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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的工作永遠做不完」1974.紅色婦女工作坊

作者：Tithi Bhattacharya
譯者：龐貝古城
校對：LuegFangz

關於作者
伊達·巴塔查里亞（Tithi Bhattacharya）是一位馬克思女權主義作家和活動家。她是《社會再生產理論: 重新勘測階級, 再定壓迫中心》 (冥王星出版社, 2017)（Social Reproduction Theory: Remapping Class, Recentering Oppression ）的編者，並與南希·弗雷澤（Nancy Fraser）和辛西亞·阿魯扎（Cinzia Arruzza）合著《99％的女權主義：宣言》（維索圖書，2019）（Feminism for the 99%: A Manifesto）。她是國際婦女罷工運動的組織者之一，並長期活躍於巴勒斯坦解放運動。
本文內容是瑪格麗特·本斯頓（Margaret Benston）的馬克思主義和對性別壓迫的社會再生產解釋方法。
隨着生產資料轉歸社會所有，個體家庭就不再是社會的經濟單位了。私人的家庭經濟變為社會的勞動部門。孩子的撫養和教育成為公共的事業；社會同等地關懷一切兒童，無論是婚生的還是非婚生的。因此，對於「後果」的擔心也就消除了，這種擔心在今天成了妨礙少女毫無顧慮地委身於所愛的男子的最重要的社會因素——既是道德的也是經濟的因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
…紐約布朗克斯公園的黎明。附近的公寓樓尚沒有動靜。婦女從地鐵里走來，黑人婦女。她們仔細地整理《每日新聞》或《鏡報》，在仍被露水潤濕的公園長椅上坐下。她們為什麼如此耐心地坐着？清晨又冷又濕。我們在這裡，出售當天的勞力。拿走我們的勞動。您想給我們什麼就給什麼。我們必須養活我們的孩子，並在哈林區支付高昂的租金。十美分、十五美分一小時！連一天的家庭伙食費都不夠，更不用說付房租了。您不能再給多些嗎？好吧，那比在花掉最後一個五分錢用來買車票後回到哈萊姆更好。
——路易絲·湯普森·帕特森（Louise Thompson Patterson）《走向更光明的黎明》（1936）
在南印度傳統類型的童謠或催眠曲（thalattu pattu）中，一名女工將瑪格麗特·本斯頓的經典論文《婦女解放的政治經濟學》（1969年）的核心論點包含在了她的音樂里。一名婦女被迫在收割期帶孩子工作，她感嘆：

收割時，如果
我把你綁在肩上
在炎熱的中午
你會暈倒嗎？
當我在田間工作
在離開田野之前把你放在旁邊，你會哭嗎？
我是一名佃農1
監工會很生氣
如果監工要叱責
我的寶寶會難過嗎？2

這位婦女/母親的工作的性質是什麼？她的工作包括低薪的收割莊稼嗎？或者照顧嬰兒是她的「真正工作」，而這又是她的內在本質，從而不用收取貨幣報酬？這兩種工作是由她的婦女身份偶然、外在地聯繫在一起的嗎？或者它們通過所有社會勞動的系統性組織產生了內部關聯？
本斯頓的論文是對這些問題的最早的全面探索之一，但是其方式既借鑑又偏離了馬克思主義傳統過去對待它們的方式。

馬克思主義傳統核心的
雙重解釋性模型
在馬克思主義對於資本主義下的婦女壓迫的解釋中，有一個尚未解決的矛盾。雖然人們普遍認為，中產階級家庭作為主導的親緣單位，與生產和再生產這種壓迫有關，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們對家庭的確切作用有不同看法。
奧古斯特·倍倍爾（August Bebel）的《婦女與社會主義》（1879年）奠定了左翼討論婦女壓迫的基礎。他提出，婦女壓迫的社會基礎在於婦女對家庭中男人的「依賴」。通過獨立於男人，「未來社會的婦女…（將會）在社會和經濟上獨立起來…甚至不再受制於統治和剝削的殘餘；她…（將會）是自由的，與男人同等地位，主宰自己的命運。」3弗雷德里克·恩格斯曾寫過《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以駁斥倍倍爾的一些核心論點，但在他的經典著作中還是再現了一種我稱為根據性別的勞動分工導致的依賴的對婦女壓迫的解釋。恩格斯說，現代個體家庭建立在「或公開或隱蔽的對妻子的家庭奴役」之上。家庭從一般生產中被割除，使得居所（household）失去了「其公共性」，從而推動婦女「脫離了社會生產的參與」。但是，由於現代工業生產無視性別地把所有工人束縛在了其翻騰的輪子上，它也為工人階級婦女打開了「參與社會生產之路」；但是在這種方式下，如果她履行了對於其家庭的私人服務的義務，她將被排除在社會生產之外，掙不到錢；而如果她想參與公共事業並獨立謀生，就無力履行家庭職責。」4
恩格斯對這一論點的表述當然比倍倍爾更為精巧，因為與倍倍爾不同的是，他試圖將對性別壓迫的解釋的核心和社會生產重組為一個整體，而不是簡單地通過居所內部的機制或者男女之間的人際動力學（interpersonal dynamics，人際交往方式）來解釋它。然而，由分工而出的女性壓迫理論仍然是恩格斯和馬克思在他們有關性別的著作中都未充分展示清楚的陰影。我強調這一點是因為，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我們可以建造一個更好的理論體系，以從他們關於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關係的著作中一般性地解釋性別壓迫。
那麼，由分工而出的女性壓迫理論是什麼呢？
簡而言之，論點如下：在人類社會的開端，只存在一種性別分工（校對註：即這一分工僅僅顯示性別差異，而無居所內外之分、甚至高低之分）。但是當諸如家庭之類的新機構崛起，這種分工變成了居所內部的「自然」分工。這有兩重結果：婦女在社會生產中的參與減少，以及由此產生的在經濟和情感上對男人的依賴。
蘇珊·弗格森（Susan Ferguson）的最新著作記載了依賴性的主題是如何在馬克思和恩格斯之前出現的，而且可追溯到歐洲現代早期的女同性戀者（querelle des femmes）。5我們還可以在此加上十九世紀南方世界（global south）的反殖民的（原初的）女權主義者的著作。婦女們寫了小冊子、詩歌、科幻小說甚至宣言來抗議男性優越性，後者是她們得到的為什麼要依靠或屈從於男人的唯一「理由」。
早在1600年，意大利詩人露西莉亞·馬里內拉（Lucrezia Marinella）便激烈地公開宣布，婦女不僅要與男人平等，甚至可能更優越：
但願，在我們的時代婦女能被允許練習文藝與武藝（ars et mars）。我們將會看到怎樣的奇蹟…我希望這些（婦女的批評者）可以進行這項實驗：撫養同齡的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而且他們都身心健全。他們很快就會看到，女孩會被指導得比男孩更好，並且很快超過他。6
類似的，孟加拉的激進穆斯林改革家羅基亞·薩哈瓦特·侯賽因女士（BegumRokeya Sakhawat Hossain）（校對註：begum即對穆斯林已婚婦人的尊稱）拒斥婦女的先天劣勢，她更進一步考察了宗教文本，後者足以證明這種輕視產生於男性作者後天的嫉妒：
如果真主本身有意讓婦女地位低下，他會規定母親們在懷孕的第五月末生下女兒。這樣母乳的供應量自然會是給兒子的一半。但是並不是這樣…現在男人把宗教當作支配我們的藉口…所以我們不應該默默屈從於這種以宗教為名義的壓迫。7
因此，包括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歐洲社會主義傳統被嵌套於更廣泛、更古老的女性解放論述中，並且其中心總是關於女性獨立於男性。8從這一體系中得出的戰略性結論是，或者應使女性和男性受相同條件的教育，應通過有薪工作確保經濟獨立，或者兩者都要。自由主義改革者通常強調通過教育獲得解放的路線，社會主義者則強調通過有薪工作獲得解放，儘管兩條路徑有許多重疊之處。
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可以多次感受到這種所謂婦女問題的本質上自由人文主義的構架。例如，恩格斯在《家庭的起源》中指出，只有在如下情況之下才能創造男女間「真正的社會平等」：
只有當雙方在法律上擁有完全平等的權利的時候。那時就可以看出，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勞動中去；而要達到這一點，又要求一夫一妻制家庭不再成為社會的經濟單位。9
毫無疑問，這種生產力性質的表述延續到了馬克思主義傳統最具創造力的解釋者之一——布爾什維克。納德日達·克魯普斯卡婭（Nadezhda Krupskaya）的第一本小冊子《女工》（The Woman Worker，1901年）被認為是對婦女壓迫的開創性研究，在馬克思主義圈子中廣為傳頌。儘管這是一個基於俄國農民和工人階級婦女狀況的實證研究，《女工》試圖為這些資料提供理論基礎。克魯普斯卡婭不懈地致力於構建一個性別依賴性模型。「婦女工人，」她說，「不僅因為她們出去工作而受苦，還因為她們是婦女，她們依賴於男人。」但是她問，「該如何解釋婦女的這種依賴狀況？」當然是通過性別分工。這是因為「男人作為主人發布所有關於工作的指令，婦女只負責執行。所有事都由男人決定：什麼時候開始耕作或播種，是否進行這樣那樣的工作…婦女被排除在所有社會事務之外，（並且）被束縛於房屋和孩子的瑣事。」「婦女問題」的解決方案同樣清楚——通過有薪工作：
當一個婦女由於在製造業中的作用獲得獨立，她有時可以獲得一片土地，從而獲得條件與男人完全相同的土地所有權。我們看到，在那些婦女勞動已成為慣例的產業分支，婦女在工廠中工作的報酬只比男人少一點，並且足夠養活自己。丈夫不再是他的「麵包供應者」…她在工廠中的工作完全獨立於丈夫，而不是像農民生活那樣聽從他的指揮…妻子不再是丈夫的奴隸，而成為家庭的平等成員。對丈夫的完全依賴被平等取代了。10
我並不是在暗示馬克思、恩格斯或布爾什維克相信在資本主義下婦女解放是可能的。他們堅持認為，這種解放的命運與工人階級的命運密不可分。但是，這種由性別分工產生的依賴框架確實建立了家庭與社會生產間的外在關係。這有三個重要的缺點。
首先，它低估了一直以來婦女在社會生產中扮演的角色，從而使這一理論有些動搖。如果婦女參與社會生產是解放的關鍵，那麼婦女在階級社會中一直做的艱辛工作為何不能解放她們？類似地，把有薪工作提高為通向平等的路徑並不能解釋，當有薪工作已經在被實行時，性別不平等為什麼或怎樣能夠被持續而可靠地再生產下去。
其次，通過將分工、財產關係和婦女壓迫以因果關係聯繫在一起，它對資本主義下的家庭的理論基礎產生了錯誤認識，尤其使得馬克思和恩格斯為了由工人階級變得赤貧所導致的工人階級家庭迫在眉睫的衰亡，在各處歡欣鼓舞。今天，任何人環顧世界都可以證實這種希望的過早成熟。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分工的解釋將社會生產設定為外在地與家庭聯繫起來，就好像家庭只是承受社會生產的影響，而不是一個在資本主義下與商品生產共同構建社會生產總和的單位。
如果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傳統對性別的思考的總和，那我們將會面臨一個嚴重問題。幸運的是，馬克思主義方法仍然是理解和解決性別壓迫問題的關鍵。這樣一來有趣的是，如何（或為何），當馬克思和恩格斯專門撰寫關於性別的文章時，他們掉入了上述不充分分析的陷阱，同時他們關於一般社會生產的著作包含了一種遠更強硬、有創造力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資本主義下性別理論的種子。這就是社會再生產的解釋方法。

社會再生產的解釋方法：
把經濟從經濟主義中剝離
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家庭最重要的見解是（1）它根植於社會生產（2）因此它的社會形式反應於一般生產的歷史變化，而歷史變化又是由於勞動過程和分工的變遷，以及（3）它與財產關係有緊密聯繫，它的形式和意識形態與財產關係變化掛鈎。
儘管以上是馬克思主義圈子中的標準理論，在此仍然有一個重要的、有缺陷的理論依據。即使不是被排除在生產之外，家庭也僅僅會被認為對「生產」有反應（而不是直接參與到社會生產中）；因此恩格斯反覆評論這兩種生產（即物的生產與人本身的生產）：
一定歷史時代和一定地區內的人們生活於其下的社會制度，受着兩種生產的制約：一方面受勞動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另一方面受家庭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勞動愈不發展，勞動產品的數量、從而社會的財富愈受限制，社會制度就愈是在較大程度上受血族關係的支配。然而，在以血族關係為基礎的這種社會結構中，勞動生產率日益發展起來；與此同時，私有制和交換、財產差別、使用他人勞動力的可能性，從而階級對立的基礎等等新的社會成分，也日益發展起來；這些新的社會成分在幾世代中竭力使舊的社會制度適應新的條件，直到兩者的不相容性最後導致一個徹底的變革為止。
（續）以血族團體為基礎的舊社會，由於新形成的社會各階級的衝突而被炸毀；組成為國家的新社會取而代之，而國家的基層單位已經不是血族團體，而是地區團體了。在這種社會中，家庭制度完全受所有制的支配，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從此自由開展起來，這種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組成了直到今日的全部成文歷史的內容。11
但是這個與家庭分開的神秘「生產」究竟是什麼呢？如果我們仔細閱讀這段話就會發現，很顯然家庭遠不是第二種生產類型，它實際上在改變勞動的發展階段中起着關鍵作用，因為這些變化，就像恩格斯正確地指出的，內在於「基於血族的社會結構」中。那麼問題就不在於「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另一方面是人類自身的生產，」的主張，而是缺乏兩者關係的理論化。社會再生產理論在其許多更替中，無論對此是否自覺，都是關於這種關係的。
利茲·沃格爾（Lise Vogel）在她現在最經典的著作《馬克思主義和婦女壓迫》（1983年）中，率先找出了本斯頓在試圖建立這種關係的關鍵步驟，即賦予家務勞動理論地位，從而賦予家庭理論地位。沃格爾表示，本斯頓對婦女壓迫的解釋首先是將壓迫的源頭確定為「『經濟的』或『物質的』，並且…產生於婦女無償家務勞動中。」12婦女在家中的勞動——所有烹飪、洗熨和一般護理工作——都應當被指定為經濟活動。通過這種表述，本斯頓一下子破除了分工/依賴模型，並賦予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兩個分析上的優勢：第一，從經濟主義中拯救了「經濟」，並將其定義與勞動價值論重新結合；第二，不再無休止地關注婦女在再生產中的作用，而是說明工作如何決定了婦女「跟男人全然不同的與生產資料的關係」。這兩種優勢都具有持久的影響。
通過將家務勞動拖入一般經濟生產的理論框架，本斯頓和追隨她的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相比於很多著名（通常是男性的）經濟學家更接近馬克思。這些女權主義者恢復了馬克思主義對於「經濟」概念的原始理解。
從馬克思本人對《資本論》副標題的謹慎選擇——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開始討論是很有益的。受到英國政治經濟學家的強烈影響的同時，他嚴厲批評了這一傳統的局限性。「古典政治經濟學，」他嘲諷地寫道，「也許無意中大致了解了真實事態，但從沒有有意識地系統闡述它。只要它還披着資產階級的皮，它就做不到這一點。」13
對馬克思來說，這些政治經濟學家失敗之處的主要症狀是對資本性質的誤判。他們將資本概念化為一個物，它機械地通過一系列投入——土地、勞動、資本——來產生一種產出——利潤。這種對經濟的機械論觀點中剝除了人們和他們之間的社會關係。這就意味着它是一種沒有人類代理、壓迫和異化的架構，錯誤地將經濟的意義局限於單純的市場現象。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馬克思主義方法打開了資本主義本性的暗箱，在其中人與人的關係被表示為物與物的關係，從而甚至違背了人類整體最基本的創造性的、人性的衝動。
在《資本論》第三卷，馬克思這樣寫道：
資本，土地，勞動！但資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會的、屬於一定歷史社會形態的生產關係，它體現在一個物上，並賦予這個物以特有的社會性質。資本不是物質的和生產出來的生產資料的總和。資本是已經轉化為資本的生產資料，這種生產資料本身不是資本，就象金和銀本身不是貨幣一樣。社會某一部分人所壟斷的生產資料，同活勞動力相對立而獨立化的這種勞動力的產品和活動條件，通過這種對立在資本上被人格化了。不僅工人的已經轉化為獨立權力的產品（這種產品已成為它們的生產者的統治者和購買者），而且這種勞動的社會力量及未來的…形式，也作為生產者的產品的屬性而與生產者相對立。
（續）因此，在這裡，關於歷史地形成的社會生產過程的因素之一，我們有了一個確定的、乍一看來極為神秘的社會形式。14
亞當·斯密式的市場的和諧、平衡和看不見的手消失了，徹底被階級、階級剝削、武力和暴力所取代。
一旦我們把工人和她的活勞動引入到以前先前呆板的經濟模式中，就會出現許多生機勃勃的變化。首先，勞動價值論作為對活勞動、工人和資本主義工作的非人道過程的敘述而出現，在工人開始工作的那一刻，她的勞動就不再屬於她。資本之間的殘酷競爭使得個體資本家試圖或者（1）儘可能延長她的工作時間以榨取絕對剩餘價值（工作日的時長），或者（2）進行技術創新以降低她勞動力的價值，榨取相對剩餘價值。現在我們進入了工人世界的糟糕日常。我們正在談論她要工作多長時間，可以吃什麼食物，可以負擔什麼樣的住房。所有這些都決定了她的勞動力價值，而不是她的勞動的價格。古典政治經濟學把兩者混為一談，而把重點放在後者上，因為它沒有「工人自身生產或再生產的成本」的概念。結果，它最終不加批判地接受「'勞動的價值'，'勞動的自然價格'等各種範疇，作為所考慮的價值關係的終極和充分的表述」，從而導致「陷入了不可分割的混亂和矛盾」。同時為「庸俗的經濟學家提供了一個可靠的運作基礎。由於淺薄，他們的原則是只崇拜表象」。15
那麼，將經濟學定義為「物」和它們的投入產出的集合是「庸俗的經濟學家」的任務。馬克思主義者的工作是講述工人的淚水與受到的考驗，她在市場上遭到「沉悶的經濟強制」的打擊，甚至在自由市場之外的生活中也受到價值規律的強制性規範的限制。因此，勞動價值論只是部分地關於資本主義下的經濟生活。歸根結底，它是關於資本主義整體下的社會關係、人際網絡與制度性互動的，它們組成了經濟過程的可能性的條件，又被其結果塑造。正如戴維·雅羅（David Yarrow）最近所說的那樣，這是一種「主觀理論」，是「威脅要妥協」其理論努力，以「將經濟控制在計算，稀缺性和交換性範圍內。」16這就是為什麼對於像伯特爾·奧爾曼（Bertell Ollman）這樣的學者，馬克思主義的異化理論確實是勞動價值論跳動的心臟。17
根據上述討論，我們可以看到為什麼本斯頓把家務勞動納入資本主義生產中的提議真正具有開創性。本斯頓沒有記錄和描述家務勞動，而是對這種勞動進行了理論化，為後來的女權主義者在統一框架內理解商品的生產和勞動力的再生產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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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ow-paid agricultural worker.

↩QuotedinVijayaRamaswamy,「WomenandFarm

Work in Tamil Folk Songs,」Social Scientist21, no.

9/11 (1993): 113–29, at 124

↩AugustBebel,WomanUnderSocialism(NewYork:

New York Labor News Company, 1904), 343.

↩FrederickEngels,TheOriginoftheFamily,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In the Light of the Researches of Lewis H. Morgan(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2), 137.

↩SusanFerguson,WomenandWork:Feminism, Labour, and Social Reproduction(London: Pluto, forthcoming).

↩LucreziaMarinella,LaNobiltàetL』Eccellenzadelle Donne Co』 Diffetti, e Mancamenti de gli Huomini(Venice: 1600), quoted in Joan Kelly,「Early Feminist Theory and the 『Querelle des Femmes,』 1400–1789,」Signs 8, no. 1 (1982): 21.

↩RokeyaSakhawatHossain,Sultana’sDreamand Selections from The Secluded Ones(New York: Feminist Press, 1988), 41–42.

↩SusanFergusonhascalledthisequalityfeminism.

↩Engels,TheOriginoftheFamily,137–38.

↩NadezhdaKonstantinovnaKrupskaya,TheWoman

Worker(Croydon: Manifesto Press, 2017), 10.

↩Engels,TheOriginoftheFamily,71–72.

↩LiseVogel,MarxismandtheOppressionof

Women: Toward a Unitary Theory(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17.

↩KarlMarx,Capital,vol.1(London:Penguin

Classics, 1990), 682.

↩DavidMcLellan,ed.,KarlMarx:SelectedWriting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530.

↩Marx,Capital,vol.1,678,679.

↩DavidYarrow,「AccountingAgainsttheEconomy:

The Beyond GDP Agenda and the Limitsof the 『Market Mentality』」(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arwick, 2018), 121.

↩SeeBertellOllman,Alienation:Marx’sConception of Man in Capitalist Societ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排版/口袋姚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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