經很難撐起整個小區的正常運轉，居委會已經把部分權力與責任讓渡給了「團長」：發起團購的人，要擔負起團購的整個流程，包括查驗商家資質、在群里發起接龍、與商家對接物資、對貨物進行消殺、核對居民名單、完成所有分發工作。

團購期間出現任何問題，皆由「團長」負責，所有居民確認「貨物無誤」的那一刻，「團長」的使命才算結束，不再有義務去照管群里後續的接龍。這份「團長責任制」，成了居民們的共識。

看到剛剛還在熱火朝天接龍的群里瞬間變成了老闆一人的專場，張宛清主動發消息給老闆，攬下了「團長」這個任務。前期工作已經安排妥當，只剩對接和分發物資，這點，她有經驗。

小區第二次封控時，張宛清報名成了社區志願者，每晚工作結束後就到小區門口的快遞櫃對接物資，再按照名單分發給前來拿貨的鄰居。快遞櫃裡有在叮咚搶到的蔬菜，有跑腿小哥送來的個人物品，也有一些企業給員工送來的慰問品。

平日不常見的混亂會在此時顯現。有天，一位老大爺來到快遞櫃前徘徊了半天，看準了1號樓牌下的香煙，抬手就要拿走。張宛清剛核對完上一位取貨人的信息，留意到大爺的動作，立刻趕了過去，提示要對照完門牌號才能把貨拿給他。這位老大爺住在11號樓，明顯不是煙的主人，卻出奇固執，嚷嚷着：「這就是我的香煙，利群的，不用看了！」

張宛清沒鬆手，堅持要給跑腿小哥以及1號樓住戶打電話確認，纏鬥了一會兒，老大爺才知道他買的香煙還在路上，又等了很久，終於拿到了貨。

「一定要堅持，不怕得罪人，如果讓大爺把香煙拿走了，真正的主人找上門來怎麼辦？」

豬肉送到的那天，訂貨的鄰居們隔着2米間距自覺排起隊——隔天一做的核酸檢測，讓他們對排隊輕車熟路了。張宛清一邊核對信息欄里的手機號、樓牌號與付款截圖交接貨物，一邊照管着幾十份物資，防止被人順走。

有個男人看到豬肉來了，瞥了眼隊伍，徑直走過來就要先拿走他的那份。張宛清見狀大喝一聲：「你給我放下，去後面排隊！如果肉丟了我負責，但你不排隊直接拿走肉，如果別人肉丟了，你負責！」興許是被嚇到了，男人看了她一眼，乖乖加入了隊伍。

「也許有人會覺得鄰居之間用不着太嚴厲，但在這個時期恰恰是有必要的，因為很多人會不守秩序。」

以往的經驗提醒張宛清，秩序才能保障流程的無誤。這些經驗來自之前的愛好：作為「飯圈女孩」，她參加過很多次上海本地追星群組織的「周邊團購」以及「線下團建」。團購「愛豆」的立牌、海報等周邊，要經歷產品「數調（即數字調查，確認有購買意願的人數）」、工廠打樣、預售報名、接龍付款，隨後就是漫長的工期，待工廠把貨物送到，店主再逐條核對信息，寄出快遞，一套流程，比如今的團購食物要繁瑣得多。經歷過多番錘鍊，在如何控制人員報名以及分發、訂購物資上，張宛清極有心得。

如張宛清一樣，她在追星群里的多位群友，都擔起了各人所在小區「團長」的責任。封控中的上海市民，就這樣殊途同歸地走入了「互助」的隊伍，用各自專長為生活物資的傳遞輸送着一份力量。

作為一個媒體行業的從業者，王笠丹擅長在紛雜的信息中找到官方發布的貨物渠道，只有再三確定了商品資質以及送達時間後，她才敢在群里開團接龍。她見過有些群里剛說完團購的物資，還沒確定接龍人數與送達時間，就飛起了「紅包雨」。而那些80份起送的牛排、100份起送的西瓜吐司，達不到人數，付款又要挨個退回。

小區的陽性病例多，核酸連軸做，社區的固定志願者很難抽身前來運送物資。王笠丹提前在群里打好了招呼，徵集志願者——力氣大些，最好有「大白」的防護服，方便在小區門外卸貨，「如果沒有人當志願者，大家的東西都拿不下來」。

等到100多份雞蛋送來時，樓下已經徵集到了8位志願者，不乏有剛剛退休但身體硬朗的大叔。王笠丹負責查看名單核對手機號與接龍號，志願者們各自分工，有的維持隊伍秩序，以防聚集；有的看守物資，防止冒領；有的把物資分配好，拿給已經核實過信息的居民。

接龍表格里能看到每位訂購人的微信ID，字詞的組合方式很年輕，分發的時候，才知道很多是住在小區以外的子女為老年的父母訂購的。有些老人搞不懂團購的規則，王笠丹向他們一遍一遍詳細解釋，讓他們和子女通話，拿到核對所需的信息。

王笠丹也為60歲的父母以及80歲的外公外婆訂購過蔬菜，所以在面對小區里這些老人時，總會儘可能多分出些耐心。有些老人困在封控樓里，王笠丹就委託有防護服的志願者騎車送到樓下。一切遵循秩序，每人就能按時拿到物資。

「上海的『個性化』挺強的，封城之前其實根本就不需要發物資。」封控在家的第20天，王笠丹發了條朋友圈，思考最近的見聞，「上海這麼亂的原因，大概是一個基本靠市場經濟自己運轉的城市，突然集中統一化封閉管理後，跟2500多萬人的運行機制完全背道而馳。」

居民自發形成的團購，保障了人們的基礎生活來源，也在一定程度扳回了這種「背道而馳」。

但「團長」面臨的阻力，也在悄然生長着。

有天下樓，鄰居拉住周若然，悄悄給她看了聊天記錄截圖：有人指責「團長」們在疫情期間團購了一些「非生活必要物品」——無非是麵包之類的口糧——在2022年春天的上海，生活必要物品被局限為了「白飯」。

類似的勸阻，周若然早就在社區群里看到過，居委會反覆轉發一條視頻，視頻里，有人大聲喊話：「『團購』會造成陽性傳播！」

4月1日靜安區封控後，她見短期解封無望，在5日建了一個群，在社區群里吆喝，找志願者幫她一起團購。群里的人數從起初的5、6人，一點點積累到了現在的100多名。志願者的團隊建立起來後，周若然在6號找到居委會的人溝通相關事宜，對方沒通過好友申請，也自始至終沒作出回應。後來某位幹部拉進來了一位男士，自稱「柏哥」，說能找到車並且聯繫居委會，周若然就默認與他對接了。

柏哥進群後，從居委會處聯繫到供應商，在7日開了款「蔬菜盲盒」的套餐團購，總共有80份。才隔了一天，前一批「盲盒」還沒送到，他就又找到周若然，說要再開一個新的「蔬菜盲盒」團購，保證「當天能送到」。周若然仔細考量了一番，拒絕了他的要求——如果再「開團」，參與第一次團購的居民怎樣想？會不會有人中途「換團」，讓蔬菜包爛在「團長」手裡？

誰想，柏哥頗有領導做派地「教訓」周若然道：「你們跟着我的節奏，只需要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周若然被他的理直氣壯震得雲裡霧裡：「我們都是『幫忙』，怎麼變成了『工作』了？」

眼見群里的志願者們沒人附和他的要求，柏哥面上掛不住了，接連取消了此前發起的多個團購併且一一退款。這個舉動引起了眾怒，因為他的行為不僅是將志願者們之前的工作付之一炬，而且簡直是在拿小區居民們最基本的需求做籌碼逼人就範。

周若然和其他志願者們商量了一下，把柏哥從團購群里踢除了。

誰知這位「光杆司令」獨成一隊，又進了社區各群里開啟了團購——從他的做法來看，不像尋常的「團長」，更像來與周若然他們「競爭」的。周若然的小區是封控區，有志願者看到柏哥可以自由出入去超市採購物資。

4月10日，柏哥又在群里發起了個雞蛋的團購，說預計3天後到貨。長龍很快接起，訂單達成。沒多久，群里又進來一位水果店老闆，發起的同樣是「雞蛋團」，打包票說「隔天就能送到」。時間的對比擺在明面，有人等不及，取消了之前的訂單，轉而加入了這位水果店老闆發起的團購。

鄰居們中途反悔導致的損失只能落到「團長」柏哥自己身上。3天後，他把沒人要的30多盒雞蛋領回了家裡，堆在地上，拍了照片，和封控後物資緊缺的狀態對比，仿佛兩個極端。這些雞蛋大概要花費1300元。

| 柏哥砸在自己手裡的雞蛋（受訪者供圖）

可又過了幾天，柏哥在群里又發起了新一輪團購：藍莓，數量10份，價格30元。

團購向來只有「起送份額」，何時開始「封頂」了呢？周若然對比了同規格藍莓目前的售價，發現每份藍莓至少能給柏哥帶來一半的差價。可令人驚奇的是，當周若然與別的志願者對這個價格提出質疑時，還沒等柏哥回答，許多鄰居就站出來替他擋了回去，話術很統一：「你看他多累啊，天天送貨上門，把東西放在我們家門口。」居民們又反過來指責志願者們，問為什麼不能把團購物資搬到門口。

面對這些質疑，周若然不禁啞口無言：「封控期間本身就不應該過多接觸，我們也怕交叉感染，你想想，志願者也有家庭，如果陽性了怎麼辦？」還有另一層很客觀的原因：在這次上海的封控中，每個社區的「團長」與志願者群體裡，成員絕大多數都是女性（有人估算比例在80%以上），周若然的志願者團隊裡，只有兩位中年男性志願者，他們逐棟把貨物送到樓道，就已經很不容易了。

「他就好像在『內卷』，為了獲得大家的個人崇拜。」

種種「阻力」交疊在一起，一些志願者陸續退群了，周若然和其他人聊了聊，堅持了下來。

在朋友的群里，周若然也了解到了其他小區團購的種種失序：有人在群里開團，湊足名額拿到貨後，又聯繫接龍的居民假稱貨不夠了，退款後轉手就把扣下來的貨物拉去擺攤，高價賣給不會使用智能機團購的老年人，還有人花70元從「團長」這裡拿走2盒雞蛋，回過頭就以120元的價格賣給了老阿姨。

團購在一些個人化、精確化的需求面前有明顯的短板。在團購群里，王玉玲看到過有「煮夫」在求做飯的調料，「寶媽」在求孩子的零食，還有女性在詢問「哪位姐妹手裡有多餘的衛生巾」。這些「最大公約數」以外的需求，很難徵集齊商家敲定的起送份額，只能在居民群里採取一種原始的「以物易物」的方式解決。

封控後，王玉玲看到一位媒體朋友在朋友圈訴苦：「好幾天沒有吃香蕉了，看到別人吃，感覺自己就像好久沒有見到香蕉的大猩猩。」王玉玲在團購群里看到過有人用蔥換蒜，她便有預感到香蕉會在封控生活中派上用場。於是，當群里有人「開團」時，她就訂購了一份香蕉，108元，18斤。

如她預料，隨後幾天，香蕉等水果真的成了「以物易物」中的「硬通貨」。她在群里發了消息後，立刻有三四個鄰居找了上來，其中有個大叔說家裡的小孩子想吃香蕉，願意用家裡任何東西來換，最終倆人商量，3個番茄換3個香蕉。另一個「硬通貨」是可樂，王玉玲觀察着群里大夥的「換物」信息，又在團購時囤了一箱。

團購群里的接龍時時在進行，而這樣原始的交換方式，也杜絕了單批物資的囤積，讓沒有來得及「參團」的居民獲得了想要的物資。一來一往中，人與人之間的社交被重拾起來。

王玉玲家對門住着一位獨居的老奶奶，留着短髮，每次總穿着一件紅色毛衣，腿腳有些不方便，孩子都在附近小區。有次小區做核酸，王玉玲做志願者，看到了這位老奶奶的信息，才曉得她已經83歲，是江蘇人。拿物資時需要簽名，老奶奶的手顫顫巍巍地在紙上留下3個繁體字，讓王玉玲印象深刻。

王玉玲和舍友後來給老奶奶送去了幾根香蕉，回來後沒過一會兒，傳來了敲門聲，她以為是通知下樓做核酸，打開門，卻是對門老奶奶給她們端來了一碗煮花生。王玉玲有些感動。老年人群體，即使在特殊時期，也不願意過多麻煩旁人，但總能維持着這份古老的體面。

基礎的溫飽得到解決後，楊維昕所在的居民群里有人說想吃炸雞和蛋糕了，話題一出，其他人也加入進來。

楊維昕瀏覽着討論，共情很快支配了思考。她從隔壁小區前兩天訂過肯德基的朋友那裡要來了一份楊浦區所有肯德基門店的電話，挨個確認，終於聯繫上了一個能送貨上門的門店。官方套餐里有3塊原味雞、6塊雞翅、9塊無骨雞，總價108元，和平日裡持平。後來楊維昕才知道，在「黃牛」的手裡，這個套餐已經漲到了200元一份，而如果找跑腿小哥代購，另付最低300元的「跑腿費」。

以原價為小區裡的120戶居民團到了炸雞後，楊維昕直觀感受到了周圍鄰居們的變化。封控前，她和小區裡的人彼此不相識，如今，她好像成為了小區最受歡迎的人物之一。楊維昕點慣了外賣，連着吃了幾天的黃瓜炒雞蛋，鄰居阿姨得知後，每天會給她送來一份熱菜湯。

|受訪者供圖

4月14日晚，有人在群里尋起一味藥物：氯硝安定片。家裡老人驚恐發作，急需藥物控制，但去醫院配藥需出示48小時以內核酸陰性證明。小區連續5天沒做核酸檢測了，按照流程，要先到社區申請出門證，隔天核酸結果出來，再開一次出門證，才能去醫院拿到藥。

病情怎麼能等呢。楊維昕3年前確診過焦慮症，知道它的嚴重性。驚恐一般被醫生視為焦慮的「高級階段」，發作時會胸悶、發抖、呼吸困難。類似精神類疾病的藥物只在醫院或者精神衛生中心能開，每次藥量至多1個月，然後醫生會根據患者去醫院複診時的狀態出具新的處方。即使同是焦慮者患者，服用的藥物也不同。封控後，楊維昕趕在快遞停止運轉前收到了朋友托關係找來的藥，可卻不適用於鄰居家的老人。

她在群里一問，才發現小區里患有焦慮者的人居然不少。大家各自把藥物的名稱、信息拍了下來發在群里，有在醫院工作的則幫着甄別哪種是適合老人。最終，他們從另一位患有驚恐症的老人那裡拿到了藥，全程不過20分鐘

楊維昕和朋友談起這個「虛驚一場」的經歷時，朋友說，他的親戚前兩天哮喘發作，沒辦法就醫，去世了，剛50歲。楊維昕不知道說什麼，只覺得心口一陣堵。

突如其來且不知何時能結束的封控，落實到每個人身上，都產生着不同的反應。

王玉玲和兩個女生合租，其中一個本來早早和男友定好了雙方見父母的日子，就在4月10號，租約到期以後。可解封遙遙無期，終身大事也只能跟着往後排。王玉玲自己在封控前找到了新的房子，剛簽完租房合同，就被困在了合租的老房子裡，現在已經憑空扔了近5400元的房租，她把賬單發給朋友，直呼肉疼——可如果她不交，房東的損失誰又來彌補呢？

也有人在苦悶中咂摸出了一點甜。去年7月，顧采懿大學畢業，從北京來到上海，終於實現了7年前的夙願——2014年，《小時代3》上映，電影畫面里，「姐妹花」4人穿着貂皮禮服，舉着高腳杯，在高端住宅的露台上又哭又笑，她們背後是一覽無餘的上海夜景。當時在考試大省山東的一個小城市裡，為了籌備中考，一年多沒有接觸過電視與手機的顧采懿，正處在對「美」有初步感知的青春期，電影裡光鮮亮麗的主角們，給那個「灰頭土臉的小女孩兒」帶來了的衝擊。顧采懿下意識地把這份美好得有些不現實的生活與「上海」聯繫到了一起。在後面的應試壓力中，每當覺得快堅持不下去時，她就抽出一點心思來幻想未來在上海的日子，也因此有了動力。

但當心中的寄託實化，濾鏡卻在一層層剝離。來到上海後，顧采懿接連找了3份工作：先是在一家小事務所，在一棟外表破破爛爛的寫作樓里，每月只有4000元的工資，放在老家，這收入也許不算低，但在上海，這個數字會嚴重貶值到讓顧采懿有時懷疑，這真是電影裡光鮮的上海嗎？

後來的兩份工作，環境好了許多，待遇也提了上來，代價是每晚加班到12點以後。顧采懿的業務能力還算過關，但身體有時扛不住，時針每跳過日期的分割線，就覺得心臟狂跳。環顧四周，都是在工位上加班的同事，他們似乎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狀態。每到這時，顧采懿就想起高考前、考研前和同學一起奮筆疾書的片段。

但這次她沒了寄託，她開始懷疑這份工作的強度是不是適合自己，是不是在上海就只能用這樣的狀態工作。以前的執念的確有一些坍塌：自己真的能在喜歡的城市，過上想要的生活嗎？

3月中旬遞交辭呈後，顧采懿休息至今。偶爾想到舍友還在照常工作，拿着工資，她心裡會有些失落，但這股情緒很快就過去了——封控的1個月來，她找回了對上海的一些感覺，那是和前7年完全不一樣的。

「團長」與志願者們帶領大家團購物資，鄰里居民互幫互助，前些天，有鄰居用小瓶生抽和她們換了一瓶可樂，沒有合適的容器，直接把生抽倒在了空飲料瓶里，沒人計較細微處的得失。看樓下偶爾有老太太與老爺爺閒逛，顧采懿頭次感受到了上海的煙火氣。

這樣淳樸的生活氣息和她以前在電影裡看到的上海是有所區別的，但她慢慢適應了這樣的上海，覺得「在上海做普通老百姓也是挺有意思的」。這樣純粹的安寧，一如她剛到上海的時候和男友在上海街頭漫無目的地閒逛，騎着車感受每一塊從層巒交疊的梧桐葉里傾灑下來的陽光，清風的溫柔，吹拂到肌膚，又滲透進每一寸毛細血管。顧采懿感受到，每次呼吸，都是她喜愛的味道。

| 顧采懿去年7月拍下的上海夜景（受訪者供圖）

顧采懿這樣逛過上海的每一方土地，每一處建築，讓腦海里過了不知多少遍的電影場景與現實重合。那個晚上，她和男友來到外灘，隔着黃浦江，看着明亮的「東方明珠」，幻想起未來在這座城市的生活。

一年過去，雖然生活沒有嚴絲合縫地貼上她當時的憧憬，但總歸讓她發現了隱匿在另一面的美好。與舍友有共同的空閒時間時，她會下樓打羽毛球，鍛煉身體，在人少的地方摘掉口罩，大口呼吸。

那一刻，她走進的，還是那個春風沉醉的上海。

尾聲

4月中旬的幾場新聞發布會，多次重申了「做好居民生活物資保障」的說法。隨着新措施的釋出，居民區的氣候似乎也迎來了回暖。

20號晚，居委會給已經封控在家1個多月的張宛清送來了份數量可觀的「禮包」，說是外省援助的。一個星期前，張宛清也收到過外省的物資，包裹標註着「福建三明」，食品都保存得完好。這次的物資沒有額外標誌，但裡面有特殊時期極為珍貴的海鮮和鴨肉。張宛清把他們攤開在桌子上，心裡踏實了一些：今後的物資終於有保障了。

|受訪者供圖

但好心情沒持續多久——剛在朋友圈裡曬完禮包，張宛清忽然想起當天上午追星群里的討論：各區近來的禮包內容並不相同，但都混雜着一些「三無產品」。看到姐妹們的提醒，她檢查起了剛收到的那批物資——那袋真空包裝的魚，翻來翻去，怎麼也找不到生產廠家和生產日期。她又在電商平台上挨個核對其餘食品的品牌、包裝與廠家，終於確定，禮包內幾乎全是「粵利粵」式的山寨貨，只有那兩袋20元左右的鹹鴨蛋與雞蛋干能對得上信息。事件在網絡發酵後，張宛清收到的物資終於「正常」了。

而周若然最近團購的物資，無論麵包或是豬肉，發貨時間都比從前延緩了許多，向商家催了幾回，等到通知：政府徵用，請申請退款；在志願者群里，王玉玲看到有人從社區門口傳來的照片：幾輛共享單車被抬了起來，橫放在小區大門上——據說是為了加固大門，減少團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