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謝英俊：講來講去都會回到《道德經》。《道德經》是一種非常積極的宇宙觀，它是對於過去上萬年的部落文明的總結，也包含了對當時社會轉變的反思。雖然《道德經》寫於兩千多年前，但依然適用於當下。

老子那時候的社會和今天完全不一樣，正如幾萬年累積下來的經驗面對當時的「現代化」，即農業文明的變革、技術的進步，必然會產生很多矛盾。所以，可以說，《道德經》是面對當時的現代性加以反思、批判而出現的一整套思想體系。人類文明的進程持續到現在，面臨着類似的危機，並且挑戰更加嚴峻。或許，我們可以回頭看看《道德經》，回到文明發展的源頭去找解藥。

謝英俊：美學是「天機」，是個人的感受，是個人的希望。這些可以分享可以溝通，但永遠沒有辦法取代個體對「美」的感知本身。我經常用其他的藝術形式，譬如文學，來表達對這方面的看法。

卡爾維諾在書寫中經常涉及「複雜性」。建築和人有着密切的關係，人居環境中的居住行為是非常複雜的。但是現代建築美學都趨向於「純淨化」而把人排除掉，真實的世界並非如此。

然後談「殘缺」，許多美學論述，如「侘寂」，常環繞在殘缺或遺憾的情境裡。什麼是美好？在千利休的美學觀里，將庭院整理打掃乾淨以後，他會選擇搖一棵樹，讓樹葉自然掉落。那種呈現其實不是完全透過個體去掌控的，甚至是在失控狀態下的，是對殘缺的歌頌。

環境和生活場域哪有完美的？到處充斥着殘缺和遺憾。這在藝術表現中是不可缺少的肌理。我曾在蘇州開會，會後崑劇團演出《牡丹亭》，這是我第一次認真聽、認真看。當唱出「原來奼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賦予斷井頹垣」時，感覺到強烈的衝擊。「良辰美景奈何天」，明明眼前美好的景致，可能馬上就沒了。我想，殘缺遺憾常是創作最迷人的角落，希臘悲劇或是歌仔戲哭調，為什麼會那麼打動人，不就在於此？我的美學觀念基本上都在這個架構下。很多東西是不可控的，但不是說要全部放手，而是只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謝英俊：「匱乏」的衍生是「弱」，這也和現在的主流觀念是顛倒的。其實匱乏始終伴隨着人類文明發展的過程。北歐的少數民族薩米族（Sami）曾經到邵族社區來交流，一直強調他們的文化和傳統工藝源自於「匱乏」，北極的資源是匱乏的，這可以想象，於是有所限制也是必然。當然，我們現在處於非常富裕的時代，往往會忘掉這件事情。但從永續的角度看，資源永遠是匱乏的。這樣說來，北歐的簡潔、沒有冗餘，其實是有很深的文化脈絡的。

我們在災區的工作始終跟「匱乏」與「渴望」這種共存的狀態有關。並且，這種匱乏的狀態不一定是物質層面的，也可能是精神層面，並且，匱乏所產生的「渴望」始終是一種創作的動力。

謝英俊：很多狀況不是我可以控制的，所有狀況都有「他者」的參與，有使用者參與。目前建築業的主流一直強調個人的力量，用自己的掌控能力去決定作品的好壞，但對我來說正好是顛倒，掌控力必須是有節、有度，而且有限，甚至我在其中是作為弱者出現的。

當下設計界大多追求光鮮亮麗奇巧，我們看看黃賓虹怎麼講「生」：「畫宜熟中生，生澀不浮華，自有靜氣而不甜俗。」「拙」是不過度雕琢，也有日本「侘寂」的概念，甚至意味着進一步地放手，即所謂「意到筆不到」。建築師應該把這個貼在辦公室，時時自省。尤其在當下這個商品化時代，一切都臣服於精美、愉悅，依賴於強烈的視覺刺激，此時聽聽黃賓虹的講法，如雷貫耳，當頭棒喝。

再看明代詩評家張岱怎麼講，一般人讚賞王維是「詩中有畫，畫中有詩」，不過，張岱批評說：「可以入畫之詩，尚是眼中金銀屑耳。」因為強烈的畫境會擠壓掉詩更多更豐富的內涵表達，結果只是金銀屑，雖然賞心悅目但沒那麼有價值，這也強調「離相」境界的重要。

「蕪」是綿密、複雜、無限延伸。卡爾維諾在《未來千年文學備忘錄》中講到複雜。小說常常會編織綿密的網絡來描寫生活中的複雜狀態，讓創作形成「縱深」。這點同現代建築或現代藝術美學正好相悖，當前的意識好像都在朝向極簡和抽象。關於複雜我也舉個例子，在 90 年代，寶藏岩是台北僅剩的幾處違建聚落之一，當時被規劃為公園預定地並進行拆除，後來經多方呼籲後決定就現況修繕保存。Marco Casagrande 受邀為駐市藝術家，找我一起在那裡做創作，構想是重新找回它被拆毀埋沒的有機層，那是生命的泉源，透過局部調整和搭建來重建它的血脈，讓以前社區複雜的社會網絡得以恢復。例如，大媽可以像以前那樣，抖抖顫顫地順着樓梯重新回來種菜。過程完全是隨機的，充滿了未知，繽紛龐雜的網絡是母體，我們在其間遊走。

謝英俊：這與佛經「善治素地」的觀念相似，講述一個好的畫工很會打底，使得各種顏色和造型可以突出，也暗示一個修行的人想要接收到真理，必須把自己放空。以六堆客家文化園區為例，那是 2004 年，我們團隊還在 「921」 災區協助社區及家屋重建，我們團隊這時候平台化跟使用者參與的觀念和操作手法已經很成熟，所以這項目我們也依循這思路，創造一個適合居民參與環境或平台，讓社區和民眾的力量可以參與進來，不僅於此，甚至希望各種植物也可以加入。「善治素地」的狀態就是使建築師的主體性漸漸弱化，使用者、參與者、他者的主體性顯現，要「互為主體」。

謝英俊：「互為主體」的狀態是現代哲學的探討焦點，也碰觸到建築師最深處的「病灶」。互為主體，意味着弱化設計者的個體意志，弱化「自我」這個角色。常民建築「互為主體」的建房體系是與部落價值息息相關的，相較於個人價值與單一作品的完整呈現，更強調開放、互動的體系，而不是把個人意志單方面貫徹在建築里。說實話，我哪有一個作品是所謂「完整」的？

我們強調協作建造家屋、「開放建築」，常民建築只提供框架，你做得到的去做，做不到的我提供支持，但建築師不能控制使用者，家屋亦會隨着居住者的需求而具備有機的可調整性。

謝英俊：任何一個角落，只要有人在的地方都可以。

謝英俊：只是我不太有機會做而已。其實我們關於城市的經驗是非常短淺的，西方的現代化城市出現在戰後，亞非拉第三世界的城市都只有幾十年的歷史，所以對於城市我們是非常無知的，犯錯也很正常。當今， 市民的自主性其實非常弱。我們希望建立真正屬於市民的城市。「人民的城市」講公共架構下的自主營建，關注怎樣通過建築把人民的自主性、自覺性調動出來。所以我們推動的所謂「公共設施」應該擴展到建築結構，包括樑柱、樓板、樓梯，把「構築」的力量、自主性全部留給市民。

如今，關於居住的太多決定權留在了地產商手裡，只有眾人參與才不會被資本壟斷。所以，我們強調建築的彈性、開放性、有機性。為什麼說我們要框架混泥土，框架是不能動的，它是兩層樓的，但中間的部分可以用木結構，用輕鋼結構，如此一來，它調動的可能性就比較大。建築師需要靠專業能力建立一個系統，系統性地解決問題，然後交給居民，讓他們發揮自己的想象力和創造力去建造。

謝英俊：明代歸有光寫《項脊軒志》，「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他看着自己家門口的枇杷樹慢慢長大，要四五十年才能寫出這樣的文字，而現在城市裡的人是沒有這樣的經驗的，怎麼寫得出來？我們好像丟失了很多東西。在地產的主導下形成的居住行為太粗糙了，城市裡的房子成了商品，不是家。這跟市場化、消費文化是密切相關的。並且，網絡又進一步把商品房消費推到極端。

謝英俊：CIB 國際建築聯盟對「可持續建築」的定義包含社會文化、經濟和環境三方面，缺一不可。而要追求真正的「可持續」，我們需要重構現在的文明，人手一本《道德經》（笑）。

常民建築的工作始終在「可持續」的框架里推進。譬如建一個可持續的合作社，核心就在於「居民參與，協力造屋」。2006 年，我們在河南省的蘭考縣建合作社，最重要的一環就是居民一起蓋房子。建房要公眾參與，就涉及「appropriate technology（適用技術）」，因為大部分人不會蓋房子。怎樣能讓普通人快速上手？降低技術門檻很關鍵，如此一來，合作社模式才能運作起來。

生態智慧、草根民主、社會正義、去中心化……這套價值體系得到了全球的肯定。要做到這些，如果沒有十足的決心，真的很難。我們在蘭考合作建房，一棟房子的減排量可以達到 43 噸二氧化碳——這還只算上了材料，不包括以後的運行，因為房子的保暖性特別好，以後的能耗更低。所以，可持續建築絕對不是簡單的「綠建築」，要把社會、經濟、文化和生活習慣結合起來，這才是有效的可持續。

謝英俊：蘭考合作建房是在2006年進行的，而中國大陸的「農民專業合作社法」在2007年才通過。在今天，這套方法是絕對可行的。在農村如果真的要做某件事情，農民沒有積極地投入，那這件事肯定不會做成。

謝英俊：我的基礎訓練與一般建築師不太一樣。我從工地做小工出身，對施工各方面都比較熟悉，所以我是會蓋房子的建築師。

可能正是因為這個背景，我和大多數建築師看待事情的方式、面對問題的態度有區別。如今，主流建築教育的訓練是不包括「自己動手蓋房子」這塊內容的。

我現在年紀有點大了，行將就木，已經沒有時間去謙虛了。要多講實話，不要去講那些虛偽的東西。其實，要到災區要去做任何事情都是很難的。各種為了生存所展現出來的生存本能都在那個場域裡。想要有所作為，絕對沒有那麼簡單。我們很容易對救災建築有一些不切實際的想象的，但需要祛魅。不是說我有什麼特異功能、我比人家厲害，而是因為我的經歷、我的基礎經驗與一般建築師很不一樣，所以我才有辦法在這個領域好像可以做一點事情。關於這一點必須要誠實，建築師不是可以隨隨便便到災區的。

謝英俊：懷疑啊，每天眼睛一睜開就開始自我懷疑。但對整體理念，我基本上是不懷疑的，但這種「不懷疑」是需要找到實實在在的落腳點的。我每天睡覺醒來想的事情就是怎麼讓這個落實執行，只要一想到這點，每天眼睛一睜開就覺得「不可能」（笑）。

謝英俊：我們最大的能量是來自於建築師以外的他者、災民、普通群眾，他們才是能量的源頭，我們需要將它激發出來，帶引出來。

在 2009 年的「八八水災」家屋重建項目中，我們協助了 13 個部落，大概蓋了近一千戶。這時離我開始從事協助災民重建家園已經快 10 年了。這個項目給我非常大的鼓舞，我一直堅持的所謂工業化、數碼化的技術，和當地的資源人力合作是在這個項目里才算徹底執行。當時經費特別緊張，而且時間非常短，我們要動員社區里幾乎所有的人來做這些事。這個項目在當時印證了我這一整套的做法。

2008 年汶川大地震後，阿壩州楊柳村全村85%以上的農房嚴重損毀，我們前去協助家屋重建，效果超出我想象的好。楊柳村是為數不多仍保留由傳統語言和文化的羌族村落，那裡本來就有自己蓋房的傳統，常民建築的輕鋼架運去以後，只需稍作解釋，當地人就能夠熟練掌握，並且與傳統工法與當地的自然材料相結合，甚至各種回收材料都能用上。這個項目基本上全部由在地民眾自己做，互相幫忙，經過一年的時間完成重建。結合了工業化產品系統與傳統工藝，造出來的房子每一間都不一樣。

1999年，地震發生後，我協助邵族部落做安置社區，當時懵懵懂懂的，有一個想法或觀念在腦海里，就頭也不回地做到底，一路走到黑。我要講的重點是，通過我們這一套營建計劃，能夠讓人那麼少、那麼「弱」的一個族群的文化得以保存和傳承，這個族群這麼有自信，幾十年間在整個社會站住腳，爭取他們應有的土地權、生存權，為什麼有那麼大的能量？在我看來，這種能量主要來自社區。儀式是文化的核心，而邵族部落各種各樣重要的儀式都在這個社區里進行。我們古書上講「周公制禮作樂」，你到這個社區來，一看就懂了。周公那個年代就是部落的時代，邵族的祭典保留了傳統音樂，仿佛會唱到你靈魂里。這個世界上只有兩種人，一種是聽過的，一種是沒有沒聽過的。很多的信仰是通過音樂來傳遞的。我待在這邊二十幾年了，常常要聽邵族的音樂。他們現在過着現代化的生活，但是依然保存着祖靈信仰，也就是泛靈崇拜。

謝英俊：對，以前台灣的原住民都是室內葬。這與部落人的生命觀、宇宙觀有關，就是說人的死亡並不是決然斷裂的，生命有來有去，這一切都是延續的。按照原住民的話來講，「換地方吃飯睡覺，有什麼了不起」。對於原住民來說，生老病死是很自然的現象，沒有什麼好害怕或迴避的。

謝英俊：「互為主體」是部落文明的核心。我經常覺得，我們談建築史的眼光太短，應該跟人類學多交流。人類的建築行為伴隨着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因此，應該要用人類史的視野來看。人類的部落文明持續了幾萬年甚至是幾十萬年，我們的現代文明才幾百年，現代化才幾十年。所以，部落文明代表的是幾十萬年的積累，是思想家老子的觀念核心。

謝英俊：當然。

本文刊於《IDEAT理想家》2022年10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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