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楊磊又開始頻繁去醫院「報到」了。

他是蘇州一所大學的本科生，去年國慶假期後的一個月，他在學校附近的醫院掛了 39 個號，平均每天 1.3 個。

最初，楊磊沒有任何症狀，只是突然想到患白血病去世的父親，打算求個心安。結果，血常規的某個指標稍稍偏離了正常範圍，從此，他就停不下來了。

他開始反覆求證一個事實——自己沒有血液病。

那段時間他正在實習，原本只掛周末的號，後來演變成工作日請假去看，最後假也不請了，午休時直接打個車到醫院，兩三個小時後再回來。

血常規查了四五次，又做了不止一次的全身 B 超，檢視各個部位的淋巴結。他把報告拿給不同的專家看，都說沒什麼問題。走出診室，焦慮似乎平息了，但不消幾日又捲土重來。

這種狀態楊磊並不陌生。過去 5 年間，他數次陷入相似的境地，只是擔憂的病種不盡相同。

2020 年，他確診了疾病焦慮障礙。人們或許更熟悉它的另一個名字——疑病症。一些學者和醫療從業者更願意使用前者，以消除稱呼中的貶義色彩。

今年年初開始實行的《國際疾病分類》第 11 版（ICD-11）對這種疾病的描述是，「持續思慮自己可能患上一種或多種嚴重、甚至危及生命的疾病」，與之相伴的是反覆就醫、檢查、搜索與疾病相關的信息，或者對軀體不適採取迴避。

由於診斷標準的變遷，我們很難得知它確切的發生率。目前我國被廣泛援引的患病率 5‰，但這已經是 1982 年的數據了。一些醫生的直觀感受是，近幾年、尤其是新冠疫情出現之後，這樣的患者正在增多。

把自己套在 1% 里

楊磊把自己最初的疑病行為描述為「一種對壓力的轉移」。

高三那年的秋天，他開始對自己的身體變得格外關注。最初的焦點在消化系統，後來對頸部的淋巴組織也起了疑心，每周有那麼一兩回，他要摸一摸男同學的頸部，對比一下是否不同。甚至有三四次，老師正講着課，他徑直跑出教室，「到學校附近的醫院檢查去了」。

過了春節，患上胃癌的恐懼依然沒有消解。母親聽夠了他的念叨，答應帶他去做胃鏡。結果一切正常，連淺表性胃炎都沒有。相熟的醫生埋怨道，「這么小的孩子，剛 17 歲，為什麼要帶他做全麻的胃鏡？」

楊磊剖析，當時學業壓力比較大，情緒管理也不太成功。「這可能算一種逃避吧。」好像有個聲音對自己說，「我現在不舒服，所以我不去直面這些事情」。

大學時的經歷似乎也能佐證這個觀點，重要的考試之前，他會頻繁地去急診，「這一點特別明顯」。

圖片來源：站酷海洛

中南大學湘雅醫院心理衛生中心的副主任醫師李建玲告訴我們，她接診的青少年中，快高考的占到很大比重。這些孩子在疑病的同時，常常伴有情緒問題。

她介紹，外部壓力和負性情緒是疾病焦慮障礙的易感因素。有些人覺得「扛不住壓力是無能的、丟面子的」，負性情緒的表達受阻，這時，軀體不適的主訴成為了一種「合法的」途徑。

一定程度上，這也和社會文化環境相關。在一些地區，情緒的直接表露被認為是羞恥的。這種氛圍下，患者會掩飾、否認甚至不能感受到自己的情緒體驗，而選擇性地關注自己的身體。

李建玲對一位中年男性患者印象深刻。「他的老婆很會賺錢。他原本有體面的工作，集體改制之後就失業了。找個一般的工作，又拉不下面子。」到精神科就診前，他整日在家無所事事，覺得自己毫無存在感，接着便出現了疑病的行為。

另一方面，疾病焦慮障礙的患者往往具有敏感多疑、謹小慎微、苛求精確的特徵。

我們在楊磊身上看到了這樣的特徵。他在談話中反覆強調，自己非常擔心小概率事件。只有「金標準的檢查」才能讓他打消疑惑，比如切掉一部分組織做活檢，但這種要求是不會被答應的。

「這就是我為什麼反覆做影像學檢查，它的檢出率不是 100%的。哪怕 99%的可能是沒問題，我也會把自己套在 1%里。」

楊磊試圖探尋這種思考方式的源頭。回溯童年，他生病的次數並不多，大病更是從未有過。但他認為自己「至少是體弱的」，小時候「很矮很瘦」，初中讀了大半，還被人問是小學幾年級。

他覺得自己對疾病的焦慮，或許有家人潛移默化的影響。楊磊是早產兒，七個半月就出生了，當時體重還不到 4 斤。家人偶爾提及這段往事，聽的時候沒什麼感覺，現在回看，還是多多少少在男孩心裡埋下了隱憂。

「過去，我覺得疾病和死亡離自己很遠。我爸說我們家基因很好，我的曾祖輩都活到了 90多歲，太姥姥現在還活着，過完年都 100歲了。」大一那年，楊磊的爺爺因淋巴瘤過世，此後幾年間，又有數位親人和朋友病逝。「太集中了，這可能也是一個因素。」

從業 4 年的心理諮詢師丁若水向我們介紹，疾病焦慮的人有着更重的脆弱感，它的來源可能是童年時期主要照顧者的過度保護，或者很早就面對了親人的死亡，「也許當時對於死亡的理解沒那麼直接，但恐懼的體驗是強烈的」。

這些經歷讓他們形成了某些固定的信念，比如「得病是很可怕的」「一旦哪裡不舒服，就意味着我得了絕症」。平時，這些信念是潛在的。某些關鍵事件發生後，模糊的軀體不適就會將它們激活。

「剎不住了」

楊磊最艱難的一段日子，是在 2020 年夏天。

導火索是一次性行為，「其實是採取了保護措施的」，根本不必擔憂。但他依然害怕染病，開始瘋狂地抽血化驗，一周兩三次。

每次的結果都是陰性，「但還在窗口期，不能說肯定沒事」。於是繼續往醫院跑，後來皮膚科的醫護都說，「你每天陪我們上班來了」。

一個半月後，常見性病的窗口期都過了，所有檢查仍是陰性，楊磊才漸漸相信，自己確實沒有染病。

然而，疑病並沒有就此停止。「像是踩了油門一樣，剎不住了。」

從肺癌、鼻咽癌到帕金森，短短一個月，他數度懷疑自己患上重疾。現在想來，或許只是長時間戴口罩的不適，以及一直存在的輕微手抖被注意到了。

他依然是醫院的常客。檢查最密集的時候，帶來的正向影響只能持續幾個小時。

「反思一下，我浪費了多少醫療資源啊！每重複一次檢查，就有一位真正需要檢查的人被我占了機會。」但當時的楊磊想不到這些。「恐懼早就壓倒一切，還能考慮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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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的研究者報告過一個極端案例，充分展現了疾病焦慮障礙的患者對醫療機構造成的負擔：

這位男性患者從 48 歲開始懷疑自己患癌，持續了 25 年。其間，他每周求醫數次，累計做了 18 次腹部 CT、11 次胸部 CT、7 次頭顱 CT、6 次腰椎核磁和 4 次胸部核磁，甚至說服多位醫生為其進行了腎臟、前列腺和胃部的活檢。他家境平平，卻為此花費了 17.8 萬美元。

對於許多患者而言，同樣停不下來的還有線上的求證。

2020 年夏天，楊磊焦慮得睡不着覺，在問診 App 找不同的醫生聊，「一找就找十幾個」。哪怕第二天一早就要去醫院了，他也等不了。問診結束，還要翻看這些醫生此前的接診記錄，試圖找到一個「和自己同樣症狀、最終沒事的 case」。

上海的高中生依依也曾深陷泥沼。去年 3 月，她把自己和「擠破痘痘引發顱內感染」的新聞對號入座，驚恐發作進了急診，此後便走上了疑病之路。

她一度沉迷於搜索「症狀」，「自己給自己確診」過血小板增多症、慢性疲勞綜合徵、心肌炎等等。那種感覺太糟糕了，「每次都告訴自己再也不要搜了，下一次還是忍不住」。

她還會在社交平台尋找「病友」的分享，每看一篇，就覺得相應的部位開始不適。看得越多，平台推得越多，久而久之，所有的賬號上全是疾病相關的內容。她曾屏蔽掉「白血病」「癌症」之類的關鍵詞，讓平台別推薦，確實緩解了一段時間，但最終還是功虧一簣。

承認有心理問題，會更難嗎？

疑病的第 4 年，第一次有醫生明確提示楊磊去看精神科。

大四開學前，他的疑病到達了極點。當時懷疑的是漸凍症，先是感覺小腿變細了，後來又察覺到肉跳。聯想到漸凍症的症狀之一是肌束震顫，恐懼瞬間襲來。

「完蛋了，果然。」

越觀察，跳的地方越多。回到學校後，已經「有種眉毛到腳都在放電的感覺」。原本開學還有三四門考試，楊磊根本複習不進去。「整個人很毛躁，坐立不安。」

他給華西醫院一位擅長漸凍症的醫生打過三四個電話，8 分鐘上百元的那種。對方幾番安撫，楊磊依然放心不下。「他又沒見過我真人，我又沒做肌電圖檢查，怎麼判斷是不是？」

後來，楊磊直接棄考了。

當天晚上，他又給那位醫生撥過去。對方說，「我建議你去看精神科，而且越早越好」。

關於疾病焦慮障礙，經常被提到的一點是，患者會首先出現在心內科、神經內科、消化內科等科室，輾轉許久，才到精神科就診。

李建玲告訴我們，她接觸到患者時，往往距離對方出現疑病行為已經一年多了，長的可能有五六年。

「不會有人很快就來精神科的，即便來了，醫生也不會下診斷。」因為診斷標準之一是排除各種器質性問題，而疾病有演變的過程，有些在早期不易發現，一種症狀又會對應多種疾病，短時間內確認沒有任何器質性問題，並非易事。

排除其他因素後，患者能否更早地求助精神科，一方面與非精神科醫生的提示有關，另一方面，也取決於患者和家屬是否願意接受這種提示。

楊磊很早就知道疑病症的概念，但若非嚴重到棄考，他還是會「首先否認心理問題，而去習慣性地認為是軀體問題。」

依依頻繁就醫的第二個月，一位急診醫生建議她去看精神科。但她和父母都認為沒有必要，「感覺自己挺正常的，只是有些緊張」。

後來情況越來越重，她主動提議「帶我過去」。父母總是應承下來，卻一直沒有行動。

他們並非對疾病焦慮毫無了解。相反，他們也曾被困擾過。

依依第一次聽到這個概念，就是在母親那裡。她袒露自己在二十幾歲時，因為親生姐妹患癌而感到恐懼，反覆懷疑得了胃癌，為此看了好幾年的心理諮詢師。至於依依的父親，沒來由地害怕得艾滋病，足足有二十幾年。

雖然有相似的經歷，但依依並沒有感受到更多的理解。尤其是父親，總是嚴厲地向她灌輸自己的觀點，有時要講上兩三個小時，給人巨大的壓迫感。一次，他看到依依又在搜索病症，氣得搶過手機，摔在地板上。

他說，正是知道這很難受，所以不希望依依這么小就持續這種狀態。「但他覺得只要不看網上的說法，疑病就能立刻停止。這不是我能控制的。」

依依猜測，父母對精神疾病還是有一些恥感。

安徽女孩劉暢被父親的「固執」深深困擾。他從去年年初開始疑病，至今依然認定自己有器質性問題。

很早就有內科醫生請了會診，給他開了抗焦慮藥物，他覺得自己沒有焦慮，吃了幾天就偷偷停藥了。家人帶他去鄰市的精神專科醫院，他也不以為然，私下和劉暢講，「那個醫生根本不行」。

去年 9 月，劉暢和母親專程帶他到上海，先去一所消化內科排名很高的醫院，再去精神衛生中心。

去第一家醫院的路上，他一改往日的頹態，精神飽滿，步履輕快。好像終於又有機會證明自己是對的——「這次的醫生厲害一點，肯定能查出來器質性問題。」

醫生再一次告訴他，這是疾病焦慮。「從醫院出來之後，他就沮喪得不得了，腳都挪不動了，眼看着要哭出來。」

對於這位 58 歲的男性而言，承認自己有心理問題，似乎比承認自己有軀體問題要難得多。

接納焦慮

在精神科門診，醫生給楊磊開了艾司西酞普蘭。這是一種抗抑鬱藥物，屬於五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其對疾病焦慮障礙的療效，已被多個隨機對照研究證實。

開始服藥前，楊磊是抱着一些懷疑的。他願意相信醫生所說，是心理層面的問題，但總還犯嘀咕，真的不是沒查出來嗎？

服藥第一周，他發現好像肉跳的頻率降低了，第二周，一些症狀消失了。他愈發認可醫生的診斷，「精神類藥物是有效的，就驗證了確實是這方面的問題」。

李建玲強調，對於疾病焦慮障礙的患者，要優先選擇副反應小的藥物，並留心劑量的調節。

這些患者原本就對身體的變化非常敏感，如果用藥猛了，出現了副反應，他們可能會認為出現了一種新的軀體症狀，進而加重焦慮，治療的依從性也會降低。

劉暢的父親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經歷了 3 次換藥，有次偷偷停藥一個月後才被發現，還有一次只吃了兩天就揚言把藥扔了，原因是吃完有些反胃，而消化系統的癌症原本就是他重點懷疑的疾病之一。

斷斷續續的服藥，反而使他的病情越來越重。「後來已經有點出現抑鬱的表現了，不愛講話，吃飯也越來越少，整個人瘦了快 20斤。」

劉暢回憶起那段時間每次回父母家看到的場景：父親呆坐在沙發上，和他講話，就像沒聽到一樣，半晌才抬頭瞥一眼。「看着電視，問他哪個是壞人，不知道。」

「他的眼睛沒有光了。」

有研究證實，相比於藥物治療，疾病焦慮障礙的患者更傾向於嘗試心理治療。

丁若水接觸過一些疾病焦慮的來訪者。在她看來，前期比較重要的是讓來訪者相信，就算不做那些反覆求證的行為，焦慮也會過去。

「當求證的衝動湧來，什麼都不要做，不向它屈服，就等着它自己離開。」這是一種暴露練習，讓來訪者試着忍受「無法判斷身體感受是否為真實症狀」的那種不確定性。

第一次嘗試可能需要很久，「短則 20分鐘，長則一兩個小時」。但經歷足夠多的練習之後，他們會意識到痛苦是暫時的，不像想象的那樣可怕，這會幫助他們克服恐懼，進而克制求證的衝動。

另一個重點是幫助他們調整認知偏差。這並非易事，因為「疾病焦慮的人或多或少有一些強迫的特質」。ICD-11 首次將這種疾病歸入「強迫性或相關障礙」的大類下。

「當你試圖引導這樣的來訪者替換一些想法，他們可能會產生一種對抗性的思維，像是內心有個非常執拗的聲音在說，『我的想法就是真的』。這讓改變變得更難。」

這時，她選擇先讓來訪者接納自己疑病的想法，再將想法與事實分離。這是接納與承諾療法中的認知解離。

一個簡單的方法是，在表達時加上「我有一個想法」的前綴。比如，讓來訪者分別講出「我會得癌症」和「我有一個想法，我會得癌症」，去體會這兩句話帶給自己的不同感受。

同時，也建議有條件的患者家屬能較早地參與到諮詢中，以便給予恰當的支持。

有些患者會經常請家人確認他們的「症狀」，如果一味地滿足，會使他們過度依賴這種反覆求證的方式，「覺得只要用這個方式就夠了，從而失去嘗試更多自救辦法的機會」。當然，也不能全然否定 Ta 的感受。最合適的應對是點出這種行為——「你正在反覆求證哦！」

「我在慢慢變好」

見到楊磊那天，他是從腫瘤醫院趕來的。前一天剛剛從蘇州回北京，他就等不及把之前檢查淋巴結的報告拿給「更權威的醫生」。

「某種程度上，在推開診室門之前，我已經知道醫生會說同樣的話。可我就要那句話。」訪談快結束時，他略帶自嘲地告訴我們，第二天還約了 301 醫院的號。

去年 9 月之前，他已經整整一年沒有做過檢查了。

有段時間他的狀態很好，能百分之百投入在手頭的事情上，不會被疑病的念頭分散。哪怕出現不適，也能主動分辨，是否是情緒或生活習慣所致。

楊磊一度承受住了重大變故。去年年初，他的父親被白血病帶走了生命，從出現症狀到去世，僅僅五十幾天。

我們設想他會很快重現焦慮，但當時的他反而想開了——「疾病來的時候你也無力阻擋，就躺平吧。」4 月，他甚至在醫生的幫助下順利地停了藥。

直到秋天，他再度陷入疑病的漩渦。他說自己「回過神了」，近一年來，他費心構築「把自己放在大概率事件」的能力，因為最親近的人遇上小概率事件，「一下被擊垮了」。

好在相比過去幾年，他已經清楚如何尋求專業的幫助。

「10月第一次去看血液科是沒來由的，根本沒有不適。我意識到這一點，就去看了精神科。」

醫生告訴楊磊，還不到吃藥的程度。最近幾周，他正在考慮要不要約個心理諮詢師聊聊。

圖片來源：站酷海洛

劉暢的父親終於承認了自己的焦慮，這樣說的醫生實在太多了。但他依然堅稱，自己是因為「生病」才焦慮的，而非原本就有疾病焦慮，才漸漸察覺到各種疼痛。

上個月，他又換了一種藥，效果還算不錯。過去大半年，他的社交幾乎完全斷了，一直悶在家裡，前幾天竟然主動提出要去爬山。

他依然對患癌有所懷疑，這個月還做了一次腸鏡。「但他自己說，只要不痛，就能不想這個、去干別的事了。」

依依則更多地依靠自救。她從書上學了一些緩解焦慮的方法，「感覺自己快要死了的時候，就用腹式呼吸」。

環境的改變也有幫助。這學期她搬進了學校宿舍，每次疑病，會以玩笑的方式講出來。室友們的安慰很適當，不像父母那般說教，或者過度緊張。「而且很快又會聊到別的，就不怎麼想生病的事了。」

這兩個月，她已經能完全控制住不去搜索病症了。她重新獲得了一種掌控感。

她確信自己正在慢慢變好。「我媽媽現在已經好了，我覺得我最終也能好的。」

（文中楊磊、依依、劉暢為化名。）

本文經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博士 持照臨床心理學專家 王怡蕊 審核

撰文：陳怡含 宇晏

監製：李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