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大家好，我是襪皮。本期由安非銳給大家講述一樁由長達15年的痴迷跟蹤而演變的殺人及綁架案。以下是她的文章。

前一陣子去看了慕名已久的話劇《戀愛的犀牛》，坐在我左右兩邊的是兩位陌生的男士。故事漸漸進入高潮，男主角對女主角表白道：

「我不會離開你，也不會讓你離開我。你是哪也去不了的，你逃到天涯海角我也會把你找回來！別掙扎，掙扎沒有用。我們註定要死在一起！」

我左邊的男士幽幽一聲唏噓，顯然是想起了一段纏綿悱惻的往事，我右邊的男士則義憤填膺地罵道：

「這不是跟蹤狂麼！」

當然，文藝作品探尋的是一種極致的情感，不能用生活的準繩去丈量藝術（反過來也一樣），若是在現實生活里，有人對你說「我不會離開你，也不會讓你離開我」，那結局往往只有一片血腥。

這個小小的插曲讓我想起41年前美國明尼蘇達州女子瑪麗·斯托弗（Mary Stauffer）的遭遇，以及它背後的恐怖主題：跟蹤（stalking）。

（瑪麗·斯托弗）

（字數12，440）

最熟悉你的陌生人

跟蹤這種行為，一般還被稱作「纏擾」、「騷擾」或者「尾行」（日語）。在美國，有超過15%的女性和6%的男性遭遇過跟蹤行為(CDC, 2014)。

我之所以用美國的數據，一是因為今天講述的這個案件就發生在那裡。二是因為它的統計數據比較全。但跟蹤這種行為，全世界的模式都基本相同——女性的跟蹤者們，將近九成是男性；男性的跟蹤者們，則沒有明顯的性別差異。

這些跟蹤狂里，超過60%是「死纏爛打」的前任和「沒有安全感」的現任，有6%左右是親屬，剩下的則是那些「陌生人」。

（2021年相關數據，女性被跟蹤比例變得更高）

最後這一種「陌生人」跟蹤狂，也許是所有跟蹤狂的故事裡，最驚悚的一種類型，用「禍從天降」形容亦不為過。

雖然所有跟蹤行為的恐怖指數和危險指數都很高，但其他類型中的受害者，起碼還大致知道跟蹤狂的身份，有可能能夠避開自救。但對於那些「陌生人」跟蹤狂，你則完全不知道他們是誰，會在何時出現？

他們可能是和你有過一面之緣的客戶、短暫接觸過的同事、連名字都叫不出來的鄰居……

對你而言，他們不過是萍水相逢的過客；在他們看來，你卻是他們命中注定要得到的。

瑪麗·斯托弗的情況就是如此，當她的跟蹤者最終現身時，他已經「迷戀」了瑪麗15年之久，而她早已忘了他的名字。

瑪麗·斯托弗本名瑪麗·班戈（Mary Bang），1944年出生於明尼蘇達州的杜魯斯（Duluth）。明尼蘇達被稱為「北星之州」，民風友善淳樸，是美國地廣人稀，氣候最冷的地區之一，這也為日後此案中一系列的逃匿和潛藏，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明尼蘇達的寒冷和荒涼，一直是美國人民的「槽點」之一）

班戈一家有三個孩子，除了瑪麗外，還有女兒桑德拉和小兒子湯姆。瑪麗10歲那年，一家人移居到了明尼蘇達的首府聖保羅（Saint Paul）轄區下的赫爾曼敦（Hermantown），瑪麗在那裡讀完了高中，並於1962年進入明尼蘇達的貝塞爾大學（Bethel University）繼續學習。

貝塞爾大學創立於1871年，是一所私立基督教教育學府。1960年代初，全美只有6.7%的女性受過高等教育，考上大學並選擇數學作為專業的瑪麗無疑是一位非常優秀、很有想法的女性。

（貝塞爾大學1962級新生名錄中的瑪麗/ www.bethel.edu/library/digital-library,以下同）

貝塞爾大學還有一個著名的神學院，專門培養神職人員（新教的牧師，可以結婚的那種）。那裡有個名叫歐文·斯托弗（Irving Stauffer）的小伙子，他比瑪麗大一屆，來自瑪麗的故鄉杜魯斯市。瑪麗大二那年，兩個年輕人成了一對甜蜜的小情侶，在貝塞爾大學1963年的年鑑上，還留下一張他們的合影。

照片裡，瑪麗展示着自己的胸花（美國傳統，舞會上男士會送給心上人胸花），並用一道數學公式來證明「我如何愛你」。即使時隔多年，這張照片上依舊滿溢着理科學霸的浪漫。這種浪漫也順利修成了正果，瑪麗畢業後不久，兩人結了婚，瑪麗·班戈也成了瑪麗·斯托弗夫人。

1965年，瑪麗大學畢業，歐文留校繼續攻讀碩士，瑪麗則在明尼蘇達的羅斯維爾市（Roseville）的亞歷山大-拉姆齊高中（Alexander Ramsey High School）找到了一份教職，擔任九年級（美國高一，相當於國內的初三）的代數老師。

（教學中的瑪麗）

雖然明尼蘇達主要是北歐（30%）和德國人（40%）的後裔，但瑪麗的班級里，也不乏其他族裔的學生，華裔學生薛明升（Ming Sen Shiue）就是其中之一。

暗戀老師的華裔學生

薛明升生於1950年，來自中國台灣，家中還有兩個弟弟。薛明升的父親，是位林業統計學專家，曾任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教授。明尼蘇達大學素有「公立常春藤」之稱，是美國最負盛名的大學之一，可以說薛明升來自一個不折不扣的文化精英家庭。

薛明升八歲那年，母親林梅（音譯）帶着他和二兒子薛查理來到美國。薛明升的父親買下了羅斯維爾市哈姆萊（Hamline）大街160號的一所小房子，一家人終於團聚。不久之後，林梅又生下了小兒子雷尼（Ronnie）。正當一切步入正軌之時，薛明升的父親患上了癌症，在與妻兒團聚的第三年裡撒手人寰。

（少年時代的薛明升）

父親逝世後，薛明升成了實質上的「一家之主」。他頗有長兄的「威嚴」，經常暴打自己的兩個弟弟。雖然薛明升謊話連篇，拒絕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但卻總是堅持自己有理，即使無故毆打弟弟，也要找個冠冕堂皇的理由。

少年時代，他就出現了一些犯罪傾向，例如向車輛投擲石塊，在陌生人的公寓裡縱火。因為參與縱火，他14歲時就被勒令參加心理治療。這個無法管教的大兒子令林梅害怕，她甚至形容他「沒有感情，更像是一條狗」。

儘管如此，薛明升還是順利地升上了高中。他的成績名列前茅，還參加校橄欖球隊和摔跤隊，被公認為是很有前途的學生。

（高中時代的薛明升）

高中時代的薛明升，沒再惹過什麼麻煩，唯一的「不規矩」就是他似乎深深暗戀着自己的代數老師瑪麗·斯托弗。

（在拉姆齊高中任教的瑪麗，此時她已經是「斯托弗夫人」）

據說，班上有同學向瑪麗老師八卦過薛明升對她的仰慕之情，瑪麗對此只是一笑置之，並沒有放在心上。

那個年紀的男孩子正處於荷爾蒙爆棚的階段，對一個年輕漂亮的女老師產生好感，也是人之常情。隨着時間流逝，這種暗戀的火苗，大多會漸漸熄滅。薛明升也沒做過什麼不正當的「追求」舉動，隨着升上十年級，他也離開了瑪麗的班級。

然而薛明升的「痴迷」並沒有減弱，反而越來越強烈。瑪麗老師很快替代了所有的電影明星，成了他性幻想的唯一主角。漸漸地，薛明升不再滿足於頭腦中的幻想，開始將這些「故事」付諸筆端。

這些「故事」的主題，一開始是你情我願的「偷情」，之後逐步升級，變成了暴力的強姦和輪姦。當這些重口的幻想也無法滿足內心的欲望時，薛明升決定，要將這些幻想付諸實踐。

長達15年的「迷戀」

薛明升的幻想「升級」經歷了幾年的時間，當他決定採取行動的時候，卻發現自己找不到瑪麗老師的蹤影。原來早在1967年，瑪麗就和丈夫一道，離開了明尼蘇達。

1967年，歐文·斯托弗（研二學生）和妻子一起，被派往菲律賓傳教。這位見習牧師和他的妻子深受當地教眾的歡迎。這段經歷深深影響了歐文和瑪麗，他們之後將在菲律賓的傳教事業視作自己畢生的使命。

（《The Minneapolis Star》關於派遣斯托弗去菲律賓的報道）

1971年，歐文正式成為了一名牧師，他和妻子被派往內布拉斯加州東部林肯市波克教區（Polk）任職。他們在這裡度過了四年，並有了一雙可愛的兒女，貝絲（Beth）和史蒂夫（Steve）。

然而兩人並沒有忘記初心，1975年，他們帶着兩個孩子，又回到了菲律賓，繼續傳教事業。

等到他們再次返回家鄉明尼蘇達的時候，已經是1979年，距離瑪麗在拉姆齊高中任教，已經過了整整14年。

《The Lincoln Star》關於歐文和瑪麗再次前往菲律賓的報道

在這14年裡，薛明升做了什麼呢？

他的學業成績一直很優秀，以第一名的成績從高中畢業後，他獲得了獎學金，考上了父親曾經執教過的明尼蘇達大學，學習電子工程。不過薛明升很快就輟學了，決定先做生意賺點錢，再繼續學業。

薛明升在明尼蘇達大學旁邊，開了一家名叫「Sound Equipment Services」的電器商店。一開始，這家店經營得相當好，後來日漸蕭條（但總體來說還是賺錢的），然而薛明升卻再也沒有回到校園。

1973年，薛明升的母親林梅再嫁了一個名叫默林·迪克曼（Murlyn Dickerman）的鰥夫，這位迪克曼是她的上司，也是個小有名氣的林學專家，曾任美國林務局研究部的副主任。林梅再嫁後帶着小兒子雷尼遷居到了華盛頓，留下來的大兒子薛明升和二兒子查理住在原來的老房子裡。

雖然只剩下兄弟倆相依為命，但他們的關係非常疏離。據說，薛查理平日只能住在地下室里，和「樓上」的大哥幾乎不打照面。薛查理的成績也不錯，同樣考上了明尼蘇達大學，畢業後在一家銀行工作，結婚後就搬走了。

這所老房子便成了薛明升一個人的「地盤」，後來的一系列綁架和囚禁也都發生在那裡。

（青年時代的薛明升）

據鄰居們回憶，薛明升的父母是一對溫良勤奮的夫妻，薛家的兩個小兒子也屬於外向友好的類型，都很討人喜歡。薛明升則不和任何人交往，是個沉悶陰鬱的「獨行俠」，行事還有一股「狠勁」。

曾有三個劫匪闖入他的電器商店，將薛明升打倒在地，但他卻帶傷與他們槍戰，將劫匪們打得一死一殘（當然這屬於正當防衛，他沒有被追究刑事責任）。

薛明升陰沉的性格令鄰居們頗有點懼怕，都不太敢「管他的閒事」——這也導致日後他實施綁架和囚禁時，他的鄰居們（甚至還包括回地下室暫住的查理）對此毫無察覺。

當然，他也沒有停止「追尋」瑪麗老師。1975年，他甚至找到了瑪麗的老家杜魯斯，持槍闖進了「歐文·斯托弗先生和太太」的家裡。

然而，薛明升卻搞錯了，這位「歐文·斯托弗先生」是瑪麗的公公（他和兒子同名），而「斯托弗夫人」則是瑪麗的婆婆。氣憤的薛明升將兩位老人綁了起來，用槍指着他們的頭，威脅他們不准將自己闖入民居一事報警。

兩個老人沒有報警，直到兒子和兒媳回國之後（1979年），兩個老人才將這件事告訴了他們。兩位老人和他人無冤無仇、兒子一家又多年居住海外，所以無論是他們、還是歐文或者瑪麗，都猜不出這位「闖入者」的身份。

1979年，瑪麗和丈夫從菲律賓回到了明尼蘇達，住在母校貝塞爾大學的宿舍里。不過，他們這次回來只是暫居，牧師的派遣任期一般是四年，他們需要回國做一些繼任程序。歐文和瑪麗打算在1980年五月末返回菲律賓，繼續他們的傳教事業。

（貝塞爾大學校園）

而此時，薛明升也獲知了瑪麗回美國的消息，他長達15年的「痴迷」之花，也結出了最恐怖的果實。

以愛為名的恐怖主義

看到這裡，很多人也許會非常不解：為什麼薛明升會對少年時代沒有私交，又多年不見的老師如此「執著」？這就要從跟蹤這種行為的本質說起了。

雖然許多跟蹤者都會以「執著的愛情」來粉飾自己，但跟蹤行為的本質根本不是愛情，而是一種極端的控制。

當這種行為處於最初的「蓄力」階段時（例如薛明升對瑪麗幻想升級的時期），這時候的跟蹤者，看起來和「偷偷愛着你」的單戀者，有那麼幾分相似。

但不同之處卻在於，單戀者雖然也會幻想「如果我們在一起」，但他們清楚地知道對方不愛自己的事實，這也是單戀者萬分痛苦的原因。愛情是需要「回饋」的，單相思代表着一種情感上的「無私」。

但是跟蹤者卻不然，在他們的心目中，對方可以不知道自己的存在，但兩人「彼此相愛」卻是一個不容辯駁的「事實」。

跟蹤者通過幻想掌控兩人「愛情故事」的走向，即使對方深愛別人/已婚/性取向不合，跟蹤者也無動於衷，而這些對正常的追求者來說，都幾乎是100%「勸退」的情況。

在跟蹤者心目中，對方一旦知道自己的存在，就會拋棄所有，義無反顧地奔向自己。雖然經常有人用「鍾情妄想」（Erotomania）來形容跟蹤者，但其實大部分的跟蹤者，都是神志清醒正常的——他們看似匪夷所思的「愛情妄想」背後，實則是狂妄的自戀。

（跟蹤不是暗戀，不是小小的「怪癖」，更不是「浪漫」和「無害」的）

跟蹤行為的受害者們，都會有「為什麼是我」/「喜歡我什麼我改還不行麼」的痛苦疑問，然而不幸的是，這種「天降橫禍」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因為自戀的跟蹤者們，早已將他們的「目標」物化（更確切地說，是獵物化）了。

他們「愛上「你的原因，也許只是因為你一個禮貌的微笑、一個不經意的回眸，可能因為你的長相、發色或者那天的衣着，甚至根本沒有理由——因為一切，不過是他們自戀的投射。

你們的「愛情故事「，完全由他（她）來執筆，你雖然是名義上的「女主角」（男主角），卻不允許擁有任何台詞。

當這種幻想帶來的興奮感無法滿足跟蹤者的時候，跟蹤行為就進入了下一個階段。跟蹤者要將他們的「愛人」，強行拉入自己的幻想之中，一旦對方抗拒（必然的），跟蹤者就會認為自己遭受了「背叛」，於是「報復」和「懲罰」便開始了……

美髮沙龍外的槍口

瑪麗一家人回到明尼蘇達之後，薛明升開始了對她的全方位跟蹤。

他藏在瑪麗家附近的樹林裡，一呆就是幾個小時，甚至知道他們的備用鑰匙放在哪裡。他曾先後三次潛入瑪麗家中，企圖擄走瑪麗，不過因為各種原因未能如願，可惜這三次潛入都沒有引起這家人的注意。

一方面是因為薛明升行動非常小心；另一方面，瑪麗和歐文正為即將來臨的菲律賓之行做準備，收拾行裝、拜訪親友，忙得不亦樂乎。

只有一次，歐文注意到屋子的地板上，多了一些奇怪的木屑，案發之後他才發現，自己和妻子床下的地板，不知什麼時候，已經被挖了一個大洞——歐文後來才知道，薛明升曾經打算挖地道將瑪麗帶走。

1980年5月16日，距離瑪麗和歐文返回菲律賓只剩下幾天時間。這天上午，瑪麗先帶着6歲的兒子史蒂夫到位於克利夫蘭大街（Cleveland Avenue）的「卡門美容美髮沙龍」（Carmen’s Beauty Salon）剪頭髮。之後她把兒子送到幼兒園。

下午的時候，又帶着8歲的女兒貝絲來到了這裡。

（瑪麗和貝絲）

下午4點30分左右，小姑娘剪好了頭髮，和母親一起離開了美髮沙龍，她們一邊開心地有說有笑，一邊走向停車的地方。瑪麗開的是一輛73年的福特汽車，當她正打開客車位的車門，讓女兒上車的時候，一個亞裔男人急匆匆地朝她們走了過來。

這人看起來30歲左右，戴着厚厚的眼鏡，穿着打扮也算整潔得體。瑪麗以為他是個迷路的焦急遊客（因為亞裔在這個街區並不常見），於是友好地問道：「我有什麼能幫你嗎？」

然而回答她的，卻是黑洞洞的槍口。男人從腰間掏出一把手槍，直指着貝絲說道：

「我需要搭個車。」

接着他逼迫這對母女上了車，一邊用槍指着貝絲，一邊命令瑪麗向北前行。

瑪麗強迫自己冷靜下來，儘量用溫和友善的語氣對這位劫持者說道：「我們都是基督徒，我們的上帝，他會幫助有困難的人的。我可以幫助你……」

然而劫持者狂暴地打斷了她：「給我閉嘴！開車！」

瑪麗沒敢再激怒他，於是保持了沉默。

在男子的逼迫下，瑪麗將車開往安諾卡郡 (Anoka County)的偏遠林區，這個過程中，男子一直用各種方式恐嚇和威脅她們。

比如，在開車的過程中，他們曾停在某個十字路口的紅綠燈前，有一輛警車偶然出現在他們車後，劫持者就威脅瑪麗，如果這輛警車再和他們一路，他就「一槍崩了貝絲」。

（安諾卡郡的林區）

所幸綠燈亮起後，那輛警車駛向了另一個方向。

到了人跡罕至的林區，男子將瑪麗和貝絲捆綁在一起，強迫她們臉朝下躺進這輛福特車的後備箱。

接下來（下午6點30分左右），男子在羅斯維爾郊區一個停車場附近停下車，準備將瑪麗的這輛福特，換成自己停在那裡的麵包車。

然而他的這番舉動，引起了附近兩個玩耍的小男孩的注意。

這兩個小男孩中的一個，名叫傑森·威爾克曼（Jason Wilkman），走上前去一探究竟。他剛剛禮貌地說了聲「你好」，就被男子一把抓住，也扔進了福特車的後備箱裡，緊接着男子開車瘋狂逃離了現場。

另一個小男孩（他沒看見後備箱裡的瑪麗母女）嚇得跑去找傑森的媽媽，她急忙趕了過來，但車子早已消失了蹤影，傑森的父母立即報了警。

（傑森·威爾克曼）

男子開車駛向荒無人煙的卡洛斯·艾弗里野生動物保護區（Carlos Avery Wildlife Refuge），後備箱裡的三個受害者則完全不知道自己在什麼地方，這個男人又會將他們帶到哪裡。

瑪麗試圖安撫傑森，不斷地和他說話，但這個小男孩嚇懵了，除了自己的名字（傑森）和年齡，他無法提供任何其他信息。

汽車此時開進了山區，在路上劇烈地顛簸着，傑森哭了起來，說自己要回家，因為周末還要去看自己的外婆呢。貝絲也想起，自己這個周末也打算去看外婆。兩個茫然又害怕的孩子，都傷心地大哭起來。

這時候車子停了下來，男子打開了後備箱，貝絲記得，他從自己身邊取走了一根長長的金屬棒——若干年後，她才明白，那是一根撬棍。

男子抓着傑森走進了森林，在那裡，他用這根撬棍將這個六歲的小男孩活活打死。

（卡洛斯·艾弗里野生動物保護區）

薛明升的「報復」

很久之後，男子才回到了車裡，他再次駛向那個停車場，丟掉了瑪麗的福特汽車，將瑪麗母女倆押進自己那輛黑色的、沒有窗戶的麵包車。

他先將她們帶到自己的電器商店，給她們一點果汁喝，又讓她們去了洗手間。他告訴瑪麗，自己已經將那個小男孩放走了，接着便命令母女兩人蒙上眼睛，再次將她們塞進麵包車，借着夜色的掩護，駛向哈姆萊大街的那所老房子。

（圖源/duluthnewstribune.com）

進屋之後，他用自行車的鎖條將母女二人鎖在一起，關進臥室的壁櫥，從外面鎖上了壁櫥的門。

這個壁櫥長4英尺（1.22米），進深21英寸（53厘米），裡面沒掛任何衣服，只有毯子、兩個小抱枕和一些塑料袋，櫥柜上方有一隻自行安裝的燈泡。

很顯然，這個櫥櫃就是為囚禁瑪麗所準備的，已經準備了很久很久。

當天夜裡（其實已經是第二天的凌晨了），男子在客廳地板上鋪上一張毯子，將瑪麗帶出壁櫥，蒙住了她的雙眼，將她捆綁在一件家具上，並打開了一旁租來的錄像機。

接下來是一段長達三個小時的錄像「採訪」，在男人一點點的「提示」下，瑪麗·斯托弗才終於認出了劫持自己的人：他叫薛明升，是自己15年前的學生。

（瑪麗母女被囚禁的櫥櫃/Photo courtesy of Mary Stauffer via Forum News Service）

薛明升告訴瑪麗，因為她給過他的一個B的成績，讓他無法獲得獎學金，沒能上成大學，結果他被迫徵召入伍，參加越南戰爭，並被越共抓進了戰俘營。他人生中的所有失敗，全都歸咎於她。

當然，這些所謂的「失敗」，全是薛明升的謊言：他整個高中最差的成績也是A-，他以全班第一的成績畢業，不但得到了獎學金，還上了大學，從未去過越南（他是高度近視，軍方也不會要他）。

他這些連篇的謊話，也和他少年時代的種種惡行一樣，拒絕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卻還要堅持自己有理。換句話說，一切都是瑪麗的錯，而他想要的，不過是「報復」。

瑪麗於是問他：「你打算怎麼報復？」

薛明升開始脫掉她的外褲，並把瑪麗的襯衫拉過她的頭頂，然後說道：

「我想你應該能猜到。我不希望你的傷疤是身體上的，我希望它們是情感上的。我想讓你感覺骯髒、墮落和低賤。」

接下來的六個小時裡，薛明升反覆強姦瑪麗，並把強姦的過程，全都錄製了下來。第二天，他取出錄像帶，把錄像機還了回去，但他對瑪麗的性侵，卻沒有停止。

被囚53天

與此同時，瑪麗的丈夫歐文心急如焚。本來，16日這天晚上，他們約好了和瑪麗的姐姐桑德拉一家聚餐，然而妻子和女兒卻一直沒有回來。歐文先給美髮沙龍打了電話，卻被告知兩人早已離開，他又找遍了附近的大小醫院，但依舊不見妻女的影子。於是午夜時分，他打電話報了警。

警方當時正全力調查小男孩傑森的「綁架案」，過了一兩個小時，才終於有個警察來到了他們的住處。他敷衍地問了歐文幾個問題，認定這事不過是夫妻吵架，根本沒把歐文的報警當回事，很快離開了。

（傑森被綁架的新聞/《Star Tribune》18/05/1980）

直到18號的早上，警方在搜查傑森被綁架的區域的時候，發現了瑪麗那輛福特汽車掉落的牌照，這才將兩起案子聯繫起來。明州的警方又通知了FBI（因為涉及兒童綁架），接下來，多達300名警官和志願者，對這個地區進行了地毯式搜索，然而一無所獲。

警方和FBI都將歐文視為首要嫌疑人，懷疑他殺害了妻女，反覆對他進行調查和審問。

雖然這番操作現在看來純屬誤判和浪費時間，但在當時來看，他們的懷疑也不無道理，因為根據目擊者（和傑森一起玩耍的小男孩）的描述，嫌疑人的長相和歐文的確有那麼幾分相似（都是黑頭髮、戴眼鏡）。

甚至當警方把這張「嫌疑人的素描」刊登在報紙上，向社會各界徵集信息的時候，還有不少義憤填膺的「知情者」給警方打電話，言之鑿鑿地聲稱這位牧師就是兇手……

（薛明升的「素描像」）

在通過了一系列測謊和調查之後，歐文終於暫時澄清了自己的嫌疑，但這卻讓警方更加一籌莫展：瑪麗人緣非常好，無論和公婆、父母還是姐弟，全都關係和睦，又剛剛從海外歸來，如果兇手不是丈夫，那麼哪來的仇家呢？

至此無論是傑森的綁架案、還是瑪麗母女的失蹤案，全都陷入了僵局。

這段時間對瑪麗的家人來說，無異於地獄般的日子，每當附近發現了和瑪麗或者貝絲年齡相近的無名女屍，歐文就要去「認屍」。

薛明升則過着兩點一線的「普通」日子，他每天照常去電器商店，每晚按時回家，沒人知道全市都在尋找的失蹤的母女倆就被囚禁在他的壁櫥里。

（歐文、瑪麗、史蒂夫和貝絲）

他幾乎每天都會性侵瑪麗，有時會長達好幾個小時，但瑪麗最害怕的是他會把魔爪伸向女兒貝絲，她懇求薛明升，請一定放過自己的女兒。薛明升則鄙夷地告訴她，自己才不是什麼戀童癖，他也果真沒對貝絲下手，強暴瑪麗的時候，貝絲也都沒有在場。

但薛明升很擅長以貝絲為籌碼來脅迫瑪麗。比如在強暴過程中，如果瑪麗表現得不夠「愛他」，之後薛明升就會抓住貝絲，將她塞進一隻大塑料袋裡，然後對瑪麗說：

「你見過有人死於窒息嗎？你馬上就會眼睜睜地看着自己的女兒這樣死掉。」

接着他就把袋口繫緊，冷冰冰地說道：

「大概會持續4到5分鐘，等她的氧氣用完，就死翹翹了。」

直到瑪麗屈從（比如吻他或說自己愛他），他才會放開袋子。

他去工作的時候，也只將瑪麗一個人鎖在壁櫥里。他會把貝絲帶走，塞進一個紙盒，反鎖在自己的麵包車裡，在悶熱的夏天裡一鎖就是八個小時（貝絲日後覺得自己竟然沒死是一個奇蹟）。

他算準了，瑪麗不會拋下女兒獨自逃走或是求助。而貝絲也同樣不敢逃跑，因為薛明升告訴她，只要她不見了蹤影，他就會立即殺掉她的母親。

（警方的調查陷入了僵局）

在薛明升的逼迫下，瑪麗先後給丈夫歐文寫了兩封信，第一封說自己沒有失蹤，只是離開了他；第二封則強烈「建議」警方停止參與，否則自己將永遠不會再出現。這兩封信都被FBI拿去「分析」，但直到瑪麗最終逃出了薛明升的魔掌，FBI也沒分析出個所以然來……

重獲自由

也許是自滿於自己完全騙過了警方，也許是因為瑪麗母女比較「乖巧」，薛明升漸漸放鬆了「管制」。雖然仍被鎖在一起，但瑪麗和貝絲被允許到樓上的廚房吃飯（之前吃喝拉撒都在壁櫥里），每隔十天，她們可以洗一次澡。

他還讓貝絲看電視，還給她買了一副桌遊，用一種詭異的憐愛語調，叫她「貝茜」（貝絲的暱稱），仿佛他是一個疼愛女兒的父親。貝絲回憶說，她當時只覺得這種叫法很噁心，但事後回想起來卻令她感到毛骨悚然。

（貝絲·斯托弗）

在劫持瑪麗和貝絲一個月後，薛明升要去芝加哥參加一場招聘會。他竟然租了一輛房車，帶着瑪麗和貝絲，順便進行了一次「公路旅行」。他甚至帶着她們，到威斯康星州麥迪遜市的一家百貨商場去買衣服（自從被劫持，瑪麗和貝絲就沒換過衣服），以便裝成「一家人」的模樣出行。

在商場裡，他緊緊控制住貝絲，所以瑪麗不敢有任何輕舉妄動，不過她仍然想方設法地求救。她用一張旅行支票付款，希望銀行能夠通知相關執法部門。

瑪麗失蹤後，歐文立即就將妻子手上有旅行支票這件事，告訴了FBI。但顯然，FBI並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也沒有囑咐銀行關注這張支票的使用情況。瑪麗的這個求救信號，也便如石沉大海，無人回應。

還曾有一次，貝絲被短暫地一個人留在房車上（當然是被捆綁着），一群十幾歲的男孩剛好路過，她勇敢地爬到窗口，用盡全力向他們高喊：

「你們能幫助我們嗎？我們被綁架了！」

男孩們卻爆發出一陣惡毒的嘲笑聲，告訴她「別再編故事」，而後頭也不回地走掉了。

在這之後，薛明升越發膽大起來。1980年7月4日（美國國慶節）這天，他甚至帶着瑪麗和貝絲去了科莫公園（Como Park），然後去一家餐廳吃晚飯，之後還到明尼蘇達大學聖保羅農業校區看焰火。

瑪麗回憶說，一路上她們至少看到了三輛警車，但她依舊不敢呼救，因為薛明升一直用槍抵着貝絲的後背。

（科莫公園是聖保羅市著名的休閒地和遊樂場）

被囚禁期間，瑪麗每天都會給女兒講述聖經故事。雖然得救的機會似乎一次又一次地和她們擦肩而過，但她依舊告訴女兒，要保持希望和信心。

1980年7月7日，瑪麗和貝絲已經被劫持了整整53天，這天早上，薛明升告訴瑪麗，他準備賣掉這棟房子，買一輛露營車，然後和母女二人「週遊美國」。

一旦離開明州，那麼她們被找到的幾率就更是微乎其微，瑪麗意識到，這是她們最後的機會了。

由於瑪麗母女最近的「良好表現」，薛明升不再將她們分開，也不再將她們鎖進壁櫥里，而是先將她們兩人綁在一起，再用另一條鎖鏈，將她們綁在壁櫥的頂端，之後以鎖鏈的長度為半徑，允許她們在臥室里進行「自由活動」。

薛明升去工作後，瑪麗回想起小時候父親的做法，用一根之前偷藏的髮夾，卸下了壁櫥門折頁上的銷釘。

（原理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接着她拔出銷釘，那條綁在壁櫥上的鎖鏈隨之掉落（但她們身上的鎖鏈還在），瑪麗抓住女兒的手，對她說道：

「我們走吧。」

瑪麗在臥室里，找到了一個乾洗店的標籤，上面寫着：羅斯維爾市哈姆萊大街160號。這時她才終於知道，自己被囚禁的這棟房子究竟在什麼地方，而這裡距離瑪麗自己的家還不到6英里（9.66公里）。

母女兩人不住地發抖，感覺每一秒後薛明升都會回來，仍被綁在一起的她們，跌跌撞撞地來到了樓上的電話機旁，撥通了拉姆齊縣治安官辦公室的電話。

電話卻被掛斷了兩次，直到第三次，一個名叫邁克·福勒（Mike Fowler）的警長，才終於來到了電話機旁。

瑪麗用顫抖的聲音，一字一頓地說道：

「我是瑪麗·斯托弗，雅頓山（瑪麗母女被劫持的地區）綁架案的受害者，我希望有人來接我們。」

福勒警長確認了她們的地址，又問道：「傑森和你在一起嗎？」

這時瑪麗才知道，那個叫傑森的小男孩，從來都沒能回家。

報警之後，瑪麗和貝絲離開了房子，躲在一輛舊車的後面。

幾分鐘後，警察抵達了現場，在被監禁7周半之後，她們終於自由了。

（瑪麗和貝絲獲救後，警方的存證照片，她們的身上還綁着鎖鏈）

不久之後，歐文也從FBI那裡（他們此時還在「分析」那兩封信），得知妻女獲救的消息，連忙帶着兒子史蒂夫，趕到了警局。

瑪麗回憶說，她的第一個反應是史蒂夫的褲子短了。在這將近兩個月的時間裡，小男孩悄悄地長高了，而他一直活在恐懼和憂慮里的父親忘記了為他添置新衣。

染血的法庭

另一方面，FBI來到了薛明升的電器商店，將他一舉抓獲。

(《The Morning Call》09/07/1980)

薛明升先被帶到拉姆齊縣的拘留中心。在這裡，他讓自己獄友理查德·格林（Richard Green），幫助他殺死瑪麗和貝絲（格林即將出獄），以防止她們在法庭上指控他，並向他許諾五萬美元作為報償。然而，格林把這件事告訴了FBI（當然一開始並不情願），薛明升的「滅口計劃」沒能實現。

1980年，薛明升以涉嫌綁架罪和強姦罪第一次受審。在瑪麗出庭作證的時候，薛明升突然從椅子上跳起來，沖向證人席上的瑪麗，幸虧檢察官湯姆·伯格（Tom Berg）手疾眼快，一把抓住了薛明升。

這次審判中，他被判處30年監禁。

薛明升的第二項指控，是對小男孩傑森的綁架。傑森的父母在兒子失蹤的五個月里經歷了地獄般的折磨。因為至今沒有找到傑森的屍體，檢方無法以謀殺罪起訴他。最終經過傑森父母的同意，檢方和薛明升達成了認罪協定，檢方同意不以一級謀殺罪起訴他，以此換回傑森的屍體。

1981年10月下旬，在薛明升的指引下，FBI終於在卡洛斯·艾弗里野生動物保護區尋回了傑森的屍體，此時離他失蹤已經過去了166天。

在薛明升被控殺害傑森的審判中，瑪麗需要再次作證。在她出庭作證的時候，薛明升突然跳過桌子，用一把不知通過什麼途徑帶進法庭的尖刀狠狠割傷了瑪麗的臉。瑪麗被緊急送往醫院，傷口上一共縫了62針。

（1981年的聖誕節，此時瑪麗臉上仍有一道長長的疤痕）

雖然薛明升的辯護律師試圖以精神失常為他辯護，但心理評估顯示他沒有任何精神疾病的跡象。在這項審判中，薛明升因二級謀殺罪和綁架罪被判處40年監禁。和之前的30年刑期疊加在一起，薛明升需要服刑70年。

自始至終，薛明升都毫無悔意。他威脅瑪麗，只要他有出獄的那天，那第一件事就是殺了她，如果她死了，那他就殺掉她的孩子。

2010年7月6日，薛明升獲得了假釋資格，不過阿諾卡縣地區法官珍妮·賈斯珀（Jenny Jasper）拒絕了他的假釋申請，裁定薛明升仍對社會構成威脅，他將在監獄中度過餘生。

2016年，薛明升再次申請假釋，也同樣被拒絕。

這對瑪麗一家來說無疑是個好消息。

（現年71歲的薛明升）

劫難之後

瑪麗和貝絲沒有生活在陰影中。

1981年，瑪麗傷勢痊癒之後，她和丈夫再度回到了菲律賓，繼續追求他們之前被打斷的夢想和使命。

瑪麗把這段遭遇視作自己生活中的一段「劫難」，劫難雖然可怕，然而它只是生命中的一段插曲，它無法毀掉未來，生活仍會繼續。

瑪麗的後半生無疑是美好的，她和丈夫歐文白頭偕老。隨着一兒一女雙雙結婚生子，他們也幸福地晉升為（外）祖父母。

從菲律賓光榮退休之後，瑪麗和歐文又回到了美國，定居在赫爾曼敦的老房子裡。在那裡，瑪麗度過了少女時代、考上了大學、與丈夫歐文初次見面。雖然已是滿頭白髮，瑪麗·斯托弗依然美麗動人。

（瑪麗和歐文）

貝絲如今也已長大成人，她終於明白，當年的母親曾為她做過怎樣的犧牲。雖然在她們獲救之後，母親就曾告訴她薛明升對自己做了什麼。但直到幾年以後，貝絲才真正明白這些話的含義，並因此憤怒了很長時間。不過貝絲從怒火中走了出來，她在一次採訪中說：

「我不覺得自己是可憐的受害者，沒錯，他當年的確傷害了我，但我早就走出了那段陰影，我可以戀愛、結婚、生子，過我想過的生活。而他的餘生都要爛在監獄裡，他才是可憐的那個。」

（貝絲和瑪麗接受採訪）

不讓傷害者獲勝的最好方式，就是好好地生活。

2019年，Lifetime拍攝了一部名叫《Abducted: The Mary Stauffer Story》的紀實電影，瑪麗·斯托弗這段遭遇再度引發了廣泛的關注。

傑森一家在此案之後基本上拒絕了所有的採訪。對於紀錄片和電影，他們都沒有發表評論。薛明升在2010年申請假釋的時候，傑森一家已經離開了明尼蘇達，沒有出庭，他們通過傑森的舅舅了解情況。

薛明升的假釋被否決後，傑森的舅舅代表傑森的父母，告訴薛明升的母親，他們一家已經原諒了薛明升。

（電影劇照）

對於薛明升的假釋被拒，瑪麗接受了採訪。她表示，雖然自己和女兒貝絲早已努力將那段「劫難」封印在過去，繼續她們的生活。但薛明升的假釋被拒，對她們和家人而言，依舊是個「解脫」。

之後瑪麗就沒有再出現在公眾面前。

截止目前我沒有發現她的訃告，所以這位現年78歲的偉大女性一定和她的家人一起，仍然低調、努力而勇敢地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