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發了《投資踩雷50年之1998：廣東國際信託破產》，想借當年的國投提醒下現在的城投信仰。然後某信託大佬讀完說：當年國投的發展史跟城投的發展史幾乎一毛一樣，不信你看看。
然後給我寫了個對比稿。正文是國投的歷史，紅字是城投的歷史，大家看看是不是真的是歷史的輪迴。
「國投」的前車之鑑，是否會為「城投」的後事之師？
投資本就是一個概率的問題，本文並非在預言城投債會出現違約或者展期，本文主要作用是提醒那些抱有堅定城投信仰的投資者，城投信仰並非是堅固的鐵板一塊，反而已經搖搖欲墜了。
1979年，在鄧小平、葉劍英等高層領導的倡導和支持下，榮毅仁於1979年10月創辦了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也就是現在的中信集團。雖然公司名叫信託投資公司，但具體做什麼業務大家都不清楚。公司成立之初多以接待來華考察的外國人員，為國內外企業「牽線搭橋」為主。由於那時候由於沒有寫字樓、酒店業也以國賓館和招待所為主，中信索性做起了房地產生意。投資建設了中國第一高樓北京國際大廈，這是中國第一座高檔涉外商務辦公樓。房地產業務率先起步讓中信賣出了第一步，而中信的快速發展則源於境外發債融資。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各部門都鉚足勁準備大幹一場，國務院有關部門簽署了22個成套設備項目的進口協定，共需外匯130億美元。而 1978年末，我國外匯儲備僅為1.67億美元。那是一個動不動就「姓資姓社」的年代,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30多年,既無內債也無外債的狀態已經深入人心，國家向外資借款成了「向洋人借錢」，是萬萬不可接受的事情。國家22個重點項目之一的江蘇儀征化纖一期工程因資金不足瀕臨停工。中信提出了由中信集團境外發債的解決方案。1982年1月，中信在日本成功發行100億日元私募債券，使儀征化纖項目起死回生。這使中信成為新中國第一家在境外募集資金的發債主體。中信公司發債成功後，為國家建設對外籌措資金的重任落到信託肩上。信託的重任變成了一手對外融資，一手對內建設。那時候的信託，和現在的「受人之託、代人理財」沒有任何關係，純純的國家對外借款的「窗口公司」，一個投融資平台。那時候的信託還有一個名字，叫「國投」。現在還有很多信託公司沿用當年的名字，如「深國投」、「陝國投」、「北國投」、「國投泰康」。（城市公司產生於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的政府經營城市的大背景下。1991年，上海率先成立城投，之後，重慶、廣東等省市也相繼成立。1994年，分稅制改革使地方政府「財權」和「事權」的矛盾逐漸出現，而地方政府為了實現「以經濟發展為核心」，紛紛開始成立投融資平台。在這一階段，政府投融資平台只是個載體，自身並無資產，而是由財政部門、建委共同組建，公司資本金和項目資本金由財政撥款，其餘以財政擔保向銀行貸款。199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預算法》開始實施，地方政府不得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地方政府不具備發債的權利，也不具備直接向銀行借貸的權利，便建立融資平台繞過法律規定進行融資，在這段時期，地方融資平台逐漸成為地方政府進行融資的重要途徑。）1980年12月，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成立，是廣東省人民政府的全資直屬企業。大家也經常會簡稱其為廣信、廣國投、廣東國投。公司成立之初即定位為廣東省投資與對外融資的窗口。1983-1985年，廣信先後與日、美、英、法等國38家銀行簽訂了貸款協議，信貸額度超過 3 億美元。1986、1987、1988 年，每年都向香港及歐洲等地發行大額債券。而在整個 1980 年代，由財政部發行的中國政府主權債才只有一筆，就是1987年10月在歐洲發行的3億德國馬克債券。國家對外債務融資均由各「窗口公司」進行。1989 年，廣信被確定為全國對外借款窗口，並被稱為廣東省人民政府的「窗口公司」。（2008年次貸危機爆發，中央政府推出4萬億投資計劃，地方政府大力投資基建。2009年3月央行和銀監會聯合推出「支持有條件的地方政府組建投融資平台，發行企業債、中期票據等融資工具，拓寬中央政府投資項目的配套資金融資渠道。」從此城投公司如雨後春筍般湧現，成為基建的主力軍和融資的主抓手。城投債的規模也從那時候開始逐步擴大。）1980 年代末期，廣信左手從外獲得借款，右手對內開展投資，經營規模不斷擴大，成為以金融和實業投資為主的，擁有數百億元資產的大型企業集團。它投資參與了三千多個項目，涉及金融、證券、貿易、酒店、能源、通訊等數十個領域，並在房地產業大肆投資，成為「廣東第一地主」。作為「廣州地產之母」，1988年，廣信房產以2.808億元中標競得廣州花地灣地塊，樓面地價為218元/㎡，這是廣州第一個通過招標轉讓形式出讓的用地項目。（這個事情大家mark一下，後面還能呼應上）1992年，廣信建成了其標誌性建築廣東國際大廈，高達63層，不僅是廣州地標，還是上世紀90年代大陸著名的第一高樓。1993年，國際評級機構穆迪和標準普爾，分別將廣東國投評為BAA1和AAA的信用等級，與中國國家主權評級比肩而立。1994年5月，廣信總裁黃炎田的照片登上了美國《商業周刊》的封面，被形容為「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屆時，廣信是僅次於中信的第二大信託公司。那是廣信最高光的時刻，也是其由盛轉衰的開端。（由於城投帶有隱含的政府信用，故融資非常容易。容易融到的巨額資金也促使了部分地方政府大搞政績，超前基建。貴州省獨山縣大設平台公司對外融資400億元，絕大多數融資成本超過10%。打造「天下第一水司樓」「世界最高琉璃陶建築」等形象工程、政績工程。）1990年代以後，信託業面臨的政策環境也在變化。國家的對外引資戰略有所調整，開始更多地發行國家主權債。1995年國家更明確規定，地方政府不可自行舉借外債，政府也不能再為窗口公司提供擔保，並決定對外債實行全口徑管理。這樣，廣信這類窗口公司不再擁有原來的特殊地位。標普將廣信的信用評級降為BBB級。（2014年5月20日，國務院出台《關於2014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任務意見的通知》規範政府舉債融資制度，指出要建立以政府債券為主體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剝離融資平台公司政府融資職能。同年10月2日，國務院發布了《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明確規定「政府債務不得通過企業舉借，剝離融資平台公司政府融資職能」。）由於廣信盲目投資，亂鋪攤子，在多個項目上投資失敗，其不良資產也在逐漸累積。多年以後司法部門調查發現，「1992年以來，廣東國投公司由於經營管理混亂，存在大量高息攬存、賬外經營、亂拆藉資金、亂投資等違規經營活動。」一些細節則觸目驚心：連公司高管都不知道旗下到底有多少家子公司；27家境外公司甚至完全沒有報表資料；某高管一張白條划走50萬美元，事後才補辦轉貸手續；美洲公司高管到美國後生了3個孩子，竟連買紙尿布的錢都在公司報銷……（獨山縣每年財政收入不足10個億，卻通過高達400億的債務建造了水司樓、香港科技城、獨山大學城、盤古莊等形象工程、政績工程。絕大部分項目均爛尾。2019年12月5日，獨山縣委原書記潘志立涉嫌受賄、濫用職權案在安順中院開庭審理。潘志立被控為他人牟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數額巨大；濫用職權，擅自決定低價出售國有土地，給國家造成經濟損失。情節特別嚴重，應當依法以受賄罪、濫用職權罪處罰，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獨山縣原縣長梁嘉庚，也因受賄罪獲刑10年，並被處罰金100萬。）
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廣信逐漸進入還債的高峰期。由於經營不善，嚴重資不抵債，廣信不得不採用「借新還舊」、「借短還長」、「借高還低」的辦法加以應付，利用信託牌照優勢大肆向自然人以高息吸收存款。（部分城投公司由於經營不善，嚴重資不抵債，不得不採用「借新還舊」、「借短還長」、「借高還低」的辦法加以應付，甚至利用「偽金交所」、「偽私募」等非法手段向自然人募集資金。在標準化市場債券也大搞結構化發行，通過質押式協議式回購等形式募集資金。）1998年是廣信的還債高峰年，廣信到期外債超過12億美元。當時面對東南亞金融危機，國家為確保中國的對外經濟安全，開始加強對外匯市場的管理。由於廣信存在違規嫌疑，中國人民銀行調查小組在1998年6月份進駐廣信，廣信債務危機隨即被揭露。廣東省政府副秘書長、廣信破產清算組組長劉昆回憶說：「當時廣信及其在海內外的下屬公司，三天一個電報，五天一份傳真，向廣東省政府緊急報告面臨的巨額支付危機。（截止2020年9月末，超過40家城投公司的商票逾期，裡面不乏江蘇常州、江蘇泰州、山東淄博、濱州等一些經濟發達省份的城投主體。
2022年8月29日，清算所公告稱未能足額收到蘭州城投應支付的「19蘭州城投PPN008」的兌付資金，無法完成債券付息兌付。
但當晚20：30銀行大額付款通道開通後，蘭州城投及時將利息付款至PPN專戶，完成了兌付，未構成實質性違約，給投資者吃下了一顆定心丸，也讓市場再一次相信了城投的剛兌信仰。
但從本質上看，蘭州城投未能在下午5點前將兌付資金劃轉至清算所，從該角度來講可認為是技術性違約。）
1998年10月6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鑑於廣信不能夠支付到期債務，從即日起實施行政關閉。並由中國人民銀行組織清算組，對該公司進行關閉清算。1998年10月6日，人民銀行宣布對廣國投實施為期三個月的行政關閉清算。在此期間，廣國投的經營亂象徹底暴露，迫使廣東省政府放棄了重組打算——據稱重組的代價高達370億元。廣信數百億元人民幣的債務80%以上借自包括日本、美國、德國、瑞士、中國香港等國家和地區130多家著名銀行。廣信問題一開始便在國際金融界掀起軒然大波。1999年3月，九屆人大二次會議閉幕後的總理記者招待會上，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針對日本記者有關廣信事件的提問曾有如下回答：「廣信申請破產這件事情，是中國金融改革過程中的一個個別事件。它向全世界發出一個信息：中國政府不會為一個金融企業還債，如果這個債務不是由各級政府所擔保的話。這就是說，外國的銀行和金融機構對這些金融企業進行貸款時，必須進行風險分析，審慎從事。大多數輿論都認為中國這種做法堅持了金融改革的原則，符合國際慣例。」1999年7月，日本首相小淵惠三訪問中國，與中國總理朱鎔基會談時，曾特別提及廣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廣信）破產之事，並指出這是中日之間嚴重的雙邊問題，影響深刻，要求中國妥善處理。日本外交一向奉行政經分離，一國之首卻對個別企業問題表示關注，這是非常罕有的事。針對日本方面的異議，時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戴相龍說，中國的中央政府並未為廣信提供擔保。他承認在過去的時間裡地方政府在行為方式上確實有干預金融業的情況發生，但中央政府已經堅定不移地實行政企分開，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行重組，對重組無效的實行破產顯然是項重大改革。（目前的城投債均未獲得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擔保，也一直在發文件釐清關係。2017年4月《關於進一步規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行為的通知》中指出：「融資平台公司在境內外舉債融資時，應當向債權人主動書面聲明不承擔政府融資職能。」）廣信東窗事發後，廣東省政府曾計劃撥款80億元拯救廣信，債權銀行也已同意放寬期限，但中央政府仍然採取了關閉廣信的措施，向市場傳出了明確訊號：以後中央政府不會再對金融「惡瘤」進行輸血挽救,而將予以徹底根治和剷除。同時也意味着由以往國家包攬「問題」金融機構的處理方式,改變為依據《破產法》、《公司法》處置,金融機構和存貸者也要共擔風險。廣信破產清算曆時4年，2003年2月28日，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呂伯濤宣布：廣信破產案終結破產程序。經廣東高院、廣州中院、深圳中院審理，廣信及其3個全資子公司廣東國際租賃公司、廣信發展公司和廣信深圳公司的破產清償率分別為：12.52%、11.5%、28%和19.48%。對於廣信違規吸收的涉及2.5萬人、總額達7.8億的居民個人存款，由廣東省財政廳墊支資金，在有關法院受理廣國投破產案前，以中國銀行名義收購儲戶的債權，向儲戶支付存款本金，但利息不予償付；對於存款超過50萬元的居民個人的債權,需經有關部門組成小組甄別批准後，支付本金。（沒錯當年信託公司是可以吸收存款的，而小額存款還是一直有保護的）廣信的破產，引發了一場廣東金融大整頓，同時拉開了我國信託業第五次大整頓的序幕。從此，中國信託業與銀行業、證券業嚴格的分業經營、分業管理，這次整頓於2001年結束，全國信託公司的數量從數百家降到了68家。廣信破產是中國首家金融機構破產案，打破了我國金融機構不能破產的信仰。給中外債權人都做了一次代價昂貴的「風險教育」。（2018年9月13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下發的《關於加強國有企業資產負債約束的指導意見》中指出「對嚴重資不抵債失去清償能力的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公司，依法實施破產重整或清算」。）2017年，在廣東高院第一次裁定廣信終結破產程序14年後，廣信旗下的不良資產包被萬科以551億元拍得，成交價比廣信破產時總資產的2倍要多，讓債務得以償清。這塊地，就是1988年廣州第一個通過招標轉讓形式出讓的用地項目，廣信房產以2.808億元中標競得的廣州花地灣地塊。樓面地價由1988年的218元/㎡，躍升至2017年的41582元/平，足足翻了190倍。隨着這場拍賣完美結束，也表明跨時近20年的廣信破產案終於畫上句號，2021年2月2日，廣東高院裁定全面終結該案破產程序。借着中國地產的東風，當年的債權人終於在20年後收回了本金。（20年，遵義城投銀行貸款展期也是20年。20年以後的100塊本金折現到現在還能值10塊錢麼？）
總結與反思
一切信仰都是用來打破的，我國走市場化、法制化的道路也是堅定不移的。
信託公司作為國家融資平台的特殊歷史時期過了以後，就要客觀的以一個企業的視角去看待他了，不能一直留在有政府背書的落後思想。
現在的城投和當年的信託一樣都是特殊歷史時期，由於政府不便或不能對外舉債而產生的投融資平台，隨着政府可以直接對外舉債而消亡。是不是我們也早就應該要以一個企業的視角去看待他了？
一個大量外債的金融機構尚且如此，承擔如此巨大的國際負面輿論直接破產。那些幾乎全部都是結構化融資的高成本城投平台如果破產或者展期，這個代價相比於當年的國投未免也太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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