鑽石舞台

撰文 |吳家睿(中國科學院生物化學與細胞生物學研究所研究員)

《槍炮、病菌與鋼鐵》討論的是眾人關心的一個宏大命題：人類社會的演化。戴蒙德在這本600多頁的巨著中分析了地球五大洲不同的人類社會在過去1.3萬年的歷史。該書在1997年首次時就引起轟動，迅即於次年獲美國普利策獎和英國科普圖書獎。那麼，這本書的主要結論是什麼呢？應該是「各族群的歷史循着不同的軌跡開展，是環境而非生物差異造成的」。下面我們就沿着這個主要結論看一看作者的思考路徑和推理過程。

《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

出版時間：2022年1月

者：[美]賈雷德·戴蒙德

譯者：王道還廖月娟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

戴蒙德攻讀的是生理學博士學位，隨後30多年主要從事鳥類演化研究。這樣的學術背景使得他容易從生物學角度看世界，「因此，我涉足演化生物學的經驗對我研究亞力的問題幫助很大」。「亞力的問題」是作者借一位新幾內亞政治家亞力之口提出來的：歐洲白人社會與非洲黑人社會的發展軌跡為什麼會有如此之大的差別？這正是該書最關注的問題，而且整本書就是要解答這個問題。

演化生物學的主流是達爾文進化論，其基本規律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戴蒙德博士顯然是基於這個理論來看待人類社會的變遷的。

戴蒙德博士認為，白人也好，黑人也好，不同人種之間並沒有什麼體質和智力上的根本差別。他甚至認為，「那些仍在『石器時代』生活的族群，智力非但不比工業社會裡的人遜色，或許反倒更勝一籌」。因此，在生物學方面「人人平等」的前提下，不同社會發展的差別和演化的動力就被歸結為環境了：「各大洲上的族群，有截然不同的大歷史，原因不在人，而在環境」。

戴蒙德博士在書中把驅動人類歷史演化的環境差異總結為四類。第一類是自然資源方面的差異，主要指環境中可以作為食物的可供馴化的動植物資源。食物越多，能夠供養的人口就越多。

戴蒙德博士由此還提出了一個獨特的觀點：稠密的人口有利於病菌的演化，進而使這類人群對病菌更有抵抗力。因此，歐洲與非洲相比，在自然資源方面占據了明顯的優勢，進而導致了人口數量增加和人群生理性質的改變。第二類是氣候和生態環境方面的差異，主要是指影響農業傳播的自然條件。由於歐亞大陸在氣候和生態環境方面沒有明顯的差異，因此食物生產在歐亞大陸上的傳播最迅速，而非洲和美洲這兩塊大陸的生態障礙不利於農作物的傳播。這種特點使得歐亞社會形態能夠產生迅速的演變，從狩獵—採集社會演進至農業社會。第三類是影響技術洲際傳播的地理差異。歐亞大陸的主要軸線是東西向，沒有顯著的地理與生態障礙，與外界溝通較為容易，這使許多發明可以從歐亞大陸上的一個點迅速傳播到同一緯度的另一個點；非洲和美洲的主要軸線是南北向，其地理與生態障礙使得其與外界的溝通比較困難，導致技術發明難以在非洲和美洲流通。第四類是各大洲在面積或人口總數上的差異。面積越大、人口總數越多的洲，就有可能出現更多的發明家，導致更大的競爭和新發明的壓力。歐洲大陸的槍炮和鋼鐵顯然就是由這樣的技術創新壓力而來的。

戴蒙德博士對環境與社會關係的認識在一定意義上屬於「環境決定論」的觀點。「環境決定論」最初由德國地理學家拉采爾在19世紀末發表的著作《人類地理學》中提出。該觀點認為，人是地理環境的產物，其活動和發展受到地理環境的支配，而位置、空間和界線是支配人類分布和遷移的三個主要地理因素。戴蒙德博士對「環境決定論」有着明確的認識：「環境地理和生物地理影響社會的發展，這當然不是新觀念。然而今天的歷史學家卻嗤之以鼻：有的認為它不是錯了就是簡化了實況；有的覺得它同環境決定論無異，不予相信；有的乾脆把解釋全球族群差異當成無解的難題，束之高閣。但是，地理的確會影響歷史，問題在於影響的程度如何，以及地理是否可以解釋歷史的普遍模式。」作者認為，隨着遺傳學、分子生物學和流行病學等各門新學科的出現與發展，「以新的觀點解答這些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了」。

戴蒙德博士在該書「開場白」中的第一段話是這樣寫的：「這些差異是世界歷史中最基本的事實，但出現差異的原因不明朗，且有爭議。」因此，作者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是要尋求人類社會演化的因果關係。在作者看來，歷史研究中的因果關係可以分為兩類：近因和終級因。近因是指與歷史事件直接關聯的因素，而終級因則是指影響或決定世界大歷史的模式，「歷史科學研究的是近因與終極因的因果過程」。作者在書中對近因給予了充分的分析和討論。「我們對近因已有腹案：有些族群着了先鞭，發展出槍炮、病菌、鋼鐵，以及其他增進政治、經濟力量的條件；有些族群什麼名堂都沒搞出來」。重要的是，作者更為關注終極因，「找出近因後，自然引出終極因的問題：為什麼槍炮、病菌、鋼鐵站在歐洲人這一邊，而不是非洲土著或美洲土著那一邊」，「分析近因是本書比較容易的部分，困難的是找出終極因。哪些終極因導向了近因並帶來了這樣的結果」。

戴蒙德博士在圖4.1中繪出了造成歐洲文明社會與非洲文明社會發展和變遷路徑差異的因果鏈示意圖，即地理條件（如大陸軸線的方向）和生態因素（如容易被馴養的野生動植物的數量）是造成歷史差異的終級因。這些環境「終級因」導致了這兩個大陸食物生產的差異，食物生產差異的「次終級因」則造成人口數量和密度的差異，人口差異進而成為導致兩個大陸在病菌演化、技術發明和社會結構等方面產生差異的近因，其最終結果就是歐洲人通過槍炮、病菌與鋼鐵征服了非洲大陸。作者是這樣強調的：「非洲與歐洲的歷史發展不同，終極因是兩大洲的族群繼承的不動產不同」。

本圖來源於《槍炮、病菌與鋼鐵》 中信出版集團 2022.1

雖然戴蒙德博士在書中把環境因素視為歷史發展的終極因，但他也認識到環境因素不可能是唯一的。他在該書的序言中寫道：「本書充其量是指出了幾組環境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亞力的問題。然而，找出那些因素，更凸顯出我們沒有把握的部分，若要釐清，還有待未來的努力。」在這些難以把握的因素中，作者特別指出了與環境無關的文化因素：「這些例子都在圍繞文化特異性的問題，所涉及的範圍也很廣，那些文化上的特異之處與環境無關，剛發展出來的時候似乎無足輕重，卻可能演化成影響深遠、屹立不搖的文化特徵。文化特異性的意義，是我們目前還無法作答的重要問題。」

讓戴蒙德博士難以回答的問題（文化在人類文明演化中扮演何種角色）在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出版的一本譯著《人類成功統治地球的秘密——文化如何驅動人類進化並使我們更聰明》中正好有着系統和深入的討論。哈佛大學人類進化生物學系教授約瑟夫·亨里奇認為人類是「文化物種」，他在該書中這樣寫道，「不同於其他物種—人類已經形成了一種文化並沉溺其中」，因此，「一旦這些實用的技巧與經驗經過數代人的傳遞得到積累和提升後，自然選擇就會青睞那些更好的文化學習者」。

戴蒙德博士在該書的圖4.1中把歷史因果鏈描繪成「單向」的：從終級因「環境」導出「食物生產」，進而導出槍炮、病菌與鋼鐵等近因，最終結果就是歐洲人征服了非洲。

然而，亨里奇博士卻在人類文明演化過程中發掘出了更為複雜的因果關係。首先，人體的生物學特性與文化之間有着緊密的相互作用，他稱之為「文化—遺傳的共同演進」，「這種文化學習能力也引起了整體文化知識的積累與形成的遺傳演進之間的互動，並持續對我們的人體結構、生理機能與心理狀態產生影響」；此外，「文化通過衍生出各種社會規範改變了人類基因所處的環境」。

更重要的是，享里奇博士在他的書中提出，「集體智慧」是人類文明演化的真正推手：「人類取得成功的秘密不在於個人智慧，而在於所在群體的集體智慧。集體智慧是綜合了我們的文化與社會性質後共同形成的。」因此，在享里奇博士看來，「集體智慧的核心內容能夠解釋為什麼相互往來更頻繁的社會能夠產生更先進的技術」。由此可見，各位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要認識到戴蒙德博士那種基於環境終級因的單向歷史演化觀之局限性。

本文摘自《槍炮、病菌與鋼鐵》解讀別冊 中信出版集團 20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