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過十年研究員，先是期貨分析師，豆類油脂、銅、螺紋鋼、股指期貨都寫過一段時間的策略報告；2019年開始做投資經理，同時繼續負責研究。從2019年4月至2022年11月，有關國債期貨、商品期貨的頭寸占用資金大約500萬，三年多的總盈利在260萬左右。商品期貨最高不超過2倍槓桿，國債期貨大約是2倍至20倍槓桿區間調整。當研究員與投資經理的區別是非常大的。在當策略研究員的時候，也就是通過基本面分析與技術分析，指出自己認為的未來1至3個月期貨主力合約價格可能運行的方向與波動幅度。有時候自己的預測與未來的事實相近，有些則與未來的事實相差甚遠。當投資經理，思考的問題與研究員的主要差異有兩點：（1）有了判斷之後，下多大的頭寸；（2）啥時候平倉。就說現在，隨着國內疫情防控政策的放鬆，美聯儲加息節奏的放緩，大家對2023年的滬深300指數的表現比10月份更為樂觀一些。認為未來6個月之內，滬深300指數能夠上漲10%到20%是一種判斷。我們為這個判斷下多大的頭寸呢？10%倉位，30%倉位，50%倉位，100%的倉位，還是加一倍槓桿呢？投資經理的工作——主要是自己評估對自己的判斷的相信程度，這種相信程度都反應在倉位確定上。再舉一個例子，9月至10月的時候，一直在思考，我的國債期貨的多頭頭寸還要不要？利多因素是有的，利空因素也是有的。投資，我不能依賴於其他人的判斷，只能依賴於自己的研究與決策體系。琢磨了很久，理出來了兩條主線：（1）大疫三年，百業凋零，民不聊生，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再看韓國、德國的感染人數已經超過總人口的50%，美國感染人數超過1個億，中國香港和中國台灣已經完全放開，基於此，認為疫情防控放鬆已經是大勢所趨，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換句話說，我不賭中國經濟全面崩潰——季度實際GDP增速持續在3%之下水平運行，低於5%到5.5%的潛在增速；（2）土地出讓金收入占地方政府廣義財政收入的50%，房地產市場再惡化下去，官僚體系的運轉一定會出大的問題，基於此，房地產調控政策放鬆已經是箭在弦上。這兩點，當時股市不信，債市也不信，而我信，故而，依靠自己的判斷，我把國債期貨頭寸全部平倉——沒有平在最高點。我不知道疫情防控和房地產放鬆的準確時間點，而且知道自己的判斷可能是錯誤的，而投資就是這樣——從來沒有重複性的100%確定性。如果有一種方法能夠提供短期的100%的重複的確定性，那就意味着每一筆頭寸都是正確的，加上槓桿，很快全世界的錢都是自己的，這顯然是一種哲學層面上的邏輯悖論。判斷與決策就不可能每次都正確。不正確的時候，如何處理。研究員是一句話——略超我們的預期。投資經理得思考，浮虧的頭寸是不是需要剁掉，還是繼續加倉，死磕到底。至於浮虧的頭寸如何處理，經過幾年的摸索，我當前的想法是——具體頭寸具體分析，一事一議。比如，在上證50指數2300點附近買的上證50ETF，又是一個十年周期的配置盤，占自己的倉位不足10%，即便未來3個月上證50指數跌破2000點，那麼選擇剁掉頭寸的必要性也不高；若是2021年初4100點的上證50指數，還加了2倍槓桿做多了IH，考核周期只有3個月，那麼設置一個最大的虧損額，應該是很有必要的。頭寸的處理沒有定法——具體的處理方法依賴於投資經理的約束與目標。一些投資者，下頭寸的時候就沒想過自己可能會犯錯；或者即使想到可能會犯錯，也沒有想好各種情景下的預案；這是投資中比較糟糕的思維範式。入行十三年整，觀察發現，膽小和經驗不足的投資經理往往不會虧大錢，傲慢的自以為無所不能的投資經理往往可能出現虧大錢（到止損線/風控線/爆倉/穿倉等等，定義為虧大錢），甚至把整個團隊帶入顛覆的境地。最後，想說，卡爾波普爾的《歷史決定論的貧困》是本對我幫助很大的書；看過之後，我對人類社會的未來演變抱有了極大的敬畏之心；投資終究還是把握人類社會的未來演變；這些年的投資，我沒有犯過超出我預期的和顛覆性的錯誤，而這都依賴于波普爾的哲學思維範式——用事實來檢驗自己的認知——而不是自以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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