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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針對論文《以低預算刺激消費：新冠肺炎大流行中大規模政策實驗的證據（Stimulating Consumption at Low Budget:Evidence from a Large-scale Policy Experiment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的一篇論文解析，該論文發表於2021年12月發表在《管理科學（Management Science）》上。該研究的作者是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劉俏教授、沈俏蔚教授。

研究背景

為了應對經濟衰退，政府通常通過採取刺激性支出來刺激消費，實現經濟發展。刺激性支出的效益取決於消費者的邊際消費傾向（MPC）。新冠肺炎的爆發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巨大衝擊，實體經濟活動收縮。對於政策制定者來說，刺激消費是重振經濟的首要任務之一。不同於美國、英國、日本等經濟體採用現金支付或者退稅等方式來刺激經濟增長，中國從未在全國範圍內實施過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支付計劃。同時，中國人歷來重視節儉，加之困難時期各級政府可用的財政資源受限，意味着採取優惠券的形式比大量的支付現金更可取。

在本文中，作者研究了中國政府發布的數字優惠券政策，使用100萬以上的去個體化的消費者產生的交易數據，利用雙重差分法，研究了該項目對消費的因果影響，並對驅動消費的機制進行探索，闡述了在公共政策的設計和實施中考慮行為因素的重要性。

模型設計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評估政府優惠券計劃在短期內的效果。由於優惠券並不是隨機分配，所以作者們選擇將成功獲得優惠券的居民作為實驗組，將申請卻沒有獲得優惠券的居民作為對照組。

模型1：

yit ：t期間個人i的消費支出（t=0表示對照組，t=1表示實驗組）

Treati ：虛擬變量

Postt ：虛擬變量

Xit ：表示個體效應

MPC=α3 / 補償金額

為了區分優惠券效果是否會優惠券使用規則的不同而變化，設計了以下模型：

模型2：

模型1與模型2的區別在於變量Post2t（虛擬變量）。

數據來源

本研究使用來自杭州政府3次優惠券發放通過支付寶平台產生的數據，通過使用平台上未識別個人身份的交易數據進行分析。通過支付寶平台，研究者可以獲取到關於消費者的個人信息，比如性別和年齡，以及包括交易時間、交易金額、優惠券使用情況等在內的交易數據。本研究所獲取到的數據集優勢在於可以觀察到完整的優惠券獲取和使用信息，不同於之前對政府發放的購物優惠券的研究依賴於調查和二手數據來推斷優惠券發放的有效性。同時，個人層面信息的豐富性可以更好地理解優惠券計劃對不同個體的不同反應。

在觀察周期方面，為了更好地觀察到優惠券對消費產生的影響，研究者對個人每天交易的觀察時間是優惠券發行的14天時間之內，例如第一次優惠券的觀測期為3月20日至4月2日。為了控制消費者獲得優惠券之前的消費行為，作者們將觀察期延長至2020年3月之前的六個月，即2019年9月。

實證結果

1.優惠券對總支出的影響

兩期優惠券計劃的結果都一致表明，每人50-100元的少量政府補貼加上最低購買金額可以有效地誘導更多支出。消費者對這種具有「不使用則作廢」性質的小額短期優惠券反應強烈。本研究中的MPC為3.5–5.8，遠高於之前研究中的MPC（通常在0.1-0.8範圍內）。

2.優惠券對不同消費類型的影響

作者從兩個方面考慮了消費類型：（1）消費類別：比如餐飲、服裝等；（2）支出數量，根據優惠券的滿減金額分為三個等級（100-199.99元、200-299.99元、300元以上）。研究發現，許多消費者對小額優惠券（如滿40減10元）在日常消費中花費更多，例如飲食，這通常涉及較低的交易金額；但是較高的優惠券（如滿200減35元）則激勵消費者購買價值相對較高的商品，如服裝和服務。由此可見，優惠券中的最低購買金額要求會影響優惠券效應的大小，並且這種效應隨着優惠券面值的增加而增加。

3.優惠券發放的動態效應

考慮到優惠券的時效性問題，作者進行進一步檢驗。研究發現，有效期為一周的優惠券可以有效地增加優惠券期限內的支出，這種效應不是由跨期替代引起的。此外，優惠券發放對消費的影響在多輪發放中持續存在。原因可能是，優惠券導致的過度消費集中在飲食等高頻日常用品上，不同於購買耐用品，對未來支出的影響很小。

為什麼MPC如此高

通過回歸發現，MPC為3.5–5.8，遠高於之前研究中的MPC（通常在0.1-0.8範圍內）。作者們從三個方面進行了解釋：

1.新古典模型

研究結果與生命周期（LCPI）模型不一致。根據LCPI理論，優惠券的數額太小，應該對消費無關緊要。但由於發放數量有限，成功獲得優惠券的機率約為20%，所以研究結果足以拒絕LCPI模型。另一種可能解釋是資產流動性約束，但並為形成一致結論，有待進一步檢驗。

2.包含心理計算和損失框架的行為模式

首先，消費者在決策時不是將所有決策整合到一個單一的優化方案中，而是狹隘地考慮「單一賬戶」。優惠券對於消費者來說更像是一筆意外之財，可能會用於購買本來不會購買的物品。其次，優惠券發放的數量有限，意味着消費者會因為有限的優惠券供應數量而進行競爭，進一步放大了損失厭惡。同時，稀缺效應可能會提高成功獲得優惠券的人對優惠券的感知價值。

3.MPC異質性的行為解釋

研究表明，低收入消費者可能更容易受到行為偏見的影響，對優惠券更敏感。在設計優惠券時，決策者有意選擇價值小、持續時間短的優惠券，並在早期的實地試驗中，交替發行兩種不同類型的優惠券。可見，優惠券申請者沒有足夠長的時間和足夠強烈的動機來調整他們的認知偏見。

研究結論和政策建議

本文研究了中國地方政府為刺激新冠疫情中的消費而實施的大規模數字優惠券計劃，藉助100多萬個人的交易數據對數字優惠券多輪發放進行了分析，得出了以下結論：（1）消費者對政府發行的小額短期優惠券反應強烈。MPC在3.4到5.8之間，藉助於行為理論，特別是心理計算和損失框架來解釋這一現象；（2）在消費券發放期間，消費的增加不會對未來的消費產生負面影響；（3）對於不同的消費者群體和不同的優惠券使用規則，優惠券的效益存在很大的異質性，這表明有針對性的設計可能會提高該類財政工具的有效性。

由於消費者的行為偏差，優惠券導致的過度消費主要集中在小企業，尤其是餐飲和住宿服務。這對當地的商業和經濟有重要影響。從福利分析的角度來看，優惠券使用規則中的行為偏差實際上促使消費者做出有利於整個社會的選擇。

儘管杭州政府在優惠券設計的許多方面（比如小額最低消費要求、持續時間較短、使用移動支付平台、進行多次發放等）已被中國其他城市所借鑑，但在對計劃效果的評價上應該因地制宜。政策效果可能受到疫情嚴重程度、目標人群、收入水平、移動支付普及率、當地刺激計劃規模等因素的影響有關。

參考文獻

Qiao Liu, Qiaowei Shen, Zhenghua Li, Shu Chen (2021) 「Stimulating Consumption at Low Budget: Evidence from a Large Scale Policy Experiment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Management Science, 67(12), pp. 7291-7307, lead 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