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文｜王媛

編輯｜金石

二月份節目組打電話來聯繫我的時候，最感興趣的就是我這種雙職業的身份，就像節目裡說的，一邊上班，一邊上《乘風破浪》的人，僅我一個了吧？他們很難再找到另外一個這麼野生的人了。

公司也知道我情況特殊，給我安排的是一些比較靈活的工作，負責一些重要項目的提案和文案腳本，然後寫稿、把關一下產出的內容的物料，主要是這些。我去錄節目的這段時間，工作就暫時交給一個同事去做，聽說他這段時間忙到要死，我對他心懷愧疚。

關於節目，我覺得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真人秀，我從來沒有參加過這種24小時都在監控下的生活。一開始很擔心在這種場合下會不知如何表達，但到那之後一看，大家也是很正常地說話，很自然地交流，這種感覺讓我一下覺得，好像跟我平時上班見到同事那個感受差不太多。

第一次在這麼大一個真人秀露面，我另一個忐忑的點在於——別人對我是什麼樣的看法，這很容易讓人患得患失。

比如一公選歌的時候，別人說我是「神算子」，我知道我不是，我只是正巧那個時刻被捕捉下來了，所以之後遇到類似這種解讀規則的場景時，我就會更有壓力。難道我每次都能算那麼准嗎？我下次要是失算了呢？其實生活里我傻的時候多着呢。

在生活里你可以馬上消融別人的誤解，但當你變成一個公眾人物的時候，你只能讓人家去解讀。我能做的只有讓自己的心態能夠接受這些解讀。

在宿舍里我跟趙夢睡對床，第一周每天晚上兩個人輾轉反側睡不着，我就挺擔心自己做不好，在還沒有熟悉這個環境的時候，我就承擔了隊長這麼個挺重要的角色，特別害怕自己出差錯。

當時在組裡，我遇到的是朱潔靜、唐詩逸和齊溪，她們有兩個是舞蹈家，一個是電影界的，大家都不屬於長期在娛樂圈的人。所以最開始的時候，我們4個人特別像在開小組企劃會，天天討論舞台怎麼設計，我想，這不是我最舒適的狀態嗎？我在公司天天幹這個事。

但討論到第三天的時候，工作人員跟我說，咱也聊點別的吧。我說怎麼了，這不挺好的嗎？他說咱也不能只有開會吧，也應該呈現出這些姐姐工作以外的別的性格面。那個時候我突然才明白，一下覺得有點愧疚，因為我是隊長，我想我是不是應該設計一些放鬆環節，讓大家展現生活里可愛的一面。

但我也沒想好怎麼辦，我就只能坐到她們旁邊說，我們聊聊天吧（笑）。就非常的硬，每天逮着她們一個個來聊天，我在那兒硬聊，人家也很懵，這些尬聊最後也確實沒聊出什麼東西來。

到臨表演的前兩三天，我們4個變熟之後，大家才自然而然找到了放鬆的狀態。但最後還是輸掉了，知道結果以後我特別難受，覺得對不起她們，一副好牌放在自己手裡沒打出去。

我也知道自己的人氣，在比賽里屬於凶多吉少，我本來預計自己可能一公就走了。所以發現自己二公還在的時候，就不像一開始那麼在乎輸贏了，那個時候我就想，我可以走，但我得留下一個好的作品，得對得起自己。

二公拿到《夢中人》，我和薛凱琪統一的想法是這首歌如果只是站在台上唱是不行的，我們沒有辦法顛覆那麼經典的原唱，所以我們希望融合更多的表達在這首歌里。

這個舞台的感覺是特別直觀的，我們在顫抖，鏡頭拍上去像是我在笑，但是那個時候你就是忍不住覺得這一切太美好了——你站在這樣的一個舞台上，這麼釋放地表演一個這麼棒的演出，和一個這麼棒的人。

我在這個節目裡面，最動容的時刻都是我在看着對方的眼睛，在唱歌的時候。包括在一公，當我們找不到感覺，我們就互相盯着對方的眼睛去唱這首歌。

哪怕你知道這就是一個秀場的舞台，但你能感覺到這些人她們自己多少年來積攢在心裡的東西，想要表達的事情，在她們的眼睛裡，你感受到那種生命力的傳遞。

參加這個節目，如果說對我有什麼改變的話，它讓我更確認自己能做出好的作品，對自己的創作力更有信心。

二公舞台，劉戀與薛凱琪共同演繹《夢中人》圖源微博@乘風破浪

節目裡，我好像拿了一個快樂倒霉蛋的劇本，一次都沒贏過，一局都沒有，一把都沒有，到後來都輸習慣了。我人生中上一次感覺到如此受打擊可能還是高一在理科實驗班拿倒數第二的時候。

我從小到大成績都很好，當第一當慣了，甚至覺得自己理所當然就應該成績好，挺難接受自己不如別人的。但高一進了理科實驗班，身邊都是從小學競賽上來的人，進度也比別的班要快一倍。每次考完試，化學老師會讓倒數幾名站起來，你知道我多麼羞辱嗎？倒數第一一直在變，倒數第二始終是我（笑）。但等我高二進了文科班之後，基本上數學沒有再聽過課，不用費力就可以超過別人很多分。

所以，我從初中到高中，除了高一那個階段，一直是第一——雖然成績很好，但生活中其實並沒有那麼快樂。

成都是我的故鄉，但我的父母都不是成都本地人，他們是後來調動過去的。所以我總覺得自己是在一個客場，等待着別人去接納我的那種感覺。我家裡人說普通話，我就只會說普通話，同學就拿我玩笑，所以我在高二的時候，開始努力地學習四川話，就是為了能跟大家沒有距離。

那時候，我會有一點討好型人格，不敢有異議。出去遇到別人推銷，哪怕我不想買，我也會立刻買。如果說跟朋友吵了架，我會選擇先道歉，因為很想維持住這個關係。為了不讓別人覺得不開心，自己哪怕受到傷害，也不願意展現出來。

生活也很單調，看不到任何別的可能性。我這輩子最壓抑的一個場景就是初高中上學的那條路，我家離學校特別近，騎車就20分鐘，我每天兩點一線。那是大馬路上的一條小道，旁邊有個居民大院，其他就是一些餐廳、文具店、五金店。那個時期，青春期的荷爾蒙分泌旺盛，但是身邊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可以安放。每天都重複走在這一條路上，簡直覺得活不下去了。

所以每天騎車的路上，我就開始哼歌。初中的時候都還是聽情歌，局限在自己情感的小世界裡，但高中的時候，一個我一起長大的朋友給我介紹了「林肯公園」，我從那之後開始聽搖滾樂，電台司令、伊凡塞斯、椎名林檎這些，才發現他們都可以很大膽地在自己作品裡面呈現前所未有的東西，針砭時弊，同時還能把內容寫得非常詩意。哪怕到了人們覺得應該安定下來的年紀，他們還是依然保持對世界的好奇和追問。

我一下打開了音樂世界的大門，越聽越深，越聽越偏。

對我震撼特別大的是多莉·艾莫絲，她在被一個男樂迷強姦之後，寫出了《Me and A Gun》，所有的情緒轉化為這樣一首歌，用音樂來還擊社會給她的傷害。她的那種堅強，真的傳達給我音樂的力量。有人說人有兩個生日，第一個是出生的生日，第二個是當你決定自己人生方向，並且決定要往這個方向去走的日子。我覺得我的第二個生日，就是在我愛上音樂，想成為像他們一樣的人的時刻。

當時我就想，大學一定要去北京，因為北京有很多live house，很多音樂節，就是這個念頭讓我支撐下來的。

我本來第一志願填的是北大新傳，想學廣告。因為之前在電視上看了一個威士忌的廣告，以前我看過的大多數廣告都是那種洗腦式的，但那條廣告拍兩個人在北極垂釣，然後音樂緩緩響起，突然看到這一幕，我天，讓我覺得廣告這個東西可以這麼美，這麼有藝術感。

但因為我是2008年那一屆，高考前一個月汶川地震，這導致當年我們的數學特別簡單，我是靠數學跟別人拉開分的，結果，最後錄取我的是第三志願，北大考古與文博學院。

一進大學，我就問學長怎麼轉系，我想轉到新傳，後來也去蹭過一些他們的專業課。但到第二年我決定留下了。考古專業學古建築、學人體骨骼，還學素描，我開始覺得這個專業有點有趣，能接觸到別人很難接觸到的東西——稀有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我們專業還有一些實踐課，真的帶你到名勝古蹟裡面去。以前我去的時候，也就是看看簡介、拍拍照就走了。但是學了考古以後，你再重新走進這些地方，去看它的斗拱、它的出檐，去判斷它的年代，會有完全不一樣的感覺。

其實很多當時學的東西考完試就忘差不多了，但起碼學校教會我一點就是多角度的思考事情，這讓我的思維模式也發生一些轉變，讓我能夠站在第三方視角去看自己的經歷。後來寫歌和寫廣告，也會需要你換不同的視角去寫同樣的一件事情，你會發現換個視角，它可能會有更好玩新穎的故事或觀點出現。

當然，學習也沒耽誤音樂。大一我就報名了十佳歌手大賽，在複賽唱的是諾拉·瓊斯的《Seven Years》。當時我還是很害羞的，心裡很沒底地唱完，也沒進決賽。比賽之後，我在人人網上收到了杜凱的私信，他當時學工保研，以教工的身份做比賽評委。他私信里誇了我一通，說覺得我很有天賦，邀請我一起到吉他協會玩。我就覺得，哇，原來我還是很厲害的，是有點東西的。

後來杜凱才跟我講，他主動聯繫我其實是因為當時他想去酒吧駐唱打工，人家說你一個男的其貌不揚的，再找個好看點的姑娘跟你搭檔吧。後來，我們就一起在五道口的酒吧駐唱。

後來我們去到南鑼鼓巷附近的幾個酒吧演出，大家都是搬着小凳子，挨着坐的那種，那種氛圍現在想來都覺得很溫馨。我記得我們有一次演出，演到最後顧客都走完了，只剩下老闆一個人坐在下面聽我們唱。老闆會吹薩克斯，聽着聽着他就把自己的薩克斯拿出來跟我們一起演。哪怕都沒有觀眾了，但是你看到他坐在下面，然後拿出樂器跟你一起玩的時候，還是會覺得很開心。

那會兒，剛開始合作，我和杜凱也只是工作夥伴，音樂喜好也特別不一致。我喜歡小調音樂，英式音樂；他喜歡美式音樂、黑人音樂，說唱這些。當時我們駐唱一場兩百塊錢三個小時，得唱50多首歌，正好實驗了各種各樣的風格，民謠、流行、英倫、R&B等等。演出效果時好時壞，有的時候大家就在下面玩骰子喝酒。但很多次，唱到爵士和百老匯風格的時候，觀眾反響都很好，會轉過頭來認真聽。我們就覺得，這是一個適合我們的東西。

劉戀與杜凱的爵士樂組合Mr. Miss受訪者供圖

大學畢業的時候，我有兩個選擇，當時我已經保研，可以到北大深圳校區的新傳學院繼續讀研；我也拿到了北京奧美公司的實習offer。當時我想的是，如果選擇去深圳讀書，可能組合就做不下去了。所以我還是決定留在北京，進入廣告公司工作，繼續跟杜凱一起唱歌。

因為我覺得我們當時前景挺好，大二我們的組合Mr. Miss就在北大十佳歌手大賽上拿了冠軍，逐漸地有了一些演出和比賽的機會，一個機會連帶起另一個，我們還上了中國達人秀。但沒想到，決定留在北京之後，在音樂上卻進入了一個灰暗的時期，寫歌也陷入瓶頸，演出的機會也減少了，基本陷入了一個停滯的狀況。

大多數Mr. Miss的歌都是杜凱先把曲子寫出來，然後我填詞。他對爵士、對百老匯音樂研究得很深入，對什麼東西適合或不適合放進來很敏感。這種音樂要求一種非常灑脫、非常樂觀的性格，但我自己是一個比較悲觀的人吧，寫Mr. Miss的歌詞的時候得把自己努力調整到那樣一種心態，創作出歌里的那個「我」。

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像是杜凱的乙方一樣，我的詞要交給他審，審不過我得重新寫。一開始他只能接受樂觀、灑脫那種風格的時候，這其實也不是他的要求，是爵士音樂本身的要求，但一開始我是真的有點接受不了，很難發自肺腑寫出像《雨中曲》那樣表達特別直接的歌。我們也吵了很多年，我總有一顆想做搖滾的心。

所以那個時候，我們寫得特別慢，第一張專輯《先生小姐》籌備了7年，2016年出的。

那張專輯做出來之後，拿到了金曲獎的三項提名。去領獎的前一天，我們在江西演出，趕上大暴雨，飛機停飛，只能包車連夜從江西開到深圳，然後再從深圳到香港，再轉到台北，紅毯都沒趕上，二十分鐘化了個妝直接趕到典禮會場，最終獲得了最佳演唱組合獎。

獲獎之後，我以為我們應該可以進入主流了，至少步入歌壇第一梯隊了吧，結果並沒有。回來之後，觀眾還是不太認識我們。我們去音樂節的時候，像其他樂隊的搖滾歌，人家甚至不需要聽清他們在唱什麼，就能燥起來，搖頭晃腦挺開心的，但我們這種不是。你得聽清我的歌詞，還得入戲，它有點像個音樂形式的脫口秀。

包括上節目也是一樣，節目會帶來一些熱度，但可能很快又會過去。

所以，即使是在剛拿完金曲獎的那段時間，我也沒有想要辭掉工作全職做音樂人。因為做廣告可以讓我保持着對社會和新事物的敏感度——廣告是在反哺我的音樂，哪怕是在做很自我的表達的時候，我也有能力平衡，讓它是用戶聽着能接受的東西，同時又是我想表達的東西。

其實剛進入廣告行業的時候，也挺受打擊。我去一個公司應聘，說我特別想做創意，那個人就笑了，她問我，你知道什麼是創意嗎？我發現我確實是不知道。那個時候我沒有任何作品，也不知道怎麼證明我可以。

我大概寫了一兩年的公關稿，拽一些特別優美的詞生夸一個東西，每次都特別頭大。那時候，最常做的事就是給各種媒體老師打電話，「我們這有個活動，老師能不能來參加一下」，然後到活動上料理各種瑣事。我也一度想過是不是應該轉行，去畫廊做策展，或者去個音樂公司做音樂相關的產業。

但後來我們開始涉及新的業務了，開始做創意方面的內容了，而且後來廣告的分發方式也變了，開始做微信、微博這些社交平台，可以做一些真正想表達的東西。我記得我們開頭腦風暴會的時候，我的領導就說，其實這一行是屬於年輕人的。你們是最走在時代前端的人，最知道大家愛的是什麼，所以你們的意見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即使我們說了一些特別飛的想法的時候，他也不會立刻斃掉或者否定你，他會沿着你的思路想怎麼去發展這個想法。

我是屬於別人越鼓勵我，我能做得越好的人。特別在最開始你對自己不確定的時候，這些鼓勵就顯得尤為重要。後來我做了一個汽車品牌的微博運營，看到一點一點地，大家開始喜歡看這些微博，開始跟我們互動，就像自己養出來一個孩子一樣。

等到工作越來越得心應手，對自己的能力有了足夠的認識、足夠的把握，就不需要別人去認可你。哪怕別人不看好，覺得有風險的方案，我已經有足夠的信心去讓自己能把這個事做下來。

劉戀（右三）在社交平台曬出廣告拍攝現場的工作照

可能就是因為初高中那段時間的陰影，我特別害怕重複的人生。所以，在選擇工作的時候，我的標準就是：一定不要做一個每天重複的工種。這可能也導致了我後面一邊做廣告，一邊又做音樂。

我就是想有每天都可以不一樣的人生——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基本長成了一個小時候的自己會羨慕的樣子。

之所以會長成這樣，其中有成都給我的影響。

2008年汶川地震到我高考之間的那一個月，我們放假在家，為了遠離高層建築還睡過公園空地的帳篷。當時一邊複習，一邊看電視裡的地震新聞，非常迷茫，有一種前途未卜的感覺。

但成都人民是很能苦中作樂的，大家都睡在公園了，還會在空地上打麻將。我覺得這是成都教會我很重要的一個心態——從此之後，哪怕忙到要死，加班到凌晨我都還能笑出來，我知道生活里沒什麼事是過不去的。

另一個給我能量的，就是音樂。

我這些年的成長過程受杜凱影響很深，他是一個學術型人格的人，教會了我很多不同於常人的思考方式，補充我的視野。雖然我吵架吵得凶的時候，無數次想拆夥。但冷靜下來仔細一想，能有這麼一個人在身邊挺難得的。我覺得我進北大可能就是為了認識他。

我們一起去錄節目，他能很敏銳地感覺到在節目裡跟在線下演出的時候，觀眾反應的區別。線下演出的時候，哪怕他們根本沒有專心聽，他們是真實地根據你現場的狀況去做出的真實的反應。但是在節目裡，觀眾的反饋跟你真實的表演水平是有錯位的。

錄完節目凌晨兩三點了，我已經累得焦頭爛額，他還要抓着我討論真人秀的本質是什麼，我屢屢跟他發火。但是生活里，你又很難再遇到這麼純粹為一個東西而生活的人。

杜凱還讓我有一種可以從浮躁的狀態下落下來的感覺。他現在已經快四十歲了，沒房沒車，有很大的生活壓力，女朋友、家裡人天天催着他，但是他還是很能靜下心來去鑽研這個事情，就是每次看到他的時候，我就會很容易讓自己靜下來。

現在，距離出《先生小姐》又快7年了。我們現在的想法就是，讓那些因為綜藝而喜歡我們的人也會喜歡我們的音樂，我們希望這種音樂成為大家平時會聽的音樂，去形成一個爵士音樂文化的圈子，而不只是當個新鮮。

現在，我也逐漸地可以考慮到歌詞的文學性啊，別的一些層面。杜凱也逐漸能接受有一些暗黑的諷刺的歌詞了，我自己性格里有夾槍帶棒的那一面，寫這種歌是比較順暢的，我就覺得我又行了。

的確，音樂讓我更加有自信，讓我不那麼怕變老。

我過去會很怕變老，總覺得到了30歲就是大限將至，創造力會衰減，看到「江郎才盡」之類的詞都會心裡一緊。但到了這個階段，我發現我可以掌控自己的人生。以前我羨慕的一些音樂，自己可能沒有辦法做出來，但是現在可以了，只要我想到，我就能寫。雖然我到現在還沒有到完全自由的時刻，依然還會為一些世俗的問題焦慮，但我覺得自己活得比20歲要好多了。

我記得有一年年末，我們做了一個聖誕音樂會，現場觀眾不算多，大概兩三百人。其實有些歌，當你唱過一兩百遍，已經無感了。但是那天唱《明天的煩惱交給明天》的時候，全場一起跟我們合唱，我突然有一種新的感動。

這些歌一開始只是誕生於世界上一個微小的角落，有時候我和杜凱會大半夜兩三點鐘沿着他們家門外面那條空馬路，一邊走，一邊寫詞，好像你的音樂原本只是自我的表達，創造出來的作品只屬於這兩個人。但它在出去的一剎那，就變成了一粒粒的藥丸，給到別人一些養分，他們接收到這個能量之後，又能把這種能量反饋到你身上，大家在一起螺旋上升。

那一刻就像無數人都加入了那條街，卻又是不吵鬧的，不會打破本來的那種寧靜感。每一個個體在你的歌里找到看到自己的生活，形成了一種共振。那就是我最幸福的時刻。

生活中的劉戀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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