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錢穆（1895—1990）著名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
宋朝養士經歷百年之久，終於要收到他的成效。
宋朝對士大夫，並不能有教育指導的能力，只能嫗姁涵育，讓他們自己發榮滋長，這是一件費時而沒把握的事。
在真宗時，宋朝文教算是培養到相當程度了，然而一旦強敵侵凌，則相率主張遷都。和約簽定後，又誘導皇帝來做封禪巡狩的勾當。說是"欲假以動敵人之聽聞，而潛銷其窺伺之心"。
那時的文學，只是有名的所謂"西崑體"，汲晚唐、五代之餘潤。那時的政治，最高不過養尊持重，無動為大，敷衍場面捱日子。【如李沆（hang）等。呂東萊謂："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所以積而為慶曆、皇佑之綏勢也。"】那時稍稍帶有教育和思想意味的，只在出世的和尚們，乃至求長生的道士們那裡。
士大夫中間，最為舉世推重的，便有一些所謂隱士，【如陳摶、种放、魏野、林逋之流。】居然在讀書人中而能無意於做官。
宋朝的時代，在太平景況下，一天一天的嚴重，而一種自覺的精神，亦終於在士大夫社會中漸漸萌茁。
所謂"自覺精神"者，正是那輩讀書人漸漸自己從內心深處湧現出一種感覺，覺到他們應該起來擔負着天下的重任。【並不是望進士及第和做官。范仲淹為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他提出兩句最有名的口號來，說："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是那時士大夫社會中一種自覺精神之最好的榜樣。
范仲淹並不是一個貴族，【仲淹乃唐宰相范履冰之後，然至仲淹時已微。其父早死，母改嫁。仲淹隨母易姓朱，後復宗姓范。】亦未經國家有意識的教養，他只在和尚寺里自己讀書。【當時讀書人大半到佛寺、道院中去，因國家並無正式教育機關，私人亦極少從事講學，無師弟子之傳授。】
在"斷虀畫粥"的苦況下，而感到一種應以天下為己任的意識，這顯然是一種精神上的自覺。然而這並不是范仲淹個人的精神無端感覺到此，這已是一種時代的精神，早已隱藏在同時人的心中，而為范仲淹正式呼喚出來。【此即是范仲淹之偉大處。】
范仲淹曾至睢陽書院，書院源於戚同文。同文幼孤，邑人楊愨（què）教授生徒，同文日過其學舍，得受學。時當五代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因名同文。愨依將軍趙直。愨卒，直為同文築室聚徒，請益者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十六人，皆踐台閣。惟仲淹已不及見。【仲淹生太宗端拱二年。】
仲淹讀書處為山東長白山之醴泉寺。真宗祥符三年睢陽應天書院賜額成立，翌年仲淹至書院。是時仲淹年二十三，戚同文已先卒矣。【據史，戚長子維，為隨州書記，戚就養而卒，年七十三。書院復建於曹誠。宋史、宋元學案謂范依同文學，誤也。】
惟仲淹之在睢陽，其精神上當有得於同文之感發者甚多。史稱同文純質尚信義，人有喪，力拯濟之，宗族同里貧乏者，周給之，冬月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終身不仕，以教育後進為務，而有志於天下之混一。其為人意趣志行如此。仲淹亦幼孤力學，而以天下為己任。其後貴顯，為宗族建義莊，恤貧樂施，蓋亦近同文之遺風，而規模益恢宏耳。
在仲淹同時，尚有有名的學者胡瑗，偕孫復兩人，在泰山一個道院中讀書。【唐為棲真觀，周朴居之，後為普照寺。】
相傳胡瑗接家信，【胡，江蘇如皋人。】苟有"平安"二宇，即投之山澗，不復啟視。如此苦學十年，終於得到他精神上的【內心方面的。】自信而回去。這都是在時代精神的需要下，並不需師承而特達自興的。
胡瑗投書澗畔的十年，和范仲淹僧寺里"斷虀畫粥"的日常生活，【日作粥一器，分四塊，早暮取二塊，斷虀數莖，入少鹽以啖之。如是者三年。】無疑的在他們內心深處，同樣存着一種深厚偉大的活動與變化。他們一個是北宋政治上的模範宰相，【范。】一個是北宋公私學校里的模範教師。【胡。】北宋的學術和政治，終於在此後起了絕大的波瀾。
與胡、范同時前後，新思想、新精神蓬勃四起。
他們開始高唱華夷之防。【這是五胡北朝以來，直到唐人，不很看重的一件事。】又盛唱擁戴中央。【這是唐代安史亂後兩百年來急需提出矯正時弊的一個態度。宋朝王室，只能在政制上稍稍集權中央，至於理論思想上正式的提倡，使人從內心感到中央統一之必需與其尊嚴，則有待於他們。】他們重新抬出孔子儒學來矯正現實。【他們極崇春秋，為"尊王攘夷論"之擁護與發揮。最著如孫復。】他們用明白樸質的古文，【即唐韓愈所倡"文以載道"，即文道一貫之理論，】來推翻當時的文體。【最著如柳開、石介，乃至歐陽修。】他們因此闢佛老，【如石介、歐陽修。】尊儒學，尊六經。【他們多推崇易經，來演繹他們的哲理思想。】
他們在政制上，幾乎全體有一種革新的要求。他們更進一步看不起唐代，【連帶而及於漢。】而大呼三代上古。【三代上古是他們的理想。根據此種理想來批評漢、唐之現實。】他們說唐代亂日多，治日少。他們在私生活方面，亦表現出一種嚴肅的制節謹度，【適應於那時的社會經濟，以及他們的身世，與唐代貴族氣氛之極度豪華者不同。】而又帶有一種宗教狂的意味，【非此不足有"以天下為己任"之自覺精神。】
與唐代的士大夫恰恰走上相反的路徑，而互相映照。【他們對於唐人，只看得起韓愈，而終於連韓愈也覺得不夠，因此想到隋末唐初的文中子王通。】因此他們雖則終於要發揮到政治社會的實現問題上來，而他們的精神，要不失為含有一種哲理的或純學術的意味。【范仲淹至陝，張載年十八，慨然有志功名，上書謁，言軍事。范知其遠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手授以中庸一編。又按：太宗淳化三年，詔刻禮記儒行篇賜近臣，及京朝官受任於外者，並以賜進士孫何等。真宗天聖五年，賜進士王堯臣以下中庸，八年賜進士王拱辰以下大學，後登第者必賜二書及儒行篇。是此諸篇本為當時所重，故仲淹亦以賜張。下至程、張輩，此諸篇乃發揮益臻精妙。】
所以唐人在政治上表現的是"事功"，【比乃貴族學者之意態。即貴族傳統家教，大抵不過保泰持盈，傳世永福，而仍不脫事功的意味。】而他們則要把事功消融於學術里，說成一種"義理"。【此乃平民學者之精神。彼輩要出來轉移世道，而不為世道所轉移。雖亦不離事功，卻不純從事功出發。】"尊王"與"明道"，遂為他們當時學術之兩骨幹。【尊王明道，即宋學之內聖外王。一進一退，在朝在野，均在此兩點着眼。】
宋朝王室久已渴望着一個文治勢力來助成他的統治，終於有一輩以天下為己任的秀才們出來，帶着宗教性的熱忱，要求對此現實世界，大展抱負。於是上下呼應，宋朝的變法運動，遂如風起浪涌般不可遏抑。
又按：春秋末，孔子自由講學，儒家興起。下逮戰國，百家競興，游士聲勢，遞增遞盛。一面加速了古代封建統治階層之崩潰，一面促成了秦、漢以下統一大運之開始。
中國四民社會以知識分子"士"的一階層為之領導之基礎於以奠定，是為中國史上士階層活動之第一期。
兩漢農村儒學，創設了此下文治政府的傳統，是為士階層活動之第二期。
魏晉南北朝下迄隋 唐，八百年間，士族門第禪續不輟，而成為士的新貴族，是為士階層活動之第三期。
晚唐門第衰落，五代長期黑暗，以迄宋代而有士階層之新覺醒。此下之士，皆由科舉發跡，進而出仕，退而為師，其本身都系一白衣、一秀才。下曆元、明、清一千年不改，是為士階層活動之第四期。
此四期，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動內容與其對外態勢各不同，而中國歷史演進，亦隨之而有種種之不同。亦可謂中國史之演進，乃由士之一階層為之主持與領導。此為治中國史者所必當注意之一要項。
錢先生自能獨立思考以來，便為一個最大的問題所困擾，即中國究竟會不會亡國?他在新亞書院多次向我們同學講演，都提到梁啓超的「中國不亡論」曾在他少年的心靈上激起巨大的震動。這篇文字主要是以「滄江」和「明水」兩人一問一答的方式寫成的。「明水」提出種種論證指出中國隨時有滅亡的危險，而「滄江」則逐條反駁，說中國絕無可亡之理。兩人的問答一層轉進一層，最後說到了中外的歷史，中國的國民性，直到「明水」完全為「滄江」所說服才告結束。後來我們讀《飲冰室文集》，才知道「滄江」是梁啓超，「明水是湯覺頓。這篇文字的題目也不是「中國不亡論」，而是《中國前途之希望與國民責任》，最初，刊在宣統二年 (一九一零)的《國風報》上。一九一零年，錢先生才十六歲，他的愛國思想和民族文化意識至遲已萌芽於此時，也許還可以追溯得更早一些。梁啓超這篇文字在當時激動了無數中國青少年的國家民族的情感。後來我讀到左舜生的《我的少年時期》，也提到他和一位同學夜讀這篇兩萬四千字的長文，至於欲罷不能而熱淚長流。但是錢先生和大多數青少年讀者不同，他讀了此文之後沒有走上政治救國的道路，而轉入了歷史的研究。他深深為梁啓超的歷史論證所吸引，希望更深入地在中國史上尋找中國不會亡的根據。錢先生以下八十年的歷史研究也可以說全是為此一念所驅使。
錢先生又屢次說過，他非常欣賞梁啓超所用「國風」這一源於《詩經》的名稱。不用說，他早年也受到了《國粹學報》(一九零五～一九一一)的影響，對於 「國魂」、「國粹」(借自日文)、「黃帝魂」等流行觀念是同樣能夠欣然接受的。當時梁啓超《讀陸放翁集》有「兵魂銷盡國魂空」的名句，而高旭(天梅)的《南社啟》也說：「國有魂，則國存；國無魂，則國將從此亡矣。」又說：「然則國魂果何所寄?曰：寄於國學。欲存國魂，必自存國學始。」不過「五四」以後，這些觀念在知識界已不流行了。所以後來錢先生改用「中國歷史精神」這個觀念，意思還是一脈相通的。其實，「國魂」、「國粹」的觀念最初從日本開始，而日本人又受了德國人講「民族國家精神」的啟示，如蘭克(Ranke)便強調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在更深的層次上是體現了日耳曼的民族精神。那時日本人編歐洲史教科書往往以蘭克為典範。王國維光緒二十六年(一九零零)撰《歐羅巴通史序》已明白指出。以上簡略的陳述不妨看作是錢先生「為中國招魂」的淵源所自。
「中國不會亡」的歷史根據何在?此一念當時便引申出了無數的歷史問題。《國粹學報》中人如劉師培根據斯賓塞的社會進化論，指出中國史上的治亂循環是因為進化的階段尚淺，西方則治了便不再亂。梁啓超寫《新史學》有「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譜而已」的著名論斷。(按：以一史歸一姓，可見任公當時情感之激動。稍一尋思，豈非笑話。)這一觀念旋即為《國粹學報》中人所接受，並加以宣揚．流風至今猶在。至於中國二千年的政治是帝王專制，更是上帝在 「最後審判」中所下的判決詞，毫無上訴的餘地。從此以後，中國人研究中國歷史都或明或暗地有一西方吏的模式在背後作襯托。比較的歷史觀點本來是有利無弊的，但是比較如果演變為一方是進化的高級階段(西方)，而另一方面則仍停留在較低的層次(中國)，因此前者成為批判後者的絕對標準，那麼許多歷史和文化的歪曲便隨着發生了。清末民初的中國史學界還沒有發展到這樣嚴重的情況，但其傾向已極為明顯。因此國粹學派本身即包含了一個無可克服的內在矛盾。他們一方面在尋找中國的「國粹」、「國魂」，有人以為此「魂」寄託於歷史，有人以為哲學(儒家和諸子)即是「魂」，也有人以為文學才是「魂」的凝聚之地。但另一方面，他們對於當時以進化論為基調的西方社會學則視為天經地義。所以劉師培力證中國古代，也有石器、銅器、鐵器三級，鄧實則深信耕稼為君主專制的時代，工賈才是民主的時代，中國和西方的分別即在處於此二不同的階段。他更明白宣稱：「此黃人進化之階級。其與西儒之說抑何其吻合而無間也。」然而同一個鄧實卻又痛斥當時「尊西人若帝天，視西籍如神聖」的風尚。
—End—
點擊下列標題，延伸閱讀：
余英時| 從傳統「士」到現代知識人
唐君毅| 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
徐復觀 | 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性格與命運
田餘慶｜門閥政治：君權體系的變態
鄧小南：王安石與他的時代
余英時| 沒有一條「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歷史規律」
余英時| 從傳統「士」到現代知識人
余英時| 許多人還在等待真命天子
----------------------------------
混亂時代 閱讀常識
歡迎讀者點擊關注，出版機構、媒體合作可留言👇
👇 點閱讀原文查看更多好書
留言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