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新中國成立初年，美國就迫不及待的往中國身上插了「三把刀」。朝鮮戰爭爆發的第二天，他們就出兵支援南朝鮮軍隊作戰，短短几天，就把戰火引到了中國東北邊境——這第一把刀就插在了中國頭上；與此同時，美國又派兵登陸台灣，企圖武裝干涉中國統一——這第二把刀插在了中國腰上；而不久之後，美國軍事顧問團長驅直入越南，虎視眈眈的盤踞在了中國西南處——最後一把刀則插在了中國腳上。彼時的中國剛剛涅槃重生，發展之路舉步維艱，更別提完備的軍事力量。那一年，美國的鋼產量達到8772萬噸，擁有眾多火炮、坦克與戰機。而中國的鋼產量僅60萬噸，軍隊也只有步兵和少量炮兵，更無從談起制空權與制海權。
1950年10月1日，朝鮮黨和政府向中國請求出兵支援。半個多月的時間，毛澤東都在反覆權衡——新中國缺少海空軍力量無法解放台灣，出兵越南也不利，只有出兵朝鮮才具備「三個最有利」。最有利於發揮陸軍優勢，最有利於後勤供應，最有利於蘇聯的援助。而最重要的，是新中國只有選擇一個戰場對其打擊才能讓美國收斂，正如毛澤東所形容的，「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10月19日，中國人民志願軍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但與世界上擁有最優良裝備的美軍交鋒，是要冒着極大的風險。當時中國物資相當匱乏，再加上敵機晝夜轟炸志願軍後方供應線，部隊的口糧、副食和藥品等急需物資供應常常難以及時得到保障。為了填補上朝鮮戰場上的巨大消耗，中國緊急調整相應對策——將貿易方向和工作重點轉移到了華南，要求華南財委組織有關部門，團結私商，利用香港作跳板，多做小宗買賣，積少成多，堅持易貨制度，保證資金安全。但很快，美國就聯合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實施全面封鎖禁運。「凡是一個士兵可以利用的東西不允許運往共產黨的中國」。當時不少香港商人抓住商機往內地銷售物資，更有甚者靠此來牟取巨額暴利。但有一個「傻人」，運送物資很少加價，還總是挑那些裝卸時間長、笨重且不賺錢的東西運。在運輸的過程中，英軍的炮火幾次差點將他擊中，每一次都是死裡逃生。後來，港督當局打壓他，親英商人孤立他，甚至他的公司還被無故斷電、斷水。若不是因為這番「虧本」的選擇，霍英東的財富絕不亞於李嘉誠。事實上，出身「卑賤」的霍英東，遠比普通人更渴望賺錢、更渴望改變自己和家人的命運。為此，霍英東在1945年就進行了一場人生「豪賭」。那時日本戰敗從香港撤出，政府正打算將二戰留下的船、登陸艇、炮彈殼、廢銅爛鐵等，當成垃圾拍賣掉換點錢。有一天，霍英東偶然從報紙上看到了拍賣戰時剩餘物資的通告，突然就起了倒賣的念頭。抱着試一試的想法，他相中了一批船舶機器，然後向已婚的妹妹、各方朋友借錢做本，參加投標。第一次中標，霍英東倒手就掙了1萬多塊錢，而當時一個普通打工仔的月薪，也才只有一兩百元。這樁生意給了他莫大的信心，此後，他便頻繁參與物品競標，漸漸的也積累出了不少的財富。後來有一次，香港明報記者採訪霍英東，問他起步階段主要依靠什麼？這句話他說的沒錯。那時香港的報紙上都是英文，一般人看不懂，霍英東正是利用了信息差，才賺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而這一切，都應歸功於他曾經在皇仁中學求學的經歷。這正是他「卑賤」人生的重要轉折點。（成功後的霍英東也一直用自己的財富回饋祖國教育事業）1923年，霍英東出生在碼頭的一條小船上，6歲之前，他連鞋都沒穿過。家中有父母、兄妹共7人，他們白天在船上擺爐做飯，晚上就擠在船艙里睡覺。在霍英東的記憶里，從他爺爺那輩起，他們霍家就生活在水上。在早期的香港，這樣的人通常都被稱為疍（dàn）民。疍民身份卑微，不得和岸上居民通婚，不能讀書考功名，更荒誕的是不准穿鞋上岸。7歲那年，一場颱風奪走了霍英東的兩個哥哥，不久之後，父親也病故了。一個母親帶着3個孩子，上了岸卻也無處可去，只能四處遊蕩。後來經熟人介紹，才搬進了灣仔石水渠街的貧民窟。在滿是老鼠、蟑螂、飢餓和腐臭交雜的環境中居住，生活仍不知盡頭，也就是在那時，霍英東暗自決定，一定要做出改變。但對於出身貧寒的霍英東說，讀書，本是件遙不可及的夢想。碰巧，當時有一個小學可以免費就讀，不過需要選拔考試。而渴望改變命運的霍英東，通過自學，竟然獲得了第一名。1936年，13歲的霍英東又以優異的成績考入了皇仁中學。就是在這所學校里，霍英東學會了一口純正的英式英語，這也為他日後事業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霍英東曾說：「我出生時貧窮，但我不可能一輩子都貧窮。」後來生意漸入佳境，他也開始在香港商業界展露頭角，隨着地產行業的興起，霍英東終於迎來了屬於自己的黃金時代。事實上，如果這時的霍英東選擇做李嘉誠，他肯定能夠打造出一個更龐大的商業帝國。可現在，他卻選擇了一條一般富豪難以理解的、更加難走的路，這一走便是幾十年。上世紀50年代以後的香港大佬，有的是出身香港世家，有的是從大陸逃難至香港，之後才逆風翻盤。直到後來，語言專家通過對霍英東的口音進行鑑定，才判定他的祖籍在如今廣州的番禺。當他滿心歡喜回到村里時，迎接他的卻是家鄉泥濘、髒亂、坑坑窪窪的小路和破舊、低矮的茅屋平房。來往的車輛上，掛滿泥點子，就連廣東政府派來迎接自己的紅旗轎車，也早已斑駁。而更讓霍英東感到震驚的，是村民們對外部世界的一無所知。問村里人洗手間在哪兒，他們卻認真的端來一盆洗手水，這讓他心裡感到特別不是滋味。回來之後，霍英東立刻捐錢給番禺建了一座園林式、占地6萬平米的賓館。可這點錢能幹什麼呢？中國還有千千萬萬個番禺，他一個人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唯有招商引資，以實業帶動發展。當時，改革開放政策剛剛提出，外商投資大陸的先例是零，很多人還都在猶豫和觀望中，霍英東果斷成了第一個投資內地的港澳商人。在當時的大環境下，投資酒店並不好做，很多人有各種各樣的顧慮：涉外旅遊酒店會有精神污染嗎？內地東西會不會被吃光吃貴？賓館耗電大，影響群眾用電怎麼辦？面對諸多疑問，霍英東表現的信誓旦旦，他表示不怕虧本，即便全虧了，就當是又一次捐資。（霍英東陪同廣東省委第一書記習仲勛視察中山溫泉賓館建設工地。）不久之後，賓館建成。到中山旅遊的人一下子大增，有時湧入幾千人，物資供應都變得很緊張。於是，不少老百姓就產生了怨言：開這些酒店有什麼用？電用完了，東西吃貴了，每天那麼多人，除了大小便，什麼都沒留下來。經濟改革之初，新舊理念交匯，很多事情常常很難理清。有人當面指責霍英東，稱他帶來了資本主義的糟粕，甚至這件事還被拿到全國政協會議上、當着霍英東的面討論，場面一度很緊張。後來，他終於理清了一個道理：我的出發點不過是想做一件對國家、對家鄉有益的事情，這有什麼怕的？想通之後，霍英東投資建設家鄉的決心變得更堅定，很快，他就籌辦起了第二項工程——一個規格更高的五星級酒店，白天鵝賓館。彼時，即使在首都北京，都沒見過這樣的酒店：設計師請的是英國的；設備、家具、建材全部都是進口的；就連一根普通的柱子都是專門從菲律賓運過來……這種規格遠超出北京，很多人擔心這會觸及意識形態的問題。但「發展是硬道理」要真正落地實施，只有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超過意識形態，人民才能放手去干。霍英東堅定不移的通過這一舉動，向全國甚至全球傳達出中國改革開放的決心。（鄧小平在白天鵝與霍英東等合影）
酒店建成後，霍英東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從酒店開業的第一天起，就免費向大眾開放。大家當時都反對，昂貴的地毯被踩壞了怎麼辦？精緻的花瓶被順走了怎麼辦？老百姓被擠壞了怎麼辦？那一天，廣州市民蜂擁而來，差點把大門擠倒。因為擁擠，當天晚上被踩掉、留在酒店的鞋就有一大筐，遊客一天就用掉了四百卷的手紙。儘管如此，霍英東還是很興奮。他希望全廣州的人都來，全國的人都來，看看什麼是改革開放的成果，什麼是新事物。（白天鵝曾接待了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改革開放之前，國內一窮二白，物資極度匱乏。那時霍英東到一些高級幹部的家裡做客，看到其衣櫃裡就一套衣服，家裡連酒杯都沒有。每年廣交會時，有幾千人到廣州，食物、用水、用電，都得做計劃報給中央，由上面統一調配。霍英東真的希望國人都能看到發展經濟所帶來的變化，在中山建酒店時如此，建白天鵝賓館時亦然。比如在廣州清平，他看見有人進行物品買賣，馬上就找廣州政府捐建了一座天橋。霍英東向來是個精明的生意人，但在投資這件事上卻成了一個不計虧損的「傻人」。其實要是仔細算起來，霍英東這一生做過的「傻事」一點也不少。比如，抗美援朝戰爭時期，聯合國禁運物資到中國內地，霍英東在商言商，不發國難財，還積極的參與到反禁運活動中。用他自己的話說：「我運輸的貨物中有大量的柴油和黑鐵皮，尤其是黑鐵皮這個東西不是每隻船都能運的，東西又笨又重，價錢也很低，這個東西從運輸來說，就不算是好生意了。」再比如，後來在開發海南時，他答應出資並且包攬了三亞市亞龍灣區域。合約簽完後，海南地價瘋長，炒地皮的發展商前赴後繼，亞龍灣這一黃金寶地成了各路人馬覬覦的目標。按照簽約時的價格，霍英東的收益將是一個天文數字。但因種種原因，先前簽訂的合約最終取消，霍英東一口應下，並沒有將這筆損失放在心上。作為商人，放棄賺錢的機會也就罷了，他還淨干一些賠本的買賣。這片看似不起眼的鄉村，卻是澳門、珠海、中山、佛山等較發達城市，和廣州間客貨運的必經之地。1988年，洛溪大橋通車。作為國內先例，它幾乎沒有可參考的工程樣板，硬是靠着總設計師不斷推翻、重建各種模型，才得以建成。但不曾想，通車當天番禺政府就在橋頭設置了收費站，此後，亂收費的問題一直困擾着當地市民。本來收費這件事就不是霍英東能夠左右的，但民怨盈途，他硬是背上了「黑心商人」的罵名。霍英東曾評價自己說：「別人負我，我也是默然處之、逆來順受。拿得起、放得下、輸得起、願吃虧。」就在洛溪大橋通車後，霍英東又提出開發南沙，但一心想把南沙發展成為「小香港」的他，暗地裡又默默吃下了不少虧。九十年代開始，霍英東就與番禺縣政府合作開發南沙，先後投資了22平方公里的土地。當他在南沙篳路藍縷的同時，政府也藉助其打下的基礎，申請成立了開發區。1993年4月，梁柏楠成為南沙開發區第一任黨委書記，5年後升任番禺區委書記。10年間，梁柏楠依靠南沙的政績不斷升遷，而真正的貢獻者霍英東卻遭受百般刁難。比如，梁柏楠手下的港口主管人，利用南沙走私，違反了外匯管理條例。明明錯的人在梁柏楠，但懲罰的卻是霍英東。這種「敲詐」、「吃拿卡要」的情況一直持續了十幾年，霍英東都選擇默默忍讓。直到梁柏楠事發，人們才了解到了各中細節，用霍英東基金會顧問何銘思的話講：「如果不是梁柏楠因涉嫌受賄案發被捕，恐怕霍英東還要忍。」但不管吃了多少虧，霍英東不計回報、即使被誣陷也堅持投資的決心，卻從未動搖。細數霍英東這一生做過的「傻事」，事實上每一件都和祖國有關。多年後，從長孫霍啟剛的一番話里，大抵能窺探出霍老當時心底的真實想法，他說：「爺爺總是告訴我們，一定要做實實在在的東西，炒股票、炒樓都是害人的事情。餅就那麼大，你吃太多，別人就沒有了。雖然當時他做什麼生意都行，但那個時候，掙錢已經不是他的目標。」歷經風雨，從疍民一步步走來的霍英東，早已把祖國放在了第一位。當他走在北京的街道上時，那種乾淨的、全新的、充滿生機的城市風貌，讓他意識到世界應該看到這樣的中國。90年代，為了幫助中國申奧成功，他不斷在私下與當時包括主席薩馬蘭奇在內的奧委會委員洽談，邀請他們到中國各地參觀，向他們展示中國當下的發展狀況。他還以中國奧委會的名義捐贈一百萬美元，給國際奧委會修建奧林匹克博物館。但凡能幫助中國申奧的事情，他都力所能及：給奧委會歐洲委員經濟項目；為非洲委員的提供各種福利；甚至承諾在申奧成功之後，繼續出資十億修建奧運主體育館。連續三次申奧，霍英東光是在中國國內就花了十幾個億，捐贈了五個多億港幣的體育基金。因為身體原因，長子霍震霆代父親來到2008年奧運會的主辦城市選舉現場。當薩馬蘭奇口中喊出「Beijing」的那一刻，在場的每一個中國人都沸騰了。霍震霆第一時間就給父親打了電話：「阿爸，贏了！贏了！」電話這頭的霍震霆聲音已經嘶啞，電話那頭的霍英東也已激動的說不出話，父子二人隔着電話，淚盈滿眶。霍英東曾說：「我出身貧寒，少年時因過早為生計奔波而營養不良，嘗夠了體弱多病之苦。懂事後見國家貧弱，人民多難，更深感如果不摘掉『東亞病夫』的帽子，民族難興國家無望之理」。就是這樣一個迫切希望祖國申奧成功的人，卻終究沒能看到2008年奧運會的開幕式。23年前，他查出癌症。原本可以到美國接受治療的他卻堅決要到北京治療，他說死也要死在自己國家。在霍英東出殯的那一天，祖國為他的靈柩蓋上了五星紅旗，扶靈者儘是政商翹楚，這是國葬的最高禮遇。回顧他這一生，連續三屆擔任政協副主席，可謂鳳毛麟角；也曾三次登上天安門觀禮，每一次都是觀禮台上的重量級嘉賓；2000年，北京紀念抗美援朝50周年，霍英東是唯一被邀請參加的香港人。
在人生最後的時刻，霍英東曾感嘆：「回首往事，我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我敢說，我從來沒有負任何人。」酷玩實驗室整理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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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酷玩實驗室，《天安門上慟哭的香港富豪》
良大師，《被「國葬」的霍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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