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澳大利亞作家克萊夫·詹姆斯（Clive James）喜歡這樣娓娓道來：上世紀60年代，他初到英國沒多久，就結識了一批思想純正嚴肅的人，每逢交談之際，那些人都苦于思考一個問題——納粹集中營的囚犯都會做些什麼？對總持有懷疑態度的詹姆斯而言，這一答案充滿了悲劇色彩與恐怖意味……無需言語，眾人自明。

他認為，真正挑戰道德底線的問題不是囚犯會做什麼，而是比受害者擁有更多選擇的人會做什麼；換言之，也就是集中營的警衛或卡波（kapo）會做什麼。後者或許更壞，他們監視、習以為常地殘酷虐待同伴，只是為了從掌控集中營的納粹黨衛軍手中獲取各種特權，在這個死亡之地，有機會存活就是最至關重要的特權。

無論在奧斯維辛集中營、布痕瓦爾德集中營，亦或亞塞諾瓦茨（Jasenovac）集中營多麼有特權，身為卡波，始終受制於人：德國警衛隨隨便便一時興起就能輕輕鬆鬆否定他們的地位。儘管在卡波中，的確有人命運不濟，但大多數人都活了下來，而普通囚犯則幾乎全部命喪黃泉。

此後，卡波的命運隨去向不同而有所改變。集中營被解放後，奔向巴勒斯坦的那批人很可能會被其他囚犯認出並殺害。當然，也有被錯認成卡波的倒霉蛋。1946年，特拉維夫曾發生過一起著名的案件：一位名叫亞舍·貝爾林（Asher Berlin）的男子被當成了勾結蓋世太保的猶太叛徒，在巷子裡被狠狠群毆了。

事實上，不幸的貝爾林自1924年移民英屬巴勒斯坦託管地後，就沒有去過歐洲。1950年，即以色列建國兩年後，以色列議會通過了《納粹黨人及其合作者懲罰法案》（Nazi and Nazi Collaborators Punishment Law），該法案旨在處罰以前的卡波及猶太居民委員會的領導人（Judenräte，猶太居民委員會是二戰時期納粹德國在歐洲占領區的猶太人社區中安置的行政機構。該委員會被納粹用來控制較大的猶太人社區，是自身具備管理權的中間人。編者注），後者曾管理東歐的猶太社區，然而納粹最終還是把猶太人趕向了集中營。11年後，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被綁架、審判並處以死刑，他成了唯一一個依據此法被審判的納粹分子。

審判持續了22年。回想起來，即使在法案生效後，嚴懲卡波的前兩年，也很少有實際刑期超過5年的人，只有耶海茲克爾·永斯特（Yehezkel Jungster）被判處了死刑，但最後也以減刑而告終。

隨着審判一年又一年的推行，官方的態度逐漸軟化了，以前，以色列司法機構傾向於假設被告有罪，認定他們不該犯下惡行，後來，他們漸漸開始認為卡波別無選擇，只能那樣做。

在以色列學者丹·波拉特（Dan Porat）對庭審的精彩描述中，法官的立場與普里莫·列維（Primo Levi，猶太作家、化學家，大屠殺倖存者，編者注）驚人的相似，後者曾寫道：「沒人有權審判卡波，集中營的受害者不行，沒在集中營待過的人更不行。」這與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觀點相悖，她曾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中嚴厲批判過卡波及猶太居民委員會。

作為奧斯維辛集中營、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倖存者，匈牙利著名小說家凱爾泰斯·伊姆雷（Imre Kertész）直白地表達了自己的看法。2002年，剛贏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他在採訪時稱：「20世紀時，歐洲的極權主義創造了一種全新的人類。它迫使某人以我們未曾被迫使過的方式做出選擇：要麼成為受害者，要麼成為施暴者。」

追隨列維、認為自己無權審判卡波是一回事，試圖深入他們的思想與心靈又是另一回事。後者正是南斯拉夫作家亞歷山大·提斯馬（Aleksandar Tišma）的非凡之作《卡波》（Kapo）的主題。

據我所知，除了本哈德·施林克（Bernhard Schlink）於1995年出版的《朗讀者》（The Reader）以集中營看守漢娜·施米茨（Hanna Schmitz）為主人公以外，《卡波》是唯一一部從施暴者角度，而非受害者角度展開敘事的主流文學小說。但在施林克的小說中，敘述者不是集中營的女看守，而是她的德國小情人，當她被戰後的德國法庭判處長期監禁後，這位小情人又成了她忠實的朋友與訪客。

施林克的小說備受追捧者讚譽，他們認為施林克試圖戲劇化地展現與德國黑歷史的衝突與和解（在德國，人們還為其起了一個不甚雅觀的名字：Vergangenheitsbewältigung，意為解決過去，解決歷史）。但作家傑里米·阿德勒（Jeremy Adler）卻加以嚴厲批判，指責施林克在「創造共情殺人犯的藝術」。以色列著名歷史學家奧默·巴托夫（Omer Bartov）的言辭更為激烈，他認為《朗讀者》在暗示「德國才是受害者」。德國記者威利·溫克勒（Willi Winkler）在《南德意志報》（Su ddeutsche Zeitung）上撰文稱其「刻奇至極」。

在我看來，最後一項指控有失公允，因為它更適合用來評價《辛德勒的名單》。但平心而論，那種關乎倫理、命令式的虔誠，即大屠殺既要求我們是獨立的個體，又要求我們團結一致，已經在施林克的小說和史蒂文·斯皮爾伯格的電影中，被嚴重轉化成了喚起其恐怖色彩的工具，大多數人難以免俗，尤其是從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界定的概念來說（他認為刻奇「能令我們因憐憫自身、為所思所想體現的平庸而熱淚盈眶」）更是如此。

相反，提斯瑪的大屠殺三部曲，《布拉姆之書》（The Book of Blam）、《人的用處》（The Use of Man）和《卡波》（Kapo）是化解而非滋養平庸與刻奇的良藥。三部曲的名氣在前南斯拉夫以外的地方，遜色於凱爾泰斯·伊姆雷的四部大屠殺小說——《無命運的人生》（Fatelessness）、《慘敗》（Fiasco）、《為了未誕生孩子的祈禱》（Kaddish for an Unborn Child）及《清算》（Liquidation）——但提斯瑪的小說絕對配在任何文壇留下青名。

有趣的是，凱爾泰斯·伊姆雷在匈牙利默默無聞之時（國際上更是查無此人），提斯瑪就已將《無命運的人生》翻譯成了塞爾維亞-克羅地亞語，並為此書在南斯拉夫問世出了一份力。這頗有些惺惺相惜的意味，當然，我做出這樣的推測並非毫無根據。不管這種推測有什麼價值，我絕不會落入愚人的行列，也絕對認可這兩類小說相得益彰。凱爾泰斯的作品頗具自傳色彩，這點是不可否認的，但他總堅稱將其視為自傳的人嚴重誤解了他，他認為自己的身影應該出現在寫字檯旁，而非故事中。

在《無命運的人生》中，年輕的捷爾吉·卡維（Gyuri Köves）被關進了奧斯維辛集中營與布痕瓦爾德集中營，後來他回到了匈牙利，但卻發現家鄉已被蘇聯占領。我認為，凱爾泰斯把卡維當成了另一個自我，而不是簡單虛構出來的、用於隱藏自我的「方便旗」（譯者註：方便旗，指商船為逃稅而於別國註冊並懸掛該國旗幟）。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也因「佐克曼三部曲」（Zuckerman trilogy）的同名主角而提出了類似的論點。

在我看來，他們二人的言行既有真實性，又充滿了刻意否認的元素，總之，小說家都在提醒：讀者當留心。從羅斯的《解剖課》（The Anatomy Lesson）到《反生活》（The Counterlife），從凱爾泰斯的《無命運的人生》到《清算》，都是一種針對文學界的海森堡不確定性原理（即堅持認為一切都是不確定的）的敘事確定性。

對待自己的作品時，提斯瑪的看法與凱爾泰斯截然相反。他認為自己其實就是在寫自傳。然而，在奧斯維辛集中營與布痕瓦爾德集中營被囚禁的是凱爾泰斯，而提斯瑪1924年在匈牙利邊境的南斯拉夫伏伊伏丁那省霍爾戈什鎮誕生，提斯瑪的母親是猶太人，說匈牙利語，父親則是塞爾維亞人，儘管戰火紛飛，他們一家三口還是活了下來，1944年布達佩斯被蘇聯軍隊占領之前，提斯瑪甚至想方設法完成了學業。

他們之所以能倖存下來，一是因為非猶太人裔鄰居們三番四次援手相助，二是因為他們早在1942年初就設法逃離了伏伊伏丁那省首府諾維薩德，1942年1月20至23日，當地猶太人慘遭大規模屠殺，在此之前，至少有1400人被槍殺並推入多瑙河，其中有些人是活活淹死的。

在提斯瑪的首部大屠殺小說，即令其聞名南斯拉夫的《布拉姆之書》中，同名主角米羅斯拉夫·布拉姆（Miroslav Blam）和他一樣幸運地避開了戰亂，但布拉姆倖免於難不是因為及時逃離了諾維薩德，而是因為娶了基督徒，皈依了基督教。不管怎樣，提斯瑪既沒有親歷諾維薩德大屠殺，也沒有見過奧斯維辛集中營。正如他後來明確表明的那樣，事實上，他極力壓制了對大屠殺的記憶，直到1960年，26歲的他首次參觀奧斯維辛集中營舊址時，這些記憶才真正被重新喚醒了，12年後，他出版了《布拉姆之書》。

《布拉姆之書》是一部令人生畏的殘酷小說，像是在大屠殺背景下對《約伯記》的複述。和約伯一樣，米羅斯拉夫·布拉姆是無辜的，作為倖存者，逃脫死亡的懲罰就是在大屠殺後陷入孤苦伶仃的境地。布萊姆的朋友都被德國人殺了，而他完全沉浸在對摯友的思念當中。雖然看似矛盾，但布拉姆的無辜至少給讀者帶來了某種道德上的解脫。

在提斯瑪的第二部大屠殺小說《人的用處》中，背景更加宏大。它描繪了一群高中生及其在戰爭爆發後的命運。這本書中有受害者——有一半猶太血統的維拉（Vera），她被送進了集中營；也有英雄——維拉的男友米林科（Milinko），他加入了鐵托的游擊隊；有反英雄角色——維拉的同學斯雷多耶（Sredoje），他也成了游擊隊員；也有怪物——維拉的堂兄賽普（Sep），他變成了納粹分子。

提斯瑪沒有把焦點放在賽普身上，如果一定要定一個主角，那也只能是維拉。她在集中營里活了下來，但是當她重返家鄉後，她發現一切都回不去了，就像布拉姆一樣。這兩個人物都逃過了死亡，但他們都發現自己只能以深刻且不誇張的方式在精神層面上生存下來。

凱爾泰斯無疑是阿爾戈英雄式的孤獨者，但和提斯瑪相比，他樂觀得多。凱爾泰斯曾在受訪時聲稱自己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經歷是幸運的，隨後又表明自己沒有開玩笑，這令採訪者目瞪口呆，而提斯瑪，即便是在開玩笑，也絕不可能說出這種話。同時閱讀二人的作品時，讀者總能感覺到在凱爾泰斯止步的地方，提斯瑪邁了出去。事實上，我們很難想出還有哪位作家能像提斯瑪那樣嫻熟展現心理與道德層面的殘酷。

拉羅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法國箴言作家）有句名言：有兩件東西人們無法凝視，一是太陽，二是死亡。但提斯瑪的作品以世界文學歷史中少有的方式挑戰了這句話。這種自己掙來而非不勞而獲的無盡悲觀主義在偉大的文學作品中十分罕見，也許作為讀者的我們應該對此心存感激。對提斯瑪而言，沒什麼好開玩笑的；他的世界已經超越了快樂，超越了消遣。

如果這位極度沉默寡言的作家想傳遞什麼信息的話，那就是：即使某人成功逃出了地獄之門，新的地獄也在外面等待着他。和平只是道德層面上令人掃興的結尾，無法消減恐懼與悲傷。

事實上，我能想到的唯一一個也善於描寫殘酷的作家是法西斯主義者路易-費迪南·塞利納（Louis-Ferdinand Céline，法國作家，他在1937年及二戰中發表過一些激進的反猶宣言。編者注），這頗具諷刺意味，以至於從道德上說是極其敗壞的，即使這樣說並沒錯。《卡波》是三部曲中最殘忍的。

在《卡波》中，我們一直在第九層地獄。凡是進入此地，須棄絕希望？對此，提斯瑪的回答可能是：「希望？還不如談談獨角獸是否存在呢。」《布拉姆之書》中的布拉姆和《人的用處》中的維拉都是受害者。儘管他們生活得很淒涼，但卻並沒有為了活下去而不惜一切代價。

在提斯瑪眼中，這兩部小說都清楚表明，正是這一點構成了他們不可磨滅的尊嚴：他們找不到活下去的理由，但卻努力活了下來。在《卡波》中，讀者進入了一個沒有任何尊嚴的世界。它關注的焦點是拉米亞（Lamian），一個在戰爭中倖存下來的前卡波，儘管他回到了位于波斯尼亞北部的家鄉巴尼亞盧卡，但卻始終生活在恐懼中，生怕別人發現自己的過去。這部小說的前提很可能會讓毫無準備的讀者感到震驚與格格不入，就像閱讀完全從艾希曼角度講述阿根廷事跡的小說一樣，不管多麼殘酷與無情。

換句話說，《卡波》不是探討罪與罰的故事。提斯瑪不是陀斯妥耶夫斯基，拉米亞當然也不是拉斯科爾尼科夫（《罪與罰》中的主角。編者注）。事實上，除了自己，他對任何人都沒有負罪感，也沒有感情。像布拉姆和維拉一樣，拉米亞沉湎於過去，或者更準確地說，似乎認為過去的自己比現在活得更像個人。對布拉姆和維拉而言，現在只是一個淒涼的空間，充滿了他們想復活的鬼魂，儘管他們知道自己無能為力；而拉米亞的恐懼深植於道德層面，他生怕人們發現他曾是卡波，曾是猶太民族中的叛徒。

拉米亞有工作，但他不與人接觸，且時刻保持警惕，一心只想活下去，不想為自己犯下的罪行負責，儘管他總忍不住厭惡地回想起自己曾強姦、虐待他人。在小說的開頭部分，拉米亞堅信自己的秘密永遠不會被發現，直到他偶然發現海倫娜·利夫卡（Helena Lifka）——被他拖進老巢（集中營偏遠角落的一個工具棚）強姦的女人之一——和自己一樣曾是南斯拉夫猶太人，而當時的他並不知情。她會回到巴尼亞盧卡嗎？會揭發他嗎？拉米亞心想：「她肯定會告發我，說我是野獸、惡魔、虐待狂和希特勒的幫凶，是隱藏在巢穴、偽裝成良民的撒旦和叛徒。」

他想到他的命運將異常可怕：那些想復仇的倖存者們，「會朝我吐口水，再一把抓住我把我摔到地上，之後再踐踏我，把我打個半死……然後……再照顧我，讓我恢復健康，這樣就可以把我拖到法庭上，在眾人面前，作為怪物展示出來……我的名字是邪惡的象徵」——寫到這裡，提斯瑪已將無盡的悲觀主義藉由主人公之口說了出來——「直到他們發現更罪大惡極的人為止。」

拉米亞時常覺得自己應尋求海倫娜·利夫卡的原諒，但正如提斯瑪描述的那樣，每當拉米亞冒出這個念頭時，其實只是想阻止海倫娜報復自己。然後，正如他恐懼的那樣，拉米亞似乎在街上看到了海倫娜。她年事已高，彎腰駝背，但還活得好好的。

在小說的其他章節，提斯瑪帶着讀者在時光中來回穿梭：拉米亞又變成了卡波；他虐待、強姦了婦女；他和里格勒爾（Riegler）——控制他的德國守衛之一，正如他控制普通囚犯一樣——關係密切；德國即將戰敗時，二人開始逃亡。拉米亞越來越歇斯底里，甚至開始追蹤海倫娜的蹤跡，在小說的結尾，他相信自己已經在薩格勒布的某間公寓裡找到了她。他鼓足勇氣，來到公寓，打算透露自己的真實身份。

然而事與願違，事情的結局苦澀不堪、令人不安與掃興。開門的不是海倫娜·利夫卡，而是她的表姐茱莉亞·米爾克（Julia Milcec）。茱莉亞對拉米亞說，海倫娜曾住過這裡，不過早在幾個月前就死於可怕的癌症了。茱莉亞從未去過奧斯維辛或其他集中營。起初，他不相信她。他堅持說：「我們在奧斯維辛認識的。你還記得弗法（Furfa）嗎？工場的那個卡波？嗯，那就是我。」面對茱莉亞的矢口否認，拉米亞最終意識到她說的是實話。他氣瘋了，也沒招了，於是又被當初尋找海倫娜時她還活着的事實困擾着。

他發現自己無法從椅子上站起來，這個房間曾是海倫娜的起居室，正如茱莉亞所說，也是她和家人的鬼魂一起生活過的地方，那些鬼魂都死於集中營。茱莉亞看出了他的痛苦，於是說自己必須要外出，但他可以留下一段時間，他感激地接受了這個提議。當茱莉亞離開後，他發現自己更走不了了。他知道自己很快就會被請走，但「身體的每個部分都呼喊着要留下來」。

隨後，提斯瑪用幾個驚悚的句子結束了小說。拉米亞意識到：「只有這裡才是安全的，就像當初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工具棚里一樣安全，當他傾聽集中營里瀑布般的死亡囈語與祈禱時，窗戶上釘着木條，蓋着破布，他猛地跳出去，嚇到了一個叫海倫娜·利夫卡的囚犯。」

據我所知，在歐洲文學中，還沒有哪部作品能如此不屈不撓地陷入絕望。提斯瑪沒有製造希望，也沒有安慰讀者。1949年，在美國流亡多年的西奧多·阿多諾（Theodor Adorno）回到了廢墟中的德國，他說：「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20世紀60年代初，一位採訪者指出德國詩歌這幾年已經復興並繁榮起來，阿多諾給出了肯定的回答，並表示奧斯維辛之後，似乎又能寫詩了。但是，他補充道，問題是在奧斯維辛之後，生活能否繼續。這是提斯瑪思考的問題，也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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