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由《高等工程教育研究》授權發布
作者:許建領 何偉光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是落實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舉措。當前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主要採取強制權威、代理權限、相互約束契約、網絡嵌入性四種治理機制,但仍存在着國家統籌協調治理機制待加強、協作治理基礎制度不完善、協作治理預期目標定位待優化的困境。為此,應加強國家統籌協調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降低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制度性成本,以新目標定位引領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行動,並以大數據平台建設賦能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創新。
關鍵詞: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制度性集體行動治理機制
加強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協同發展在新時代具有重要意義。其中,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是未來重點實踐方向及值得深入探討的課題。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需要三地政府採取聯合行動,應上升到區域協作治理層面進行分析。制度性集體行動理論是當今學界分析跨區域政府協作治理的新興理論。其被我國多個領域的學者應用於協作性區域治理問題研究。[1]該理論可為跨區域政府協作治理機制創新分析提供重要參考,因而可作為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機制創新研究的理論依據。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機制問題的分析理路
為更深入分析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機制問題,應尋找適切的理論視角,並建構相關治理體系框架,進而確立有關治理機制問題的分析理路。制度性集體行動(Institutional Collective Action)理論由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院Richard C.Feiock教授在2000年系統提出,旨為區域政府因權力分散而導致制度性集體行動困境問題提供分析框架。該理論提出,有效的制度性集體行動需要克服協作風險及降低其它形式交易成本。根據地方政府協作治理的權威性程度,可將地方政府協作治理機制劃分為強制權威、代理權限、相互約束契約及網絡嵌入性四種類型治理機制。[2]該理論有以下幾方面觀點值得重視:一是區分了治理協作風險和治理機製成本;二是組織決策者是有限理性的;三是協作治理風險降低了協作治理預期淨收益,協作治理預期淨收益決定了協作治理機制選擇;四是儘管更權威的協作治理機制中交易成本相應增加,但其可降低協作治理風險。[3]制度性集體行動理論清晰地闡釋了政府間協作治理公共事務中的關鍵要素、制約關係、運行邏輯、常見機制及優化原則,能為區域協作治理提供有益分析框架。該理論啟發人們,應採取有效措施降低協作治理整體交易成本、提高協作治理預期績效、可根據需要選擇更權威的協作治理機制,及充分認識到組織行動者具備有限理性的特點。儘管此理論來源於西方國家,但已有部分學者發現其同樣適用於解釋中國治理問題。由於中西方治理環境存在差異,在運用該理論時需要根據我國國情進行相應改進。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可視作複雜的區域協作治理問題,與制度性集體行動理論所聚焦的問題具有邏輯相通性。因此,可運用制度性集體行動理論對其進行深入分析。借鑑並改進制度性集體行動理論,可嘗試建構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體系框架(圖1)。該框架基本要素包括:由中央政府、粵港澳三地政府、粵港澳三地行業協會、企業、職業教育機構、中介組織所構成的協作治理主體部分;由問題性質、協作治理願景及制度基礎所組成的協作治理整體背景;由潛在協作風險以及協作治理機制共同影響的協作治理預期績效;協作治理機制類型選擇;協作治理具體行動內容;協作治理結果;協作治理結果反饋關係。其中,協作治理潛在風險、協作預期績效、協作治理機製成本、協作結果反饋關係共同構成了協作治理決策的「黑箱」部分,其難以直接觀察但卻在治理機制形成及調整中扮演重要角色。圖 1 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體系框架圖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體系框架運行邏輯主要包括以下幾點。一是多層次多類型的治理主體結構是協作治理中的關鍵部分,其中政府間協作尤為重要。二是協作治理整體背景導致了潛在的協作治理風險。三是治理主體根據協作治理整體背景變化,動態進行協商及決策。四是協作治理過程的潛在風險影響着協作治理預期績效,治理主體根據協作治理預期績效選擇適切的協作治理機制。協作治理機制所引發的交易成本亦會反過來對協作治理預期績效有所影響。五是治理主體根據協作治理機制展開行動,所產生的協作治理結果將反饋到協作治理過程起始部分,進而使得整個治理體系構成完整的反饋環。
當前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存在着四種協作治理機制,這幾種協作治理機制相互聯繫,共同推動了相關協作治理實踐的展開,下面分別予以分析。強制權威治理是指地方政府的上級權力機構對區域治理進行統籌協調。此種協作治理機制主要特徵是國家協調區域公共事務治理,對地方政府協作進行指導,利用國家權威解決區域事務治理中權力分散化問題。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中強制權威治理機制體現為兩方面:一是國家層面專門成立統籌協調組織;二是國家出台相關發展規劃、實施方案等政策文件進行頂層部署。例如,國家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家職業教育發展這兩方面事務已分別做出了統籌治理安排,如成立領導小組及建立部際聯席會議制度。此外,國家層面還制定了系列政策制度安排,對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所涉及的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產教融合、職業教育發展等方面重要工作進行部署。通過強制權威治理機制,國家可整合多方資源推動三地政府採取相關協作治理行動,降低三地政府在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中存在的交易成本。代理權限治理機制是指地方政府將其治理區域協作事務權力委託給特定協調機構。此類協調組織機構能直接採取行動,有效地推動區域協作治理。粵港澳三地政府就區域事務協作治理專門建立的高層聯席會議機制、聯絡辦主任會議機制、各領域合作專責小組可視為一種代理權限治理機制。三地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中的代理權限治理機制主要有以下方面舉措:一是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粵澳合作聯席會議確定三地教育合作的重點方向。二是成立教育合作專責小組對三地職業教育具體合作工作進行專門推進。三是三地教育部門以定期召開會議形式商討職業教育合作事務,如廣東省教育廳、香港教育局及香港職業訓練局建立定期會商機制。通過此種具有較高權威性的治理機制,三地能夠協調推動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實踐,促成了一系列職業教育產教融合項目。相互約束契約治理機制是指地方政府通過簽署協議形式進行協作治理。此種協議具有約束性,明確了各方政府在區域協作治理事務中的權利義務。粵港、粵澳政府簽署了一系列包含職業教育領域在內的合作框架協議,為三地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項目推進提供了合作基礎。例如,在《實施〈粵港合作框架協議〉2020年重點工作》及《實施〈粵澳合作框架協議〉2020年重點工作》文件中,分別對粵港澳三地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協作事項做出了安排。此外,粵港澳三地教育部門還圍繞具體職業教育合作項目簽署了相關協議。通過以合作框架協議簽署為主要形式的相互約束契約治理機制,三地政府相關部門有效地推動了一系列職業教育產教融合項目落實。網絡嵌入性治理機制是政府間協作治理主要依據非正式的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關係網絡而展開。三地政府之間的非正式交流、所建立的相關互動平台、三地自發制定本地區的相關政策安排等,共同構成了網絡嵌入性治理機制基礎。其中,三地自主制定的相關政策規劃是此種治理機制關鍵部分,需重點分析。廣東省政府頒布了系列政策文件,分別對推動粵港澳職業教育合作及粵港澳產教融合發展做出安排。香港政府通過特區行政長官施政報告、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文件、推廣職業專業教育專責小組檢討報告、職業訓練局八年策略計劃等制度形式,為當地政府部門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提供政策指引。例如,在2021年施政報告中,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專門提出,「香港國際航空學院也可為香港、珠海以至大灣區的航空業培育技術專才」。[4]香港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在落實香港特區行政長官《2021年施政報告》時提出,「政府亦會支持香港職業訓練局與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在合辦職專課程方面加強合作」。[5]澳門政府亦出台了較為豐富的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的政策措施。例如,在2022年施政報告中,澳門特區行政長官賀一誠強調,要「繼續發揮粵港澳大灣區旅遊教育培訓基地的優勢,為大灣區建立專業培訓及實習平台」。[6]《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二個五年規劃(2021-2025年)》中提出,要推動粵港澳大灣區三地在職業技能框架構建、職業資格互認、培訓基地共建、跨境就業創業等方面展開合作。[7]整體來看,網絡嵌入性治理機制增加了三地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協作治理的互動性及靈活性。
現有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協作治理實踐已經取得了初步成效。當前其三地已經在人才聯合培養、師資培訓、學術交流、合作平台建設、培訓基地共享、學生學分互認、資歷框架對接及職業資格互認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進展。[8]但由於相關治理工作相當複雜,當前其協作治理機制在協作治理成本降低、協作治理績效提升等方面仍有提升空間。
(一)國家統籌協調機制待加強
當前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仍存在三方面亟待突破的問題。首先,在處理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複雜事務時,現有協作治理機制存在着治理效能不足的困境。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具有跨區域、跨邊境、跨法律制度、跨教育體系、跨發展水平及跨文化觀念等方面特點。要解決此種複雜性治理問題,相關協作治理機制結構需要更加完善。一方面,相互約束契約治理機制及網絡嵌入性治理機制具有治理靈活性優勢,但其在處理複雜的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問題時,往往面臨較大的協作治理風險及制度性交易成本。另一方面,當前相關強制權威治理機制的針對性、代理權限治理機制的制度障礙破解實效性方面亦有待提升。其次,粵港澳三地在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過程中存在差異化的利益訴求,制約着相關協調治理工作的縱深推進。例如,部分地區在發展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優質項目時,其政策受益面往往僅局限於本地。此類問題解決需要國家站在推動大灣區協調發展的高度,整合與協調三地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差異化利益訴求。最後,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涉及跨市場的鬆散化公司主體,推動其深度投身於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是當前協作治理難點問題。這需要國家強化統籌協調機制,採取有力的「組合拳」政策措施加以破解。簡言之,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亟待充分發揮國家統籌協調作用,有力破解相關協作治理深層次難題。
(二) 相關基礎制度框架待完善
協作治理的制度基礎不完善將會導致較高的協作治理交易成本。有學者指出,「國家基本制度不健全是當前職業教育發展中諸多問題的根源」。[9]經過多年制度建設,推動職業教育發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相關國家基礎制度建設已取得不少成就,但仍有不足之處。當前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的相關基礎制度亟待完善,如企業參與職業教育法律制度、相關產權制度及所涉及的跨境要素流動制度等重要基礎制度等。一是國家層面有關企業參與職業教育制度有待進一步完善。儘管當前相關法律政策已經明確了企業具有參與職業教育的義務,並制定了系列激勵支持措施,但其在系統性、操作性、強制性、針對性等方面有待優化。這使得三地部分企業對跨境深度參與職業教育產教融合事務抱有觀望心態。二是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過程中的產權制度完善尤為迫切。三地職業教育體系及法律體系存在較大差異,使得職業教育產教融合中的產權問題尤為複雜。一方面,在現有相關制度規定下,三地校企展開深度合作時所涉及的複雜產權結構難以明晰。另一方面,三地校企合作過程中的產權問題處理需要得到法律保障。例如,校企雙方在共建產業學院、打造校企合作平台時可能涉及的產權利益分割、產權退出及產權交易等產權問題處理仍缺乏完善的制度依據。三是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中的要素跨境流動制度障礙有待破解。當前政府已開始探索三地在科學研究、創新創業等領域要素高效流動的制度安排。然而,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涉及到廣泛的人流、物流、資金流等要素跨境流動,其所面臨的諸多制度壁壘破除有待進一步加快。概而言之,國家亟待對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協作治理的相關基礎制度進行完善。
(三) 協作治理定位需優化升級
協作治理預期績效不高將會降低政府間協作治理的動力。三地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相關項目已有一定進展,但不少三地職業教育產教融合行動取向停留於合作交流層面,對以產教融合驅動三地職業教育深化改革的更高層次治理邏輯重視不夠。當前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目標仍較為模糊,治理定位有待提升。從更深層次看,三地職業教育發展存在的不均衡、不充分問題需要政府設置更高的協作治理定位。一方面,三地職業教育發展不均衡情況較為突出。廣東地區職業教育規模在國內處於前列,少數高校在本科層次職業教育舉辦上展開探索。香港職業教育具有一定規模,其體系結構日趨成熟。目前不少香港高校可提供副學士程度的課程,部分高校還開設了以專業或職業為本的學士學位課程。澳門中等職業技術教育規模較小,且近十年生源下降情況突出。當前澳門沒有專門的高等職業技術學校,但有一些高校可提供具有職業技術教育屬性的學位課程。概而言之,粵港澳三地職業教育的發展階段、辦學規模及層次結構差異較大。另一方面,三地職業教育發展不充分問題各有不同。當前廣東省職業教育亟需在增加職業教育吸引力、提升職業教育辦學質量、縮小院校間辦學水平差距及提升職業教育服務區域能力等方面進行深化改革。香港職業教育發展亦面臨不小挑戰,尤其在提升職業教育吸引力方面需要持續展開行動。澳門職業教育亦存在着學生資源缺乏、未能滿足澳門應用型人才需求及校企合作深度不足等問題。要解決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發展不均衡不充分問題,迫切需要三地升級協作治理目標定位,深化產教融合協作治理行動。
為更好地創新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機制,降低其協作治理整體成本,提升其協作治理績效,應從以下方面入手。(一) 加強國家統籌協調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國家應加強統籌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將其作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區域協調發展的重點工作,整合國家有關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國家產教融合發展三個方面工作的治理機制,形成國家高效統籌協調、三地政府有機協作、三地校企等主體積極參與的善治格局。應着重加強以下方面工作:一是要明確國家與粵港澳三地政府的職責分工。國家應該在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中的統籌指導、政策規劃制定、關鍵事項協調及評價督導方面發揮關鍵作用。二是應在國家層面設置專門的領導協調小組、專職辦公機構,有力推進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過程中的重點難點問題解決。三是要將國家統籌協調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法治化。通過軟法和硬法相結合的形式拓展法律規範體系,能夠促進粵港澳大灣區治理創新。[10]為此,應採取制定軟法及硬法相結合的途徑,明文規定國家在相關事務治理中的具體職責,以政策法規的形式明確國家層面相關領導協調小組及專職辦公小組的事權配置。四是國家應加快出台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規劃文件,增強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的銜接性、持續性及系統性。(二) 降低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的制度性成本
要從深層次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創新,需要重點解決以下三個方面的基礎制度建設問題。一是要解決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相關基礎制度建設問題。一方面,要加快完善有關促進行業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的制度安排,在總結已有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經驗基礎上制定更加系統的政策體系,進一步明確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的具體義務及權利,提升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管理制度的約束性、操作性。另一方面,要對粵港澳三地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事務進行針對性制度安排,制定具體可行及響應三地校企需求的政策法規。二是要健全三地跨境校企合作中的產權制度。三地政府應在國家指引下協同構建起完善的校企合作產權制度,明晰校企合作所涉及諸多方面的產權歸屬及權責,為三地校企合作過程中產權的劃分、交易及糾紛調解提供制度保障。三是要重點解決妨礙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中諸多要素自由流動的制度障礙。政府應為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中港澳產教融合型企業資助、校企跨境合作、師資跨境流動及學生跨境就業等事務所遇到的要素流動障礙問題提供有效的制度解決方案。(三) 以新目標定位引領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行動更高層級的治理定位有助於引導各級政府採取更深入的協作治理行動。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目標層級從低到高可劃分為合作互動、對接協同、協作整合、協調融合四個階段,每個階段均具備不同特徵。要實現更高級別的治理目標,需要相應的職業教育產教融合複雜程度及治理協作程度,具體見圖2。圖 2 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的四個治理目標層級為實現更高的治理目標定位,首先應持續優化政府間的協作治理機制,形成「協作治理目標升級—協作治理程度提高—協作治理行動深化」的正向循環格局。其次,應圍繞服務區域經濟協同增長的邏輯增強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深度,共同打造三地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共同體。要順應粵港澳大灣區產業結構升級的大趨勢,推動產業界、職業教育界在數字經濟變革浪潮中尋找合作的新模式及新着力點,共同探索新業態技術技能人才培養。最後,要結合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實際情況有效施策。一是要找准三地企業發展的深層需求,以差異化的激勵政策促進三地企業參與校企合作。二是除了鼓勵民營行業龍頭企業、有條件的中小微企業積極參與職業教育之外,還應充分發揮國資國企參與跨境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的優勢及其示範作用。三是應將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相關政策細化落地、執行監督及評價反饋作為提高治理成效的重要環節。(四) 以大數據平台建設賦能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治理創新制度性集體行動理論揭示了組織決策者存在有限理性特徵,啟發人們須探尋有效途徑提升治理執行能力。在先進理念指導及科學設計情況下,將先進技術創新地應用於治理領域可克服傳統治理手段局限。因此,利用大數據等先進信息技術賦能治理創新應成為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發展的重要路徑。為更好地推進此類平台建設,並將其有效地應用於驅動協作治理創新,應採取以下幾方面策略:一是國家主導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大數據治理平台部署。此平台應由國家組織專門力量進行統籌建設,避免地方政府重複開發、持續運營能力不強、使用範圍過於狹小、平台缺乏行業認可度等方面問題。二是粵港澳三地政府應積極履行主體責任,整合各方資源,推動相關部門積極參與此類平台建設,並加強平台運營管理。三是鼓勵三地校企共建共享。在國家統籌建設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大數據治理平台基礎上,應激勵三地校企積極參與平台生態建設,使得優質職業教育產教融合資源在粵港澳大灣區高效流動。四是要擴大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大數據治理平台受益覆蓋面。應提升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大數據治理平台輻射全國能力,尤其可在中西部欠發達地區重點推廣,助力區域職業教育均衡發展。五是要加強開發升級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大數據治理平台中的產業資訊聚合、技術技能人才資源分析、校企合作信息匹配、校企數字化協同育人、跨境就業創業服務及職業技能認證等方面的重要功能模塊,持續提高粵港澳職業教育產教融合大數據治理平台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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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項目:2021年度廣東省教育科學規劃課題(高等教育專項)「粵港澳大灣區職業教育產教融合政策實踐研究」(2021GXJK126)
許建領,深圳職業技術學院校長、黨委副書記,廈門大學高等教育發展中心兼職研究員,教育學博士;何偉光,深圳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助理教授,教育學博士。通訊作者:何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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