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文 | 史倫

自4月1日實施封控以來，上海整座城市的運轉被按下了暫停鍵。由於我居住的社區屬「防範區」，從未出現陽性病例，因此，從4月中旬開始實施「三區劃分」政策起，本社區居民便可自由進出，並在一定範圍內自由活動。

在長達60天的時間裡，上海的所有商鋪全部停業。在人去店空的兩個月內，淮海路上的蘋果專賣店內已滿是盆栽樹木飄落的枯葉，街邊人行道的磚縫間也冒出雜草。在絕大多上海市民被封控在家時，街頭只剩身穿防護服的防疫人員忙碌的身影時，我借着難得的、自由活動的機會，用鏡頭見證了這座城市的特殊時期。

作為建築師，我十分關注城市空間在非常狀態下的身份轉換。當看到平日裡人流如織的街道臨時變成運送保供物資卡車的停車場，看到卡車上卸空的集裝箱變成防疫人員午休的「臥室」，深深感到空間在應對特殊情況時的多變性。尤其當我留意到被貼滿封條的每家店鋪，門口那些依舊在悄然發揮作用的「溫度空間」，更是深深感慨。

我對店鋪門面空間的留意，始於5月2日下午路過武康路上的一處店面時的發現。由於不少小區擔心運送外賣的小哥傳播新冠病毒，不允許他們自由出入，於是不少依舊希望從事外賣運送的年輕人不得不離開自己居住的小區，在街道上尋找可以棲身的空間。當我路過武康路上的這家店面，看到外賣小哥在店門口凹入的避雨空間內鋪設被褥休息時，才開始留意這個我們平時看來其貌不揚的小空間。

從形式上看，這個空間並無特別。空間的設計是一種在上海十分常用的手法：即店家主動捨棄靠近門口的幾平米營業面積，將本可用於商業經營的室內空間讓給城市，自覺地將營業邊界向內收縮，在自家門前留出門前一塊可以遮風擋雨的區域。店主選擇了一種謙遜的姿態，營造了一個介於城市街道公共空間與自家私有空間之間的「過渡區域」。即使不光顧商店，行人也可以走進這個「過渡區域」內避雨。在疫情封控的特殊時期，這個「過渡區域」便承擔起更為意義特別的職能——為無家可歸的人們提供一個庇護空間。店主最初將一部分營業面積讓給城市的決定，在緊急時候發揮出十分重要的作用。

受到這處空間的啟發，我繼續沿街尋找，留意起疫情之下此類店面空間的職能轉換。當看到平日裡顧客可以落座休息的窗台下，成為辛苦的防疫人員臨時休息的小空間，便更是感嘆起這些精妙設計心思在特殊時期的巨大作用。

在人們普遍依賴共享充電寶的年代，一些店家甚至將原本位於店內的共享充電站移至門口的「退讓空間」。這個遮風避雨的小空間剛好成為共享充電站的庇護場所，也便於急需充電寶的市民自由取用。

上海是一座多雨的城市，由於位於亞熱帶季風氣候帶，降水量充沛。以我在上海的生活經歷看，在一年中像是梅雨季的某些季節，雨水的來臨時常出其不意。在這些季節，儘管在晴天漫步上海街頭，也需要小心隨時可能突如其來的大雨。因而，諸如這樣可以臨時避雨的小空間就格外受到人們青睞。

除此以外，上海夏季陽光熾烈，人們同樣渴求城市裡的陰涼。因而，當商家在店鋪門口營造這樣的陰涼空間，一方面為行人提供便利，另一方面，也是間接吸引顧客。

除了自然氣候因素，上海成熟的商業環境和市民意識，也為此類空間的營造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市民們對於公共空間內「城市家具」的保護意識，也進一步促成店主樂意以這種方式，為城環境做出一定貢獻。

在傳統的中國城市中，街道僅僅承擔交通職能，並不具備社交屬性。從唐代長安城的「里坊制」中，這樣的情形就可見一斑——街道僅供通行使用，市民所有的社交行為和交易行為僅在「里坊」內部和「東市」及「西市」發生。而在西方，街道除了本身的交通職能之外，還具備了很強的公共交往屬性。從雅典和羅馬的遺址上，我們可以清晰看出那些連接各大廣場的街道，實際就是人們會客、交流和交易的空間。

宋代以後，中國城市的街道職能開始發生巨大轉變，原本必須在「市」中進行的商品貿易行為，可以被允許在街道中進行。因此當我們看《清明上河圖》時，看到的城市街景已是熙熙攘攘、熱鬧非凡。由於那時城市中對於「公共」和「私有」的界定尚不清晰，城市中的街道呈現出積極的活力。

近現代以來，中國城市的發展極大程度上受到西方現代文明的影響，城市中的公共空間與私有空間被嚴格定義區分。無論是界限分明的小區圍牆，還是緊貼人行道的店鋪門面，都是這種「公共」與「私有」嚴格對立的產物。

一座城市的空間主要由街道組成，城市規劃批評家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提到：「當我們想到一個城市時，首先出現在腦海里的就是街道，街道有生氣城市就有生氣，街道沉悶城市也就沉悶。」當這種因為「公共」與「私有」明確區分的觀念而塑造出的街道空間成為一座城市的主基調時，城市空間也不得不陷入死循環。在界限明確的街道上，原本的市井生活也被這種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切割得毫無生氣。

按照建築師伯納德·魯道夫斯基（Bernard Rudofsky）在《人的街道》中的提法：「街道是母體，是城市的房間，是豐沃的土壤，也是培育的溫床，其生存能力就像人依靠人性一樣，依靠於周圍的建築。」當所有的建築物都在強調劃清界限時，街道也不得不喪失溫度。

街道兩側建築物本身的外牆，塑造了街道原本的「硬性輪廓」。而各個商家結合自身情況，以各種設計手法在原有外牆之內做出的慷慨「退讓」，則令原本單一划定界限的街道有了豐富變化，街道兩側的「褶皺」也多變起來，開始富有節奏律動感。此外，隨着時間推移，這些空間的形態和功能也發生着悄然轉變，無數的轉變發生，令城市空間充滿精彩的可能性。

五月下旬，隨着越來越多的市民被允許走出家門，上海的街道漸漸恢復的生機。儘管所有的店鋪依舊被貼以封條禁止營業，一些野生業態卻開始借着各店鋪門口的空間迅速地生長起來。在一家布置着公共鞦韆的咖啡館門口，按摩的技師已經支起攤位。而在一家餐廳門前的公共座椅上，理髮師擺上了一面鏡子，還在公共座椅的對面擺上理髮椅，公共座椅自然成為擺放理髮工具的桌台。

重獲自由的市民們走上街頭，尋找與久未謀面的家人和朋友歡聚的場所。然而所有的餐館、咖啡廳、酒吧全部關門停業，各家店鋪門口的這些可以免費使用的「公益空間」自然成為人們聚會聊天的社交地帶。人們站在店鋪外的戶外吧檯前，興奮地開啟香檳，歡快地舉杯暢飲。多日來未能走出小區的街坊鄰居們，也在各家店鋪門前的「公益空間」里坐下，暢談着連日來的種種生活。

放眼看去，即使城市裡所有店鋪都已停業，這些由店鋪自身向外延展的公共空間卻依舊在特殊時期發揮着寶貴的價值。這得益於沿街商家與設計師的共同協作，使由一個個鋪面空間組成的街道整體呈現出與平日裡不同的景象，實現了店面功能的微妙轉換。

感謝這些慷慨的商鋪，正是由於他們樂意以這種方式為城市街道做出貢獻，上海這座城市的環境才逐步變得宜居。而曾經做出這樣嘗試和改變的人們，則又成了這種舉措的受益者，得以藉助它渡過了那段等待解封期間最艱苦的時光。

*文中圖片均由作者史倫拍攝

微信編輯｜俞冰如 吳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