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近日，國家計生協發布 1 號文件《中國計劃生育協會 2022 年工作要點》，提到：

「實施生殖健康促進行動，重點解決青少年、育齡人群及其他特定人群生殖健康的突出問題，開展未婚人群人工流產干預專項行動，減少青少年意外懷孕和人工流產，提高群眾生殖健康水平。」

而其中「開展未婚人群人工流產干預專項行動」一項，很快引發了社會廣泛關注與激烈討論：從當下的現狀出發，這一行動，是出於提升群眾生殖健康的考慮，還是在悄然抬高流產的門檻？

2018～2020 年取得的關鍵成果

圖片來源：聯合國

劉艷是天津第一中心醫院產科的副主任醫師，她在婦產科已經有二十多年的工作經歷。「2010 年的時候，人工流產手術的數量在我的職業生涯中達到了一個高峰，最多的時候，我在 3 小時內可以完成 27 台手術」。

而近些年，中國人工流產手術的數量雖依然居高，但有所回落，劉艷所在醫院的婦產科，現在每天到不了 10 台這樣的手術，「這一方面跟國家的生育政策有關，另一方面也與現在普遍較低的生育意願有關」。

「國家早就應該干預人工流產了」，從業內者的角度來看，「這個領域魚龍混雜」。劉艷認為，對人工流產的干預不但要加強教育，減少意外懷孕，同時也要使人流手術更加規範。

現在依然常見的無痛人流廣告，曾經更為猖獗地占據着各類媒介，「說什麼今天做手術，明天就上班，其實這些給人特別多的誤導」。劉艷表示，人流手術確實很快，但風險卻大，「醫院將手術說得很簡單，但醫生的水平難以把控」。

讓劉艷醫生印象深刻的是，曾經有一名十幾歲的女孩，在別的醫院做人流手術，由於醫生操作不當造成了子宮穿孔和腸管穿孔，導致腸壞死，轉院過來後已經昏迷，住進了 ICU 重症監護病房。

因此，出於對生殖健康和行業規範的雙重考量，人工流產亟需干預。

但對於要關注「未婚人群」的人工流產，復旦大學婦女研究中心副主任王菊芬卻持有不同態度。

王菊芬一直堅持從事婦女和人口研究，對當下中國女性婚育的狀況有着長期和系統的觀察，根據這些經驗和判斷，她認為在計生協的工作要點中，對「未婚人群」的界定已不夠科學。

王菊芬告訴丁香園：「在當今社會中存在的婚育觀念越來越多元的背景下，人們可以終生不婚，也可以選擇閃電式地結婚、離婚，即便已婚也可以組建丁克家庭。

而隨着婚育觀念一同發生變化的，還有女性不斷提早的性成熟年齡，之前女性性成熟年齡在十二三歲，現在已經提前到十歲左右，而女性的生育能力一般可以一直持續到 45 到 49 歲之間。

在社會觀念和公眾生理狀態都處於不斷變動的情況下，單一關注未婚人群和青少年群體的意外妊娠和人工流產狀況，可能把問題簡化了，不具備與時俱進的普遍意義。」

「社會對人工流產的關注應該將所有的育齡期女性都包括進去，不要再區分已婚和未婚」，這也是王菊芬與他們課題組參與制訂《上海市婦女發展「十四五」規劃》時的觀點。她認為，對於女性健康的服務，應該將她們的全生命周期都納入其中，才是更科學地有效改善公眾生殖健康，實現優生優育。

走進藥店，計生櫃檯永遠最為醒目，每扇櫥窗前都張貼着紅黃撞色的「萬艾可已到貨」。

但最近引起討論的，卻變成了收銀台前，一張寫有「不得銷售終止妊娠藥品」的提示卡，結合 2021 年的第五批國家集采中，米非司酮與卡貝縮宮素被踢出，這也使得部分網友擔憂，往後「藥物人工流產也越來越難做了」。

其實，在市場監管層面，對終止妊娠藥品早就有所限制。

「規範終止妊娠藥品的銷售和使用，主要是為了配合國家的整治兩非的政策」，河南省南陽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的副局長王定介紹，而所謂「兩非」，是指非醫學需要鑑別胎兒性別、非醫學需要人工終止妊娠，這一政策提出的背景是國內持續多年失衡的男女性別比。

從臨床角度，劉艷醫生也表示藥物流產的適用範圍有限：「從專業角度來說，我們不推薦自行服藥行藥物流產；雖然我們也做藥流，但一定應是在正規醫院，在專業人士的判斷和觀察下才能進行。」

「終止妊娠藥基本上是通過讓子宮收縮，在壓力作用下使胚胎脫出。這種情況有可能胚胎脫出不徹底，導致出血危險。相對於人流手術，藥流的大出血風險更高，如果對這類藥物不予管控，放開讓患者自行操作，流產風險會成倍放大。」

王定已從事藥品監管工作 20 餘年，他表示，以河南省為例，在 2005 年就已開始執行《河南省終止妊娠藥品管理規定》，其他各省對此類藥品的相關規定也大致是在這個時間段內相繼執行。

在管理的落實中，「主要是從銷售渠道和使用規範兩方面來對這類藥品進行監管」，2005 年開始到今天，隨着企業對新政策的逐漸接受和監管部門的強化監管，違法售賣終止妊娠藥品已經逐漸被杜絕。

「我們會嚴格檢查藥品批發企業和醫院的購進、銷售和使用記錄，對照進貨量、使用量和庫存量，檢查終止妊娠藥品有沒有非法流失」，王定表示。

談到未來對終止妊娠藥品管理的走向，王定認為，管理規定在不斷修訂中會更加嚴格和完善，這關係到藥品使用者的生命安全和國家的人口安全，「因此藥物流產不會放任、也不能放任」。

人工流產不管是手術還是藥物，相關風險與負擔都更加直接地作用於女性本身。用人工流產來控制生育，無論從單個懷孕周期，還是從人口的長期發展來看，都並非健康的生殖觀念。

「我國一年的人工流產手術 950 萬台，而出生人口數也只有不到 1100 萬人，這些流產掉的孩子有的非常可惜」，王菊芬感嘆，除了在復旦大學任職外，她還有一重身份——12338 婦女維權公益服務熱線的志願者，每月一次為來電者提供諮詢服務。

「幾年前，有一個女孩懷孕了，她男朋友就嚇跑了，害怕承擔責任，來電者訴說流產要 1000 多塊，她已經懷孕 4 個月，醫生說再不流產就流不了了，但她沒有錢」，講起這件事，王菊芬至今仍難以釋懷。

「我們的社會是不是應該提供更多的服務、更適宜的科學教育和更正確的婚育理念？懷孕不應該是女性的單一責任」，王菊芬認為，對於還沒有做好懷孕準備的公眾，他們應該掌握充分的性健康知識和科學的避孕措施來避免意外妊娠，也就避免了可能的人工流產。

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而對於已經意外妊娠的情況，如果雙方是真誠相愛，社會應該給他們提供必要幫助和條件，給他們繼續發展和組建家庭的機會，或許不一定要走到流產這一步。」

王菊芬說，可以參考一些國家設立的流產冷靜期，給予當事者充分的諮詢和可能的幫助；對於意外妊娠但決定生育的女性，或者是男方缺失，卻仍鼓足勇氣繼續生育的孕婦，社會應為她們提供就業指導等方面的培訓，減輕母親負擔，給降生的孩子提供適合成長的環境，這也符合「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

人工流產數量龐大、出生人口數量持續走低、不孕率增高……婚育觀念日漸多元的婚育觀念，人口結構更為複雜，如何提供普適性更強、更與時俱進、更有溫度和關懷的政策，如何完善配套的教育和服務，或許需要更進一步的探索。

而在承擔生育責任、提升生殖健康水平的問題上，無論性別、年齡，沒有人是局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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