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7日，法國巴黎郊外城鎮普瓦西的一處文化活動中心，法國總統馬克龍參加首場競選連任活動。
「只有當潮水退去，你才知道誰在裸泳」——沃倫·巴菲特的這句投資經驗俏皮話，似乎正適合用於盤點2022年法國大選第一階段。3月4日18點，法國憲法委員會接受候選人保薦函的窗口時間正式關閉，這意味着此前數十名參選人「群雄並舉」的局面告終，只有拿到足夠數量保薦函、並按規定提交申報材料的人選，才能成為制度意義上的真正「候選人」。最終名單於3月7日公布，共有12人越過門檻，而此前一度聲勢浩大的某些參選人，卻折戟在這道關卡前，淪為陪跑者。這一截止期限的另一個附帶後果是，很長時間以來，現任總統馬克龍將在何時、以何種方式宣布參選，是媒體最為津津樂道的問題，但隨着截止期限臨近，這種猜測也越來越失去意義。3月3日晚間，多家法國媒體同步刊發了馬克龍的《致法國人的信》，他在信中正式宣布投身大選，而此時距憲法委員會的截止期限，只有不到24小時。巴菲特的至理名言，其實只說出了部分事實。這句話沒能說出的另一面是，有些候選人其實是在潮水退去之前，才匆忙套上泳褲的，更為尷尬的是，他們的泳褲是旁觀者、甚至是對手拋過來的。但在計時停止前的緊要關頭，他們已經顧不上許多。按照法國法律規定，有權出具總統大選保薦函的民意代表，共有4.2萬名之多，從這裡面爭取500人簽名支持，看上去似乎是個並不算困難的任務。然而實際運作卻並非如此，大部分民意代表並不願意蹚這潭渾水，這其中涉及到政治版圖的分化重組、中央-地方關係、民意代表的自由行事餘地以及民主體制下「代表性的斷裂」、政治運作環節中的民意基礎重構問題等等。而在這種背景下，亦可以看到問題的弔詭一面：保薦函爭奪戰的勝者，幾乎可以確定並不是票選體制的贏家；而倒在這道制度門檻前的敗者，從長遠來看卻未必真的失敗。保薦制（parrainage）是法國第五共和國於1962年引入總統直選機制的配套制度。這項制度的用意，是防止出現缺乏足夠廣泛代表性、或者異想天開一時興起的候選人入場攪局，同時客觀上也將候選人群體縮限在一個較小規模。這項制度的內涵並不複雜，根據最初規定，有意參選共和國總統的候選人，須得到100名地方民意代表的保薦（1976年增加到 500名）。保薦函必須來自至少30個省，而且其中任何一省所占比例不得超過10%。自1962年以來，各地提交的保薦函由憲法委員會審核，但無須全部對外公開；2016年的改革進一步提高了透明度，規定所有保薦函均實名對外公開，供選民核查，這也成為此次大選圍繞保薦制度產生風波的主要原因。根據2021年3月29日組織法，有權出具保薦函的，包括法國參眾兩院議員、歐洲議會法國籍議員、各大區議會議員、各省議會議員、巴黎和里昂市議會議員、各地市長（以及巴黎、里昂和馬賽三市的各區長）、各市鎮聯合體長官、各海外省議會成員、科西嘉/馬提尼克/法屬波利尼西亞/新喀里多尼亞地方政府長官等。根據法國內政部提供的數據，除去不同職位的兼任情況後，今年有權保薦的人數應為42433人。這些民意代表不僅可以保薦正式參選者，而且嚴格來說可以保薦符合法定條件的任何人——即便並未參選或已經退選。例如在此次大選中，前總統奧朗德從未宣布參選（儘管一度曾經作出暗示），但也有一人保薦；而前歐盟脫歐事務談判代表巴尼埃（Michel Barnier）未能在共和黨初選中突圍，但仍然收穫了兩封保薦函，而且都是在他退出競選之後。與坊間通常印象中五六名政客角逐愛麗舍宮的圖景不同，總統大選的最初階段其實是一團混戰。據《巴黎人報》統計，在2月底，除在各黨派初選中被淘汰或主動棄選的參選人、以及當時尚未正式宣布參選的馬克龍之外，還有多達32人宣布要競選總統，而憲法委員會官網上羅列、至少獲得一份保薦函的人選，更達到60名之多。這其中大部分是名不見經傳的人物，除了專門的資料統計頁面和地方媒體之外，很難出現在全國性大報的版面上。而保薦制的意義，正是扮演篩子角色，將大量「閒雜人等」攔在最終決選之外。對於來自主流大黨的候選人來說，徵集保薦函只是一個形式問題。在任總統馬克龍固然不例外，即便社會黨和共和黨近年來處境艱難，但由於在地方上深耕多年，也依然不成為問題。2月1日，憲法委員會公布第一批保薦名單，在313封保薦函中，馬克龍獨得105封（儘管他當時還沒有正式宣布參選），其次是社會黨候選人伊達爾戈（Anne Hidalgo，48封）和共和黨候選人佩克雷斯（Valérie Pécresse，34封）。隨後，馬克龍遲遲不表態正式參選，他的保薦數量也很快被佩克雷斯超過。雖然後者的民意指數一直難有起色，但她所代表的共和黨在地方上具有深厚根基，這種保薦數量優勢也一直保持到最終（共2636封，力壓馬克龍的2098封）。對於絕大多數處於媒體視野之外的「小參選人」來說，他們費盡力氣也難以得到地方民意代表的青睞，往往一天打數百個電話而一無所獲。不過也有一些人物，雖然是公認的龍套角色，卻因為獨特的定位或訴求，而早早越過了保薦門檻。例如來自比利牛斯-大西洋省、出身牧羊人家庭的議員拉薩勒（Jean Lassalle），素來特立獨行、軼事極多，他曾在議會開會時大講「自黑」笑話，又曾公開穿黃馬甲參加會議，以聲援示威者，抑或在會議上用方言唱歌，反對裁撤地方上的一個憲兵分隊等。雖然其立場古怪，而且近年來曾遭指控有性侵行為，卻完全沒有被保薦問題困擾。此外，代表工人鬥爭黨（LO）第三度出戰大選的極左翼托派候選人阿爾托（Nathalie Arthaud），也在2月中旬就順利拿到500封保薦函。同樣早已在政治生活中處於邊緣的法國共產黨，由於地方網絡的實力仍存，所以早在2月初就已經集齊500封保薦函，法共候選人魯塞爾（Fabien Roussel）還為該規則辯護稱，這是為了避免某些「冒險者」擾亂選舉。2022年1月22日，法國戛納，法國極右翼總統候選人埃里克·澤穆爾在集會中講話。
魯塞爾眼中的「冒險者」，首當其衝的靶子就是政治光譜上的冤家對頭——極右派候選人澤穆爾（Éric Zemmour）。後者近一年來在媒體上大出風頭，但畢竟是政壇新人，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將媒體轟動效應兌現成保薦函，事先並不確定。他在2021年12月聲稱，這套制度是為了保護大黨而設計，「有可能我拿不到（足夠的）保薦」，到了2月20日，仍然宣稱「很有可能」達不到500封保薦函的門檻（當時已經有不到300封）。而對於同屬極右陣營的國民聯盟來說，雖然2017年大選殺入第二輪對決馬克龍，成為該黨歷史上又一高光時刻，但這次的麻煩在於，2017年為該黨出具保薦函的民意代表當中，多達三分之二已經離開相關職位，究其原因，國民聯盟在2020年的市鎮選舉和2021年的省級選舉中表現不如人意，導致這兩級的議員人數大幅縮水。這導致原本以「大黨」自居、按理說不至於為保薦函發愁的國民聯盟，今年陷入了尷尬。同樣，在政治光譜上位於極左一端的「不屈法蘭西」（LFI）黨魁梅郎雄（Jean-Luc Mélenchon）也有類似擔憂：2017年他獲得了805封保薦函，但其中大部分來自於法共的地方民意代表（上次大選中法共支持梅郎雄，沒有派出候選人），而此後二者的合作齟齬橫生，法共不再與其合作，因此梅郎雄也需要費一番力氣才能跨過門檻。從2016年起，出具保薦函的民意代表需要實名公開。憲法委員會在網站上開闢專頁，可以讓選民查詢到所有民意代表各自為哪些候選人提供了保薦。此舉旨在增強政治生活的透明度，但同時也抑制了民意代表提供保薦的積極性。在近年來政治極化的背景下，一部分民意代表（尤其是地方層級）對於保薦可能激起的質疑和爭論心存忌憚。因為給任何候選人出具保薦並實名公開後，都可能引起相反立場選民的抗議、甚至可能造成市鎮管理團隊的分裂，因此他們寧可放棄保薦權，或者另闢蹊徑——例如法瑞邊境小城La Chapelle-Rambaud的市長將保薦函投給根本無意參選的宇航員佩斯凱（Thomas Pesquet），理由是「不想被貼上政治標籤」，所以寧可投給一位大受年輕人歡迎的公眾人物。更有地方上的聲音抱怨，這套制度把大部分壓力轉移到各地市長頭上，導致他們輪番遭受各路候選人的煩擾。到二月底時，全法擁有保薦權的大約4.2萬多名民意代表中，只有不到10000人發出保薦函，這一比例要明顯低於此前歷次大選的同期水準，因此引發了各方的議論和擔憂。在極右陣營中，一些候選人指責保薦實名公開的要求，使得一些民意代表不敢公開為他們背書。其中極富爭議的澤穆爾最為典型，其團隊聲稱，一些市長私下表示，如果保薦不公開的話，這些人原本會選擇澤穆爾，但現在迫於選民壓力不敢出頭。一度參選但早早退出的極右小黨「愛國者」（Patriotes）黨魁菲利波（Florian Philippot）也曾指責，保薦制是一場「完全老舊的、被利用的、誤入歧途的」制度，並呼籲儘快把民意代表保薦改成民眾保薦。國民聯盟（RN）黨魁勒龐（Marine Le Pen）在此前意氣風發地聲稱自己是「唯一能對抗馬克龍的候選人」之後，突然發現有可能連門檻都過不了，於是在2月21日通過視頻向各地市長發出呼籲，聲稱自己仍然差50多封保薦函，懇請各位市長們出手相助。她聲稱：「如果你們（各地市長）不幫助我的話，數百萬選民將被剝奪選舉機會。不要讓一場嚴重的民主醜聞發生。」2022年3月2日，法國巴黎，在凡爾賽門德展覽中心，法國總統大選候選人勒龐對媒體講話。2月22日，勒龐宣布暫停競選活動，專心解決保薦問題；當天憲法委員會公布的新一批保薦名單顯示，她獲得了393份保薦函，距離門檻仍差100多封；而澤穆爾同一天也表示，雖然不會暫停競選活動，但也「減少船帆」——亦即放緩其他事務，將更多精力放在爭取保薦方面。3月1日，憲法委員會公布更新版保薦名單，其中最引人矚目的現象是，三名極右候選人——勒龐、澤穆爾和杜邦·埃尼昂（Nicolas Dupont-Aignan）都跨過了500大關，其中澤穆爾甚至發射了一枚「小衛星」，從450票躥升到620票，力壓勒龐一頭。這種結果似乎印證了此前一些政治人物的判斷，他們並沒有拿反對者的說辭太當回事，認為針對保薦制的爭議不是第一次出現，每次大選都有人不滿，但每次都有驚無險。而從事後看來，極右翼候選人選擇針對保薦制度開炮，或許也不乏策略上的考慮：雖然按部就班地推進未必真的無法邁過門檻，但放低身段採取「哀兵」姿態，向支持者求援，也能間接地起到凝聚基本盤的作用。儘管一些資深政治人物認為，左右極端勢力對保薦制的攻擊言過其實，但中間派政黨「民主運動」（MoDem）黨魁貝魯卻頗為當真。他在2月10日宣布，創立一個名為「我們的民主」的網站平台（Notredémocratie.fr）作為「保薦銀行」，民意代表可以簽署承諾，將自己的保薦函匯聚起來，專門用於在最後關頭幫助那些民調得票率超過10%、卻因為種種原因以微弱差距無法集齊500封保薦函的候選人。因為超過10%理論上意味着可能會有400萬選民願意為其投票，這是一個無法忽視的民意基礎。按照貝魯的設想，這個平台能夠匯聚至少兩三百封保薦函，改變某些參選人的命運。他也並不諱言，就此次選舉來說，在「民調超過10%」和「可能以微弱差距無法集齊保薦函」兩條標準之下，實際上主要針對的是梅郎雄、勒龐和澤穆爾三人。貝魯認為，此舉有助於維護民主體制下的多樣性，也有助於緩和選民對選舉體制的質疑。他同時強調，「保薦銀行」提供的支援，並不意味着對相關候選人在政治上的認同和支持。他本人就明確表示，毫無疑問他支持馬克龍連任，但這並不妨礙將自己的保薦函也放入這個平台。最終，他於2月27日宣布為勒龐提供保薦。貝魯的倡議在政府高層也得到了響應。2月22日，總理卡斯泰在議會接受質詢時，呼籲民意代表積極保薦，在他看來，「保薦某個候選人，並不自動成為政治支持的同義詞，它也是一種民主行為。」但這種姿態並非沒有反對聲音，社會黨候選人伊達爾戈質疑總理卡斯泰稱，這種舉動的目的是讓澤穆爾越過門檻晉級大選，「別拿我們當『村裡的傻子』對待」，澤穆爾發表反民主言論，「對國家的均衡極為危險……我們卻以民主的名義來給他提供保薦，這到底是在嘲笑誰？」此間的一個插曲是，諾曼底小城烏伊斯特勒（Ouistreham）的市長宣稱，打算用抽籤方式選擇自己保薦的候選人，結果遭到憲法委員會的警告：保薦不能用抽籤或競價方式進行，違者可能受到刑事追訴。最終，這位市長選擇保薦澤穆爾，不過同時也強調，他其實並不認同後者的理念，真正支持的是馬克龍，但這位總統並不缺少保薦，「在我看來，重要的是讓民主體制能夠充分表達」。保薦函並非一致從左向右流動，也有相反方向的事例。來自右派共和黨的戛納市長、同時也是「法國市長協會」（AMF）主席的利斯納爾（David Lisnard）認為，如果梅郎雄、勒龐或者澤穆爾不能晉級選舉的話，會是對民主體制的「嚴重打擊」，於是他在2月20日將自己的保薦函投給了「距離最遠」的（極左派）梅郎雄。雖然上至貝魯和卡斯泰，下至響應號召的小城市長，都用「民主」作為合理性論證，但在這種宏大敘事之下，從權謀角度來說，對「保薦銀行」或許仍然有另外的理解維度。一方面，僅從大選而言，將一部分機動靈活的保薦名額作為晉級大選門檻的調節槓桿，可以成為馬克龍及其盟友手中的一件極微妙的政治工具。在極右陣營內部維持「二虎相爭」的局面，和其中一人早早脫穎而出、收編大部分極右力量，哪種局面對馬克龍更加有利？這個問題的答案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民調支持率不相上下的澤穆爾和勒龐，如果都能通過保薦調控工具越過大選門檻，勢必將在首輪投票之前陷入激烈纏鬥。二者雖然都屬於極右陣營，但積怨甚深，尤其是此次選戰中澤穆爾大挖勒龐的牆角，連勒龐的外甥女馬雷夏爾（Marion Maréchal）都「背叛」姨母、公開改換門庭，這兩大派別間短時間內恐難修復關係。更何況，二人身後還有支持率相差不多的佩克雷斯緊盯，誰能晉級次輪，目前尚在未定之數（雖然從三月初的民調來看佩克雷斯形勢不妙，但烏克蘭局勢發酵下去，對極右派來說仍然是高風險議題）。三人中無論誰在首輪得票率上占先，都很難獲得敗者在次輪的全力支持（何況如果佩克雷斯落敗，她基本可以肯定會支持馬克龍）。因此對於馬克龍及其盟友來說，第二梯隊中有三人纏鬥（甚至不排除梅郎雄也加入戰團），應當是最樂見之事。事實上，左右陣營中都已經有人指出，馬克龍陣營有意「抬升極端勢力」， 以確保自己能夠獲勝。另一方面，「民主」大詞也並非全然空談。如果保薦作為策略工具運用得當的話，對整個民主體制也具有「固樁」效應。正如貝魯等人擔心的，即便若干候選人被指為具有「反民主」性質（尤其是澤穆爾和勒龐），但在現實的政治局勢中，其麾下聚集了數量相當龐大、無法忽視的選民，這些選民本身未必都反對民主體制，但出於政治、社會、文化等種種因素，選擇了立場極端的候選人，如果後者因為保薦制度而被拒之門外，那麼無論對於這些候選人、還是他們身後的選民，可能都會產生難以預測的消極後果。前者可能會更加激進地反體制，而後者出於怨恨，也可能會有更多的「抗議性投票」，日益加劇民主體制的內部張力。相反，當依靠對手寬宏大量才獲得一條泳褲、從而避免當眾裸泳的尷尬時，要反過來指責遊戲不公，似乎變得更加難為情（當然不排除有些人會視之為羞辱）；同樣，依靠體制的彈性變通才能躋身大選，反過來宣稱自己「反體制」，也同樣更難以自圓其說。正如勒龐在獲得貝魯的保薦後所承認的，「儘管我們之間有政治分歧，但他的舉動旨在讓我們的民主體制存續下去」。對於這位帶領國民聯盟走上備受爭議的「體制化」道路的極右翼人物來說，這次的保薦風波，似乎無形中將其向「體制化」方向更加推進了一步。當然，政治版圖的聚散流變，最終要取決於結構性的力量，襄助保薦這樣的單一事件不足以改變方向。作為政壇邊緣力量，極右派不會輕易領體制之情，仍然會時時表現出「極」的一面，例如澤穆爾在拿到足夠的保薦函之後，聲稱這根本不是貝魯的功勞，而是其團隊、尤其是改換門庭的原共和黨二號人物佩勒蒂埃（Guillaume Peltier）的「決定性工作」的成果。澤穆爾的表態或許出於其好辯本能、或許出於鞏固內部軍心的考慮。但無論如何，這同時也向民主體制提出了「如何自我防衛」的嚴肅問題：批評者會認為，政壇主流為反體制的極端勢力提供幫助，可能是一廂情願的迂腐，純屬「傻子」作派（例如社會黨候選人伊達爾戈所諷刺的），會重蹈伊索寓言中「農夫與蛇」的覆轍；但貝魯等人在意的是，即便拋開選戰權謀不論，正視極端力量及其背後選民的存在，並在關鍵時刻施以援手，或許可以削弱極端力量的鋒芒，防止其脫離軌道，緩和其對體制的衝擊和破壞效果。這兩種思路，正如歷史上不同情境下反覆出現的「遏制」與「接觸」政策之爭一樣，在整體局勢沒有發生劇烈轉變之前，仍將持續下去。此次圍繞保薦制度的爭議，更多地集中在極右政黨及其候選人身上，但回頭來看，極右派候選人均有驚無險地過關——只有持深右立場的國家主權派阿塞里諾（François Asselineau）被攔在門檻之外，反倒是左翼陣營成為一大輸家。所謂左翼輸家，無疑是「人民初選」（Primaire Populaire）的獲勝者陶比拉（Christiane Taubira）。這位前社會黨政府司法部長並沒有遵循社會黨的路線、去支持黨內初選獲勝者伊達爾戈，而是分庭抗禮，通過今年1月舉行的「人民初選」獲得參選合法性。但隨後她在徵集保薦函方面步履維艱（其團隊指責社會黨從中作梗），唯一支持她的政黨——激進左翼黨（PRG）又宣布撤回支持。到3月1日，陶比拉只獲得了181封保薦函。眼看大勢已去，她於徵集截止到期前兩天宣布退選。轟轟烈烈的「人民初選」，最終落得一場空。不過，來自極左翼「反資本主義新黨」（NPA）、第三度參加大選的普圖（Philippe Poutou）倒是在眼看遭遇絕境時上演了一出「勝利逃亡」。在3月3日倒數第二輪公布保薦函數量時，他仍然只有439票，但最終結果顯示其在此基礎上暴增了157票。這也是唯一一個在最後關頭出現保薦數量井噴的候選人，不出意料的話，這很可能是貝魯發起的「保薦銀行」在看到勒龐、澤穆爾和梅郎雄都無需襄助，轉而出手相助普圖，將其推過門檻。左翼的挫折、尤其是陶比拉和「人民初選」的失敗，同樣在政治層面上提出了不乏意義的問題：在一個日趨民主化的時代，如何協調民主訴求和制度韁繩之間的關係？陶比拉在面臨敗局的時候曾經質問：為什麼她作為40萬人參加的「人民初選」的勝者，會受制於這樣一項行政程序？她甚至隱晦地指責，這項程序是反民主的。然而，此次「人民初選」的組織工作本身就堪稱一場災難。長期以來，從法共到社會黨的整個泛左翼始終有一種執念，即左翼只有團結一致、推出統一候選人，才有可能贏得大選。但目前左翼陣營分崩離析，各黨均無意相讓，誕生統一候選人絕無可能，因此「人民初選」就成了「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悲壯嘗試。有些候選人甚至都不同意被列入名單，更沒有承諾會尊重投票結果。而「人民初選」線上投票也因為缺乏驗證程序、無法杜絕作弊而飽受詬病，其結果只是為左翼陣營又增加了一名候選人，進一步加劇了碎片化。從混沌的民主訴求，到清晰可靠的程序，再到各方恪守共識，中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儘管「人民初選」的實踐歸於失敗，但其中折射的民主化壓力卻依然存在。姑且不說此次總統大選中湧現出大量脫胎於「黃馬甲」運動的「體制外」小候選人，他們的主要訴求之一就是推行「人民創製公投」（RIC），換言之，在政治生活中給全民公投以更大發言權；而且此前「體制內」的改革也試圖往同樣方向上前進，例如由前總理若斯潘（Lionel Jospin）主持的「公共生活更新委員會」提交報告認為，目前的保薦制度已經「不符合現代民主體制的要求」，建議以公民簽名形式取代，門檻定為15萬人。2021年，社會黨參議員克魯什（Eric Kerrouche）曾提議實行混合保薦制度：民意代表的門檻數量減少到250人，同時加上15萬民眾簽名，但執政黨和右派都表示反對，最終不了了之。但即便是右派共和黨的參議院議長拉舍爾（Gérard Larcher），也並未排除民眾參與，他提出了三個方向的改革建議：要麼採取匿名保薦制，要麼採取強制保薦制，要麼採取公民和民意代表相結合的體制。從民意代表保薦逐漸過渡到公民保薦，儘管眼下看來還有諸多障礙，但和歐美社會近年來逐漸興起的在線請願以及法國的「黑夜站立」及「黃馬甲」運動一樣，都隱然顯示出政治生活進一步民主化的內在壓力和動力。而在社會經濟領域中，同樣有「無條件基本收入」（Revenu de base）此前被譏為天方夜譚，現在卻在多國進入論證和試驗階段。風起於青萍之末，2022年圍繞總統大選保薦制的風波，或許也在一團喧囂中，預示了未來的某些新跡象。本文為思想市場原創內容，點擊「閱讀原文」進入澎湃新聞網站閱讀更多精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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