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Los Angeles Times

丹尼·萊弗里（Danny Lavery）的諮詢類播客節目——《大煩惱小情緒》一直是我的最愛，今天早上我收聽的這期提到了抑鬱症的多種原因。這位建議尋求者是一位精神萎靡的疲憊律師，他在疫情期間獨自居家工作了幾個月，開始感到生活失去了意義。

他開始尋求建議，以應對這一令人無奈的事實——在未來的四十或六十年裡，註定只能機械地工作、填飽肚子、匆匆地鍛煉然後倒床就睡。

丹尼·萊弗里馬上意識到這位諮詢者正面臨一個既私人又普遍的問題。很多人已經獨自在家待了15個月以上，缺乏刺激、有意義的社交和值得期待的事物幾乎可以讓任何人感到非常沮喪。本期的嘉賓主持因科·康（Inkoo Kang）建議這位諮詢者在日常生活中尋求一些新奇且需要動點腦筋的挑戰，以重獲學生時代的快樂，那時既有有趣的課程，也有大把閒暇時間。

萊弗里指出，作為一個對自己的死亡有清晰認知（以及知道自己只是個資本主義的打工仔）的成年人，作為一個掙扎着想要爬出糟糕工作泥淖的抑鬱成年人，他們很難消除這種攸關人之生死的痛苦。萊弗里同時還表示，當諮詢者執着於想要解決這種存在主義問題時，他們會養成攝入精神藥劑的習慣以減輕壓力。

我太愛萊弗里以及嘉賓主持人的回答了，這反映了當涉及到抑鬱這樣的狀態時，心理疾病和悲慘境遇之間並沒有明確的界限。

有一段時間，康將抑鬱症描述為一種「生理空白」，並建議諮詢者考慮使用抗抑鬱藥以穩定自己的情緒。我一度擔心她會說抑鬱症是由體內化學物質失衡引起的，但這根本不是康的意思。相反，她的觀點是，儘管尋求建議的人的生活和工作狀況十分令人沮喪，這些外部因素依舊會給人造成肉眼可見的生理損傷。萊弗里隨後明確表示，服藥並不能解決諮詢者所面臨的生活問題，但可以使他們感覺較好，以清醒地決定接下來要做什麼。

藥物治療當然是被推薦的解決方案之一，因為治療費用似乎不會給這位諮詢者造成太大的經濟負擔。然而，從沒有證據表明求助者的意識或頭腦是產生抑鬱唯一或主要的因素。個性化的治療可能讓求助者比現在過得更好，但為了長期且有效的治療，求助者的生活環境可能不得不發生改變。

這位建議尋求者寫道，她懷念做服務員的時光以及和男友一起出去玩的日子。原因並不難理解，一份快節奏的、與人廣泛交流的實踐工作時常會給你帶來獎賞感和踏實感，而且沒有什麼比與愛人共度美好時光更能給生活賦予意義了。

在聽完萊弗里和康討論完這封信後，我掏出耳機，鬆了口氣。他們承認了抑鬱症發病的生物學和社會學兩方面的原因，並且沒有將二者視為對立面，或將針對兩種誘因的治療視為互不相容的療法。

這種分析並不少見，但承認內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引起抑鬱症的討論卻很少，大多數觀點認為，抑鬱症要麼是與生俱來的化學物質失衡，要麼是由資本主義（帶來的壓力）引起的——而這種煩惱只有生活在烏托邦才會不存在。

在過去的幾十年，公眾一直在對抑鬱症、焦慮症和多動症等心理疾病進行生物學解釋，因此我經常遇到一些人聲稱這些精神疾病是「由化學物質引起的」。我也經常遇到一些科普作家，他們熱衷於討論大腦的哪一部分「控制」諸如記憶、同理心的產生，甚至是性格這樣大且複雜的東西。最近，有人在推特上試圖告訴我，像邊緣人格障礙這樣的疾病（一種由情緒和關係模式而非生理原因所引起的疾病）是一類「大腦疾病」。

對我而言，不難理解精神疾病的生物學解釋極具吸引力。說一個人心情低落或難以入睡是由生理原因造成的，似乎可以讓患者在道德或倫理上擺脫困境，因為他們所遭遇的一切痛苦都是精神疾病導致的。因為我們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中：努力工作被視為高尚的，而缺乏動力、注意力不集中或停滯不前都被視為可恥的、不道德的懶惰。

而抑鬱症患者（或焦慮症患者和多動症患者）並非過錯方。他們只是無法控制自己。這些患者體內的化學物質處於失衡的狀態。他們並非生來如此，只是需要服藥以解決體內的問題。

人們會被行為和情緒的生物學解釋所吸引，部分原因是這比談論社會學或心理學更「科學」。經濟制度，家庭關係，文化傳統和媒體信息很難被客觀地記錄，其影響也很難被研究透徹。但掃描患者的大腦，以及分析患者的唾液中的壓力激素水平則簡單易行，至少看上去是這樣的。

一些研究顯示，公眾認為神經成像技術比不包括腦部掃描的心理學研究要可信和靠譜得多，即使兩項研究功能一致。而且實際上大部分腦部掃描數據的可用性有限，可靠性和可重複性也很低。你看，其實大腦成像並不簡單。經過正確的調整和數據清洗步驟，你可以在大腦掃描研究中製造出並不真實存在的效果，例如在死魚的大腦中找到存在認知同理心的證據。

生物化學和神經科學的研究目前還處於混亂的初級階段。它們的許多發現無法被重複，整個研究計劃不得不因為漏洞百出的垃圾軟件而被迫終止，大多數可信的發現只能描述那些早已被心理學家熟知的化學物質和腦區。換句話說：神經和生理數據可以為人類思維過程的的科學原理提供很多數據，但目前而言，它們難以對精神疾病背後的機理給予解釋。

從科學角度來上說，觀察以下場景並不有趣，也沒有什麼意義：一個討厭眼神交流的自閉症兒童被迫進行眼神交流，他們的大腦中和威脅有關的中樞「被點亮」。我們已經可以從他們的行為和情緒中看出眼神交流為他們帶來了極度的痛苦，並使他們感受到威脅。同樣，發現大腦中的一種化學物質（如多巴胺）參與了決策也並不是那麼了不起。大腦中當然會有某個部位（和化學物質）參與這些過程的實現。

大腦是一種生物結構。意識是大腦表達的過程。不論你所研究的神經科學是關於態度變化，愛，恐懼，白日夢，聽音樂，還是在維基百科上瀏覽蝙蝠俠，你總能找到其涉及的生物過程。但這並不意味大腦中存在「在維基百科上瀏覽蝙蝠俠」的化學物質或「聽電子樂」的腦葉。這僅僅代表人類所有的心理過程都是由大腦產生的。

出於某種原因，許多非科學家（包括很多科學記者）認為心理過程是存在生物標記的，這些心理過程是通過這些生物標記產生的。當某人感受到競爭，這部分腦區被「點亮「，因此這部分腦區就會產生種族主義。這是和施加意志有關的化學物質，因此意志必定是由很多化學物質造成的。

通過這樣的思考，我們可以得出結論，抑鬱症是由血清素的缺乏引起的，焦慮症是由血清素和γ-氨基丁酸（GABA）的缺乏所導致的，而多動症是由多巴胺的不足造成的。

認為抑鬱症是由血清素的缺乏「引起的」或焦慮是由對GABA更多的需求「引起的」，就像認為消化是由胃酸過多「引起的」一樣。更確切地說，情緒和思想是我們大腦所做的事情，是身體可以表達的一個過程，就像消化是消化器官參與的一個過程一樣。

消化過程是由身體的胃、腸、腸道菌群還有胃酸完成的，但這個過程並不由身體的某一部分或化學物質完成。消化過程會根據我們身體在特定時間的需求、飲食情況和身體活動而變化。我們可以通過觀察消化所依賴的生理機制來研究消化的過程：檢查一個人的糞便樣本，檢查他們的喉嚨是否存在酸反流，分析他們的血糖水平等。

但當我們探討消化的過程和該過程的標誌物時，我們並沒有觀察整個消化過程，當然我們顯然也沒能觀察到可能產生影響的所有變量。例如，我們並不認為便秘是由糞便在腸道內運動受阻所引起的。因為那其實是我們對便秘的定義。大便干硬的原因可能是飲食和壓力水平變化，以及脫水等。

我希望你能原諒我的這個簡單比喻，但大腦、思維以及大腦所產生的情緒和驅動力等也是這樣。思維是大腦表達的過程。它需要大腦（或類似大腦的東西）才能產生，但這並不意味着思維是位於大腦之中的靜態事物。

我們無法觀察到思維，但我們可以通過觀察大腦來了解此時此刻的思維是如何通過大腦表現的。血流量、應激激素、對藥物的反應和行為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人的思想在如何變化，但無法讓我們看到全部，或直接告訴我們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

產生情緒和驅動力是我們大腦所做的事情；抑鬱症是大腦利用血清素所產生的精神狀態。但為什麼抑鬱症患者會血清素不足？是他們基因決定的還是機體突然丟失大量血清素？或是兩者都有？如果一個人在令人沮喪的環境下變得抑鬱，我們真的可以說他生病了嗎？也許這是他們的大腦以一種聰明的方式對環境做出的響應，就像飢餓的人消化會減慢一樣。

（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depressions-evolutionary/）

當你像這樣公然批判精神疾病涉及的生物醫學模型時，就會觸怒大眾的逆鱗。有些人認為任何對於神經科學和精神病學的批評都是科學技術層面上的陰謀。但指出精神疾病的各種標籤是社會貼的，神經科學存在缺陷，並不等同於認為抑鬱、焦慮甚至偏執妄想皆為虛假。

注意到焦慮症可能是由外部和社會因素所引起的也並不意味着我們應該阻止患者通過藥物來治療疾病。正如丹尼·萊弗里和因科·康在這個節目中所提到的那樣，對於心理疾病，外部的藥物治療和內在的心靈疏導在聯用時才能發揮更好的作用。

不幸的是，人們依然十分痴迷於從生物學的角度對精神健康進行理解，並且這種角度受質疑後反應激烈。最近，我的朋友兼同事傑西·梅多斯（Jesse Meadows）寫了一篇報道，介紹了多動症背後的機理以及諸如神經興奮性藥物利他林等常用治療手段。

「造成」多動症最常見的解釋就是多巴胺的缺乏。作為一種神經遞質，多巴胺參與了一系列的心理活動並在多個腦區廣泛存在。然而大多數科普文章主要關注該物質在目標設定、注意力以及動機等方面的作用。

多巴胺理論認為，多動症患者難以集中注意力並且一直處於亢奮狀態，主要是因為缺乏足夠的多巴胺讓他們在完成目標後獲得「獎賞系統」提供的快感。那麼，解決方法就是提供一種神經興奮性藥物來彌補內在動力的不足。患者有時被告知，針對多動症的最終檢測手段是他們對於利他林等興奮性藥物的反應程度：如果該藥物能夠幫你集中注意力且能高效工作，那就證明你的確需要它。

正如傑西的文中所述，關於上述解釋依然存在諸多爭議。首先，精神科醫生對於「多巴胺不足」的解釋其實缺乏足夠的依據，這更像是一種隱喻而不是生物學事實。神經遞質活動雖然聽起來很客觀且科學性很強，但是當下我們並不能在患者腦中對其進行測定。

如果某人有典型的多動症症狀（時間管理loser，臥室豬窩製造者或是排除敏感性焦慮症患者），並沒有可靠的生物學手段通過檢測多巴胺水平去確診他們的病情。我們並不確定多動症是否真的由多巴胺水平差異導致或引發。服用利他林後精力充沛且更能集中注意力，這種反應其實很……正常。就像普通人喝咖啡後滿血復活或者嗑藥後精神亢奮一個道理。

當傑西最初在網上分享她的研究時，憤怒的批判以及反擊行為鋪天蓋地而來，大部分是來自於所謂的「多動症患者」。他們中大多數人其實是因為「懶惰」以及「毫無條理」搞砸了自己的生活（正如很多真正的多動症患者那樣）。

當發現有一種有名有姓的疾病並且可能是生理原因導致他們的「殘疾」時，他們為此長舒一口氣——這意味着他們的壞毛病並不是他們的主觀錯誤。雖然人們在服用精神藥物時常遭非議，但是當服藥理由遭到質疑時，他們依然會積極地進行自衛。這種情況並不是傑西所為本意，然而很多人將對精神病學的批評誤解為患者不用再服藥、痛飲咖啡就行了，怪不得有人會有如此荒謬的舉動。

許多精神病患者對上述病症的生物學解釋奉為圭臬，因為這一解釋讓他們在面對社會不公平對待時獲得了一個相對簡單的「出口」。然而不幸的是，這些生物學解釋同時也是一些人妄圖逃離這種恥辱的藉口，因為這些解釋通過暗示具有特定診斷結果的人都是一類人，且他們像精神病患者一樣無法對自己的生活做決定或對自己的行為能力負責。

與其被打上「邪惡」的烙印，人們更願意擁有「缺陷」的標籤。但是更好的做法應該是停止將某些的特質定義為徹頭徹尾的殘缺，而是應該審視他所身處的業已崩潰的社會環境。

作為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社會心理學家，我明白不管是在科學角度上還是在個體角度上，抑鬱症的痛苦都是真實可感的。這種令感官超載的痛苦不亞於任何一種生理創傷。而精神理療和藥物治療亦是促進一個人整體健康的重要方式。

我很清楚大腦產生的不同情緒以及行為反應並非都能讓人全盤接受，當然也並不都是令人愉悅的。作為一個自閉症患者，我絕大部分的痛苦都是來源於我身處的這嘈雜、無情且僵化的精神世界。如果我聲稱這種精神類型毫無藥物可醫，那我就是在撒謊。如果只服一種藥就可以讓我的生命中不再出現哭泣、尖叫以及自殘的精神崩潰，我可能會考慮進行服藥。

但是與其去尋找一種藥物治療方法，不如把我的時間花在從社會和結構層面上為自閉症的解放搖旗吶喊。

我知道，在我這種情況下，以及在很多神經多樣性的人群中，疾病的生物醫學模型並不能給予我們一條救贖之路。我不希望自己每個異常行為都被粉飾成不存在。相反，我渴望被接納並且舒服地去做自己。就像那個意見諮詢者寫給丹尼·萊弗里的那樣，我的問題是社會性的、經濟性的以及背景環境性的，就像它們與我的神經息息相關一樣。當我毫無選擇，只能傾注全部熱情於工作時，我會更加精神緊張且精疲力竭。

如果一個多動症患者在一個得不到任何樂趣且毫不關心他們缺陷的工作環境中一周工作60個小時，難怪他們需要興奮劑來苟活。

我們的大腦也許是因為排斥、焦慮或感官過載而產生疼痛的地方，但是想要探究這些痛苦產生的原因，關注點應該在大腦之外的環境，而不在大腦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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