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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Lise Vogel
譯者:陳小呆
校對:下野十鶴子

請先閱讀:「她是我心中的科學家」——瑪格麗特·本斯頓與婦女解放的政治經濟學(上)

關於作者:
利茲·沃格爾(Lise Vogel)是20世紀60年代公民權利和婦女解放運動的資深人士,利德大學(Rider University)的榮譽社會學教授。

瑪格麗特·本斯頓,
同志們親切稱之為「瑪吉」(Maggie)

4.瑪格麗特·本斯頓是誰?

因為《每月評論》認為本斯頓是「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溫哥華市西蒙·弗雷澤大學化學系的一員」,所以我一直認為她是加拿大人。莫頓隆重地將勞動權力再生產概念引入到本斯頓的框架中,他似乎也是加拿大人。我問自己,在加拿大發生了什麼,何以產生如此驚人的新鮮想法?也許加拿大左派在面對冷戰時期的敵意時,比我們在美國更能堅持其激進主義和知識傳統?英國也是如此,其新興的婦女解放文學在許多方面似乎比我們的要複雜得多。但我從未調查過這些問題,也從未見過本斯頓。
從那時起,我了解到本斯頓是一個非凡的人——非常有才華,充滿熱情地為女權主義奮鬥,還有她身為一名科學家進行工作。她於1991年去世,享年53歲,我對她的大部分了解來自《加拿大婦女研究》特刊,朋友和同事為她的英年早逝哀悼。「瑪吉在華盛頓州一個伐木小鎮的一個工人階級家庭長大,」她的雙胞胎妹妹寫道,她也是一位科學家。
她在20世紀50年代末本科學習化學和哲學,在華盛頓大學和伯克利獲得理論化學博士學位,然後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於威斯康星大學從事博士後工作。社會階層、地理位置、歷史時期和職業領域都有限制,她在這段時間裡基本上不關心政治的態度(在這種背景下,她確實對財富和特權非常不信任)。此外,這些因素意味着,與那個時期的許多其他人不同,她不是通過成為嬉皮士來反抗自己的背景,而是成為中產階級和科學家/學者。她對政治和社會變革的可能性的興趣第一次出現在她到達西蒙·弗雷澤大學的時候。
西蒙·弗雷澤的一位密友兼同事回憶說,瑪吉是我所認識的最聰明的人....她能迴避常規範式來看待問題,從而提供新的想法和可能性。毫不奇怪,她有一套解決智識問題的不同方法,因為她受過科學的訓練,而我們大多數人都來自人文和社會科學。但令人驚訝的是,她沒有被鎖定在科學模型和神話中,她會使用分析工具,而不必重複同樣的模式。她喜歡人。她對各種各樣的東西都很感興趣——說起來簡單,但實際上是一種相當罕見的品質。
她也很有趣:「我最欣賞瑪吉·本斯頓的地方是她不裝腔作勢,她對體面的角色和社交舉止漠不關心。從她的穿着和髮型,到她的演講,到她彈吉他和用她那輕快、渴望的聲音唱歌的方式,她都是她自己。她就是我心中的那種科學家。」
本斯頓不因為某種神奇的內部蛻變而成為這樣的人。她也通過參與加拿大西海岸西蒙·弗雷澤大學的活動,才成其所是。
當她到達西蒙·弗雷澤時,那裡正處於政治動盪之中,她陷入了社會主義和女權主義的思潮中。她過去常常把60年代的運動和行動自由歸功於允許她聽到激進分子在說什麼。身體的自由有助於解放思想。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有意義的框架,它第一次提供了理解並改變社會力量的可能性。這是一個啟示,她的生活和工作開始受政治思想影響。
西蒙·弗雷澤是加拿大的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學,於20世紀60年代中期全面成立。記者們給它起了個綽號「即時大學」。考慮到人們對跨學科研究的興趣越來越大,這所大學開始時有一組有時結合傳統學科的系。對其未來發展尤為重要的是將三個學科合併為政治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系(PSA),由英國馬克思主義社會學家T. B. 波托莫爾領導。西蒙·弗雷澤的教員大多年輕,未經培養,幾乎沒有教學經驗;許多人來自加拿大境外,包括一些逃離徵兵的美國人。和20世紀60年代的其他地方一樣,許多關於大學運作的問題開始受到質疑。這就是本斯頓在1966年作為大學第一批教職員工中的一員加入化學系時所處的環境。
到1968年,西蒙·弗雷澤大學和北美乃至全世界的大學都陷入了混亂。危機在西蒙·弗雷澤達到頂峰,當時PSA在校園內的同事和學生的支持下舉行罷工。最終,八名教職員工被解僱,該系被解散,許多學生失去了獎學金或因不滿而離開,西蒙·弗雷澤的行政部門恢復了控制。在1970年發表在《每月評論》上的一篇文章中,被解僱的PSA教員凱瑟琳·戈夫(Kathleen Gough),一位資深的英國人類學家,也一直是馬克思主義者,她總結道,這一經歷「表明激進的,甚至(真正的)「關心自由的」教員只能進行短暫的智識和政治鬥爭。大多數人很可能必須投降,成為流浪教師,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尋求教職。
本斯頓支持捲入PSA事件的教職員工和學生,但毫無疑問,她在化學系受到保護,免受其最嚴重的後果。她還參加了溫哥華婦女核心小組,這是一個獨立的、明確的社會主義和女權主義組織,成立於1968年,旨在匯集教師、學生和社區成員。正如她在後來的採訪中回憶的那樣:「我們清楚地認為自己與左派有聯繫,但卻是一個獨立的女性團體。以及「核心小組」這個詞的使用...暗示政治,暗示激進主義...即使我們核心組織從屬於人類,除此之外別無他物。」在20世紀70年代,本斯頓是西蒙·弗雷澤婦女研究方案的關鍵人物,該方案是加拿大第一個設立的方案。
我認為本斯頓參與了馬克思主義研究界以及社會主義女權組織,就像我們在東海岸所做的那樣。也許她也是一個婦女研究小組的成員?這些小組的成員讀了什麼文本?當時還有誰在那裡?當然,考慮到加拿大的背景,有些人來自所謂的老左派傳統,比如高夫。他們當中有沒有人提到過瑪麗·因曼關於《婦女問題》的工作?
我第一次認識因曼是在20世紀80年代,並且一直想知道她是否以某種方式激勵了本斯頓。因曼出生於1894年,是一位精力充沛、才華橫溢的美國共產黨員,她的工作旨在使用嚴格的馬克思主義框架來分析婦女的處境,起初在黨內受到歡迎,但後來成為了一場激烈的內部爭議的對象。她在20世紀30年代末開始寫關於婦女解放的文章。因曼很快離開了該黨(或被開除黨籍),並用她的餘生致力於推進自己的論點。1964年,正當北美婦女解放運動興起時,她自行出版了一本關於這個主題的44頁的小冊子《資本主義下的兩種形式》。我只知道她離開了位於加州長灘的家,去西海岸各地旅行——講課、會見小團體、賣小冊子。她是否涉足至溫哥華?
如果沒有進一步的研究,就不可能確定因曼的作品在溫哥華社區中是否為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所知。儘管如此,在重新閱讀她的主要出版物與本斯頓的《月度評論》文章後,我的感覺是,本斯頓的想法有點不同,但目標是類似的。很明顯,因曼和本斯頓都認為「婦女問題...在社會生產的物質條件中有經濟基礎」,並沿着馬克思主義路線尋求一種嚴格的解決辦法。難怪我會被他們的作品所吸引。

瑪吉在和眾人歌唱

5.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是一個對左翼寄予厚望的時期。本斯頓不斷積極制定創新的計劃和明智的戰略,她似乎充滿了這種樂觀情緒。正如一位朋友所回憶,直到她去世,瑪吉「保持了她對婦女研究改革可能性的希望……。最重要的是,她仍然致力於為男男女女創造一個更美好世界的願景。」
而且,「瑪吉一直堅信,我們與社會休戚相關,並對此負有責任。」她拒絕了政治承諾和學術追求之間的對立。當然,這對於左翼知識分子來說是一個永恆的困境,與希望的維持息息相關。例如,失去西蒙·弗雷澤大學的工作後,高夫想建立一個當地的社區研究和教育中心,該中心將「向公眾開放,經費來自捐款。舉辦講習班和課程,旨在解釋在加拿大帝國主義社會中工作的男女的日常問題。這將是「勞動知識分子為分享集體政治鬥爭知識作出的持續努力」。與學生和秘書們一起,我們帶PSA下山,最終找到我們的起點。」
我自己對美好世界希望的投入一直在搖擺。在我寫《馬克思主義和婦女壓迫》的時候,這種希望採取了最抽象的形式。我用自己建立的理論框架,儘可能準確地講述了這本書,我以一種充滿希望的方式結束了這本書。
「歷史唯物主義,」我寫道,「提出了一個困難的問題,即將國內勞動力轉變為共產主義社會生產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的過程中,同時減少和重新分配國內勞動力...因此,在向共產主義過渡期間,適當管理家務勞動和婦女勞動是社會主義社會的一個關鍵問題,因為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建立和維持婦女真正解放的經濟、政治和思想條件。」這就意味着,從邏輯上來說,隨着社會進行過渡,「工人階級家庭,作為階級社會中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可剝削勞動力再生產社會單元這一特殊歷史形式,也將會消亡——隨之消亡還有父權制家庭關係以及對婦女的壓迫。」
我還指出了馬克思和恩格斯對未來共產主義社會中的女性、男性和家庭所發表的一些評論。儘管他們的話很少,但五十年前的他們還是讓我激動不已。在《資本論》關於「機械和現代工業」的一章中,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舊的家庭紐帶的瓦解無論多麼可怕和令人厭惡,然而,現代工業可能會出現...為更高形式的家庭和兩性關係創造新的經濟基礎。」但他沒有猜測這些未來的「更高形式」會是什麼樣子。社會主義者認為,共產主義的未來不能提前確定。即便如此,恩格斯還是設法提供了一些鼓舞人心的暗示:

我們現在所能推測的在資本主義生產即將被推翻之後性關係的組織方式,主要是負面的,大部分局限於將會消失的東西。但是會有什麼新的東西呢?當新一代人長大後,這個問題將會得到解答:這一代男性,從來不會用金錢或任何其他社會權力工具來收買某個女人的服從;這一代女性,從來不考慮除了真愛以外的其他東西來交託自己於某個男人,或者因為害怕經濟後果而拒絕把自己交給她們的愛人。當這些人在這個世界上時,他們不會在意今天任何人認為他們應該做什麼;他們將對每個人做出自己的實踐和相應的公眾回應——僅此而已。

今天,我仍然為這些更美好的世界的一瞥而興奮。儘管如此,很遺憾地說,在我看來,它似乎比往任何時候都更遙遠。

排版/口袋姚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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